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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 歌麯作者 Ge Quzuoz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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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稱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稱為革命。近代則指自然界、社會界或思想界發展過程中産生的深刻質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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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易·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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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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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白尼發表了地動學說,不但帶來天文學上的革命,而且開闢了各門學科嚮前邁進的新時代。——《哥白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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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實施變革以應天命。古代認為王者受命於天，改朝換代是天命變更，因稱“革命”。《易·革》：“天地革而四時成， 湯 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孔穎達 疏：“ 夏桀 、 殷紂 ，兇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 殷湯 、 周武 ，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 桀 鳴條 ，誅 紂 牧野 ，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 湯 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三國志·吳志·吳主傳》：“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 唐 吳兢 《貞觀政要·君道》：“順天革命之後，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子孫，傳之萬葉。”《明史·太祖紀二》：“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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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和生産關係，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生産關係。 陶成章 《竜華會章程·檄文》：“怎樣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 毛澤東 《戰爭和戰略問題》一：“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决問題。” 陳毅 《記遺言》詩：“革命流血不流淚，生死尋常無怨尤。”亦指具有革命意識的。 毛澤東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第二章：“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 中國 ，沒有 歐洲 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指無産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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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性的改革。如：工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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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革命破壞舊的生産關係，建立新的生産關係，解放生産力，推動社會的發展。
②具有革命意識的：工人階級是最～的階級。
③根本改革：思想～ㄧ技術～ㄧ産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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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revolution）
【拼音】gémìng
【釋義】古代以天子受天命稱帝,故凡朝代更替,君主易姓,皆稱為革命。近代則指自然界、社會界或思想界發展過程中産生的深刻質變
【出處】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易·革》
【演變】
在中國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衹指改朝易性；語源是《易．革卦》的彖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是變，命是天命。這一詞義，兩三千年裏沒有變化。
“革命”現在的用法，是從日本語來的。旅美學人陳建華，在98年的《讀書》上寫過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韜的《法國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現代語義的“革命”、“法國革命”，而王韜這個用法，和他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樣，取自日本人岡千仞的《法蘭西志》和岡本監輔的《萬國史志》。
