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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1966)新聞工作者。原名子健，福建閩侯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37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長、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建國後，歷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著有《燕山夜話》、《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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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拓（1912-1966），新聞傢，政論傢，原名鄧子健，福建閩縣(今福州市區)竹嶼人，傢住道山路第一山房。筆名馬南邨、嚮陽生等。父鄧鴻予舉人出身。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著有《鄧拓散文》、《鄧拓文集》、《鄧拓詩詞選》、《燕山夜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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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
民國15年(1926年)，鄧拓就讀於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民國17年，和傅衣凌等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民國18年，考入上海光華大學社會經濟係。翌年鼕，加入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參加中國共産黨。翌年秋，轉學到上海法政學院，曾任社會科學家聯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區黨團書記，中共法南區委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民國21年，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遊行時被捕。翌年秋，保釋出獄。是年鼕，參加“福建事變”，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員會、外交部任職。“閩變”失敗，逃到上海，轉入河南大學社會經濟係續學。民國26年6月，出版專著《中國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變後，獲釋。9月，進入五臺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鄧拓率領新聞隊伍，轉戰太行山，既是總編輯，也是指揮員。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二十一周年時，鄧拓為《晉察冀日報》撰寫討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和掌握毛澤東主義》，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最早係統論述毛澤東思想的論著之一。同年3月，與丁一嵐結婚。民國33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5捲本《毛澤東選集》 (晉察冀版)，是中國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北平和平解放後，鄧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傳部長。
1949年秋，任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同年鼕，受聘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1958年，調離人民日報社，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思想文化戰綫工作；主編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綫》 。1959年，兼任中國歷史博物館建館領導小組組長，出版《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1960年，兼任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鄧拓是中國共産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60年代初，鄧拓應《北京晚報》之約，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不久，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綫》雜志撰寫《三傢村札記》雜文。“文化大革命”開始，被打成所謂“三傢村集團”，身心受到極大摧殘。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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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的出籠對知識界、政界震動很大，首先衝擊的當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說北京市委必須對這篇文章有個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是轉載還是不轉載。
