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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綫。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綫和南海起航綫。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後，來往更加密切，作為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為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傢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於輸入的商品歷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概述
　　東海絲路
　　東海起航綫最晚始自周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時，他封箕子到朝鮮，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到達朝鮮，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由此通過黃海最早傳到了朝鮮。
　　南海絲路
　　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稱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綫。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取代徐聞、合浦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的第一大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綫，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依然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來，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多條航綫。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綫的開通。海上絲綢之路因運送其他貨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綫和南海起航綫兩條主綫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東海起航綫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於蠶業的傳說。傳說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船員、百工、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後尊祀徐福為“蠶神”。也有記載說，公元前三世紀，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至日本，傳授蠶織和縫製吳服的技藝。其後，內地人士或經由朝鮮、或從山東出發，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並促進了日本蠶業的發展。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臺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産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製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嚮日本出口竜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初（1644年），統治者擔心國內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於是采取海禁政策，後由於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這是由於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而當時的日本國戰亂連連、蠶業衰退，國內生産的生絲數量銳減、品質不良的緣故。此時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出産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於1868年前後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奬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嚮榮。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超過了中國（7480噸），位居國際首位，其後並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直到1977年産絲量纔重又超過了日本。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綫。
　　海上絲綢之路開闢後，在隋唐以前，它衹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但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到唐宋代，伴隨着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航路的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於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綫，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時期，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3條航綫。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綫開通。
　　有足夠的史料和文物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是廣州。目前保存在廣州市內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共有20多處，包括南海神廟、懷聖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賢古墓、華林寺、蓮花塔、沙面西式建築等，其中懷聖寺就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清真寺。目前廣東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宋朝是當時最繁榮的國傢之一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唐朝，其實不然。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傢。宋朝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四大發明的三項發明在宋代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綫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技術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代的gdp占當時全球的50%。國傢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是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兩宋的對外貿易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涌現出廣州、泉州一類港口城市。據西方史學家的研究，兩宋的對外年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傢同年的總和，中國商人幾乎控製着從中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絶後的。”
　　歷史發展
　　（一）、先秦南和越國時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裏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佈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二）、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着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隨着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薫爐）和傢內奴僕（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由於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竜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
　　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傢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
　　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為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另一說：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
　　泉州市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北緯24°22’—25°56’，東經117°34’—119°05’。面積11220.5千方千米。轄鯉城、豐澤、洛江、泉港4區，石獅、晉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5縣。人口654.62萬（未含金門縣）。通行閩南方言。泉州為著名僑鄉、臺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産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傢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着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後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彌漫着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竜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産，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佈在世界10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臺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臺胞愛國愛鄉，為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簡介
