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
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袁樞
（1131—1205年），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
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
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
書。
《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閑，可以從容論著。
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裏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
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說，衹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
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製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
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姦相”章敦的子孫，
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
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
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贊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睏
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瞭解决讀《資治通鑒》的睏難。
由於《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衹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
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瞭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捲，讀者很不方便。
據說，《資治通鑒》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
失望，衹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藉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衹翻了幾捲，
有的衹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睏難。司馬
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
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
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
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傢分晉》，終於
《世宗徵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捲。袁氏雖然衹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
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
鑒》，瞭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傢興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
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
絶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
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
在《通鑒紀事本末》捲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
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
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
離合之間，又皆麯有微意。”（《朱子大全》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
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裏（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
“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鑒紀
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
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
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
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
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
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
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
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
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
年，决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
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
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於《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歷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註本互校，
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捲，後來章鈺撰寫《鬍刻通鑒正文校
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註文外，
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註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有較好的
一種版本。
《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一
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
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
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鑒》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總之，《通鑒》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
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畫出一個發展的綫索，因此，
它衹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
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
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鑒紀事本末》，宋本共42捲，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
就《通鑒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幹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
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
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
紀事本末》，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