在日本，“革命”這個詞本也是從漢語來的，但到後世，已經被改造，可指變革，如“明治維新”便被稱為“革命”，再後則與“國際用法”接軌。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講，1895年，孫中山來到神戶，見到當地的報紙，上面說“支那革命黨首領孫逸仙抵日”，對陳少白說，這個意思很好，以後我們就叫革命黨罷。陳少白的回憶（《興中會革命史要》）與此略同，並講到此前他們也衹以為做皇帝纔叫革命，自己衹算是造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內容，復加以排滿的“種族革命”，故不但與保皇黨勢難兩立，便與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於“革命”的現代用法初進中國時和法國大革命的關係，以及這個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語義，使它從一開始就有兩種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義。特別是後一點，使清政府衹說“亂黨”，“賊黨”，“叛黨”，而絶不願對孫中山輩使用“革命黨”這樣的雖然已經流傳開來的字眼。孫中山《革命運動概要》說：“革命之名字，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後，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這在當時，是為自己的“革命行動”爭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後，很多人已指出中國歷史上衹有造反和變亂，鮮見革命，而此時的革命，已舊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說：“吾所謂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這個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來。1899年，梁啓超在《清議報》上著文提倡“詩界革命”，“革命”獲得更廣泛的語義。1902年，主張保皇立選的康有為寫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諸華僑論中國衹可行立選不可行革命書》，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這是當時，是影響非常大的一場爭論。（同年鄒容寫了著名的《革命軍》。）
1949年後，“革命”的詞義變得越來越寬泛和具有壓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動的一切成果和與正統有關的各種現象，並成為價值體係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詞。在理論上，馬、恩曾提出“不停頓的革命”的設想，為毛澤東繼承後，演變為新的繼續革命的思想。
毛澤東曾說：“看到革命兩字就高興。”在那個時代，“革命”一詞，真可以用“一切”來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種罪名，要被槍斃的。還有一種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後分子的標簽。
1980年代以來，“革命”的極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寬泛了。在很多場合，它是“變革”，甚至是“變化”的同義詞。但它那種來自過去時代的“正義”性，始終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對手，仍要爭奪“革命”的身份，爭奪話語的上風。另外，“繼續革命”的理論雖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內涵，仍然被繼承下來。
1990年代後，在知識分子中間，開始在“革命”一詞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語義上使用這個術語。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澤厚和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革命”是激進主義和情緒化的，“二十一世紀不需要革命”。這本書在兩個方向上遭到批判。
現在“革命”一詞的歧義，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與暴力相聯這一點上。即使在西方的現代用法上，“革命”也經常用來指各種領域裏“新”的變革，比如醫學革命，生態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義。當然“革命”儘管被廣義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種令人想到法國大革命賦給的狹義。當與“改良”成為對立詞時，便有這種色彩。
馬列主義的“革命” 在馬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設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種生産方式為基礎的各個時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從它最全面的意義來說，是從一個時代嚮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的躍進。在陳舊的制度同爭取自由的新的生産力之間，進而從人的關係上來看，在舊秩序內部的上層階級同下層階級之間，在以前的階級同嚮它挑戰的新的階級之間，各種衝突的匯合，會帶來革命，直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原來被剝削的階級同新的統治階級合而為一。後來，衹是對於現代歐洲的革命，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馬剋思和恩格斯纔有時間認真加以考慮。馬剋思在1843年已經開始研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的筆記中說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資産階級革命”（雖然美國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階級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領導的，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産力擴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這些除舊立新的嘗試中，馬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慮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隨它最初的最豪邁的階段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方面寫了一本書──，認為這是最早的革命；雖然作為市民和農民打破封建優勢的努力衹獲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暴動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馬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竭力為新興的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化的地主戰鬥，它不會推進到如此程度；這也就嚮他們暗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所有一切造反的運動必須推進到遠遠超出資産階級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動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種結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話（參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另一個一般特點是，走嚮前臺的新的有産階級能夠得到群衆的支持，就能以反對舊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態出現，甚至在當時自認為如此。
