作者: 黃庭堅 Huang Tingjian
黃庭堅(1045-1105年)，字魯直，號涪翁，自號山𠔌道人，分寧(今屬江西)人。治平(1064-1067年)進士，歷官北京國子監教授、《神宗實錄》檢討官、著作郎、起居捨人等。卒，私謚文節先生。黃庭堅思想上兼受儒釋兩傢的影響，政治上屬舊黨，屢遭貶謫，坎壈終生。山𠔌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擅行草，是宋代四大書法傢之一；長於文，與秦觀、晁補之、張耒同出蘇軾門下，人稱“蘇門四學士”；尤工於詩，和蘇軾一道，成為變化唐音、奠定宋格的代表詩傢，世稱“蘇黃”。劉剋莊評其“薈萃百傢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奠口筆，穿異穴，間作古律，自成一傢”(《後村先生大全集》捲九十五)。而門人親黨，競相推重，衍為末流，遂成江西詩派。黃庭堅平生著述甚豐，有《山𠔌內外集》四十四捲，別集二十捲，詞一捲，簡尺二捲，均收入《四庫全書》，並行於世。《宋史新編》、《東都事略》、《皇朝名臣言行續錄》、《元祐黨人傳》、《皇宋書錄》均有傳。宋人任淵有《山𠔌年譜》。
黃庭堅論詩之語甚多，惟無詩話之作傳世。蔡夢弼《草堂詩話》書中稚引有《黃山𠔌詩話》之目，郭紹虞“疑時人纂輯為之，非出山𠔌自著，今其書亦無傳本”。《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草堂詩話》，《竹莊詩話》，《詩人玉屑》皆有錄存，今據以輯選二十七條。
黃庭堅論詩，本儒傢詩教，一方面認為詩“非強諫爭於庭，怨忿詬於道，怒鄰駡座之為也”，反對譏彈時政，以詈駡訕謗為詩。如果詩人表現了“訕謗侵陵”的思想，以致“承戈”“受矢”，因詩得禍，就必然有“失詩之旨”(見《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他指出東坡的“短處在好駡”，要後學“慎勿襲其軌”(《答洪駒父書》)，王張詩人“抱道而居”，語不涉時；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文章“乃道之器也”(《次韻報揚明叔》)，“詩要書一代之事”，要有益於世，“非有為而不發”，強調詩人“情之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一定要使“聞者有所勸勉”，“其興托高遠，則附於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於《楚辭》”(《鬍宗元詩集序》)。這兩種出自一人，看似矛盾的主張，其實是有其社會的和文學史的原因的。作為詩人，他不能無視詩歌的社會作用和思想內容，但又缺乏膽識，於是轉而埋頭於形式的研究；在詩歌創作上，有天才、能獨創者嚮不多見，而有志於為詩者卻不乏其人，於是轉而講求佈置法度，成了他們的需要；山𠔌出於蘇門，纔不及蘇，又懾於蘇之遭際坎坷，意欲獨闢蹊徑，以期全身免禍，津津於儒傢詩教，提倡規摹古人，實屬勢所必然。
在詩歌創作的源泉問題上，黃庭堅認為詩是人的感情的表現，“詩者人之情性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此亦古代詩話中的常見之論，但他作了新的發揮，回避了現實生活的內容，強調熟讀古書，追摹古人，把書本作為創作的源泉，認為“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來”，又謂：“若欲作楚詞，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詞，觀古人用意麯折處，講學之後，然後下筆。”他還認為詩有“未至”者，都是由於“探經術未深”。王觀復之所以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就是因為“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及得其規謀。黃庭堅極其推崇杜甫，認為杜詩之偉大僅在其學識淵博，“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大雅堂記》)。無視杜甫從現實生活中吸取創作營養的一面。他所欣賞的也衹是“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答洪駒父書第二首》)，因此他不談杜詩中積極的思想內容，而單純追求它的藝術技巧。他所極力肯定的也衹是杜甫到夔州以後所寫的那些律法精嚴的作品。這不但說明了他未能真正領會杜詩的偉大價值，而且也導致了他以流為源的詩論主張的錯誤。然而他主張繼承和學習古代優秀詩人的遺産，以提高藝術表現技巧，又有其合理的一面。
為了矯正和反對西昆體華豔柔靡之風，黃庭堅反對庸俗，排除淫豔，聲言“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贈高子勉四首》之一)，力圖另覓新路。但他又認為“人才有限，詩意無窮，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冷齋夜話》)。於是他沉醉於藝術技巧的探求，高談句律，旁出法度，深究詩病，多用奇文硬語、險韻拗律，甚至“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寧字不工，不使語俗”，並把東坡提出的“以故為新，以俗為雅”的論詩主張，加以改鑄和誇大，作為創作的基本綱領。在黃庭堅看來，所謂“以俗為雅”，即以經史雅言、文語俗語，熔鑄為詩，進而“鈎深入神”，避俗去熟，造成一種新的句法風格；所謂“以故為新”，即後來被江西詩派奉為“不傳之秘”的形式上的“點鐵成金”和內容上的“脫胎換骨”等法。“點鐵成金”，即勸古人陳言”加以點化；“脫胎換骨”，即取古人之意加以形容。“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脫胎法。”(《野老紀聞》引，又見《冷齋詩話》)黃庭堅稱此為“詩人之奇”，是創作中“百戰百勝”的“孫吳兵法”(《再次韻揚明叔小序》)。點化前人詩句，加以推陳出新，使比原作更加豐富生動，更加深刻凝煉，原是詩歌創作中之一法。由此觀之，山𠔌之論，並非全無是處，不應以“剽竊之黠”(王若虛《滹南詩話》)一概斥之。但把它視為創作的不二法門，以藉鑒代替創造，卻又是有害的。黃詩風格奇峭，別成一傢，但畢竟“終在古人後”，這完全是由他忽略內容偏於形式所使然。當然，他也不是完全不要內容，他嘗謂：“凡作文章，皆須有宗有趣”，又謂詩“當以理為主，理安而詞順”(《與王觀復書第一首》)。這裏的“理”，既指寫文章之法度規則，也含有社會道德規範、規律的內容；至於“宗”、“趣”，就是指作品的主題和思想旨趣。他講究技巧，卻並不以雕琢工夫為最高成就，贊揚杜甫“無意於文”而“意已至”(《大雅堂記》)，杜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與王觀復書第一首》)；論謝靈運、庾信之作，則病其傷於雕琢。由此可見，黃庭堅的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和江西詩派及其末流的形式主義傾嚮，還是有所區別的。
哈哈兒據《山𠔌集》、《中國歷代詩話遜、《宋詩話全編》等摘錄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