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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瀅(1896．5．1o—1970．3．3)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
1912年去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在鬍適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在該刊開闢‘閑話”專欄，發表許多雜文。另外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說．1927年與女作傢凌叔華結婚，1929年到國立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1946年出任國民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1966年退休僑居倫敦，1970年因病去世。
著作書目：
《西瀅閑話》(雜文集)1928，新月
《西瀅後話》(雜文集)1931，商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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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西瀅，江蘇無錫人，原名陳源，字通伯，筆名西瀅，1912年去英國讀中學，後入愛丁堡大學和倫敦大學，1922年獲博士學位，回國後任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1924年在鬍適支持下，與徐志摩等人創辦《現代評論》、《周刊》任文藝部主編，在該刊開闢《閑話》專欄，發表許多雜文，另外還翻譯了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說。1927年與女作傢淩叔華結婚，1929年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1943年到倫敦中英文化協會工作，1946年出任國民黨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常駐代表。1966年退休僑居倫敦，1970年因病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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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瀅閑話》(雜文集)1928，新月
《西瀅後話》(雜文集)1931，商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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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眼睛總是清澈明亮，那裏面好像各種優點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機智，惟獨缺乏善意。
他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對傢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摯的，雖自少留學西洋，腦子裏中國倫常的觀念卻保留得相當深厚。他孝於父母，也篤於友人，對待朋友是不負責則已，既負責則負責到底，任何艱難在所不顧。
這是同時代人對他的兩段迥異的評價。似乎很難說這是一個好人還是壞人，不過，這樣的人物多多少少應該有些意思吧。
然而此人一直以來卻被定性為一個面目可憎、很沒意思的壞人。他大大有名，這名氣卻讓許多人不屑一顧。
在魯迅的筆戰史上，他要算是第一個論敵。
大凡知道陳西瀅這個名字，多是因為他被魯迅駡過。照中國人慣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壞人，於是，各種讀物乃至中學教科書裏都把他視為壞人。這便是陳西瀅"名氣"的由來。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對此頗為"惋惜"。他說："壞人的文章也就不值一讀了，這實在令人惋惜，倒不是為陳西瀅，而是為那些因此不讀他文章的人。"
有人認為，得益於深悟英國散文之妙諦，陳西瀅這輩子文字生涯裏惟一的一本《西瀅閑話》就足以使他躋身中國現代散文十八傢之列。他的朋友梁實秋說，西瀅筆下如行雲流水，有意態從容的趣味；纔女蘇雪林則贊為文筆晶瑩透剔，更無半點塵滓繞其筆端。
在傅光明看來，陳西瀅的行文非常獨特，一件普通人眼中習以為常的事，經他七扭八拐地一說，就顯得荒誕和不公平了；一個人人痛恨、力爭鏟除而多年未果的社會現象，由他輕筆點撥幾句便將其深藏不露的根挖了出來。
總之，"他的書實在是非常好看"！
