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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學附中部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同年鼕，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進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讀書。同年2月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
1930年3月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
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和《紅旗》、《實話》總編輯。
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1月，在第一次中華蘇维埃共和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外交人民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負重傷。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0月參加長徵。
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綫。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組成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9月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後，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
1937年6月，由於傷情惡化，去莫斯科治傷。11月，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
1938年8月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負責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1939年1月，兼任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
1941年任中央研究組副組長。
1942年6月，同陳雲負責領導中央軍委直屬係統的整風。
1943年7月，他在《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這一科學概念。
1944年傷病復發，脫離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46年再次去蘇聯治病。
1947年5月回國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理部長。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首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
1951年起，長期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在此期間，他參與了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外交方面的許多重大决策，並在對外工作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看法。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和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是第三、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73年被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長期從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衊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義路綫，遭受到嚴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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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國內問題有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考慮到中國利益
從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總戴着一副金絲眼鏡。年輕時留學蘇聯五年，他被稱為“紅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當年英語、俄語成績都非常突出，在國外學習得心應手。但他與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們那樣依照蘇聯人的觀念來思考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黨內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註：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卻始終從中國人的立場考慮國際問題，面嚮世界時又總是立足於中國的實際。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極不平衡，既有模仿國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産方式上的廣大農村。從國外留學回國的人，往往把目光衹限於較為發達的城市，這樣促使許多自認為先進者卻脫離本國實際。所以他們縱然有千條萬條妙計，結果卻無從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國革命的關鍵時刻有正確的選擇，在國際問題上能提出許多真知灼見，恰恰是這種特殊背景下的産物。他的可貴之處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卻又能反復比較和思考中國的實際。這樣，處理國內問題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對待國際問題又能處處考慮到中國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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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子——他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經歷了八小時手術，人稱勝過關公颳骨療毒
■回在遵義會議上投下“關鍵的一票”
■1962年初，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
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
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剋”之一。不過，他為人正派，鄙視小集團活動。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隨後任黨報委員會秘書長。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軍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員（相當於外交部長）。
1933年4月，他遇空襲被炸穿了腸——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忍着劇痛經歷了八小時手術，當時人稱勝過關公颳骨療毒。因無法取出彈片，衹好采取保守療法。翌年1月，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擔架參加了長徵。
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他提出要毛澤東擔任黨和紅軍的領導。後來，毛澤東多次稱贊這“關鍵的一票”。遵義會議後，王稼祥與毛澤東、周恩來組成中央軍事三人小組，指揮全軍行動。
過雪山草地時，他腸子流膿，甚至爬出蛔蟲，仍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毅力堅持下來。到達陝北後，他因傷情惡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療。1937年夏，他轉赴莫斯科治傷並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傷口惡化病倒而無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蘇聯治療。1947年，王稼祥回東北解放區，任東北局城工部長。
1949年，他擔任新中國首任駐蘇聯大使，1951年回國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6年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幾十年間，王稼祥總是在腹部帶着熱水袋工作。