　　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泉州、廣州 徐聞，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綫。 在陸上絲綢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綫和南海起航綫。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動脈。自漢朝開始，中國與馬來半島就已有接觸，尤其是唐代之後，來往更加密切，作為往來的途徑，最方便的當然是航海，而中西貿易也利用此航道作交易之道，這就是我們稱為的海上絲綢之路。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是絲綢，所以大傢都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的出口漸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人們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還由於輸入的商品歷來主要是香料，因此也把它稱作“海上香料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概述
　　海上絲綢之路東海絲路
　　東海起航綫最晚始自周武王滅紂，建立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時，他封箕子到朝鮮，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到達朝鮮，教其民田蠶織作。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由此通過黃海最早傳到了朝鮮。
　　南海絲路
　　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唐宋以後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以南海為中心，起點主要是廣州、泉州，寧波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徐聞古港，所以稱南海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綫。
　　在隋唐以前，海上絲綢之路衹是陸上絲綢之路的一種補充形式。到隋唐時期，由於西域戰火不斷，陸上絲綢之路被戰爭所阻斷，代之而興的便是海上絲綢之路。到唐宋代，伴隨着我國造船、航海技術的發展，我國通往東南亞、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及至非洲大陸航路的紛紛開通與延伸，海上絲綢之路終於替代了陸上絲綢之路，成為我國對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歷代有所變遷。從公元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取代徐聞、合浦成為海絲主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超越廣州，並被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戰亂影響，泉州港逐漸衰落，漳州月港興起。清代閉關鎖國，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
　　自古以來，海上絲綢之路有多條航綫。海上絲綢之路因運送其他貨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
　　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東海起航綫和南海起航綫兩條主綫路，比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更為悠久。東海起航綫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鮮傳授田蠶織作技術。箕子於是從山東半島的渤海灣海港出發，走水路抵達朝鮮。這樣，中國的養蠶、繅絲、織綢技術通過黃海最先傳到了朝鮮。秦始皇（公元前221年）兵吞六國時，齊、燕、趙等國人民為逃避苦役而攜帶蠶種和隨身養蠶技術不斷泛海赴朝，更加速了絲織業在朝鮮的傳播。
　　中日兩國之間一衣帶水，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關於蠶業的傳說。傳說在公元前219~210年，秦始皇為求長生不老丹，曾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船員、百工、數千人東渡日本，傳播養蠶技術，日本人民後尊祀徐福為“蠶神”。也有記載說，公元前三世紀，江浙一帶的吳地有兄弟二人，東渡黃海至日本，傳授蠶織和縫製吳服的技藝。其後，內地人士或經由朝鮮、或從山東出發，三三兩兩地到日本定居，交往十分密切，並促進了日本蠶業的發展。
　　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臺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製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産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製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嚮日本出口竜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
　　清初（1644年），統治者擔心國內人民出海與明末抗清志士勾結，於是采取海禁政策，後由於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這是由於日本人民服用絲綢十分普遍，而當時的日本國戰亂連連、蠶業衰退，國內生産的生絲數量銳減、品質不良的緣故。此時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出産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後，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於1868年前後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奬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嚮榮。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超過了中國（7480噸），位居國際首位，其後並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直到1977年産絲量纔重又超過了日本。
　　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宮廷賞玩的奇珍異寶，於是海上絲綢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藥之路之稱。明初鄭和下西洋時，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後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開始衰敗，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綫的開通。
　　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綫，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時期，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已經有3條航綫。1784年，美國“中國皇后”號訪粵，標志着美國直達廣州的航綫開通。
　　有足夠的史料和文物證明，海上絲綢之路的最早始發港是廣州。目前保存在廣州市內各地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遺址共有20多處，包括南海神廟、懷聖寺光塔、光孝寺、清真先賢古墓、華林寺、蓮花塔、沙面西式建築等，其中懷聖寺就是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清真寺。目前廣東有關部門正在積極推動“海上絲綢之路”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
海上絲路始港
　　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西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40---前87年)，發展於三國－南朝時期(公元220-589年)，鼎盛於唐宋時期(公元前618年－1279年)轉變於明清時期(公元1368-1840年)。
　　二千多年來，海上“絲綢之路”為溝通中外各國的友好交往，促進中外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展，做出永不磨滅的光輝歷史貢獻，被世界各國人民傳為佳話。
　　秦漢時期是開發海上“絲綢之路”並將航嚮遠洋發展的時代。《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曰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無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黃支之南，有已不程國，漢之繹使自此還矣。”西漢朝廷派出繹使率領的船隊，沿着民間貿易開發的海上航綫，到達中南半島，南洋群島，印度東南海岸和斯裏蘭卡等地。公元前1世紀，中國絲綢已成為地中海世界最珍貴的衣料，其中部分衣料是從海上“絲路”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外國的香料、金銀器、寶石、琉璃器(玻璃)等貨物亦從海路到運來中國。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徐聞西南沿海以原大黃鄉華豐嶺為主的村莊、田野發現大量漢墓群，出土大量陶器，銅鐵器和珠飾。1993年11月，省文物考古研究專傢通過大型探方發掘，在徐聞縣原五裏鄉的二橋，仕尾村發現大範圍的漢代生活遺址，出土大量有文字的”萬歲”瓦當，繩紋、乳釘紋理板瓦，筒瓦和陶器，以及“臣固私印”.爾後出土有文字的“宜官”、“帝君百石”、“麯目”等印紋磚等，由此可證此處是漢代徐聞縣治所在地和徐聞港遺址。
　　2000年6月，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珠江文化研究會專傢學者組成考察團，親臨徐聞考察調研論證，確定徐聞縣是漢代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2001年3月6日，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珠江文化研究會再度組織專傢、學者到徐聞考察、調研，並召開了“徐聞－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始發港專傢論證會”，進一步確認漢徐聞港在今徐聞縣原五裏鄉的二橋，南灣，仕尾的半島形岬角一帶，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港之一，而附近的二橋，南灣，仕尾也應是漢徐聞縣治所在。
　　2001年11月， 廣東省政府參事室、文史館、珠江文化研究會和湛江政府聯合舉辦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南方港大型學術研討活動，並出版嶺南文史論文集。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的發現成為2001年人民日報華南版十大新聞之一。
　　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經國傢文物局批準，省考古所、市博物館、縣博物館再次對徐聞漢代遺址進行了調查勘探，發現西漢早期(相當南越國時期)的文化地層。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出土的文物印證了有關史料的記載，佐證了漢代徐聞城行政級別，職官的層次，並且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狀況。建築營造法式、鑄冶工藝、陶藝、漁獵、農耕、商牧、航海、紡織、對外貿易、軍事鬥爭、社會風俗習尚都從中得到反映。
　　清宣統三年《徐聞縣志•輿地志》記：
　　竜泉淡井，縣西南三十裏，討網村即舊縣地，前臨海，峙三墩，中有淡井號竜泉，天旱祈雨取此勺水，甘雨立至.。
　　三墩號稱“小蓬山”。.峙立大海，為古討網港天然屏障.。每墩均有泉井，景緻非凡，故譽為徐陽八景－－瀛島聯壁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置左右侯官在徐聞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有利，故諺曰：“欲撥貧，詣徐聞.”