不過也有另一種聲音。學者閻晶明認為，在《西瀅閑話》裏，有不少觀點互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從文章的角度講，陳西瀅的作文之道，還沒有完全進入火候，所以他的"閑話"惹得他自己一身尷尬。
更實質性的問題是，多年的留學經歷使陳西瀅看慣了英國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對中國的一切都帶著幾分偏見而看不入眼。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滿，卻又同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有質的區別，他的態度裏少有熱愛。他字裏行間那種理智的態度和傲慢的神情，缺少了和時代相呼應的熱度，讓人很難接受。
所以，陳西瀅與魯迅的論戰，無論從結局上還是道義上，他都是一個失敗者，"失敗得讓人難以同情"，而失敗的結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閻晶明評價，陳西瀅的過於"理智"，使他在人們的印象中滑嚮了"反動"，也就是魯迅所諷刺的"正人君子"和"紳士"。
但陳西瀅也自有他的性情。
他骨子裏有所謂"愛倫尼"（Irony，嘲謔、諷刺等義）的氣質，但人們納悶，此公以愛說俏皮話而出名，口才其實不怎麼樣，雖不至和司馬相如一般口吃，但說話時總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來。
母親逝去，他方寸全亂，哭得像個小孩，旁人簡直沒法勸慰。蘇雪林感慨："想不到一個平日感情深藴，又慣以冷言冷語譏諷人的陳源教授，此時竟會顯露他嬰兒般的純真。"
他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的人。正如與他同時代、同為留英博士的溫源寧所描述，陳西瀅喜愛英國女作傢簡·奧斯丁，他的所言所行中很有一些"理智與情感"，對人對事的看法中則摻雜著不少"傲慢與偏見"。
按照當代研究者的說法，陳西瀅實在是上世紀前半葉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裏的一個"另類"。
曾有學者專門研究"魯迅和他駡過的人"，感嘆曰：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魯迅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陳西瀅"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裏，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作社會上的某種典型。
不過，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文字中的和歷史上的一個個人物，不應衹是一個個"普通名詞"，他們的履歷、各自的面目和性情，頗值得關註。
《西瀅閑話》是陳西瀅在五四時期的主要作品結集。身為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他的這些隨筆本來確為"閑話"，但他忍不住要對時事發表議論的作法，使這些文章成為與大是大非相關的論題，絶非一個"閑"字可以了得。文集中的部分篇什確為無關"大局"的"閑話"，比如他對西方戲劇的介紹和對中國"文明戲"的評介（《小戲院的試驗》、《觀音與國劇》）；對東西方文化的具體比較（《東西文化及其衝突》、《拆了火爐搭涼篷》、《中國式的外國醫院》）；等等。這些文章很像當今出國訪問歸來的文人寫下的觀感文章，雖說是"布爾喬亞"情調滿懷，但並無讓人生厭的刺眼之處。可陳西瀅的"閑話"內容遠不是這些，他常常忍不住要對中國的時勢發言。由於我們多年來形成的對陳西瀅政治態度的認識，意識裏總以為他是在政治上與軍閥站在一邊的。而《西瀅閑話》告訴我們，陳西瀅對處於軍閥混戰中的中國充滿痛恨，他對軍閥統治的批判也同樣鋒芒顯露。他看出了軍閥開戰其實是"搶飯碗"，反對中國民衆參與其中（《吃飯與火拼》）；對軍閥統治者的腐敗大加指斥（《撈油水》）；對腐敗政府"討好洋人"，在"各國開會委員"到來之前，洗刷"取消不平等條約"等標語的行徑，做了毫無保留的批判。這是他做為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份子，從言論到行動體現出來的時代精神。"閑話"不閑，這是思想觀念使然，也是社會責任使然。
陳西瀅的"閑話"卻並非因為這些出名，而是他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的爭論，引起了時人及後來者的特別關註。陳西瀅與魯迅的爭論及最終的結局證明，無論從道義上還是作戰結果上，他都是一個失敗者，失敗得讓人難以同情，失敗的結果，是他至今仍然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中的一名"反派"角色。