1848──1849年間，馬剋思和恩格斯從左派方面參加了德國的激進運動，有機會從內部看到一場資産階級革命，對終於導致失敗的猶疑不决和軟弱無能深感厭惡；後來他們在這方面思考了並寫了許多東西。對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使馬剋思深信，歐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業蕭條為背景，群衆的不滿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發動群衆以前，新的叛亂不會有任何機會。事實上，中歐和東歐的資産階級甚至對支持他們的工人比對他們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會再冒險試驗，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國。它能夠在舊的框框內獲得一種地位，儘管不是政權，使它能毫無阻礙地發展工業，這也就是對它有實際意義的一切。
恩格斯曾經企圖（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把這種情況納入馬剋思的設想，就德國而論，把俾斯麥的“統一”描寫成“革命的”，這個例子說明他和馬剋思使用這個詞多麽靈活。另一個例子是馬剋思關於印度農村被不列顛的壓力所破壞是亞洲歷史上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的說法（參看《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第2捲，第67頁）。但是，在“資産階級革命”概念方面，産生了許多問題，雖然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由馬剋思主義學者生動地加以闡明。在英國，還無法顛撲不破地證明階級之間和它們所代表的經濟體係之間的衝突。甚至1789年法國的情況（這裏馬剋思主義的觀點或諸如此類的觀點得到比較廣泛地承認）仍然很有爭論。然而人們承認，馬剋思的假設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們去探討整個問題。
另一種革命即共産主義革命在很長時間內縈回於少數人的腦際，但是，馬剋思經常強調，在它的物質條件具備之前，不可能有實際意義。那就是說，共産主義衹能是繼資本主義而來的事物，它帶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它第一次有可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因為它不代表另一種所有製形式，而是擺脫一切所有製。它的執政將是一種道義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因為它會清算過去，掃除人類的骯髒東西，使它從新開始（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1部分b3）。馬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從不背棄的另一個信念是，偉大的變革不可能在這裏和那裏個別地方發生，而應當是决定性數量的工業國同時行動的結果（同上，第1捲第1部分a1）。
馬剋思從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失敗中作出結論說，這衹是像一個猶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樣漫長的鬥爭開端（參看《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第1捲，第468頁）──後來這成為斯大林特別喜愛的形象。在以後的年代中，馬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認，1848年他們被青年的急躁情緒所左右，在資本主義在大陸的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指望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很不成熟的。政權是不可能靠少數熱烈分子，即沒有整個階級的力量作後盾的戰鬥先鋒隊的突然襲擊來奪取的（參看恩格斯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
恩格斯後來認為俄國可能是這條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慮到那裏的革命可能會被戰爭所促進而迫在眉睫（《俄國的社會狀況》）4；1885年他告訴一個俄國記者，如果說布朗基主義的幻想（由一批密謀者推翻整個社會）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話，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為沙皇制度如此不穩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緻維•查蘇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會緩慢一些，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潮也許是武力的較量。馬剋思可能認為，少數國傢，首先是英國由於其長期的政治傳統，可以避免最後的嚴峻考驗。但是，英國的發展情況令人失望，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聯主義，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在法國，政治精神比較活躍，但1848年以後不久，馬剋思懂得，在一個主要具有農業性質的國傢，沒有農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他估計，農民日益加深的貧睏將保證這種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的工業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階級將率先行動的國傢。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久開展起來，在帝國國會的議席不斷增加。恩格斯更加註意它作為選舉力量的增長，因為他作為軍事問題專傢，也意識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強各國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寫信給拉法格說，巷戰和街壘已成為過去的事情；在同軍隊作戰時，社會主義者肯定要吃大虧，而且他承認，他還找不到解决這種睏難的好辦法。但這就更有必要把群衆吸引進來，盡可能擴大運動的範圍，在德國，要把它推進到軍隊的主要徵募地區，如東普魯士。
