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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 Chen Duxiu (1879~1942) 安徽省懷寧縣

時政 Politics《新青年》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字仲甫,安徽省懷寧縣(今屬安慶市)人。思想傢、政治人物,中國共産黨的創建者之一及首任總書記。他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創辦了著名白話文刊物《新青年》,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他於1927年7月被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兩年後被開除出黨。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命運頗為坎坷、經歷非常豐富的傳奇人物。
  
  早年1879年10月9日(清光緒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乙醜),陳獨秀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府城內(屬於懷寧縣)。他2歲時父親陳衍中因瘟疫死於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傢中學習《四書》、《五經》。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纔,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與高曉嵐完婚。
  
  1898年,陳獨秀赴東北嗣父陳昔凡處,1899年年底,義和團在山東起事,於是陳獨秀回到安慶。
  
   留學與辦報
  
  《青年雜志》第一期
  
  《新青年》
  
  五四運動中,國立北京大學的遊行隊伍1901年10月,陳獨秀首次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學日語。1902年3月返回,組織青年勵志社。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1903年3月31日夜,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因而被遣送回國。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發表拒俄演說,創辦安徽愛國會。當公傢開始鎮壓時,陳獨秀逃往上海,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裏。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後來由於受到政治壓力而停刊。
  
  1905年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嶽王會”並任總會會長。1907年春,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8年陳獨秀從日本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應邀回鄉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和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項城“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志。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傢?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傢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傢甚於無國傢”,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傢,“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嘩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志(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副題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1926年停刊)陳獨秀在這份雜志的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提出6個原則:
  
  1.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2.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3.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4.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5.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6.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宣傳倡導“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賽先生”(指“科學”Science),批判儒教和傳統道德,“打倒孔傢店”,因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青年人中影響很大。
  
  陳獨秀在1917年二月號的《新青年》雜志26號發表《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社會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單獨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污”,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於是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嚮實際。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任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得到北京大學校長的批準,他收集李大釗、鬍適、魯迅和錢沅的作品。為了擴大編輯部,他將《新青年》遷到北京。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每周評論》雜志。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湯爾和、馬敘倫、瀋尹默等在湯寓集會討論因媒體大加渲染的陳獨秀嫖娼案而引發的風波。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湯爾和傢燈火通明,北大校長蔡元培和另兩位北大教員瀋尹默和馬敘倫正在這裏討論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去留問題。湯爾和不是北大員工,但當時他是左右北京學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執掌北大也有可能與他有關,所以參與了這場討論。同樣,瀋尹默和馬敘倫沒有在北大擔任要職,卻與湯爾和私交甚篤,也具有一定的發言權。這四個浙江人之所以湊在一起召開這個臨時會議,是因為北京有報紙刊登了陳獨秀因爭風抓傷某妓女下部的消息。人們幾乎都知道陳獨秀是“新青年”的領軍人物,卻很少知道他經常出入於當時的“紅燈區”八大鬍同。而蔡元培恰恰是一個註重道德教育的學者,陳獨秀曾加入他發起組織的“進德會”,成為甲種會員並以152票當選為評議員。按照規則,甲種會員必須遵守“不嫖、不賭、不娶妾”的要求。現在居然傳出陳獨秀的醜聞,自然要對他有所懲治。湯、蔡、瀋、馬四人連夜商量到十二點,方纔散去。不久之後,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會議,决定廢除學長製,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教務長代替學長”這一體製更改本來定於暑假後實行,現在突然提前並且成為一場體面的人事變動。陳獨秀被不動聲色地解除文科學長職務,雖然繼續擔任教授、由校方給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學的關係卻從此破裂。這件事對陳獨秀的打擊,可以在湯爾和的日記中尋找到蛛絲馬跡。兩人在路上相遇,後者看到前者“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最終,就任北大文科學長不到三年的陳獨秀被北大“放逐”,此後接連在每周評論發表激進文章,如《每周評論》18號刊登的《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4月20日,陳獨秀公開點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陸宗輿為親日派四大金剛。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表《研究室與監獄》,提出入監獄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6月11日,陳獨秀在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9月16日保釋出獄。
  
   創立中國共産黨1919年秋天,陳獨秀因風化問題被北京大學解職,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竜路漁陽裏2號。春,李大釗介紹共産國際遠東局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及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來訪,策動陳獨秀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剋思主義,新青年雜志開始宣傳社會主義。1920年8月,成立中國共産黨上海發起組。8月22日,俞秀鬆、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傢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
  
  
  
  中共領袖時期的陳獨秀1920年,陳炯明占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這時,他與鬍適在新青年的政治立場上發生爭執,鬍適強調新青年應該在政治上保持中立,陳獨秀則在第8捲中發表《談政治》加以抨擊。
  
  1921年7月,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徵服群衆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
  
  陳當選中共中央局書記後,即於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二大”。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蔡和森、高君宇、王盡美、嚮警予、施存統等12人,會前,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起草了《宣言》,在大會通過,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最低綱領,即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的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最高綱領,即組織無産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産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産主義社會。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傢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與共産國際的關係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於共産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産國際指示中共與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合作,陳獨秀和幾乎所有中共領袖最初都表示反對。他也日益對莫斯科的意志和共産國際對中共的指揮感到不滿。但是到了同年8月20日,陳獨秀主持西湖會議,終於勉強表示服從馬林傳達的共産國際指示,同意加入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人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共産國際四大。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裏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占領竜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傢裏,嚮前綫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佈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嶽,但是白崇禧將薛嶽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禦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衝突,發生四一二政變,國共分裂。
  
  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是已經沒有實權了。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陳獨秀被停職,於是給臨時中央發了一封辭職信。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共産國際和中共在中國的勢力中遭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8月7日,新來的共産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認為共産黨和國民黨都是吸收了中國當時最優秀青年的總匯。
  
   與中共分道揚鑣此後,陳獨秀由於對共産國際不滿,傾嚮於托洛茨基的主張。不過,他也不贊成同樣背離共産國際路綫的毛澤東農民革命的思想。1929年11月16日,陳獨秀因在中東路等問題上發表不同意見,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公開信。陳獨秀是少數經過30年代還幸存下來的中共領袖之一,但對自己所創建的政黨已經不再能産生任何影響。
  
  1931年5月,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産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産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紅色中華》1933年5月8日當日報道《托陳取消派嚮國民黨討饒》)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鬍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來源請求]
  
  1932年12月8日,德國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嚮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來源請求]
  
  1933年以判處13年有期徒刑,1933年4月,公開開庭審判,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贊譽。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和章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係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傢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來源請求]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産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産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维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産階級政權,糟蹋的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來源請求]
  
   晚年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他曾嚮中國共産黨表示支持,共産黨也曾發表文章《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並曾提出衹要陳可以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但陳拒絶認錯後,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産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姦”,陳寫信駁斥,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係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絶。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産黨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絶出任勞動部長,拒絶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絶鬍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絶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藴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絶。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保持低調,而且轉嚮了自由主義。此後對文學和民主發展,繼續當年在獄中的研究,特別對斯大林時代的反思,也被後人認為難出其右者。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因病於四川江津鶴山坪石墻院逝世,享年63歲。
  