陳西瀅看慣了英國文化的有序和理智，對中國的一切都有三分看不入眼。他讀中國報紙上的外國消息，為這些消息的多處謬誤所不齒。中國翻譯者把意大利"作麯傢"當成了"文豪"；把發自柏林的關於"英國外相"的消息當成了"德國外相"；把德國的政治傢路德（luther）當成的了英國的羅素（Russell）。他認為"中國報紙的外聞裏，沒有一天沒有笑話或謬誤"（《中國報紙的外聞》）。他指出的這些錯誤我們應當相信是真的，不過他文章裏那種理智的態度和不以為然的神情，又多少讓人覺得少有五四青年的熱血。他認為中國的"文藝出版物"少得可憐，衹相當於英國的十之一二，可他很少想到當時的中國文化纔剛剛走上現代化的路途，沒有鼓勵，衹有不屑（《文藝出版物》）。總之，他看到了中國諸多問題，這些問題並非不實，但處於五四那樣一個特別的時期，過於理智的態度顯示出對新文化運動的熱情不高，很難讓人接受。
陳西瀅畢竟是一名現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無論是"閑話"還是"閑話的閑話"，他都不可能不觸及時代的脈搏，他不可能完全成為一個旁觀者。當他以自己英國博士的身份和氣質談論國事時事時，往往就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他的確也是這樣做的），同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主調形成程度不同的抵牾。他對中國人的劣根性十分不滿，不過又同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有質的區別，他的態度裏少有熱愛。他認為"中國的國民實在是'程度不夠'"；"國民的程度這樣幼稚，有人還要主張同外國人火拼"；"中國的沒出息，還是一般國民的責任。"（《智識階級》）應當說他已經看到一些問題的實質，但他沒有方案、甚至少有同情，衹有不屑的姿態讓人難以接受。他也正是看到了國民素質的可悲，所以不主張同外國人去火並，讓人傢殺到我們的"末一個人"，可他也不願看到帝國主義的屠刀放在中國人的脖子上。究竟如何是好，陳西瀅自己也沒有答案。
陳西瀅真正捅出了漏子，還是1925年女師大風潮及"三·一八"慘案。這成了他同魯迅等五四主將的思想陣營的分水嶺。事實上，說陳西瀅痛恨學生、維護反動軍閥，似乎不合實情。但他的確是打著"公理"、"正義"的旗號，對學生運動潑了一盆涼水。讀《西瀅閑話》會感覺到，陳西瀅立場有問題，發端於他總想以英國博士、北大教授的姿態評論時事，所以他看到學生鬧事，首先是"我們衹覺得這次鬧得太不象樣了"，"如果過在校長，自然立即更換，如果過在學生，也少不得加以相當的懲罰。萬不可再敷衍下去，以至將來要整頓也沒有了辦法。"言辭雖顯公允，卻充滿了對學生的不滿。他對支持學生運動的魯迅等發起的"七教員宣言"也看不慣，認為"未免太偏襢一方，不大平允。"他把學生運動看成是一種對學校秩序的破壞，而不是一次對反動勢力的反動，這就决定了他的"公理"、"平允"即使不是敵對的，至少也是短淺的、平庸的。所以他纔會認為學生風潮是有"我們平素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粉刷毛厠》）。面對劉和珍與楊德群兩位女學生的慘遭屠殺，陳西瀅除了悲憫之外，更為了自己的立論，減輕他們的革命熱情和衝動，把她們的死當做是一種無謂的死亡。他把如此重大事件也當做"閑話"來談，認為楊德群除學習勤奮外，並不熱心於"開會"之類的運動，"三·一八"那天她也並不想去，是返回的途中又被人拉去的。他的言論激起了楊德群同窗學友的憤慨。他們聯名寫信給陳西瀅，澄清與質問。陳西瀅並不認錯，且有勇氣把學生來信在自己主辦的《現代評論》公開發表，並堅持認為"許多'富有思想'、'大有作為'的青年是簡直不參與任何運動的"（《楊德群女士事件》），載《現代評論》第三捲第七十期）。加之他與魯迅的紛爭及其道義上的失敗，他最後從新文化的潮流中退隱而出。至於他同魯迅之間其他方面的恩怨，話題也多是他不斷引出，如"抄襲事件"、"官僚問題"、"某藉和某係"等，最後也都在這些話題上敗下陣來，搞得好友徐志摩也不得不中途跑出來勸架，大喊"帶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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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瀅評魯迅作品
20年代中期，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與北京大學外文係教授、"閑話"作傢陳西瀅之間發生過一場論戰。這場論戰以對學生運動的態度為發端，引出了一係列的筆戰，也同時涉及到了對對方作品的評價問題。其中，尤以陳西瀅對魯迅作品的評價令人玩味。1927年，陳西瀅發表《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一文，是他嚮讀者推薦的新文學傑作。他對魯迅小說及雜文的評價頗有意味。
陳西瀅所列十部著作包括：鬍適的《鬍適文存》，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顧頡剛的《古史辨》、鬱達夫的小說《沉淪》、魯迅的小說集《吶喊》、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徐志摩的《志摩的詩》、西林的戲劇《一隻馬蜂》、楊振聲的長篇小說《玉君》以及冰心的小說集《超人》。應當說，陳西瀅對這些作品的評價總體較為冷靜客觀，並無拔高之嫌，但態度也不均衡。尤其對魯迅小說的評價，與後人對魯迅小說的評價出入較大。