姚文元的文章出來當天，《北京日報》社社長範瑾就給當時市委分管《北京日報》工作的市委書記鄭天翔打電話，請示是否轉載。鄭天翔匆忙看過，就給範瑾打電話，讓她第二天轉載。可是，第二天《北京日報》沒有轉載，鄭天翔給範瑾打電話，範瑾說：“鄧拓同志不贊成登，他說不能輕易登，等請示彭真同志再說。”彭真不在北京。鄧拓當時主持意識形態工作，但不分管新聞，而鄭天翔分管《北京日報》，卻不分管意識形態。之所以這樣分工，是因為鄧拓被毛澤東批評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並逐出了《人民日報》之後，市委不讓鄧拓過於為難，就把新聞這一塊摘出來讓鄭天翔管。
鄧拓不同意轉載，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澤東提出來要批吳晗，彭真早就嚮市委打過招呼。但是，對於市委領導，包括彭真在內對批吳晗至少有這麽三點心理障礙：一是吳晗為人正直，一貫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事業，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吳晗是明史專傢、教授，但又是來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從學術的觀點上批判吳晗可以，從政治上全盤否定吳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過去曾說過：郭沫若、範文瀾、茅盾、翦伯贊、吳晗要保。現在公開點名，至少也應嚮中央文革五人領導小組或中宣部報批，姚文元的文章沒有跡象說明是經過批準的。
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的發表，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戰略部署。因為拿吳晗開刀是指嚮“三傢村”、指嚮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鄧拓和吳晗都是《三傢村札記》專欄作者，抓出吳晗，自然也就抓出鄧拓。在江青、張春橋的日程表上，批判鄧拓和批判吳晗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表上。
從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發表，即1965年11月10日到1966年1 月5日鄧拓被停止工作進行檢查，通共衹有55天，時間雖然短暫，但鄧拓的所作所為，都是起到力圖把製造十年動亂的序幕關上。不希望朝着瘋狂的、無原則的政治批判方向發展。在這段時間，他發表過演說，組織過寫作組寫學術批判文章，親自出馬寫了“嚮陽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衹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嚮激化，都被當作加罪於鄧拓、彭真的口實。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後發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誣陷鄧拓的批判文章，揭發鄧拓是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並且無中生有，血口噴人地聲稱：“鄧拓是什麽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鄧拓當然知道這種誣陷是欲把他置於死地，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纔這樣說的。鄧拓當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這股惡勢力在當時是無法抗拒的。
鄧拓在“五·一六通知”通過後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來作最後的抗爭。之前，鄧拓給彭真、劉仁和市委們寫了一封長信，此時彭真早已被批判，並在5月16日這一天失去了自由。鄧拓臨死之前給彭真等人寫信，表明了他對彭真和市委的信賴。同時申明自己絶不是“混進黨內，偽裝積極，騙取了黨和人民的信任”的人。並坦然地相信那些構成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罪名的雜文，到底是“什麽性質”，“一定會搞清楚的”。信的最後他誠摯地寫道：“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嚮着敬愛的黨，嚮着敬愛的毛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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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為了係統地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决定出版《毛澤東選集》。聶榮臻、程子華、劉瀾濤决定將這一任務委托給《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晉察冀日報》社是報社，又是出版社，還兼新華書店，它出版的大量書刊中，馬列主義的書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馬列著作外，還出版了普及讀物，如《通俗大衆哲學叢書》、《通俗社會科學叢書》，其中包括《馬列主義初步》、《共産黨與共産主義》、《政治經濟學初步》、《社會發展簡史》、《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鄧拓在《報社五年回顧》的講話中說：四年多出版書籍129種，近80萬册。從日本投降到進入張傢口，一年出版馬列著作、毛澤東著作96種、57.6萬册。這在戰爭年代，在敵後出版如此大量的書，實非易事，堪稱奇跡。 應當指出《晉察冀日報》社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是《論持久戰》。