   影響及遺産
  
   評價及影響
  
   紀念與紀念地主條目:陳獨秀
  
  陳獨秀逝世後,由於經濟拮据,傢屬無力將其歸葬安慶,衹能由當地士紳、生前友好資助,臨時厝於西門外鼎山鄧燮康園地。墓碑上刻有陳獨秀生前好友歐陽竟無寫的“獨秀先生之墓”6個字。1947年2月,陳獨秀三子陳鬆年根據父親遺言,將其歸葬於安慶北門葉傢衝(現屬十裏鋪),與元配夫人高曉嵐合於一塚。墓碑上刻“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陳鬆年得到當地有關部門同意和資助,以延年、喬年、鬆年、鶴年4個兒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碑文為傳統行文“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慶市政府確定陳獨秀墓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又重修了墓塚。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石碑的背面僅有生卒年月,無其他字樣。1998年5月安徽省政府批準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後各級有關部門編列投資1300萬元,對陳獨秀墓進行全面修繕,現墓園占地總面積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塚、墓碑、墓臺、護欄、墓道構成。墓碑上刻着“陳獨秀先生之墓”七個大字。
  
  另外,目前陳獨秀墓的門票價格為:人民幣10元(安慶市物價局價管字(2005)97號),但在陳獨秀紀念館未開門時並不收費。
  
  2009年10月30日,陳獨秀紀念館在安慶建成並對遊客開放,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唯一係統展示陳獨秀一生的紀念性展館。
  
   家庭元配高曉嵐(高大衆)(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丘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於安慶。
  
  配偶高君曼(高小衆)(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於南京。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於上海,無子女。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於上海。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竜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近年有證據表明此子是陳獨秀與高君曼早年所生並寄養在四川的,此子成年後才學超群,但長期隱居蜀中,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四子陳鬆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産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後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後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吊唁。
  
  幼子陳鶴年(陳哲民)(1913年-2000年),1949年後常住香港。曾任《科學模型》月刊編輯。


  Chen Duxiu (simplified Chinese: 陈独秀; traditional Chinese: 陳獨秀; pinyin: Chén Dúxiù; October 8, 1879 – May 27, 1942) played many different roles in Chinese history. He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anti-imperial Xinhai Revolu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Along with Li Dazhao, Chen was a co-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1. He was its first General Secretary. Chen was an educator, philosopher, and politician. His ancestral home was in Anqing (安慶), Anhui, where he established the influential vernacular Chinese periodical La Jeunesse.
  
  ChronologyOctober 9, 1879: Birth in Anqing, Anhui.
  
  1879 to 1901: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in China.
  
  1901 to 1908: Study in Japan, organising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groups.
  
  1908 to 1911: Working as a teacher.
  
  1911 to 1915: Participation in the Xinhai Revolution, the post-revolution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 anti-Yuan Shikai revolution.
  
  1915 to 1920: Leading figure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1920 to 1927: Founding and lea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7 to 1932: Leading Communist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onflict with Chiang Kai-shek leading to the April 12 Incident and massacre of Communists, conflict with Comintern leading to expulsion from Communist Party. Becomes leader of Trotskyists in China.
  
  1932 to 1937: Arrest by Kuomintang authorities and imprisonment.
  
  1937 to 1942: Retires from public life.
  
  May 27, 1942: Death due to heart attack.
  
   Biography
   Life in the Qing DynastyChen Duxiu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Anqing (安慶), in Anhui (安徽) province. He was born to a wealthy family of officials, the youngest of four children. In his youth, he was described as volatile, emotional, intuitive, non-intellectual, and a defender of the underdog. His father died when Chen was two years old, and he was raised primarily by his grandfather; and, later, by his older brother.
  
  Chen was given a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 by his grandfather, several private tutors, and his elder brother.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Confucian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works was the pre-requisites for civil service in Imperial China. Chen was an exceptional student, but this poor experiences taking the Confucian civil service exams resulted in a lifelong tendency to advocate unconventional beliefs and to criticize traditional ideas.
  
  Chen took and passed the county-level imperial examination (鄉試) in 1896, and succeeded in the provincial-level examination (省試) the following year. He later wrote a sardonic memoir in which he reminisced about the filthy conditions, the dishonesty, and the incompetence that he observed when taking the official examinations. 1898, he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 and became a student of Qiushi Academy (currently Zhejiang University) in Hangzhou, where he studied French, English, and naval architecture. He moved to Nanjing in 1902, after he was reported to have given speeches attacking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n to Japan the same year. It was in Japan where Chen became influenced by socialism and the growing Chinese dissident movement. While studying in China, Chen helped to found two radical political parties, but refused to joi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lliance (Tomngmenghui), which he regarded as narrowly racist. In 1907, Chen left Japan to visit France, before returning to Anhui to teach in a high school later that year. In 1908, he visited Manchuria before accepting a position at the Army Elementary School in Hangzhou.
  
   Life in the Early Republic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清朝) had suffered a series of humiliating military defeats against the colonial foreign powers, most recently in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and the war against the Alliance of Eight Nations that invaded China in reaction to the 1901 Boxer Rebellion. At the same time, widespread corruption within the Qing bureaucracy had left the empire in a state of total economic paralysi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Chen Duxiu became an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activist in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gainst both foreign imperialism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itself.
  
  Influenced by his time in Japan, Chen founded the Anhui Patriotic Association (安徽愛國會) in 1903 and the Yuewang Hui (岳王會) in 1905. He was an outspoken writer and political leader by the time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武昌起義) of 1911, which led to the abdication of the last Qing emperor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in 1912, Chen became the secretary general to the new military governor of Anhui, while also serving as the dean of a local highschool. Chen fled to Japan again in 1913 following the short-lived "Second Revolution" against Yuan Shikai (袁世凱), but returned to China soon afterwards.
  
  In 1915, Chen founded the journal "Youth" in Shanghai. In 1916 the name was changed to "New Youth." It quickly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and widely distributed journal in China. This journal published articles attacking conservative Chinese morality and promoting individualism. The journal was highly critical of Confucianism, and carried articles promoting the adoption of a Western moral system valuing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science, which he believed Confucianism opposed. Chen used the journal to promote vernacular writing at the expense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writing conventions.
  
  Chen joined the faculty of Peking University in 1917 as the university's dean, at the invitation of Cai Yuanpei, who also paid for moving Chen's journal to Beijing. A Marxist study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led by Li Dazhao, attracted his attention in 1919. At the time, New Youth was highly popular, and Chen decided to run a special edition on Marxism with Li Dazhao as the edition's general editor. The edition of this magazine was the most detailed analysis of Marxism then published in China, and achieved wide readership due to the journal's popularity. Chen's decision to run this edition,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at same year, motivated conservative opponents within the university to force his resignation in the fall of 1919. Around the time that he was forced out of Peking University, he was jailed for three months for distributing literatue that Peking authorities considered inflammatory, demanding that all pro-Japanese ministers resign,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 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assembly. After his release, Chen moved to Shanghai and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Marxism and the promotion of rapid social change. His settlement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allowed him to pursue his intellectual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free from official persecution.
  
   Career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und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1921, Chen Duxiu, Li Dazhao and other prominent revolutionary leaders found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中國共産黨). It has been generally asserted that Chen, Li and the other Chinese radicals of the time (including future chairman Mao Zedong) formed the CCP out of diligent study of Marxist theories, inspired b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1917. However, many historian
   now believe that, for this generation of Chinese radicals, Chen included, the road to Marxism was a long one, with numerous prominent members initially attracted to anarchism or anarcho-communism. Many of the prominent members of the party in 1920 had a very poo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theory. Over time, the more prominent revolutionaries attracted to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ventually adopted a more orthodox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sm, and were organized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a Comintern advisor, Grigori Voitinsky, who made a tour of China during 1920-21.
  
