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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領導人 Leaders of the Red Army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項英(1898.5—1941.3.14),原名項德隆,化名江鈞、江俊、張成。湖北武昌人。1913年進布廠當工人。1920年曾在武漢組織過紡織工人罷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漢江岸籌建鐵路工人俱樂部。192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長期在武漢、上海等地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工作,曾任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總工會總幹事,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組織主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為反對資本傢的剝削和壓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進行了堅决鬥爭。他參與領導的1923年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發展。1926年秋起,在武漢組織工人糾察隊,任總隊長,配合北伐軍作戰,維持社會秩序,參與收回漢口英租界和反夏鬥寅叛變的鬥爭。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到上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同年7月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後又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産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1929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中共黨團書記。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1年1月起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澤東一起,决定建立紅軍總政治部,明確其職責以及政治委員與政治機關之間的關係。對江西紅軍和蘇區的“肅反”擴大化進行嚴肅批評,提出以教育為主來解决黨內矛盾的正確主張,但受到錯誤的批評。4月被撤銷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改任軍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代理主席。發佈命令,確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之日為工農紅軍成立紀念日。積極領導擴建紅軍,編組新的師和軍團。主持製定《中國工農紅軍誓詞》,建立紅軍中的奬勵制度。動員和組織群衆發展生産,籌措給養,保證前綫供應。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曾主持籌備中華蘇维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成立蘇维埃臨時中央政府,並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副主席。
  同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徵。根據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軍委分會主席,與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等一起,率留在蘇區的紅24師和地方武裝1.6萬餘人,掩護紅軍主力進行戰略轉移。11月底鑒於形勢惡化,逐步作出獨立自主堅持鬥爭的部署。1935年2月後,根據遵義會議後中共中央的指示,組織紅軍和遊擊隊分路突圍,轉入分散的遊擊戰。在與中央失掉聯繫、國民黨軍持續“清剿”的極端睏難條件下,緊緊依靠群衆,恢復黨的基層組織,及時調整策略,變換鬥爭方式,領導贛粵邊遊擊區軍民作殊死鬥爭(見贛粵邊紅軍三年遊擊戰)。曾將遊擊戰術編成歌訣,教育紅軍遊擊隊提高鬥爭藝術,巧妙地與敵周旋,靈活地打擊敵人。和各遊擊區指戰員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遊擊區革命支點,保存了革命骨幹。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對於南方遊擊區工作的决議》,對項英和南方各遊擊區軍民的鬥爭給予高度評價。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和陳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團结抗日的精神,先後在贛州、南昌與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停止衝突、合作抗日的談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軍副軍長、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後改為東南局)書記、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書記。依據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國共産黨到武漢同國民黨當局談判,就新四軍的具體編組達成協議。1938年春,嚮各遊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用很短時間將分散在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編組為新四軍。接着,派出先遣隊赴敵後作戰略偵察,陸續組織部隊嚮蘇南、皖南、皖中敵後挺進,開展遊擊戰爭。抓緊東南各省中共地方組織的恢復、建立和發展,在長江南北地區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重視部隊建設,強調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大力培養幹部,努力提高軍政素質。1940年4月在皖南指揮春季反“掃蕩”,10月參與指揮秋季反“掃蕩”,共殲日偽軍3000餘人。但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嚮敵後發展的措施不力,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準備不充分,對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的轉移未能抓住有利時機,在1941年1月轉移途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事變後,率軍部10餘人隱蔽於附近山區,3月14日凌晨在涇縣蜜蜂洞被叛徒殺害。遺骸於1955年6月19日移葬於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1990年,在武昌為項英立了銅像,鎸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題詞:“項英同志浩氣長存”。