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強調了這些告誡。然而，他的文章被編者由於擔心書報檢查而大肆刪改，他對此極為不滿；他在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說，這使他容易被歪麯為“合法鬥爭的崇拜者”。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後，伯恩施坦開始提出導致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種種主張（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在這場復雜的爭論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論點是：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將來的所謂不可避免的崩潰，衹是願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爭論是關於原有意義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種實際可能性，或是說，現在是否衹應依靠憲法的方法。
在俄國，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憲法權利，以後也沒有多少憲法權利。列寧决心創立一個能夠準備、然後領導革命的政黨；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貫徹了事先籌劃的革命主張。在1905年主要帶有自發性的暴動中，他的黨太小，沒有經過考驗，無法取得很大成就，它無論如何未能超出資産階級民主的範圍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敗表明了軟弱的俄國資産階級的不堅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國資産階級不堅定一樣。因此産生這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群衆代替它、甚至撇開它進行。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導致“不斷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頓地從資産階級革命（比較確切些說，現在的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這裏，存在夠多的復雜情況促使左派方面進行無窮的爭論，正如修正主義在西方那樣。
1914年當歐洲按照它的統治者的命令服從地拿起武器的時候，列寧試圖反擊這種責難，國際曾經愚蠢地預言戰爭意味着革命。他寫道，它從來沒有保證這一點，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導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來（參看《列寧選集》第2捲，第620—621頁）。衹有在號召已經準備暴動，而上層階級無法在舊秩序下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纔可能發生。這是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1916年3月，在戰時的另一次論戰中，列寧宣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設想為一次迅速的打擊：它是一切戰綫上一係列的緊張戰鬥（參看《列寧選集》第2捲，第717頁）。
在俄國，1917年發生了列寧所期待的總危機。托洛茨基在他的歷史（見“參考書目”⑧，附錄2）中寫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發動者的意圖，但十月革命卻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它卻離開正道。他和列寧曾經指望它成為歐洲暴動的訊號；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馬剋思和恩格斯，勝敗要在國際舞臺上决定。但是，東方和西方相距過於遙遠，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太樂意仿效布爾什維剋，布爾什維剋感到被人離棄，首當其衝。不久發生一場爭論，列寧以考茨基為主要論敵。問題是，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譴責他的批評者背離馬剋思主義而信奉改良主義。考茨基卻譴責布爾什維剋以馬剋思曾經認為任何革命後的過渡必不可缺的無産階級專政為藉口憑籍恐怖主義執政。馬剋思和恩格斯關於恐怖主義有別於這種專政的觀點，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給馬剋思的信中得到說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們自己驚恐而從事簡直無用的暴行來支持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一種制度。
以後幾年歐洲另一些地方舉行暴動的嘗試失敗了。一個馬剋思主義者曾經在獄中悠閑歲月中思考經驗教訓，這位馬剋思主義者就是葛蘭西。他根據19世紀意大利的種種事件，區分出馬志尼的積極的起義和卡富爾所倡導的“消極的革命”，後者以耐心準備作為通過人們頭腦中的“分子變化”造成社會力量改變構成的方法。他設想，也許二者對於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認為歐洲的其餘部分在1848年以後傾嚮“消極”類型。他論及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或資産階級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後，更慎重地說，在1945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可以說有一個類似的轉變。在西方，對革命目的的追求實際上已經意味着相信社會的徹底改造，以別於僅僅用零星的改革來修補舊社會的任何辦法。在蘇聯，可以看到嚮這個方向的緩緩移動；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理論已願意采納下列這種觀點，隨着社會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
這個論點是在毛主義（參看毛澤東條目）的偏激學說的壓力下得到承認的。毛主義同莫斯科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一再重申鬥爭的國際性質。較近幾年，北京已經放棄它的極端革命姿態。但是，自從列寧在1914年以前認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很有希望，乃是對歐洲革命運動的支持以來，武裝鬥爭已經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在那裏，這始終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因為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有外國背景的右翼軍人統治，似乎沒有留下選擇餘地。社會主義和民族情緒或農民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許多地區，提供指引綫索的是馬剋思主義或它的某種改頭換面的東西。（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
（vgk）
參考書目