  At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Shanghai, Chen was elected (in absentia) as the party's first General Secretary;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i Dazhao, he developed what would become a crucial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he Comintern. This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intern would later prove to be a problem for the fledgling CPC over the next decade, as aggressive foreign Comintern advisors would try to force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wishes of Moscow and against the will of many prominent CPC leaders, often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SSR. By 1922, the size of the entir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was only about 200 members, not counting those overseas. Chen remained as the undisputed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til 1927, and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China's Lenin" during this period.
  
   Subsequent Efforts to Spread CommunismSo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1920, Chen accepted an invitation by a rebel governor in Guangzhou to serve as the head of the province's education board, but this position dissolved when the government returned to Nationalist control.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Comintern, Che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Sun Yat-sen and the Kuomintang (Nationalist Party) (Chinese: 中國國民黨; pinyin: Guómíndǎng) in 1922. Although Chen was not convinced of the utility of collaborating with the Kuomintang, he reluctantly carried out the Comintern's orders to do so. Pursui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Kuomintang, he was elected into tha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in January, 1924.
  
  In 1927, he and other high-ranking Communists, including Mao Zedong and Borodin, collaborated closely with Wang Jingwei's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Wuhan, convincing Wang's regime to adopt various proto-Communist policies. The Wuhan government's subsequent land reform policies were considered provocative enough to influence various KMT-aligned generals to attack Wang's regime, suppressing it. Chen was forced to resign as General Secretary in 1927, due to his public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omintern order to disarm during the April 12 Incident, which had led to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of Communists, and because of his disagreement with the Comintern's new focus on peasant rebellions.
  
   Conflict with MaoChen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Mao Zedong in 1925 over Mao's essay "An Analysis of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lthough Mao had been one of Chen's students,
   he had begun to question Chen's analyses of China. While Chen believed that the focus of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China should primarily concern the workers, Mao had started to theorize about the primacy of the peasants. According to Han Suyin in Mortal Flower, Chen "opposed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Mao's analysis], denied that a radical land policy and the vigorous organization of the rural area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necessary, and refu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ssay in the central executive organs of publicity."
  
  Although he recognized the value of Mao's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m in inciting the Chinese peasants and labourers to revolution, Chen opposed Mao's rejection of the strong role of the bourgeoisie that Chen had hoped to achieve.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Chen denounced Joseph Stalin's dictatorship, and held that variou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cluding independent judiciaries, opposition parties, a free press, and free elections, were important and valuable. Because of Chen's opposition to Mao's interpretation of Communism, Mao believed that Chen was incapable of providing a robust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China. This dispute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end of Chen and Mao's friendship and political association.
  
   Expelled by the PartyAfter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collapsed in 1927, the Comintern blamed Chen, and systematically removed him from all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In 1929, he was expelled. Afterwards, Chen became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Left Opposition of Leon Trotsky. Like Chen, Trotsky opposed many of the policies of the Comintern, and publicly criticized the Comintern's effort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Nationalists. Chen eventually became the voice of the Trotskyists in China, attempting to regain support and influence within the party, but failed. Chen continued to oppose measures like "New Democracy" and the "Bloc of Four Classes" advocated by Mao Zedong.
  
   Last Years
  
  Taken in the First Nanjing Prison in the spring of the 26th year of the Republic In 1932, Chen was arres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here he had been living since 1927, and extradited to Nanjing. Chen was then tried and sentenced to fifteen years in prison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Chen was released on parole in 1937,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Chen was one of the few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o survive the turmoil of the 1930s, but he was never able to regain any influence within the party he had founded. For the last decade of his life, he faded into obscurity. Chen later embraced a form of libertarian socialism,
   and refused to side either with the Nationalists or CCP. At the time that he was released, both the supporters of Chen and the pro-Comintern leaders who opposed him had either been killed or had fallen out of favor with the Communist membership.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ly managed to survive the purges by fleeing to 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the Long March of 1934-5, during which Mao Zedong emerged as leader. Mao and this new generation of Communists would lead the party in China for the next fifty years.
  
  After his release, Chen travelled from place to place until the summer of 1938, when he arrived at the wartime capital of Chongqing and took a position teaching at a junior high school. In poor health and with few remaining friends, Chen Duxiu later retired to Jiangjing, a small town west of Chongqing, where he died in 1942 at the age of 62. Today, he is buried at his birthplace of Anqing.
  
   Legacy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1949, Chen's example was used to warn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not to deviate from party orthodoxy. In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the example of Chen in collaborating with Wang Jingwei's Wuhan government, leading to the ostracism of his peers and the failure of Communist policies at the time, was used by Peng Zhen as a warning never to "forgive" anti-Maoists. After Mao died in 1976, Hua Guofeng gave a speech praising Mao's suppression of "Right and 'Left' Opportunist lines of the Party" as one of the late Chairman's greatest achievements: Chen's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be named as being correctly suppressed; Deng Xiaoping was the last. Subsequent generations of Chinese have since re-assessed Chen'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Communism as being somewhat more positive.
  
   Literature
   Writing StyleChen felt that his articles should reflect the needs of society. He believed that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c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ose who accurately report social weaknesses and sicknesses.
  
  Chen's articles were always expressive. He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officials as corrupt and guilty of other wrongdoings. He was under constant attack from conservatives in China, and had to flee to Japan four times. In China, he spent much of his life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order to pursue his writing and scholarly activities free from official harassment.
  
  Chen's articles strove to attract publicity, and often arouse discussion by using hyperbole. He emphasized his sadness about the backwardness and corruption in China so that people suffering would be willing to send him their opinions. In New Youth, he wrote various articles using pseudonyms to form "discussions", in order to arouse public interest.
  
  Chen's publications emphasized the responses from their audience. In New Youth there were forums and citizens' columns. On average, there were 6 letters from the public in each issue. Whether in praise or strong opposition, Chen encouraged all to write. He also thought that teamwork was very important in journalism, and consequently asked for help from many talented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cluding Hu Shih and Lu Xun.
  
   Journalistic Work
   Anhui Suhua BaoOn March 31, 1904, Chen founded Anhui Suhua Bao (安徽俗話報), a newspaper that he established with Fang Zhiwu (房秩五) and Wu Shou (吴守) in Tokyo to promote revolutionary ideas using vernacular Chinese, which was simple to understand and easy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read. While Chen was the chief secretary of the newspaper, its circulation increased from only a thousand copies to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at figure in less than half a year,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vernacular Chinese newspapers in print at that time. During 1904 and 1905, a total of twenty-three issues were published. Each issue had 40 pages - about 15,000 words. However, due to political pressures, the paper was barred from publishing in 1905.
  
  Chen had three main objectives in publishing Anhui Suhua Bao (安徽俗話報): to let his countrymen in Anhui keep abreast of the politics of the Qing Dynasty; to spread knowledge to the paper's readers through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o promote revolutionary ideas to the public. Chen believed that most Chinese believ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tate, and that this limited their interest in political events. He also found Chinese people in general to be excessively superstitious. Chen urged Chines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hrough the publication of Anhui Suhua Bao (安徽俗話報). After its sixteenth issue, the newspaper added an extra 16 columns, the most popular were on military events, Chinese philosophy, hygiene, and astronomy. Almost all of these additional topics were written by Chen. His pen-name was San'ai (三愛). At least 50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under this name.
  
   Tokyo Jiayin MagazineIn early 1914, Chen went to Japan, where he worked as an editor and writer in the Tokyo Jiayin Magazine, (甲寅雜誌) which was published by Zhang Shizhao (章士釗). Chen once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Self Consciousness on Patriotism" (愛國心與自覺) which conveyed a strong sense of patriotism and encouraged people to fight for their freedom. It promoted the idea that those who love their country should spare no pains to protect it, and should fight for the rights of its citizens. This group of peopl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s the same goal harmoniously. The article was threatening to the Yuan Shikai's government, as it tried to arouse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preliminary magazine was released for 10 issues in total, before it was prevented from publishing. The magazine was resumed in 1925 in Beijing with the new name Tokyo Jiayin Weekly (甲寅周刊).
  