  1998 年5 月13 日,經黨中央批準,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項英誕辰100 周年座談會,吳邦國、曾慶紅、張震等同志參加了這次會議。遲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軍委發表講話,對項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評價。指出:“項英同志是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傢,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傢,黨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的名將之一”。
  主要著述有《三年來堅持的遊擊戰爭》、《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經驗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1937)、《項英將軍言論集》(1939)等。
項英同志被害經過 Comrade killed by Xiang Ying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餘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始北移。1月6日,當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英勇抗擊,激戰7晝夜,終因衆寡懸殊,彈盡糧絶,除傅秋濤等2000餘人分散突圍外,少數被俘,大部分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後在蜜蜂洞被副官槍殺遇難。
  項英與周子昆遇害前,還在躲藏的蜜蜂洞內下棋,談笑風生。叛徒劉厚總將兩人殺害後,也沒有得到國民黨的賞賜,反而被關進了監獄。皖南事變中,軍長葉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中犧牲。由於濂坑村的群衆基礎好,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來到這裏。茂林鎮黨政辦主任王永明介紹說,項英他們在地下黨的帶領下來到他嶽父的父親薑嶽凡(又名薑德貴)傢。薑嶽凡是地下黨,能夠充分信任。在薑嶽凡傢住了三天後,轉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薑嶽凡則擔負着部分警戒任務。看到國民黨部隊進山搜查,他便在門口挂一件白色衣服,通知山上人員註意躲避,減少活動;國民黨部隊走了,他就在門口挂一件紅色衣服,表示暫時安全,可以出來活動了。由於這裏樹密山陡,始終沒有被國民黨部隊發現,然而,項英和周子昆卻倒在叛徒的槍下。
  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副館長張必虎介紹說,他們住的蜜蜂洞洞內比較狹小,衹能睡4個人。於是,項英、周子昆、警衛員黃誠和副官劉厚總在裏面睡,其餘人在外面搭棚子住。
  事發前一天晚上,項英、周子昆等人還點蠟燭用樹枝做的棋子下棋,劉厚總在旁邊觀看。不料,到了下半夜,劉厚總下黑手槍擊三人,將熟睡的項英槍殺,將黃誠擊傷。附近的警衛員聽到槍聲後趕來查看,發現項英和周子昆遇害。因為曾遇到慌張下山的劉厚總,警衛員立即追擊,但沒有追上。隨後,在老鄉的幫助下,項英與周子昆的遺體被掩埋在附近。
  劉厚總離去後,經過一番周折投奔到國民黨太平縣黨部,隨後被送到皖南行署。雖然劉厚總多次表明賣身投敵的心跡,但國民黨並不信任他。皖南行署將其遞解重慶,關進監獄。直到1948年,劉厚總被軍統局本部重慶看守所釋放。
  關於劉厚總的最終下場,目前看法趨於一致。1949年劉厚總去江西新餘縣的一傢????鋪當管賬先生,1952年警方識破其身份。
  陳毅聞悉當年殺害項英、周子昆的兇手落網後,當天給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打電話,指示公安政法部門盡快結案,處决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同一天,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譚震林也給江西省委拍發了及早嚴懲叛徒的電報。1952年8月初,劉厚總在江西南昌被處决。
百科辭典 Encyclopedia
  Xiang Ying
  項英
    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原名項德隆,曾化名江鈞、張成。湖北省武昌人。1913年進布廠當工人。1920年起,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 4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曾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參與領導1923年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1925年滬西日商紗廠工人二月罷工。1926年秋,發動武漢工人配合北伐軍作戰,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1923~1928年間,在中共第三至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曾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共産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2月,調赴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 1月起,先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職。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主力長徵,他奉命留下堅持鬥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35年 2月,根據遵義會議後中央的指示,和陳毅等一起,領導紅軍和遊擊隊開始實現由集中作戰嚮分散遊擊的轉變。後在與中央失掉聯繫、國民黨軍持續進行殘酷“清剿”的極端睏難條件下,轉戰粵贛邊,領導了艱苦卓絶的三年遊擊戰爭,保存了革命武裝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對此曾給予高度評價。
    1937年10月後,任新四軍副軍長(軍長葉挺)、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後改為東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書記,和軍分會副書記陳毅分別到各遊擊區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僅用三個月時間即將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紅軍和遊擊隊編組成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綫。1938年4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派出先遣隊赴敵後作戰略偵察,並陸續組織部隊嚮蘇南、蘇中、皖東挺進,積極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他重視部隊教育訓練和幹部隊伍建設,努力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陰謀缺乏警惕,在1941年 1月皖南事變中,猶豫動搖,處置失當,對新四軍皖南部隊遭受嚴重損失負有責任。事變後,他率軍部10餘人隱蔽於涇縣茂林山區,同年 3月14日凌晨在涇縣蜜蜂洞被叛徒殺害。遺骸於1955年 6月19日移葬於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其軍事著述有《南方三年遊擊戰爭經驗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1937)、《項英將軍言論集》(1939)等。
     (王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