解放以後，他提出過許多寶貴見解。在1958年“大躍進”中，他拒絶隨風附和。1962年初，他大膽地建議應改變援外數量過大的狀況，要“量力而行”；在國際鬥爭中不要四面樹敵。這些觀點被康生等批判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隨後，王稼祥難以再領導中聯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殘酷批鬥和關押。
因毛澤東一再肯定他的歷史功績，1973年在黨的“十大”上他又被選為中央委員。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發起“批林批孔”運動，預感到黨和國傢又要遭受新災難，憂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麗喚他起床時，發現他已全身冰涼。
■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時的8萬多人衹剩下3萬多，焦急萬分。在擔架上，他嚮毛澤東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讓不瞭解中國國情的德籍顧問下臺
王稼祥於3O年代初從莫斯科回國後，很快就擔任重要職務。一些人曾認為他是堅决貫徹共産國際路綫的。其實，王稼祥一嚮尊重真理而不盲從。
在反“圍剿”鬥爭中，他感到莫斯科來的德籍顧問李德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國情，按蘇聯的那套條令組織紅軍作戰，完全是不切實際的瞎指揮，因而對當時被排斥的毛澤東産生了敬仰之情。紅軍長徵開始後，王稼祥由幾個擔架員擡着行軍。走進廣西時，他見部隊由贛南出發時的8萬多人衹剩3萬多，焦急萬分。這時，毛澤東生病也坐擔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斷交談，都對黨和紅軍的前途極為擔憂。王稼祥坦率地表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把李德等人“轟”下臺！毛澤東很贊成他的想法，兩人商量應該召開政治局會議。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張聞天，提議撤換當時在黨內負總責的博古和指揮軍事的李德，改由毛澤東領導。他的提議馬上得到支持。於是，王稼祥、張聞天二人又找周恩來、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這一見解，並得到普遍贊同。當時，在正反兩方面實踐的檢驗下，大傢都懷念當初毛澤東指揮時的勝利局面，更換領導人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嚮。
1935年1月，紅軍占領了貴州遵義。敵軍追兵一時還未跟上，部隊得到十餘天休息。中央利用這一機會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發言批評錯誤的領導後，王稼祥接着發言，第一個在會上提出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在絶大多數同志的擁護下，會議改選了領導，毛澤東成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成為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終於轉危為安。
遵義會議後，王稼祥成為指揮紅軍的三人小組成員。到了險要難行的路段，他為了減輕擔架員的負擔，硬是支撐着下來自己走——爬雪山時，他就是在警衛員的攙扶下走過來的。中央機關的同志回憶，每天大傢到了宿營地很久後，王稼祥的擔架才能跟上來。在沒有止痛藥和衹能靠????水消毒的情況下，他能到達陝北並一路上堅持工作，這真需要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
■黨內的老同志回憶：王稼祥一嚮不好玩兒，總願意沉思問題，屬於“搖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在黨的歷史上，王稼祥在職務上幾次起落。30年代他是黨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之—。1945年召開“七大”時，一些代表對他有意見，經毛澤東親自動員，他纔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後來，他在東北局擔任部長，過去的下級成了他的領導，仍兢兢業業地工作。
他於“八大”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後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職務。但是王稼祥沒有消沉，仍然對黨和國傢的前景特別是國際處境潛心研究。黨內的老同志回憶，王稼祥一嚮不好玩，總願意沉思問題，屬於“搖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當年提出的一些見解，使人很久後還有振聾發聵之感。如在各國共産黨都稱頌蘇聯是“老大哥”時，他就提出黨際關係準則應該是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這些原則在1982年中國共産黨“十二大”時寫入了報告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時，歸咎於其個人品質。王稼祥則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錯誤不是什麽個人品質問題，而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
60年代，我國自己節衣縮食援助某些國傢時，他又預言結果將是不利的。雖然許多意見當時未被采納，但是經過歷史風雨的檢驗，今人不僅佩服其真知灼見，更敬重他能獨立思考並敢於暢言的膽識。 |
王稼祥和毛澤東互拉選票見真情 Wang Jiaxiang and see the truth of Mao Zedong votes each |
自從王稼祥和毛澤東第一次見面後，兩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毛主席關鍵的一票，黨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動為王稼祥拉選票，這絶非簡單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報恩，而是革命傢之間深情厚誼的見證。
王稼祥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931年的竜岡地區。這裏是第一次反“圍剿”首戰告捷，並且活捉了敵師長張輝瓚的著名地點。那時年僅25歲的王稼祥剛留蘇近五年回國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蘇聯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係統學習和掌握的馬列主義運用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王稼祥嚮毛澤東匯報了自己在蘇聯學習的情況和四中全會的經過，而毛澤東則嚮他詳細地敘述了紅軍中爭論的歷史以及當時的爭論問題，並拿了一些文件給他看。
這次會面給王稼祥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同毛澤東見了幾次面以後，就給了我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而與一身學者氣質的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對他的理論功底也頗為贊賞，認為他對立三路綫的批判論文寫得有理有據，頗有見地。交談中，毛澤東還興致勃勃地揮筆寫下一幅蘇區軍民人人會背的對聯送給王稼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進，敵疲我打，遊擊戰裏操勝券；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
王稼祥欣喜地接過對聯，方知蘇區軍民就是靠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打贏敵人又發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選擇回國參加第一綫革命鬥爭是對的。
王稼祥和毛澤東在竜岡地區的會見，具有非凡的歷史意義。從此以後，這對革命傢為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壯大，建立了終生的友誼。
毛澤東同志曾多次講過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說：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沒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遵義會議一開始就出現了正確與錯誤兩種觀點的激烈交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總是片面強調失敗的原因是客觀上敵人力量強大，我們“不可能粉碎這次‘圍剿’”。