   New Youth MagazineIn 1915, Chen started an influential monthly periodical in the French Concession of Shanghai, The Youth Magazine (青年雜誌), which was later renamed La Jeunesse (新青年, literally New Youth). It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agazines among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hen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this periodical. It was published by Qunyi shushe (群益書社), and ended publication in 1926. The magazine mainly advocated 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 socialism, and Marxism, and was strongly against feudalism.
  
  In 1917, Chen became a lecturer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 Dean of Peking University(北京大学). Having the approval from the Cai Yuanpei, the Chancellor of the Peking University, Chen collected the writings of the students which he appreciated most, which especially included Li Dazhao (李大釗), Hu Shih (胡適), Lu Xun (鲁迅) and Qian Yuan (錢沅). In order to exp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New Youth was moved to Beijing at this time, and in February 1917, Chen used New Youth to promote science, democracy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to discourage the study of paleograph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gazine began to advocate the us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Logical arguments towards the achievement of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ethical, and democratic goals.
  
  New Youth focused on different concerns during various phases of its development. From 1915 to 1918 it opposed Chinese conservatism (especially conservatism associated with Confucianism)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During this phase, it became influential amo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1919 to 1921, until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focused on promoting socialism, and Marxism. From 1921 to 1926, it published and disseminated the prevailing view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inor PublicationsThe Shanghai local government banned the sale of a publication called "Guomin Ribao" (國民日報) on December 1, 1903. After this, Chen twice planned to found a paper called "Aiguo Xinbao" (愛國新報), but failed because of pressure from different groups. Chen continued to express his discontent towards the government in his later publications. When Anhui Suhua Bao (安徽俗話報) was published on March 31, 1904, Chen was responsible for all editing and distribution.
  
  On November 27, 1918, Chen started another magazine, the Weekly Review (每週評論) with Li Dazhao (李大釗) in order to criticize the politics of his time in a more direct way and to promote democracy, science, and modern literature. Chen also edited Tokyo Jiayin Magazine (甲寅雜誌) and Science Magazine (科學雜誌). Later, he became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newspapers Minli Bao (民立報) and Shenzhou Daily (神州日報).
  
  From 1908 to 1910, two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Deng Zhongxia (鄧中夏) and Xu Deheng (許德珩), founded the Guomin magazine (國民雜誌) and invited Li Dazhao (李大釗) to be a consultant for the magazine. From 1912 to 1913, Ch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Luo Jialun (羅家倫) and Fu Sinian (傅斯年), published a paper named Xinchao She (新潮社).
  
   Chen'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JournalismChen set a precedent for future writers via the intentionally controversial nature of his publications. He insisted on telling the truth to the Chinese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hinese media for later generations. By publish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concerning political issues, Chen provided a channel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express their ideas or discontent towards the existing government. Chen believed that the purpose of mass media was to reveal the truth. At a young age, Chen had already established his first periodical, Guomin Ribao (國民日報), in which he criticized many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evid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a view to the things mentioned above, his contribution was said to be influential to journalism as a whole. Chen's writing brought the standards of Chinese journalism closer to those of other, more libearal societies of his time.
  
   PoetryIn 1918, New Youth published contemporary poetry by Hu Shih (胡適) and Liu Bannong (劉半農),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becoming one of the first publications in China to encourage poetry in vernacular Chinese. Eventually, every article in New Youth were written in vernacular Chinese. New Youth was one of the first publications in China to adopt and use punctuations marks, and popularized their use through its popularity and wide readership.
  
   Final Letters and ArticlesGregor Benton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e last of Chen Duxiu's writings, publishing them under the title "Chen Du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 1937-1942".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and dispute
   Crisis with Cai YuanpeiIn the second edition of New Youth, Chen prepared to publish Cai Yuanpei's speech, the "Speech on Freedom of Religion" (蔡元培先生在信教自由會之演說), along with an editorial interpreting its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Before its appearance in New Youth, Cai criticized Chen for misinterpreting this speech. Chen later admitted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my speech in New Youth included a number of mistakes." Fortunately, Cai did not become angry with Chen and the publication was then amended before publishing.
  
   Crisis with Hu ShihThis crisis was about the political stand of New Youth. Hu Shih insisted that New Youth should be politically neutral and the publication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Chen attacked his rationale by publishing "Talking Politics" (談政治) in the 8th edition. Because Chen was invited by Chen Jiongming (陳炯明) to be the Education officer in Guangzhou in mid-December 1920, he decided to assign the publication to Mao Dun (茅盾), who belonged to the Shanghai Communist Party.
  
  Hu Shih was dissatisfied with this responsibility and their friendship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ended. Later, Chen wrote to Hu Shih about his dissatisfaction with Hu’s intimacy with many conservative faculty memb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Especially troubling to Chen was Hu's relationship with Liang Qichao (梁啟超), a supporter of the Duan Qirui (段祺瑞) government and their anti-new wave ideology, which made Chen greatly dissatisfied.
  
   Anti-ConfucianismChen suggested six guiding principles in New Youth with an article called "Warning the youth" (敬告青年). This article was aimed at removing the old beliefs of Confucianism. "Warning the Youth" promoted six values:
  
  1.Independence instead of servility;
  
  2.Progressivism instead of conservatism;
  
  3.Aggression instead of passivity;
  
  4.Cosmopolitanism instead of isolationism;
  
  5.Utilitarian beliefs instead of impractical traditions;
  
  6.Scientific knowledge instead of visionary insight.
  
  New Youth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agazines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hen introduced many new ideas into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humanism, and the use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he advocated the abandonment of Confucianism for the adoption Communism.
  
  Seen in this light, New Youth found itself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intellectual influence for many young people. Under the banners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thics became the target of attack from New Youth. In its first issue, Chen called for young generation to struggle against Confucianism by "theories of literary revolution" (文學革命論).
  
  To Chen, Confucianism was to be rooted out because:
  
  1.It advocated superfluous ceremonies and preached the morality of meek compliance, making the Chinese people weak and passive, unfit to struggle and compete in the modern world.
  
  2.It promoted family values and rejected the idea that the individual w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3.It upheld the inequality of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s.
  
  4.It stressed filial piety, which made men subservient and dependent.
  