鄧拓接到任務後，主持了編選和出版工作，並寫了《編者的話》。這部《毛選》在版權頁上載明：晉察冀日報社編印，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定價300元(邊幣)，1944年5月初版。全書共800多頁，約50萬字，選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戰開始後到1944年6月期間的論著(為什麽1944年5月初版的書中有6月份的文章，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說明)，也收錄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紅四軍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决議案》，以及抗戰爆發前夕在延安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全書按內容分編為五捲：第一捲包括5篇著作，為國傢與革命問題的論著；第二捲11篇，為統一戰綫問題的論著；第三捲3篇，為戰爭與軍事問題的論著；第四捲3篇，為財政經濟問題的論著；第五捲7篇，為黨的建設問題的論著。這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其後大連和渤海、東北等解放區的《毛澤東選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根據它編輯的。
鄧拓撰寫的“編者的話”，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的概念，滿腔熱情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作用。說明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原理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中國共産黨的思想。指出毛澤東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學的馬列主義的原理原則，使之與中國革命實踐密切結合，使馬列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在與黨外各種反革命思想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中，生長、發展和成熟起來的。鄧拓在“編者的話”中鮮明地指出：“過去革命鬥爭的經驗教訓了我們，要保證中國革命的勝利，全黨同志必須徹底地團结在毛澤東思想之下。”
“歷史證明毛澤東主義，就是中國的馬列主義，衹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導，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與此相反，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一切反革命思想與假馬剋思主義，卻陷中國於嚴重危機或使革命遭受嚴重損失。目前國民黨腐敗無能，達於極點，這就加重了中國共産黨和全國人民輓救民族危亡的責任，因此無論黨內黨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必要。”鄧拓在這篇“編者的話”中表達出的觀點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選》第五捲第一篇，原來選的是《論新階段》全文，後衹選入《中國共産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地位》這一部分，是中央宣傳委員會的意見(當時的中央宣委會書記是毛澤東、副書記是王稼祥)。鄧拓本來想多選幾篇，像《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馬剋思主義的軍事著作，可惜因為當時尚未公開發表，故沒有選入選集。《毛選》的版權頁上，標明的版權時間是1944年5月，實際上5月是發稿付排時間。在付排前，6月份報上又發表了毛澤東《同中外記者團的談話》，臨時補了進去。但版權頁未及時作相應的改動，致使有時間上前後不一致的矛盾。
《晉察冀日報》社的職工們，在鄧拓領導下，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在戰爭環境中，短短的幾個月中高質量地印裝成書，實在不易。當出版《毛選》時，正值1943年秋鼕3個月的大“掃蕩”之後，物資奇缺，印刷設備陳舊。我們在反“掃蕩”中繳獲的敵人的一個文件說，“《晉察冀日報》已永遠和晉察冀人民絶緣了”等一類的詞句。在慶祝反“掃蕩”勝利和報社成立六周年的大會上，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劉瀾濤同志說：我們《晉察冀日報》始終未停，一直為廣大人民服務，為人民所擁護，不但印報，還出版書籍。這就是我們的勝利。
擔任排印《毛澤東選集》的報社二廠(印書廠)，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縣馬蘭村附近小莊坡山村，這個村衹有十幾戶人傢。地處深山，交通不便，敵寇又燒殺搶掠，物資、糧食供應都很睏難。就在這個小小的山村，《選集》5月開排，7月出書，9月出齊五捲，全部印刷完畢，送到讀者手中，僅用半年時間。
報社印書廠廠長周明傳達鄧拓交代的任務時說：“老鄧認為，印刷《毛澤東選集》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大事，要求我們全體職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加倍努力，剋服一切睏難，做好工作，保證質量，以優異的成績來完成《毛澤東選集》的印刷任務。”簡陋的設備，印平裝本的《毛選》就夠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燙金的精裝本，那就更睏難了!為了不出錯誤，保證印刷質量。排字工人盡量減少錯誤；打紙型的工人消除打紙型時粘出來的鉛字所發生的錯誤；印刷工人將鉛板墊得平整，油墨均勻；裝訂工人將書邊裁得整齊，折頁整齊，揀頁準確，裝訂嚴實。為保證不出錯誤，校對進行四校，還聘請專傢校勘。