毛澤東是嚴厲批評“左”傾錯誤的第一個發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以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護的觀點，會議上一時出現了兩種不同意見互相抗衡的局面，在這關鍵時刻，王稼祥緊接着發言，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嚴厲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軍事指揮失誤。要求李德和博古下臺，由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王稼祥以軍委副主席的身份，從仲裁的角度，駁斥了“左”傾領導人試圖推卸責任的辯護之辭，使正確意見一開始就以三比一的絶對優勢占了上風，壓倒了“左”傾人物一貫狂妄自大的氣焰。會議最後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結果，也體現了王稼祥所倡議的兩項內容：一是撤銷李德中央軍事顧問的職權，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把李德“轟”下來。二是在黨中央領導機構中，毛澤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黨委。黨委們進行分工，由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從而在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後，王稼祥和周恩來被指定為中央三人軍事小組的成員，協助毛澤東指揮全軍，勝利地實現了紅軍戰略轉移。中央主力紅軍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指揮下，變被動為主動，進行四渡赤水戰役，取得長徵以後第一次重大勝利。爾後全軍巧渡金沙江，甩掉幾十萬國民黨軍主力的圍追堵截。強渡大渡河，飛越瀘定橋，爬過大雪山。一係列轉危為安的實踐，顯示出毛澤東高超的統帥才能。
黨的七大會議上，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議的事：一個上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過半數而突然落選，連中央委員也沒選上。毛澤東意識和察覺到這一反常現象，忙親自出來做補救工作。
在大會閉幕前夕，毛澤東特地嚮代表們說了王稼祥應該當選中央委員的問題。他說：“我在這裏關於這個問題要說幾句話。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後，犯過路綫錯誤，此後也犯過若幹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接着他詳細介紹了王稼祥對黨的一係列重大貢獻，第一是四中全會以後，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到中央蘇區，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壓製時，他卻贊助並信任了毛澤東、朱德等同志，支持他們的正確主張。第二是早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綫，是最先從“左”傾教條小宗派中殺出來的，在遵義會議這一關鍵時刻，更起了關鍵作用，不然“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在又一次决定中國革命命運的六中全會時，是他及時帶回並忠實地傳達了共産國際的指示，旗幟鮮明地參與解决了黨內的若幹嚴重問題。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好事”，為黨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
毛澤東讓大會把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中寫給他的信印發給大傢，認為這些信的確“是他考慮很久纔下决心寫的”。毛澤東再一次強調說，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綫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綫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後第三次‘左’傾路綫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毛澤東的講話中最後又說：“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希望大傢選他。”
經過毛澤東等同志的工作，大會終於將王稼祥補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會後，朱德、彭德懷、李富春和陳雲等同志都趕來看望王稼祥，一來探視病情，二來為大會出現的這一反常現象嚮王稼祥緻以撫慰之意。然而王稼祥除了感謝同志們的好意，不僅沒有一句怨言，連一點不愉快的情緒都沒有流露。他對個人在黨內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無動於衷。 |
王稼祥故居 Former Residence of Wang Jiaxiang |
王稼祥故居是我黨早期重要領導人、偉大的馬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傢王稼祥出生和少年生活的地方，位於涇縣厚岸鄉，距縣城45公裏。
這裏群山環繞，煙樹茫茫。緑竹茸茸，景色十分秀麗。故居是一座普通的皖南民居，三間兩廂，前有庭院，庭院有花圃，其間花木雜錯有緻，一廂為書房，書房雖小，但簡潔雅緻，窗明幾淨。“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此之謂也。王稼祥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先入柳溪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又跟王惠久和王談人先生補習一年，1920年離開家乡赴南陵縣樂育中學初中，後轉入蕪湖聖雅各中學讀高中，不處去上海就讀於上海大學附中，從此走嚮革命道路。王稼祥從小好學善思，愛憎分明，對社會的時弊惡習，疾惡如仇，對貧睏人民的饑餓困苦，傾註同情。家乡周圍的一切，深深地印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憎恨黑暗的社會現實，是他後來追求真理走嚮革命的思想基礎。王稼祥故居1986年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國傢副主席王震親筆題寫“王稼祥故居”的門額。故居中陳列了王稼祥青少年時的生活學習用具和他一生中主要革命活動的照片，供人們參觀瞻仰。 |
王稼祥紀念園 Wang Jiaxiang Memorial Park |
王稼祥紀念園坐落在安徽省蕪湖市十一中校園內風景秀麗的獅子山上，西臨長江，東望赭山。紀念園始建於1986年，占地6000餘平方米.紀念園由王稼祥銅像、紀念碑、事跡陳列室、藏書室等組成，其中王稼祥事跡陳列室分五個展廳，詳細介紹了他在中國革命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貢獻和豐功偉績。紀念園收集並陳列了王稼祥的信件和文章96件，照片189幀，珍貴遺物43件，書籍1000餘册和“吉姆”轎車1輛。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生，安徽省涇縣厚岸鄉厚岸村人。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薔。父王承祖。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28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1925年參加革命工作。大學文化。1913年在家乡上柳溪小學。1919年畢業，讀私塾。1922年在南陵縣樂育學校學習。1924年在蕪湖聖雅閣中學高中部學習。1925年6月因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被開除。8月入上海大學附中高中3年級學習。1925年10月入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6年任翻譯。1928年2月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1928年秋在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30年3月回國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幹事，編輯黨報。6月因批評李立三，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被撤職，任黨報駐香港記者。12月撤銷處分，回上海。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紅旗報》、《實話報》總編輯。1931年4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常委，蘇區中央局政治保衛處處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1年4月-8月兼政治保衛局代局長。1931年10月任中華蘇维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副主席。1931年11月當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第1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犯“左”傾。1932年6月任紅1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33年4月27日受重傷。10月動手術。