  5.It preached orthodoxy of thought, disregarding freedom of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Chen calle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 and his attacks on traditionalism gave new options to the youth of his time. This magazine as a major influence with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No. 2
  (1879-1942)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提倡民主與科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倡導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剋思主義。1920年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産主義小組,並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1921年7月在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至1927年,一直擔任黨的主要領導工作。大革命後期,他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右傾投降主義,並在黨內占了統治地位,使革命遭到慘重失敗。在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後,曾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首領。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抗戰爆發後出獄。病逝於四川江津。著作有《獨秀文存》。
No. 3
  陳獨秀(1879-1942) : 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字仲甫,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提倡民主與科學。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倡導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五四運動後接受和宣傳馬剋思主義。1920年在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産主義小組,並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1921年7月在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至1927年,一直擔任黨的主要領導工作。大革命後期,他的右傾思想發展成為右傾投降主義,並在黨內占了統治地位,使革命遭到慘重失敗。在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後,曾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首領。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抗戰爆發後出獄。病逝於四川江津。著作有《獨秀文存》。
生平簡介
  陳獨秀(1879~1942年),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和旗幟,中國文化啓蒙運動的先驅,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及首任總書記,一大至五大黨的最高領袖。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屬安慶市)人。
  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 (後改名《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産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産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中,多次反對共産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産國際要求共産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係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産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佈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産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産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綫的中心政策(共産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産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綫徹底决裂,另立獨立路綫的無産階級政黨,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産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瞭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鬥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獨秀等少數共産黨人的異議外(包括毛澤東和張國燾),其他大多數中共黨員都沒有對共産國際指令,提出哪怕一鱗半爪的反對意見和公開質疑。這就導致了中國共産黨員雖然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卻是為國民黨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隨便舉個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黨員,但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黨員,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國民黨取得了大權,而不是共産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産黨造成了強烈衝擊,大批優秀幹部在反革命屠殺中喪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産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綫,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綫,同時也反對盲目嚮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遊擊隊高擡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産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産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産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産者社”,出版《無産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7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係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係。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决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産主義理論進行反思。1942年5月,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産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活動年表
  1879年生於安徽安慶。自幼喪父,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得到的評價是:“這孩子長大後,不成竜,便成蛇”。
  1896年考中秀纔。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
  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3年7月在上海協助章士釗主編《國民日報》。
  1904年初在安慶創辦《安徽俗話報》後編輯部遷至蕪湖,宣傳革命思想。1905年組織反清秘密革命組織嶽王會,任總會長。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1909年鼕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後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捕入獄,出獄後於1914年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志。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於家乡的獨秀山。
  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並主編《青年》雜志(一年後改名《新青年》)。
  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
  1919年五四運動後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剋思主義。
  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産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産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繫,發起成立中國共産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
  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雖然沒有出席,但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從一大到五大,均被選為中央委員,先後任中央局書記、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央總書記等職務,是中國共産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在大革命時期,他多次獨自、或與少數同志聯名反對共産國際領導層發出的一些明顯的投降政策,但都遭到蘇共和共産國際當權派的政治彈壓。
  1927年中國大革命遭到失敗,陳獨秀成為共産國際斯大林主義路綫的替罪羊。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組,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此後,他接受托派觀點,以在黨內成立小組織的方式進行活動。
  1929年11月,因為他在中東路問題上發表對中共中央的公開信,而被開除黨籍。同年12月發表由81人署名的作為中共左翼反對派綱領的《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時,在上海組成托派小組織無産者社,出版刊物《無産者》。
  1931年5月,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
  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後囚禁於南京。
  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於8月出獄,先後住在武漢、重慶,最後長期居住於四川江津(今重慶江津)。
  1942年5月27日在貧病交加中逝世。
陳獨秀對“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的貢獻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衝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謂也,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於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綫。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後,應用之文駢化傾嚮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傢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緻,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嚮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志,極量稱物,讀者决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啓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表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啓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傢,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應用寫作》雜志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
