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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又名博古(1907年-1946年4月8日)（此名為俄語“上帝”的音譯）。乳名長林，字則民，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 五月十四日生，江蘇無錫城內中市橋巷人。出身望族。，9歲喪父，19歲赴莫斯科求學，24歲受命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28歲交出大權，39歲因墜機遇難。與王明、張聞天等人是蘇聯留學期間的同學，與其他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
1931年9月-1935年1月為中國共産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綫影響，負責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1933年初遷到瑞金，對中央蘇區的影響更大。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中，因盲目聽從共産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的指揮，使紅軍傷亡慘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博古在遵義會議後雖然失去了最高統帥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是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較量的幹將，在涉及中央紅軍內部利益時，他站在毛澤東一邊。
博古和周恩來、葉劍英參與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决。因此，他們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談判，並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軍組建初期也有功勞。
博古是中共長江局成員，參與領導了武漢會戰期間的抗日宣傳。
博古回到延安後，領導創辦了《解放日報》，這是中央機關報。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飛延安，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1907年誕生，擔任過中國共産黨的臨時政治局總負責人，擔任過黨中央的書記（見《遵義會議文獻》，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或總書記（見《中國共産黨組織資料匯編》，1983年紅旗出版社出版），長期在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1946年4月8日與王若飛、鄧發、葉挺等十多位同志和先生從重慶乘飛機返回延安，在西安停機加油時，被國民黨特務在機上放了炸彈，飛行途中又遇雨霧，飛機迷失方向，在山西省興縣黑茶山爆炸，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被黨中央稱為“四八烈士”，那時博古年僅39歲。
但是，要真實而完整地說清楚博古的歷史，還是很睏難的。因為他對於革命所作的貢獻，書刊與媒體介紹的甚少，如在中央蘇區4次反“圍剿”，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上前綫打仗，又作了這4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這重大的史實在今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博古39歲的輝煌與悲壯》一書中纔首次披露。
1941-1946年，博古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解放日報》社新華通訊社社長與中央出版局局長，統領駐紮在延安清涼山的新聞出版大軍時，我在《解放日報》做副刊編輯，直接間接知道些博古的情況，這是很有限的，今後還要再繼續尋找黨的相關檔案；采訪在世的知情人；現在《聯共黨（布）、共産國際與中國革命》已出版12本，在13本以後的文件中就可以看到博古領導中國革命的檔案記載，許多問題可以更清楚了。
1931年，博古24歲時，在上海任共産主義青年團書記。這時黨中央遭到破壞，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不足半數。這時黨中央决定，周恩來赴中央蘇區，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黨中央與共産國際遠東局商量，在上海成立中央臨時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6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總負責。1931年10月10日，共産國際批準上述任命。博古擔任這個職務是臨危受命，服從分配，並且合法的。延安整風時，我們副刊部的同志曾嚮博古請問過這一情況。博古說，他當時曾再三提出他不是中央委員，負責黨中央的工作，不合組織原則。他還提出自己太年輕，不懂軍事，又不熟悉國情，擔此重任不合適。但周恩來他們說，這是工作需要，衹要共産國際同意就行。黨的負責人原稱書記，這時為什麽稱“總負責”呢？因為盧福坦曾想當書記，遠東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這個職務以後他擔任。
“10月21日，中央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维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以上見《毛澤東年譜》）這樣，是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局的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4人未經中委選舉，但五中全會政治局常委（有時也稱書記）的名單是經共産國際批準並有所增減的，手續不完備，但合法。
這就是博古負總責的時期，這時期犯過路綫錯誤，但這個路綫是共産國際的路綫。博古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前與大會上大包大攬地檢討說：“我應嚮黨所負的責任就在於執行了這個路綫，而且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在1935年元月15日至17日召開的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博古作了初步檢討，承認五次反“圍剿”失敗，撤出中央蘇區，不能不開始長徵。其間，1933年鼕福建省發生了抗日反蔣的事變，博古贊成與福建合作，但因共産國際與黨內多數領導人反對與福建人民政府合作，博古衹好放棄個人意見，服從上級與服從多數而錯失良機。
博古負總責時犯過路綫錯誤，但在任用幹部上做過好事，在1934年12月以前，中央秘書長是由鄧穎超擔任的，她患肺結核辭職，12月18日後，改由鄧小平接任，鄧小平以此職務參加了遵義會議，1935年夏鄧小平到部隊，中央秘書長的職務改由劉英接任，這是許多相關的人都證實了的。
其實，博古參加四次反“圍剿”已經體會到發動農民進行遊擊戰爭的重要。他在總結四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時說：“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遊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遊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遊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見《紅色中華》第99期，1933年8月4日）
遵義會議，作出以下决定：
1．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2．張聞天起草會議决議；
3．常委再進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與周恩來的軍事領導3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决心的負責人。