陳西瀅認為《孔乙己》、《風波》、《故鄉》是魯迅"描寫他回憶中的故鄉的人們風物，都是好作品。"但又說，小說裏的"鄉下人"，"雖然口吻舉止，惟妙惟肖，還是一種外表的觀察，皮毛的描寫。"即使衹肯定了這些小說的描寫風土人情的好處，也不忘大打折扣。他同時又認為《阿Q正傳》要高出一籌，但也不過認為阿Q是同李逵、魯智深、劉姥姥等"同樣生動，同樣有趣的人物，將來大約會同樣的不朽的"。衹承認在藝術上的生動有趣，並不談及魯迅的思想深度，以陳西瀅留英博士的訓練，這種評價絶不是眼光問題。他同時更不忘表示對魯迅雜文的不恭。在文後的說明中，陳西瀅說了一段別有意味的話："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贊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的價值。"而他對魯迅小說的評價，又何以能用"佩服"二字概括呢？因為他對其他列入"十部著作"的作傢作品的評價，比對魯迅要寬鬆得多。
陳西瀅對魯迅作品的評價，至少說明，一個批評傢要真正做到"好處說好，壞處說壞"談何容易，作品之外的觀點、立場，常常會成為左右批評標準的障礙。
參考文章：《狗.貓.鼠》 （魯迅）
《二十四孝圖》（魯迅）
《無常》（魯迅）
詳情參考《朝花夕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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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瀅是五四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一員，他領著從英國大學裏得來的博士頭銜，更帶著西方政治、文化及文學的教養回到中國。在陳西瀅的眼裏，中國的一切都可以用"看不慣"和"瞧不上"來概括。他寫了許多與中國時事有關的文章。也許是英國紳士的優雅姿態對他浸潤太深，他沒有一種想做"戰士"的意識，他不想失去自己閑適的旁觀態度。他的文章以"閑話"命名。按理說，既是"閑話"，就當以陶醉於風花雪月和脈脈溫情為主調，在五四這樣一個思想交鋒激烈無比，筆戰疊起的時代裏，他同樣當是一名旁觀者。可偏偏他所談論的"閑話"又遠不是與時代無關的妙文，而是對中國時勢的評說，政治的、文學的、運動的，常常在他的筆下出現。他以閑適的姿態看取時代浪尖上的波濤，用純粹的紳士的學養評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最終遭緻自己不情願地、缺少防備地進入到中國現代思想交鋒的湍流之中，他有點難以自持，又不能不為自己站出來辯解。有時候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用並不周密和恰當的言論與人交戰，不但失去筆戰的優勢，而且還丟掉了紳士的從容與優雅。最終，以一個失敗者的姿態退出了文壇。他的悲劇多是由他自己一手造成的，但又不能不說是他對當下中國的時代主流缺少感悟和認識。
陳西瀅對中國社會的問題當成"閑話"來談，好象站在了一個理智的公理的高度，卻不想這種態度正成為魯迅反擊他的槍靶。他說中國民衆"不夠程度"還不及魯迅批判國民性的愚昧激烈，但他衹想取旁觀態度的做法，未免過於紳士，直至自己走嚮革命的反動一面。其實他對上海工人的罷工也曾聲援，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野蠻多有批判，不過站在"公理"的角度，又認為這樣做的結果並無好處，究竟應該如何，連他自己也沒藥方。他曾呼籲對中國工人運動的實情，"國外的宣傳也萬不可緩"，如此"很可以給全世界以一個深切的印象，叫他們知道我們全國人民是怎樣的沉痛和决心。"（《五卅慘案》）他相信曾經見過的西方世界。他認為戰爭是恐怖的和令人厭惡的，而不同意某些"文學家"在那裏"贊美戰爭，歌頌流血"，這種觀念也真的夠超前，但他因此否定革命和革命者，卻顯得過於"理智"甚至反動。他開出的最有力的藥方，是一句不無思智又無從實施的話："我希望我們多有憎惡戰爭而臨事不得不挺身去幹憎惡的事的平常人。"（《智識階級》）語調和言辭顯然是幾經推敲後說出的，可以見出他內心的復雜與矛盾。衹可惜這樣的聲音在那樣一個特殊時代，等於沒有說。在《西瀅閑話》裏，有不少觀點互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從作文的角度講，陳西瀅的作文之道，還沒有完全進入火候。他的"閑話"惹得他自己忙不迭。
從《現代評論》的"閑話"欄停了以後，陳西瀅也就退出了文壇，魯迅先生"不能帶住"，衹好他自己失敗而終了。用一句世紀末的流行詞來說，陳西瀅也實在是世紀初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裏的一個"另類"了，起先還有點自以為是的風采，到最後一點都沒有"酷"的感覺了。他後來應國民黨請求，去巴黎做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又回到倫敦居住，衹把他鄉認故鄉，最後客死英倫。
《西瀅閑話》結集出版時，他自己剪掉了有關女師大風潮的篇什，60年代之後在臺灣重印，又將同魯迅論戰的內容也刪去了，這多少可以看出他淡出文壇之後的一點心路歷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