簡要評傳
  餘傑
  小時候的 陳獨秀是一個奇怪的孩子,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是一聲不哭,把嚴厲可怕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祖父不止一次憤怒而傷感地駡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傢門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準,這個孩子長大後果然成為20世紀中國的盜火者普羅米修斯。
  1903年,25歲的陳獨秀留學日本。當時,清國湖北留日學生學監姚煜生活腐敗、思想頑固,拼命壓製進步學生。一怒之下,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姚的房間,將他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咔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這一瞬間對陳獨秀而言,極富象徵意義——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這一剪中就選定了。他為之終身奮鬥的,便是剪去國民靈魂中的“辮子”。頭上的辮子易剪,靈魂中的辮子卻不易剪。因而,這條道路是一條悲壯之路。辛亥前後十餘年,陳獨秀一肩行李、一把雨傘,足跡遍及江淮南北,到處物色革命同志。在諸多活動中,他以辦報刊為核心。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編輯、排版、校核、分發、郵寄,他一一親自動手。三餐食粥,臭蟲滿被,亦不以為苦。他先後辦報刊數十種,“我辦十年雜志,全國思想都全改觀。”這並無任何自誇的成分。新文化運動前夕,陳獨秀堪稱新派獨一無二的思想領袖,那時蔡元培、鬍適、魯迅等人的影響力遠遠趕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陳氏指出中國的三害是“官僚、軍人、政客”,真是一針見血,比韓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時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謂“三害”,與之相比衹能算笑柄。陳氏又云:“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勢力為後援的政黨。”他開始認識到政黨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質上是個性情中人,是不能為政黨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締造的政黨。
  在北大擔任文科學長的兩年,是陳獨秀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而這段時間裏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41歲的陳獨秀獨立高樓風滿袖,嚮下層露臺上看電影的群衆散發傳單。這是空前絶後的舉動,以後愛惜羽毛的教授們是不敢效仿的。試想一位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應當是衣冠楚楚、文質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賈政式的人物。陳氏的作為,太出格了。但陳氏如是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二十世紀新青年也。”他一輩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獄之後,陳獨秀的痛苦很快牽動了國人的心。中國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歷代文字獄、迫害、殺戮,都由知識者一人承擔,而與大衆無關。這一次,大衆與知識者息息相關了。李辛白在《每周評論》發表短詩《懷陳獨秀》:“依他們的主張,我們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張,他們痛苦。/他們不願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們痛苦。”這首未被重視的小詩,卻藴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詩中人稱的轉換已微妙地說明了知識者的位置:你——他們——我們,痛苦是“你”必須承擔的。
  1921年7月23日,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共總書記。遠在廣州的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後,該是怎樣的心情呢?興奮、驚喜、冷靜、懷疑、憂懼?8年之後,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决議案》,陳氏聽到這個消息,又該是怎樣的心情呢?政治上的遊戲規則,非陳氏這樣“俠骨霜筠健,豪情風雨頻”的狂士所能理解並操作。陳獨秀衹能是陳獨秀,永遠不能形成一個“陳獨秀黨”或“陳獨秀派”。後來,他的托派學生們再次將他開除出托派共産黨,亦在情理之中。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傢休養的陳獨秀最後一次被捕。被捕後,打電報給國民黨中央當局要求“嚴懲”、“處極刑”、“明正典刑”、“迅予處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樹仁、湖南清鄉司令何鍵,以及國民黨許多省、市、縣、鄉的“黨部”等單位。同時,江西瑞金出版的“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取消派領袖亦跑不了,陳獨秀在上海被捕”為標題,幸災樂禍地發表消息。這也許是三十年代初國共兩黨擁有的唯一共識吧。兩個自稱革命的政黨都欲把這顆“中國革命史上光焰萬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語)除之而後快,真是耐人尋味。《紅色中華》發表多篇社論,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産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而《中央日報》亦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發污紅塵,滄海何遼闊,竜性豈能馴。”陳獨秀是革命傢而非政治傢。政治傢是無人格無人性無人情的,而革命傢則是單純而天真、固執而頑強的俠客和文人的結晶體,亦即葛蘭西所說的“哲學的實踐者”。陳氏在法庭上慷慨陳詞:“弱冠以來,反抗清帝,反抗北洋軍閥,反對封建思想,反抗帝國主義,奔走呼號,以謀改造中國,實現自由社會。”他的熱情從未冷卻,難怪比他小得多的鬍適也羨慕他的“年輕”。學生傅斯年談論世界大勢,悲觀地說:“十月革命本來是人類命運一大轉機,可是現在法西斯的黑暗勢力將要布滿全世界,而所謂紅色變成了比黑色勢力還要黑,造謠中傷、傾陷、慘殺……我們人類恐怕到了最後的命運!”陳氏卻堅定地說:“即使全世界都隱入了黑暗,衹要我們幾個人不嚮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夠自信有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力量。”
  《獨秀文存》是二十世紀中國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1939年,周恩來等勸陳去延安,當時中共中央想把陳弄到延安養起來,不讓他在外邊胡闹。但陳拒絶了。他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黨中央裏沒有他可靠的人了,“他們開會,我怎麽辦呢?”結果不歡而散。中共領袖們沒有讀過《獨秀文存》,他們沒有看透陳獨秀:誰也無法把他“養起來”。同樣的道理,今天成千上萬的被“養起來”的文人們,能指望他們寫出什麽樣的文字來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卻是自由的。蔣介石的資助被他拒絶,鬍適建議他去美國寫自傳也被拒絶,他衹接受北大同事和學生的幫助,晚年陳氏所做的有兩件事:一是重估一切價值,“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錯不改的,陳獨秀卻截然相反。他對早年所信奉的“主義”進行了全盤的反思和清理。這種否定自己的勇氣是最可貴的。
  另一項工作是語言文字學研究。陳氏最後一本著作是《古陰陽入互用倒表》。20世紀後半葉,語言學在人文科學中成為顯學,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語言學中實現,若幹思想巨匠都是語言學家,如維持根斯坦、海德格爾、福柯、羅蘭·巴特、哈貝馬斯……陳獨秀選擇語言學,並非陶淵明式的、尋找一條自適之路、一處溫馨的桃花源,而是與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頂散發傳單的行為一樣——高屋建瓴。天地大氣的分合洶涌,衹有真正的“竜”才能體驗到。整個20世紀,中國人過的都是“蟲”的生活,有幾個稱得上“竜”的人呢?
陳獨秀故居
  陳獨秀故居——箭桿鬍同20號
  王之鴻
  箭桿鬍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呈“T”字形,南北嚮一竪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與東西嚮的一橫相通,東西嚮一橫的西段麯折,東不通行,西口在騎河樓南巷,全長150餘米。
  據記載,“箭桿鬍同”始稱於清光緒年間。何謂箭桿?箭桿是指舊時紮紙活的骨架和吊頂棚的竜骨(擱柵)所用的經過加工的高粱稭。據此分析,當年鬍同內應有加工、經營箭桿的作坊、店鋪。鬍同今已無存,衹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鬍同了。
  箭桿鬍同20號,舊時的門牌是箭桿鬍同9號,在鬍同西口內南側把角處,東西並排兩個院落,有兩個街門,朝北的街門是箭桿鬍同20號,朝西的街門是騎河樓南巷9號(舊門牌是妞妞房9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占地面積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間半,建築面積為264平方米。此房原為孫姓人傢的房産,購於民國元年(1912年)。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即箭桿鬍同9號;如今,箭桿鬍同20號作為“陳獨秀舊居”被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舊居”的街門建在院子的東北角,面北,為“如意門”①:院內有正房3間帶1間東耳房,南房3間亦帶1間東耳房,東廂房兩間;院內西墻有隨墻門通往西院。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正房3間前出廊子。陳獨秀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這個院子裏斷斷續續住了3年。
  陳獨秀(1879-1942),中國共産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十裏鋪(今屬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雜志,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剋思主義。他說:“‘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行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産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1920年8月,上海共産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産黨簡史》寫道:“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産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註意,好像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
  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新的革命火種的人便是陳獨秀,他是中國無産階級的普羅米修斯,一生既輝煌,又坎坷,晚年蟄居在四川江津鄉下,衹有一個老保姆陪伴,但陳獨秀仍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1941年秋,陳獨秀作了一首題為《對月憶金陵舊遊》的七言絶句。詩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磯邊憶舊遊。
  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
  陳獨秀在箭桿鬍同9號居住期間,上演了其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幕。
  1917年初,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住在箭桿鬍同9號;《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由滬遷京,駐地也在箭桿鬍同9號,這裏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心。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釗又創辦了《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桿鬍同9號發出的聲聲吶喊震撼着整個中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不僅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身先士卒,衝鋒陷陣。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商量後,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遊藝場”散發,當場被捕。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在社會各界的營救、聲援下於9月16日獲釋。