為了出精裝本，鄧拓和《晉察冀畫報》社沙飛商議，由畫報社製毛澤東像的銅版，這個問題解决了，可是燙金怎麽辦呢?小廠哪有燙金機。鄧拓叫二廠再發動群衆，想辦法。群衆發動起來，辦法終於找到了。裝訂股長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機代替燙金機，在手搬機下生木炭火，把轉盤烤熱，這樣燙出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選集》五個大字的精裝合訂本。為此，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寫信嘉奬報社印刷二廠。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稱贊說：“鄧拓同志在抗戰後期還編纂了《毛澤東選集》，這是全國第一本係統編選毛澤東同志著作的選讀本，為傳播毛澤東思想做出了貢獻。”這部《毛澤東選集》是“第一個係統的版本”，“一個流傳最早、最廣泛的版本”。(見龔育之《關於〈毛澤東選集〉的版本等問題同施拉姆教授的談話》)後來，在這個版本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兩次增訂再版。
周明回憶，1942年他在《晉察冀日報》社編輯部資料室工作的時候，鄧拓打過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出版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澤東同志著作的書，都要送給他一份。鄧拓同志還十分註意搜集毛澤東同志的詩詞和手跡，像《新民主主義論》的復寫稿，排印以後，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來。1946年畫傢尹瘦石來到張傢口，展示了毛澤東同志給柳亞子先生的信和《沁園春》手稿，他就立即製了版，收藏起來。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來到阜平縣城南莊，劉少奇、朱德、徐老、吳老也從平山來了，陳毅也從華東來了，政治局曾在這裏開過一次會，這時，毛澤東同志把他《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交給《晉察冀日報》發表，打出清樣後，毛澤東同志校對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樣，他又校對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華社是根據毛澤東同志最後校對的清樣，嚮全國發播的。鄧拓同志把報社的兩份清樣都珍藏起來。黨中央1948年發佈的“五一”節口號，是在阜平縣城南莊發出的。這個口號的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毛澤東同志親筆寫在原稿上的，鄧拓珍惜這份手稿，囑咐排完後立即把手稿交給他。抗戰時期，我們能夠讀到“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衹等閑”等毛主席詩詞，能讀到惲代英的“浪跡江湖數舊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詩句，都是從鄧拓那裏抄來的。
金肇野回憶，1965年夏他到北京鄧拓傢中，在案頭墻上，懸挂着一幅毛主席手書《琵琶行》，不僅他從未看到過，也是他見過的毛主席書法中包括復製品在內寫得最好的作品。他驚喜地仔細觀看、欣賞這幅竜騰虎躍的筆法。鄧拓歪着頭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愛主席這幀未公佈於世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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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嵐是“一二九”運動中天津市進步學生，抗日戰爭開始後到延安，1938年到晉察冀邊區從事婦女工作，任平山縣婦女抗日救國會副主任。1941年2月，平山縣一個年輕的婦女抗日積極分子被惡毒的公公、丈夫殺害了。出於革命義憤，丁一嵐寫了一篇近三千字的通迅《血的控訴》投給晉察冀日報，殺人兇手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報紙於這年6月24日以較大的篇幅發表了這篇通訊。在通訊發表的過程中，擔任晉察冀日報總編輯的鄧拓開始和作者通信，經過近一年的信件往來，他們初晤於平山縣的瓦口川。兩人踏着月光，漫步在長堤上，互相交談了彼此的理想和抱負。鄧拓將其寫在《初晤》、《夜別》兩首詩中。
1942年春天，當他們再次相遇到滹沱河邊時，約定了終身。丁一嵐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風沙代替了清風明月，習慣了的戰鬥生活，倒增添了幾分豪情，我們終於約定了終身。”鄧拓以《心盟》為題藉詩記情：“滹沱河畔定心盟，捲地風沙四野鳴，如此年時如此地，人間長此記深情。”
1942年3月7日，鄧拓與丁一嵐以平山南滾竜溝一間農傢小屋為洞房，結為夫妻。結婚那天200多人為這對新人祝賀，整個十多裏長的滾竜溝洋溢着歡快的氣氛。儘管當時正處在敵情緊張的時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懷並沒因此而改變。這對革命伴侶在太行山的山坳裏度過了抗戰時期最艱苦的時期，同時也是他們一生最美好、最難忘的時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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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拓故居位於福州烏山北麓天皇嶺東北坡下第一山房七號,為福建省文物保護單位，1994年重修後闢為鄧拓紀念館。故居占地面積1015平方米，展廳面積380平方米。主樓是一座雙層木結構的小樓房，坐北朝南，為清末民國初福州舊民居風格建築，樓高9米，在主樓西側有一間書房，即鄧拓臥室。這棟樓原為鄧拓父母及兄長的居室，現闢為展室。陳列《鄧拓生平展》，以鄧拓人生經歷為脈絡，分為《鄧拓生平》、《鄧拓著作》、《懷念鄧拓》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縱綫展開，分“別傢前後”、“烽火硝煙”、“和平建設”3個時期，第二部分則以橫綫排列，分新聞、歷史、哲學、文學、書畫鑒賞等5個方面展出。以大量的珍貴照片資料和鄧拓一生創作的著作，及後人對他的懷念，體現鄧拓剛直清正，無私無畏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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