1933年11月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6屆5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第2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執委會人民委員會外交人民委員，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住院治療。1934年10月參加長徵。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起了重大作用。1935年2月任中共中央3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9月任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1935年11月－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维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1936年12月任中華蘇维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6年12月－1937年7月任中華蘇维埃人民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1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1936年12月赴蘇聯治病，發生周折。1937年2月到上海治病。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到莫斯科治病。1937年11月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負責人。1938年8月回國，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8年11月－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副主席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兼任華中工作委員會兼華北工作委員會主任，八路軍軍政學院院長。1941年任中央學習組副組長，負責領導中央軍委機關及直屬部門的整風。1943年3月兼中央宣傳委員會副書記。1943年7月第1次提出和論證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1943年下半年因病住院治療。1945年8月離職。1946年春到蘇聯治病。1947年5回國。1947年9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解放區城市工作部部長。1948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局宣傳部代部長。1949年7月為中共代表團成員，赴蘇聯訪問，商談籌建大使館事宜。1949年9月當選為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駐蘇聯大使。1949年10月－1959年9月任外交部副部長、黨組委員（1956年起）。1951年1月－1966年3月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1953年4月－1958年3月任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4年12月當選為政協第2屆全國委員會常委。1956年9月在中共8屆1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9年4月、1965年1月相繼當選為政協第3、4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10月下放河南信陽。1970年鼕在北京治病。中共第6屆（5中）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7屆中央候補委員、（2中）委員，第8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第10屆中央委員。偉大的馬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産階級革命傢，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文化大革命”後得到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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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xiang
王稼祥
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薔。1906年8月15日生於安徽省涇縣厚岸村。1925年9月入上海大學附中部學習，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2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30年3月回國後，曾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長等職。
1931年4月,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被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外交人民委員，並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圍剿”。1933年 4月負重傷。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同年2月,主持召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會上強調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綫。把思想教育作為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主持製定了政治工作的若幹規章制度，領導了紅軍的政治工作建設。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進一步認識到“左”傾冒險主義的嚴重危害。長徵開始後，為糾正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協助毛澤東做了許多說服工作，並積極醖釀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1935年 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對確立毛澤東在中央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 3月，組成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第一方面軍與第四方面軍會合後，他擁護中共中央北上創建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維護中共中央和紅軍的團结，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9月,任陝甘支隊政治部主任。長徵到陝北後，於1936年12月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總政治部主任。
1937年 6月赴蘇聯，11月任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1938年回國後，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維護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統一領導。會後兼任中共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協助毛澤東處理有關黨、軍隊和抗日根據地的重大事務。重視提高幹部、戰士的軍政素質和文化水平，主持創辦《八路軍軍政雜志》、八路軍軍政學院，領導組建戰地工作考察團。1943年7月,提出和論述“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是馬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的保證。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1947年 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城市工作部部長、宣傳部代部長。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駐蘇聯大使、外交部副部長。1951年 2月起，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曾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第十屆中央委員。1974年 1月25日於北京逝世。
主要論著有《關於三民主義與共産主義》(1939)、《中國共産黨與革命戰爭》(1940)、《中國共産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1943)等。
（徐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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