　　神座，又稱上馬凳.原為一天然巨石雕成，七十年代被毀，民間視為神物，現重新恢復原貌，供人觀瞻。
　　八卦航標燈座位於南山鎮(原五裏鄉)仕尾嶺高崖上，臨海灣不足10米。該座以一天然巨石雕琢而成，呈八角形，徑2米，深40釐米，八角均飾八卦紋，為典型的漢唐代導航燈座。
　　二橋 、南灣考古探方遺址
　　清宣統三年徐聞縣志記：“討網村即舊縣址，前臨海，峙三墩”。
　　此處是漢之徐聞城(討網村)。惜討網村名僅延用到清未。1993年11月，。經國傢文物局批準，廣東省文物考古部門偕湛江各市，縣及高州，茂名等市縣文化局，博物館有關人員組成考古隊，在此進行了近一個月的大型探方發掘，開掘5x5米探方15個，面積350平方米。地層堆積為四層，二、三、四層均為漢代文化層。發現遺址有墓葬、灰坑、房屋、遺址，、水井、燒土面及柱洞等。
　　墓葬出土水波紋折腹盆一件，陶罐口沿和陶碗、陶網墜.
　　灰坑20個，出土大量瓦繩紋瓦片，瓦當碎片，素面帶釉陶片和小方格紋戳印陶片，水波紋陶片。
　　房屋遺址4個，出土大量瓦片和火燒土。
　　水井一個，出土瓦片、釜罐、杯、磚、鉢碎片、銅箭鏃1個。
　　二橋，南灣發掘出土的遣物主要是陶器，釜、罐、甕、盆、鉢、碗、器蓋、器座、陶棒、陶紡輪、陶網墜等一大批文物建築材料以繩紋板瓦和筒瓦為主，有一萬多件，還有部分的漢磚，瓦當和石製的小建築物件。
　　在該遺址還採集到“萬歲”瓦當，靈芝紋瓦當，龜紐銅印“臣固私印”，“十五”陶文板瓦，“凸”布紋板瓦，“白”字陶紋筒瓦，“X” 、“五”字印文瓦，“俞”字紋陶罐碎片等.。 漢徐聞城堡高臺遺址
　　位於原五裏鄉二橋村西高以崖壁，臨港頭灣，落差約10餘米，全長500多米。崖上高臺自西嚮東傾斜，20多萬平方米地段表層散布各種漢陶漢瓦碎片。崖壁發現明顯的泥、砂、石合築的夯土層。在2002年12月9日至2003年1月17日，在高臺遺址的探溝裏發現相對完整的捲雲箭鏃紋、繩紋瓦當，出現鐵器、銅器、怪獸紋小銅鋪首、陶罐等高級別的西漢早期文物，疑為漢代駐軍兵房。
　　宋朝是當時最繁榮的國傢之一
　　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中國封建王朝的頂峰是唐朝，其實不然。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最繁榮、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發明創造最多的國傢。宋朝也是中國為世界貢獻最大的時期，中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一半以上都出現在宋朝，那時中國四大發明的三項發明在宋代得到大規模實際的運用，像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紙幣、垂綫紡織、瓷器工藝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醫藥、工藝、農技等技術都達到了古代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南針在宋代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代的GDP占當時全球的50%。國傢的綜合實力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宋朝都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國。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餘個增加到40個，汴京和臨安是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4、第5個超過百萬人口的城市。
　　兩宋的對外貿易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涌現出廣州、泉州一類港口城市。據西方史學家的研究，兩宋的對外年貿易量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傢同年的總和，中國商人幾乎控製着從中國沿海到非洲東海岸、紅海沿岸的主要港口。
　　用已故著名學者鄧廣銘教授的話來說，“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絶後的。”
海上絲綢之路-歷史發展
　　（一）、先秦南和越國時期：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先秦南和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裏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
　　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佈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二）、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賫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着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隨着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乳香（薫爐）和傢內奴僕（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由於兩漢版圖擴張到今東南亞的部分地區，政府加強了海上絲綢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聞“置左右候官，在縣南七裏,積貨物於此,備其所求,與交易”。也出現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商業城市，例如番禺、徐聞、合浦（今合浦附近）、竜編（今越南河內）、廣信（今梧州）、布山（今貴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嶺南與內地的水路和陸路交通也由此顯得重要而得到修治。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
　　有史料可稽，東晉時期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對外貿易涉及達十五個國傢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經營方式一是中國政府派使團出訪，一是外國政府遣使來中國朝貢。
　　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易的發展，致使對外貿易收入成為南朝各政權的財政依賴。
