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Zhu xuepai
程朱學派
school of Cheng brothers and Zhu Xi
中國以宋代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哲學學派。該學派肇端於北宋的周敦頤，奠基於二程，完成於南宋的朱熹，是理學中最大的學派。程顥、程頤早年受業於周敦頤，接受其道德性命之學的觀點。但他們自稱“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傢體貼出來”。他們利用《周易·係辭》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一語，提出理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是 “所以陰陽者”。認為 “天下衹是一個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等人倫道德之理，這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天下之定理”。他們以理為最高範疇，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但程顥、程頤的思想傾嚮略有不同，程顥強調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和性無內外之說，提出“衹心便是天”的觀點；程頤則強調“性即理也”。這些不同傾嚮對理學的演變有重要影響。在理學的發展過程中，二程以洛陽為中心，形成了一個學派，即所謂洛學。其弟子甚多。著名的有謝良佐、楊時、遊酢、尹□等人，張載弟子呂大臨等人後來也轉嚮這一學派。二程去世後，其弟子多流於禪學。被稱為“洛學之魁”的謝良佐以“覺”為仁，提出仁便是“生意”，主敬便是“常惺惺”。
南宋洛學大傢楊時（1053～1135），繼承二程思想，提倡由誠意正心,推之以“平天下”的內外合一之學,強調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區別。羅從彥在楊門“獨得其傳”，主張窮理、無欲,行“理之所必然”,論《中庸》在盡心知性，論《大學》在知所止，是理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李侗從學羅從彥，主張默坐澄心以體驗“未發”以前氣象，並強調理一分殊。他再傳朱熹時曾說：“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熹深受其影響。
朱熹不僅繼承、發展了二程思想，而且集諸儒之大成，對北宋以來的理學思潮進行了一次全面總結，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理學體係。他繼承發展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把太極之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並發揮了“理一分殊”說；他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張載關於世界統一於氣的思想，係統地論述了理氣的關係；他在二程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係統的格物緻知說和知行學說，建立起完整的人性學說和有關修養方法的學說。由於他的學說以二程思想，特別是以程頤思想為基礎，以理為最高範疇，而與以陸九淵為代表的理在心中的思想有所不同，後來的學者把他和二程聯繫起來，統稱為程朱學派。
朱熹歿後，由於其哲學體係的內在矛盾和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程朱學派在發展中發生分化。朱學正統派除堅持以理為最高範疇之外，一部分人繼承和發展了朱熹的心性學說，統理於心，把朱熹哲學發展為心學。一部分人批判朱熹的理學體係，改造他的理氣論和格物緻知說，發展成以氣為本的哲學。
朱熹的弟子黃□，發揮了朱熹的道統論和體用說，論證了理一元論哲學。較有影響的弟子陳淳在《北溪字義》中係統地解釋了朱熹哲學的重要範疇，發揮了理氣論、心性學說和知行說。南宋末年,真德秀、魏了翁發展了朱熹的心性之學。真德秀提出以心為仁、以仁為“歸宿之地”的成己成物之學。魏了翁提出心即太極，“天衹在此心”的命題，以求其本心為主要方法。黃震批判了“道心人心”說,提出理在物中、道在器中的思想。文天祥提出道不離天地萬物的思想。元朝的許衡和吳澄，調和朱、陸思想。許衡反對章句訓詁之學，以盡心知性為格物緻知，強調反求諸心；吳澄公開提出以“尊德性”為本，不可“外心而求道”的心學方法。另一理學家劉因,則反對心學,提倡格物窮理之學。明初的薛□和吳與弼都重視道德踐履，但從不同方面發展了朱熹哲學。薛□批判了理先氣後、理生氣說，吳與弼提出心含宇宙、天人一體的心學觀點。吳與弼的弟子鬍居仁繼承了理學理想，另一弟子陳獻章提出心與理一、宇宙在吾心的命題。羅欽順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理學、建立了以氣為本的哲學，從朱學中分化出來。此後，陳建、呂楠等人堅持格物之學。明清之際，王夫之等人全面地批判總結了朱熹哲學，陸世儀、張履祥等人批判改造了朱熹的心性說，李光地、陸隴其等人堅持正統理學，但無重要發展。
程朱學派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大的哲學學派。從南宋後期起,它逐漸受到封建統治者的重視,歷經元、明、清三代，一直居於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發生過巨大的影響。
（蒙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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