①謝爾治•布裏西安納：《潘涅庫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②羅賓•布萊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鮑姆：《革命傢》，1973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寧：《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茲•馬雷剋：《世界革命哲學》，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論》，1972年英文版。 |
馬列主義的“革命” Marxist-Leninist "revolution" |
在馬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提出的歷史設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種生産方式為基礎的各個時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從它最全面的意義來說，是從一個時代嚮另一個時代的劇變性的躍進。在陳舊的制度同爭取自由的新的生産力之間，進而從人的關係上來看，在舊秩序內部的上層階級同下層階級之間，在以前的階級同嚮它挑戰的新的階級之間，各種衝突的匯合，會帶來革命，直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原來被剝削的階級同新的統治階級合而為一。後來，衹是對於現代歐洲的革命，包括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馬剋思和恩格斯纔有時間認真加以考慮。馬剋思在1843年已經開始研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他的筆記中說明了這一點）。所有這些革命都是“資産階級革命”（雖然美國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階級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領導的，本質上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産力擴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這些除舊立新的嘗試中，馬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慮到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隨它最初的最豪邁的階段的德國農民戰爭(恩格斯在這方面寫了一本書)，認為這是最早的革命；雖然作為市民和農民打破封建優勢的努力衹獲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暴動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馬剋思和恩格斯認為，如果沒有自耕農和城市平民竭力為新興的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化的地主戰鬥，它不會推進到如此程度；這也就嚮他們暗示這樣一個一般原則，所有一切造反的運動必須推進到遠遠超出資産階級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動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種結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話（參看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另一個一般特點是，走嚮前臺的新的有産階級能夠得到群衆的支持，就能以反對舊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態出現，甚至在當時自認為如此。
1848──1849年間，馬剋思和恩格斯從左派方面參加了德國的激進運動，有機會從內部看到一場資産階級革命，對終於導致失敗的猶疑不决和軟弱無能深感厭惡；後來他們在這方面思考了並寫了許多東西。對近代經濟史的研究，使馬剋思深信，歐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業蕭條為背景，群衆的不滿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發動群衆以前，新的叛亂不會有任何機會。事實上，中歐和東歐的資産階級甚至對支持他們的工人比對他們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會再冒險試驗，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國。它能夠在舊的框框內獲得一種地位，儘管不是政權，使它能毫無阻礙地發展工業，這也就是對它有實際意義的一切。
恩格斯曾經企圖（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中）把這種情況納入馬剋思的設想，就德國而論，把俾斯麥的“統一”描寫成“革命的”，這個例子說明他和馬剋思使用這個詞多麽靈活。另一個例子是馬剋思關於印度農村被不列顛的壓力所破壞是亞洲歷史上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的說法（參看《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第2捲，第67頁）。但是，在“資産階級革命”概念方面，産生了許多問題，雖然這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已由馬剋思主義學者生動地加以闡明。在英國，還無法顛撲不破地證明階級之間和它們所代表的經濟體係之間的衝突。甚至1789年法國的情況（這裏馬剋思主義的觀點或諸如此類的觀點得到比較廣泛地承認）仍然很有爭論。然而人們承認，馬剋思的假設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們去探討整個問題。
另一種革命即共産主義革命在很長時間內縈回於少數人的腦際，但是，馬剋思經常強調，在它的物質條件具備之前，不可能有實際意義。那就是說，共産主義衹能是繼資本主義而來的事物，它帶來一個新的工人階級，它第一次有可能消滅一切階級差別，因為它不代表另一種所有製形式，而是擺脫一切所有製。它的執政將是一種道義的改革和社會的改革，因為它會清算過去，掃除人類的骯髒東西，使它從新開始（參看《德意志意識形態》第1章第1部分B3）。馬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從不背棄的另一個信念是，偉大的變革不可能在這裏和那裏個別地方發生，而應當是决定性數量的工業國同時行動的結果（同上，第1捲第1部分A1）。
馬剋思從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義的失敗中作出結論說，這衹是像一個猶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樣漫長的鬥爭開端（參看《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第1捲，第468頁）──後來這成為斯大林特別喜愛的形象。在以後的年代中，馬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認，1848年他們被青年的急躁情緒所左右，在資本主義在大陸的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就指望推翻資本主義，這是很不成熟的。政權是不可能靠少數熱烈分子，即沒有整個階級的力量作後盾的戰鬥先鋒隊的突然襲擊來奪取的（參看恩格斯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寫的序言）。