18日，博古召集常委研究分工，確定周恩來指揮軍事，毛澤東為周恩來的助手，張聞天負責宣傳，博古負責組織。作為黨中央的書記博古又讓出許多權力。現在一般書籍上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與軍內的領導地位，是僅指思想上說的，是階段性的說法，沒有組織决定。
遵義會議後，長徵隊伍路經打鼓新場時，成立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組成的3人軍事指揮團，這個3人團代替了以前的3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開始正式成為黨的軍事負責人。
遵義會議後，約半個月，博古在行軍中沉默寡言，減食少睡。《遵義會議文獻》中，“關於洛甫（作者註：即張聞天）代替博古職務”的記載“是1935年2月5日前後”，“行軍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宿營時”，“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具體地說，這個雞鳴三省的宿營地是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我怎麽能說出宿營的村名呢，是請教了博古的胞弟秦邦禮的兒子秦福銓的，他是聽父親和潘漢年說的。
此具體情況是2月5日上午，毛澤東與周恩來、張聞天商量，由張聞天代替博古的工作。當天下午，周恩來到博古處，一進門，周恩來就說：“邦憲弟，近來身體怎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麽需要。”博古說：“有什麽事，你就直說吧。”周恩來就談了他們想讓洛甫接替博古的事。博古當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說明把文件擔子挑到張聞天處。博古為了革命利益，不計較個人得失，主動讓出領導崗位，可見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蕩胸懷。我找不到具體的確切的張聞天代替博古的文件檔案，這情況也是嚮秦福銓請教得來的。
談話最後周恩來將洛甫起草的，毛澤東、洛甫、周恩來與王稼祥都看過的《遵義會議决議》交給博古。博古說我看完就還給你，你叫潘漢年到我處來一下。
潘漢年精明能幹，記憶力特強，讀物過目不忘，能背誦電報密碼，是王明赴莫斯科以前與博古約定的聯絡員。博古嚮潘漢年談遵義會議的經過和與周恩來談話的經過。博古又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嚮共産國際報告，共産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交不出去。我們商量好，讓你與陳雲兩個人去莫斯科報告，你倆分開走，不管誰先到，報告以你為主，陳雲補充。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雲赴莫斯科，9日陳雲出發，10日潘漢年也走。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雲嚮王明作了匯報。王明對博古交權表示遺憾，對張聞天上臺還能接受。1935年10月20日共産國際批準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張聞天上臺也符合組織手續。
生前譯有《蘇聯共産黨()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産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剋思》等等，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作了重要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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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
Qin Bangxian
Qin BQngxian
秦邦憲(Qin Bangxian，1907一1946.4，8)
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1 925年加人中國
共産黨。1926年赴蘇聯，人莫斯科中山大
學學習。1930年5月回國，先後在全國總工
......圈......翻.目會宣傳部、上
..........飯鹼海工會聯合會
....耳口口甲，.蕊!宣傳部工作。
口艘口睡一嘿攀蒸1931年初任中
黝驥黝礴訟‘~一協國共産主義青
鬢綳即.翩廠屍件秘_年團中央宣傳
華攀:側氟)與腳一部部長、團中
~李一月喊鞠七一央委員會書記，
必..臉‘/一同年9月起為
......呱憊一中共臨時中央
......側毒剎地幽i負責人。1933
...............瑙年進人中央蘇
區，被增補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4年l月在中共第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
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主持
中央工作，同年夏為中央軍事指揮决策機
構成員。從1931年9月一1935年l月，在
擔任中共中央和紅軍的主要領導職務期間，
做了許多有益工作，但他積極貫徹王明
“左”傾冒險主義，使黨在白區的組織遭到
很大破壞。後來，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
剿”中，在軍事上依靠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
顧問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
德國共産黨員)，采取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
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方針，致使紅軍未能打
破國民黨軍的“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
(即長徵)，使黨和紅軍蒙受了重大損失。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被撤銷中共中央總
負責人的職務，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在兩河
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擁護中
央關於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和兩個方面軍
應由軍委統一指揮的正確方針，同張國烹
阻撓紅軍北上的錯誤作了鬥爭。到達陝北
後，任中華蘇维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
任。1936年12月，作為中共中央代表赴西
安，協助周恩來和平解决西安事變。1937
年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
長。同年6月參加國共兩黨在廬山的談判。
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
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部長，南方
局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1940
年回延安，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兼《解放日
報》社長。在延安整風期間和中共第七次全
國代表大會上，他對過去所犯的錯誤作了
認真的自我批評，並在“七大”繼續被選為
中央委員。1946年1月作為中共代表出席在
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後協助周恩來
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同年4月8日因飛機失
事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難。譯著有《辯證唯
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問題》(1943)、
《卡爾·馬剋思》(1946)、《共産黨宣言》
(1948)等。(鄭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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