  迎接陳獨秀出獄的蔡元培當衆宣佈:“北京大學為有仲甫而驕傲!”李大釗則獻上詩作《歡迎獨秀出獄》: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麽監獄什麽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頭戴氈帽,打扮成討賬的財主,乘着一身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釗趕着的帶篷騾車,出了北京朝陽門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着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計劃組織中國共産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風裏娓娓地進行着。
  1927年7月,陳獨秀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1929年11月,又因組織“中國共産黨左派反對派”而被開除黨籍。但是,人們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陳獨秀的肇始之功。
  陳獨秀有四個兒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均為無産階級革命傢,大革命失敗後相繼在上海就義;四子鶴年上中學時便投身革命,後避居香港;惟三子鬆年從小隨生母住在安慶。1953年2月,毛澤東路過安慶,憶起故舊,遂召地委書記傅大章垂詢。
  毛澤東問:“陳獨秀傢還有誰?”
  傅大章答:“有個兒子陳鬆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睏難。”
  毛澤東正色道:“陳獨秀這個人,是有過功勞的,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産黨,是有貢獻的。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後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後人的生活,還是要予以照顧。”
  毛澤東沒有忘記陳獨秀,箭桿鬍同的街坊們也沒有忘記陳獨秀
  我在2002年拜訪了一次箭桿鬍同20號。一進鬍同,我隨便詢問了兩位中年婦女和一個小夥子,他們都能準確說出陳獨秀舊居的具體位置,而且臉上還掠過不易察覺的自豪感。尤其是原來的房主孫志誠先生,當時他已是83歲高齡,還非常熱情地引領我走進院子,並詳細地嚮我介紹:“當年我們傢住在西院,東院整個都租給陳獨秀先生了。北房3間是陳先生的住房,南房3間是《新青年》編輯部,靠街門的那間小房是傳達室,《新青年》編輯部的牌子就挂在那兒,兩間東房是陳先生的車夫和廚子住的地方。東、西兩個院子是相通的,當年陳獨秀受通緝,就是從西院那個門妞妞房9號逃走的。”
  我想:依孫老先生年齡推算,應該見過陳獨秀在這裏居住,但不應該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關於陳獨秀在這裏居住的情況極有可能是聽說的,可是孫老先生卻如數傢珍。
  思緒至此,不諳詩道的我卻流淌出四句不能稱為詩的詩:
  小院當年聚風雲,獨秀引來萬木春;
  千秋功罪任評說,畢竟巍巍一昆侖。
  2008年9月15日,安慶人曾謠傳為陳獨秀曾孫的國際七三學社主席、著名書法傢陳恩田回國前往北京箭桿鬍同陳獨秀舊居,寫下了一副意味深長的對聯。橫額:不悵無悔;上聯:太平海,太平洋,平海平洋太平箭桿不悵;下聯:獨秀山,獨秀水;秀山秀水獨秀鬍同無悔。關於陳恩田是陳獨秀曾孫的傳言,但並沒有得到陳恩田本人及陳獨秀研究會證實。
  註:
  ①如意門,北京四合院中采用最普通的一種街門形式,門洞左右上角有兩組如意形狀的磚製構件,兩衹門簪迎面也多刻“如意”二安。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産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臺海出版社)
  《百年春秋——二十世紀大事名人自述》(經濟日報出版社)《陳獨秀兒女們的人生命運各不同》(載《現代家庭報》)
  陳獨秀故居——鶴山坪石墻院
  鶴山坪石墻院位於重慶江津市南郊,原是楊氏鄉紳的私宅。抗戰時期陳獨秀在此度過了他64年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自此,“石墻院”作為陳獨秀先生晚年生活的客觀載體備受註目。
  1985年5月27日,蜀中才子陳光美攜帶孫子陳恩田來到鶴山坪石墻院祭拜陳獨秀,其孫子陳恩田有感而發,寫下了一篇轟動巴蜀的《鶴山坪祭》,鶴山坪石墻院從此更是引人矚目。《鶴山坪祭》全文如下:
  維:
  乙醜年夏日,餘與祖父前往江津鶴山坪,攜陰錢冥幣萬千,備香燭紙火無數,刀頭加白酒,跪祭陳氏先輩:
  煙雨迷茫、坎途泥濘,青山淚落,緑水哽咽,遙憶山崩地裂,樹悲草嘆,墳落塚飛處,天意厚葬之。文麯星,文科長,文鶴怎比惡犬;五四風、五人組,五屆依舊領袖。創黨始為祖,論政終為先;兩黨相殘,喪延失喬,派內詬鬥,忍辱負重;幾進牢獄終不渝,延安姦人傳謠言。鐵骨錚錚豈堪辱,兩黨面前傷痕纍。鶴山坪,依稀伴侶影,石墻院,無愧對蒼天。直至貧病隕落,天地為之動容。一生燦爛,六旬光輝。後史太荒唐,列戴九頂帽。總而言先輩:愛憎分明,敢作敢為。剛強震五四,豪情創中共。為國奔走為民呼,風雨飄搖喪三子。獄難幾度不矢志,老年孤苦隱江津,貧病失意辭人間,一代偉魂留石墻。嗚呼哀哉!後人離散成牛鬼,猶嘆冤污何時洗。今日祭奠,忘卻!忘卻!泉下有知,來飲一杯。
  尚饗!
陳獨秀墓
  陳獨秀先生墓墓碑無語,鮮花寄懷。被闢為“安徽省少先隊教育基地”、“安慶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陳獨秀墓,在歷經風風雨雨、幾次修復之後,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遊客。
  陳獨秀安葬於安慶市北門外十裏鄉葉傢衝的一塊坡地上。這是陳獨秀靈柩於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乡後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塚,2001年經保護性維修後,總面積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塚、墓碑、墓臺、護欄、墓道構成。墓塚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臺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桿。墓南臺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着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竜柏鬆,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産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安慶市按照上級指示精神,在1982年撥專款兩萬元對墓進行整修。1998年,陳獨秀墓被批準為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正申報國傢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墓塚東北方向穿過一條林間小徑,約百米處有一簡易小院,占地1.2畝,院中二層主樓於1995年始闢為陳獨秀生平事跡陳列室。內設5個展廳,由10個標題版面構成,展覽使用照片資料153張、文獻資料6份、生活用具(傢具)16件,其中國傢一、二級珍貴歷史文物4件。
  目前,安慶市擬以陳獨秀墓為重點,在上世紀90年代原規劃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獨秀園”。新的規劃修編已完成,並在抓緊實施建設。不久的將來,一個集紀念、教育、旅遊於一體的園林式紅色旅遊景點,將為世人所矚目。
陳獨秀晚年的政治觀
  陳獨秀的最後政治意見以及他最後幾年寫的論文和書信所談到的主要是三個問題:
  其一,民主與獨裁(或專政);其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其三,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
  這三個問題緊密相關,有人認為民主是關鍵問題,正是從民主問題上有了新的認識,陳獨秀纔改變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最關鍵的問題是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陳獨秀多次表示,這《最後的政治意見》是他“根據蘇俄二十多年的經驗,深思熟慮了六、七年”纔得以形成的。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對三個問題的根本立場。
  1.民主與獨裁
  陳獨秀說過:“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這話說明爭取民主是一個長過程,而且也帶有階級性。他又說:“民主不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它具體內容,資産階級民主和無産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衹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
  由此可見,陳獨秀在《最後意見》中有關民主問題,並沒有說過了頭,也沒有後退。上述他說的這番話,與馬剋思、恩格斯、列寧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脈相承的。而陳獨秀說過頭了,而且頗受中國托派分子責難的是有關專政或獨裁問題。
  陳獨秀說:“所謂無産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他衹是黨的獨裁,結果也衹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他的這段話,把蘇维埃獨裁與法西斯獨裁等同起來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獨裁政權時,把責任追溯到列寧,並批判了托洛茨基。這在中國托派內部幾乎沒有什麽人所同意的。實際上,這同第三個問題是分不開的,我們可在第三個問題上一起探討。
  2.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看法
  陳獨秀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不能采取“失敗主義,”他說:“各國無産階級政黨,應以共同攻打法西斯為鬥爭口號。”又說:“在此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對民主方面采取失敗主義……,無論說得如何左,事實上衹有幫助納粹勝利。”在這裏,陳獨秀事實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這個口號的旗幟下了。這是與當時的托派觀點相距甚遠的。
  至於他說到“在此次大戰結束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衆的民主革命就無實現的可能。”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采取失敗主義,並在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傢中進行的革命鬥爭,是托派的一貫立場。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戰前夜》一書中斷言戰爭必然帶來勝利的革命。但歷史已經證明托洛茨基的預言落空了,而陳獨秀的估計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托洛茨基在上述書中還曾經說過:“如果戰爭不能帶來革命,我們就要重新估計國際形勢了。”托洛茨基的這一補充說法,可以說明國際形勢和革命形勢的變化是錯綜復雜的,須視各方的鬥爭力量的對比來决定。不能衹有一個結論,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樣,而是有幾種可能性,這在歷史上是不少見的。馬剋思對巴黎公社的爆發,也是出於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陳獨秀對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計也是錯誤的,他過高估計了德意日,過低估計了英美法,引起了當時不少人的攻擊,指責他是悲觀主義者。但總的來說,陳獨秀對二次大戰的看法,確是與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國托派其它領導人頗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結論他已經背離托洛茨基主義了,難道他在所有問題上,或者主要問題上都背離托派立場了嗎?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國抗日立場上,在一般民主問題上,基本上還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們衹能說對二次大戰的看法,陳獨秀與托派之間看法有分歧,這是事實。
  3.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