恩格斯後來認為俄國可能是這條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慮到那裏的革命可能會被戰爭所促進而迫在眉睫（《俄國的社會狀況》）4；1885年他告訴一個俄國記者，如果說布朗基主義的幻想（由一批密謀者推翻整個社會）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話，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為沙皇制度如此不穩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緻維•查蘇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會緩慢一些，雖然在大多數情況下，高潮也許是武力的較量。馬剋思可能認為，少數國傢，首先是英國由於其長期的政治傳統，可以避免最後的嚴峻考驗。但是，英國的發展情況令人失望，工人階級在憲章運動失敗之後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聯主義，缺乏社會主義的“責任”感。在法國，政治精神比較活躍，但1848年以後不久，馬剋思懂得，在一個主要具有農業性質的國傢，沒有農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階級不可能取得政權，他估計，農民日益加深的貧睏將保證這種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後，德國迅速的工業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階級將率先行動的國傢。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不久開展起來，在帝國國會的議席不斷增加。恩格斯更加註意它作為選舉力量的增長，因為他作為軍事問題專傢，也意識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強各國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寫信給拉法格說，巷戰和街壘已成為過去的事情；在同軍隊作戰時，社會主義者肯定要吃大虧，而且他承認，他還找不到解决這種睏難的好辦法。但這就更有必要把群衆吸引進來，盡可能擴大運動的範圍，在德國，要把它推進到軍隊的主要徵募地區，如東普魯士。
恩格斯在1895年為馬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德文版寫的序言中強調了這些告誡。然而，他的文章被編者由於擔心書報檢查而大肆刪改，他對此極為不滿；他在寫給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說，這使他容易被歪麯為“合法鬥爭的崇拜者”。事實上，這種情況不久就發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後，伯恩施坦開始提出導致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論的種種主張（參看修正主義條目）。在這場復雜的爭論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論點是：資本主義在最近的將來的所謂不可避免的崩潰，衹是願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爭論是關於原有意義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種實際可能性，或是說，現在是否衹應依靠憲法的方法。
在俄國，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憲法權利，以後也沒有多少憲法權利。列寧决心創立一個能夠準備、然後領導革命的政黨；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貫徹了事先籌劃的革命主張。在1905年主要帶有自發性的暴動中，他的黨太小，沒有經過考驗，無法取得很大成就，它無論如何未能超出資産階級民主的範圍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敗表明了軟弱的俄國資産階級的不堅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國資産階級不堅定一樣。因此産生這種似非而是的說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所領導的群衆代替它、甚至撇開它進行。這種思想自然而然導致“不斷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頓地從資産階級革命（比較確切些說，現在的民主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計劃。這裏，存在夠多的復雜情況促使左派方面進行無窮的爭論，正如修正主義在西方那樣。
1914年當歐洲按照它的統治者的命令服從地拿起武器的時候，列寧試圖反擊這種責難，國際曾經愚蠢地預言戰爭意味着革命。他寫道，它從來沒有保證這一點，不是任何革命形勢都導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來（參看《列寧選集》第2捲，第620—621頁）。衹有在號召已經準備暴動，而上層階級無法在舊秩序下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纔可能發生。這是一些不以政黨和階級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條件。1916年3月，在戰時的另一次論戰中，列寧宣稱，社會主義革命不能設想為一次迅速的打擊：它是一切戰綫上一係列的緊張戰鬥（參看《列寧選集》第2捲，第717頁）。
在俄國，1917年發生了列寧所期待的總危機。托洛茨基在他的歷史（見“參考書目”⑧，附錄2）中寫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發動者的意圖，但十月革命卻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個極重要的方面，它卻離開正道。他和列寧曾經指望它成為歐洲暴動的訊號；對於他們如同對於馬剋思和恩格斯，勝敗要在國際舞臺上决定。但是，東方和西方相距過於遙遠，其他地方的社會主義者並不太樂意仿效布爾什維剋，布爾什維剋感到被人離棄，首當其衝。不久發生一場爭論，列寧以考茨基為主要論敵。問題是，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譴責他的批評者背離馬剋思主義而信奉改良主義。考茨基卻譴責布爾什維剋以馬剋思曾經認為任何革命後的過渡必不可缺的無産階級專政為藉口憑籍恐怖主義執政。馬剋思和恩格斯關於恐怖主義有別於這種專政的觀點，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給馬剋思的信中得到說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們自己驚恐而從事簡直無用的暴行來支持他們自己的信念的一種制度。
以後幾年歐洲另一些地方舉行暴動的嘗試失敗了。一個馬剋思主義者曾經在獄中悠閑歲月中思考經驗教訓，這位馬剋思主義者就是葛蘭西。他根據19世紀意大利的種種事件，區分出馬志尼的積極的起義和卡富爾所倡導的“消極的革命”，後者以耐心準備作為通過人們頭腦中的“分子變化”造成社會力量改變構成的方法。他設想，也許二者對於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認為歐洲的其餘部分在1848年以後傾嚮“消極”類型。他論及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或資産階級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後，更慎重地說，在1945年以後，歐洲社會主義可以說有一個類似的轉變。在西方，對革命目的的追求實際上已經意味着相信社會的徹底改造，以別於僅僅用零星的改革來修補舊社會的任何辦法。在蘇聯，可以看到嚮這個方向的緩緩移動；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蘇聯理論已願意采納下列這種觀點，隨着社會主義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過和平手段取得政權。
這個論點是在毛主義（參看毛澤東條目）的偏激學說的壓力下得到承認的。毛主義同莫斯科爭奪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並一再重申鬥爭的國際性質。較近幾年，北京已經放棄它的極端革命姿態。但是，自從列寧在1914年以前認為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很有希望，乃是對歐洲革命運動的支持以來，武裝鬥爭已經從歐洲轉移到第三世界。在那裏，這始終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因為亞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有外國背景的右翼軍人統治，似乎沒有留下選擇餘地。社會主義和民族情緒或農民情感往往交織在一起，但在許多地區，提供指引綫索的是馬剋思主義或它的某種改頭換面的東西。（參看民族主義；戰爭條目）
（VGK）
參考書目
①謝爾治•布裏西安納：《潘涅庫剋與工人委員會》，1978年英文版。
②羅賓•布萊剋本編：《革命和階級鬥爭——馬剋思主義政治學讀本》，
1978年英 文版。
④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札記選》（1929—1935），1971年英文版。
⑤E..J.霍布斯鮑姆：《革命傢》，1973年英文版。
⑥卡爾•考茨基：《社會革命》，1902年英文版。
⑦弗•伊•列寧：《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
⑧弗朗茲•馬雷剋：《世界革命哲學》，1966年英文版。
⑨列甫•托洛茨基：《俄國革命史》（1932—1933），1967年英文版。
⑩J.沃迪斯：《革命新理論》，1972年英文版。
肖邦C小調練習麯《革命》
這首練習麯，是表現肖邦對華沙革命失敗的內心感受。因此，被後人命名為《革命》練習麯。1830年11月，正當肖邦離開祖國不到一個月的時候，爆發了震動波蘭的華沙革命。肖邦得知起義的消息之後，心情非常激動。他恨不得馬上起程回國，和祖國的人民一起參加戰鬥。正如他在給朋友的信中所說“……為什麽我不能和你們在一起，為什麽我不能當一名鼓手！！！”1831年9月，堅持了十個月的華沙革命，終於被沙俄軍隊血腥鎮壓。當時，肖邦正在赴西歐的途中。噩耗傳來時，他幾乎到來瘋狂的地步。他在日記中寫道：“啊！上帝，你還在麽？你存在，卻不給他們以報應！莫斯科的罪行你認為還不夠麽？或者你自己就是一個莫斯科鬼子！……我在這裏赤手空拳，絲毫不能出力，衹是唉聲嘆氣，在鋼琴上吐露我的痛苦。”肖邦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都灌註在音樂中，寫出了這首著名的練習麯.這是一首單一形象的音樂作品。全麯自始至終貫穿在憤怒激越和悲痛欲絶的情緒之中。整個音樂形象是通過左手奔騰的音流和右手剛毅的麯調嚮結合體現出來的。這首作品雖然前後連貫，一氣呵成，但它仍然有着許多細微的變化。 練習麯從不協調的屬九和弦開始，引出了一連串洶涌澎湃的十六分音符。音樂出現得十分突然，因此，給人的印象十分強烈。它好像是肖邦內心感情的總爆發接着，左右手同時並進，兩道音流奔騰不羈，猶如千軍萬馬、好浩浩蕩蕩。突然間高音部出現了一個剛毅的麯調，它清澈、明亮，好像是衝鋒陷陣的角號。這段音樂除了表現肖邦內心的憤慨和焦慮之外，還包含着堅定不移的信念。它仿佛是憤怒中的抗爭，痛苦中的掙紮。 音樂在展開中，越來越趨嚮緊張，一係列的轉調和變化音把全麯推嚮高潮。練習麯的高潮處是一個勝利凱旋的形象，它仿佛是在嚴峻的現實面前的片刻幻想，但又不是詩情畫意的遐想，而是對華沙起義爆發一瞬間的回憶。在接近結尾的時候，音樂由強到弱，出現了一個悲傷的音調。它象哭泣，悲悲切切；又象訴說，發自肺腑。然而它的背景仍然是起伏洶涌的瀾濤。這肺腑是肖邦對整個命運的哀哭。 樂麯的結尾又回覆到自豪、剛毅的形象。音樂在很強的力度下，從高音嚮低音衝擊，並且左、右手八度同奏，氣勢逼人。最後，在特強的力度下，奏出了大調的主和弦，它象徵着肖邦內心的滿腔仇恨和對革命勝利的信念。
遊戲王卡名
卡包:DL4
日文名:革命
中文名:革命
罕貴度:平卡N
卡種:魔法
魔法種類:普通
效果:對方受到[對方的手卡數*200]的傷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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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 1970年9月生，蒙古族，中共黨員，中專文化，烏後旗地稅局徵管一科科長、他秉公執法，不收人情稅，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查處各琦銅礦領導偷漏個人所得稅2300元並依法予以追繳。幾年來，為國傢查增稅款近15萬元，減少了稅款的流失。他為拒腐蝕，幾年來，共拒賄賂50餘次，折合人民幣3萬餘元，拒請吃喝32次，以實際行動自覺抵製腐敗風氣。他為促産增收而不遺餘力。為銅礦提供各種合理化建議30餘條。幫助建立整改措施20項，增收節支205萬元，多創利稅50萬元。被評為巴盟地稅係統先進個人。 |
電影：革命（Revolution） Film: Revolution (Revolution) |
導演： 休·赫德森 主演： 阿爾·帕西諾 唐納德·薩瑟蘭 娜塔莎·金斯基 類型： 冒險 / 西部 / 戰爭 / 歷史 上映日期： 1986年國傢/地區： 英國 / 美國 / 挪威 片長：126 min 對白語言： 英語
劇情
影片以蛹美國宙革命時期茫為背景，描素述集了這一個普汁通日人氮－某紐斜約孕捕魚人Tom Dobb內當桔他的兒子被長迫恃參押加你軍豹隊為詞了保護兒舀子掄他必須超為綉他的國罕傢、為自由曰而戰昭的故鞘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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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evolution, overthrow of a system of government, esp by force, (political) revolution
- v.: over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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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ré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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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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