  就筆者來看,這是一個關鍵性問題。陳獨秀對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的認識,是决定他對民主、獨裁(或專政)以及二次大戰看法的基礎。他對這個問題是這樣認識的: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並非社會主義國傢,而是“世界列強之一。”是與德、意兩國一樣奉行政治獨裁的“反動堡壘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權……,决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至於現在的蘇俄,不但它的生産力不能胜任領導國,它自身早已離開社會主義了。”“若要硬說他是社會主義,便未免糟蹋了社會主義。”陳獨秀在這裏說的有其真實性的一面,也有說過了頭的地方。總而言之,這是表示他對斯大林蘇聯的深惡痛絶。而對於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惡痛絶的。1939年11月他寫了《告少年》一詩,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強今晝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後批中作瞭解釋,說伯強“古傳說中的大癘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見他對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從1924-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以後,斯大林把革命失敗責任全部栽在陳獨秀一人身上,以此來逃脫他自己本是元兇禍首的罪責。然後又通過他的中國門徒,把漢姦、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的髒水潑到陳獨秀的身上。陳獨秀這個堅忍不屈、嫉惡如仇的書生英雄性格能夠容忍得了這一大批的莫須有的罪名嗎?陳獨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癘疫鬼——伯強,就是他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蘇维埃俄羅斯聯盟共和國的政壇上,蘇聯共産黨的政治局裏,坐着這樣一個大獨裁者斯大林,這怎麽不會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結論:蘇俄的“所謂無産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種東西,它衹是黨的獨裁,結果也衹能是(斯大林)領袖獨裁……”(見上引)。他還說過,“沒有事實使我們相信,在人類自由之命運上斯大林黨徒好過希特勒黨徒。”陳獨秀對斯大林的切齒之恨是鐵的事實,是不可否認的,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陳獨秀對産生斯大林這個獨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從蘇俄的社會背景、歷史條件、布爾什維剋的演變等方面着手。他認為在種種條件湊合下,蘇俄無産階級專政,必然産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確實說過“不能把一切歸罪於斯大林一人,”沒有這個斯大林,也有另外一個斯大林;也正像馬剋思主義者所說的一樣,歷史上沒有這個拿破侖,也必然會有另外一個拿破侖。陳獨秀這裏分析評述斯大林大獨裁者的産生,是符合馬剋思主義的。但當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惡時則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惡”無不是“憑藉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沒有直接說出斯大林主義就是布爾什維主義,而實質上把斯大林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等同起來了。從這點出發他把斯大林獨裁政策和窮兇極惡的官僚主義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後所實施的無産階級專政,也因此他批評了列寧和托洛茨基。這一認識是與國內外托洛茨基派觀點截然不同的。列寧時代確實推行過一黨專政、黨外無黨,(至於黨內有派列寧時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則為黨內有派,據理力爭)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是過渡性的,是為了保護新生的蘇维埃政權,免遭內戰,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包圍以及孟什維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破壞。列寧在臨終前已經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個補救辦法(1)增加黨中央委員會人數;(2)工會應對政府獨立;(3)設置工農監察委員會監督黨和政府的官僚主義。而托洛茨基則公開主張,無産階級專政下應實行多黨製(可參見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寧死後,特別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國之後,斯大林及其黨徒為了官僚層利益,全盤篡改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剋主義,把無産階級權力集中在自身及其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權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權力則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寧時代的民主集中製不見了,蘇维埃會議名存實亡。蘇维埃國傢衹有一個聲音——斯大林的聲音。
人物生平
  早年留學日本。1903年參加拒俄運動,曾參加反對清王朝和反對袁世凱的鬥爭。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 (後改名《新青年》)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1916年任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剋思主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20年,在共産國際幫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國共産黨發起組織,進行建黨活動。1921年3月24日,陳獨秀受陳炯明之邀在廣東建黨。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中,多次反對共産國際的國共合作指示(為了保證合作,共産國際要求共産黨員留在國民黨內),但是由於缺乏有係統的、獨立的階級綱領指導,使得陳獨秀等一次次被共産國際領導層錯誤的行政指令壓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陳獨秀在黨報上發表公開信,單方面宣佈退出國民黨,引起黨內外轟動,因為共産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服從後者的紀律,是共産國際為確保國共合作的既定戰略路綫的中心政策(共産國際為何執行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參見百度百科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的詞條)。但不久後共産國際領導層發來的指令,使大多數中共黨員繼續堅持舊政策,而包括陳獨秀在內的異議分子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要與這種路綫徹底决裂,另立獨立路綫的無産階級政黨,因為他們並沒有形成完全有別於共産國際的另一種國際國內革命綱領,更不瞭解當時國際領導層內部托洛茨基一派與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個中國革命問題進行激烈的綱領鬥爭。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陳獨秀等少數共産黨人的異議外(包括毛澤東和張國燾),其他大多數中共黨員都沒有對共産國際指令,提出哪怕一鱗半爪的反對意見和公開質疑。這就導致了中國共産黨員雖然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領導者,卻是為國民黨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隨便舉個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罷工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黨員,但他們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黨員,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國民黨取得了大權,而不是共産黨)。
  1927年大革命失敗對中國共産黨造成了強烈衝擊,大批優秀幹部在反革命屠殺中喪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敗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響力嚴重削弱.。對這次革命失敗負有第一責任的共産國際領導層(以斯大林和布哈林為首)把全部責任推卸在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的頭上,中共又把主要責任推卸在總書記陳獨秀頭上,指責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在1927年八·七會議上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栽贓陷害也是中共黨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後,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綫,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綫,同時也反對盲目嚮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遊擊隊高擡為紅軍(誠然,不僅陳獨秀而且當時相當多數國際國內共産黨人都低估了農民運動),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鬥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國共産黨。12月,與彭述之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攻擊中國共産黨的機會主義領導層。同時,在上海建立托派組織“無産者社”,出版《無産者》刊物,宣傳托派觀點。1937年,在上海淞滬會戰中,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擁護國共合作和國民黨領導抗日,在武漢聯絡民主人士和抗日軍隊,試圖組織“不擁國、不阿共”的第三勢力。此時的陳獨秀已偏離了托派綱領,並遭到多數中國托派的反對,但仍與托派組織保持關係直至逝世也未曾脫離過這種組織和思想、政治關係。1938年,被王明、康生誣陷為日本間諜,從此與中共徹底决裂。晚年陳獨秀最終的立場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權,開始對共産主義理論進行反思。1942年5月,陳獨秀作為二十多年來一直為無産階級解放事業而奮鬥的革命戰士於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等。
百科辭典
  Chen Duxiu
  陳獨秀
    國“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字仲甫,號實庵,安徽省懷寧縣人。早年積極參加反清和愛國活動。多次留學日本。1915年 9月在上海創辦《青年》(後改名《新青年》)雜志。1918年和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提倡新文化,宣傳馬剋思主義,是“五四”運動時期的激進民主派。嗣後,走上馬剋思主義道路。陳獨秀是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之一,曾被選為黨的中央局書記。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後又同托洛茨基派勾結成立反黨組織,於1929年被中國共産黨開除出黨。1942年病死於四川省江津縣。
    陳獨秀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並曾在教育部門擔任領導職務。他發表過不少有關教育的文章和通信。
    陳獨秀早年反對中國封建傳統教育,曾推崇並主張學習近代西方教育。他認為當時中國教育,“上焉者為盲目的國粹主義,下焉者科舉之變相耳”,是一種“偽教育”,而西方教育纔是“真教育”。他說西方教育“是自動的而非被動的,是啓發的而非灌輸的”,“是世俗的而非神聖的,是直觀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單獨腦部的”。同時主張中國在學習西方教育時,應該“棄神而重人,棄神聖的經典與幻想,而重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五四”運動後期,陳獨秀對新教育作了一些探索。他認為新舊教育的不同,不在於兩者的形式(學校和科舉)和教材種類(科學和經、史、子、集),而在於兩者的主義和方法。新教育的主義是社會的,教授方法是啓發式的;舊教育的主義是個人的,教授方法是教訓式(灌輸式)的。強調新教育要註意“改良社會”;要適應社會的需要;要同社會打成一片;要結合實際,文化要“普及”;教授方法要用啓發式。1920年12月他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擬定了廣東省全省教育委員會的組織法、全省學校係統圖、全省每年教育經費概算表,試圖改革教育制度。
    陳獨秀反對“教育救國”論,認為當時中國“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問題,則必無教育、實業之可言,終於昏弱削亡而已”。陳獨秀對“五四”運動時期性質復雜的“平民教育”思潮和運動,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態度。他指責B.A.W.羅素鼓吹中國“應該從教育入手,應該從平民教育入手”,而不應該提倡社會主義的謬論。他反對把“平民教育”作為實現“平民主義”社會幻想的工具,並批判某些人以“平民教育”作為幌子,破壞工人運動。但他不反對革命者通過平民教育的學校或機構,對勞動人民進行文化知識和政治教育。
     (曾樂山)
    
英文解釋
  1. :  Chen Duxiu
近義詞
陳慶同, 陳仲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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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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