　　另一說：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
　　泉州市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北緯24°22’—25°56’，東經117°34’—119°05’。面積11220.5千方千米。轄鯉城、豐澤、洛江、泉港4區，石獅、晉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門5縣。人口654.62萬（未含金門縣）。通行閩南方言。泉州為著名僑鄉、臺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産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傢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着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後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彌漫着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竜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産，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佈在世界10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臺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臺胞愛國鄉，為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泉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國務院首批公佈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國四大外貿港口之一，在宋元時期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素有“海濱鄒魯”之譽，人文薈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長期在這裏交流彙聚，造就了燦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戲、南音、南少林為代表的輝耀古今的文化遺産和大量世人罕見的中外歷史文化瑰寶。屬國傢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開元寺、老君岩、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庵等中世紀世界幾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陽橋、安平橋、崇武古城等傳統建築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風石刻等見證着宋元時期泉州與外國商人友好交往的遺址，還有民族英雄鄭成功墓、著名的民間信仰宗廟天後宮、德化屈鬥宮古窯址等12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有37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多處。到處彌漫着濃厚的鄉土文化氣息，梨園戲、木偶戲、高甲戲、打城戲古樸幽雅，中世紀宮廷音樂“活化石”南音，被海外遊子視為最親切的鄉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鯉城木偶頭、安溪烏竜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産，聞名遐邇，是饋贈親朋摯友的上乘禮品，遠銷海內外。
　　泉州是我國著名僑鄉和臺灣漢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佈在世界100多個國傢和地區的泉州籍華僑華人達600多萬人，港澳同胞68萬多人；在臺灣漢族同胞中，有44．8％約900多萬人祖籍泉州。長期以來，泉州的廣大海外鄉親和臺胞愛國鄉，為我市的各項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評價
　　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相對陸上絲綢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專著中初次提及，這個概念如今已被學術界所普遍接受。
　　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早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唐宋時期最為鼎盛，具體路綫是：由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將中國生産的絲綢、陶瓷、香料、茶葉等物産運往歐洲和亞非其他國傢，而歐洲商人則通過此路將毛織品、象牙等帶到中國。
　　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使中國當時的對外貿易興盛一時。元朝時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是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路”返回本國的，他的遊記裏記載了沿途南洋和印度洋海上的許多“香料之島”。
　　由於時代的變遷，海上絲綢之路自1842年鴉片戰爭開始後就走到了盡頭，留給後人的則是一個又一個謎團。一些研究學者普遍認為，鄭和下西洋使中國和世界各國的“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更為徹底的貫通，也是證明歷史上存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之一。
海上絲綢之路-申遺
　　為期兩天的中國文化遺産保護無錫論壇2009年4月10日、11日在無錫舉行。來自國內外文化遺産保護界的150多位領導和專傢學者相聚無錫，參加了這一年一度的國內文化遺産保護的思想峰會，共同研討“文化綫路”遺産這一國際新型文化遺産的科學保護。絲綢之路、大運河、茶馬古道這三條“文化綫路”遺産的保護成為本屆論壇的核心內容。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五省的泉州、廣州、寧波、揚州、蓬萊五城市初步被納入申遺計劃。無錫論壇由國傢文物局主辦。
　　無錫論壇舉辦期間，國傢文物局召集福建、廣東、浙江、江蘇、山東五省文物局和泉州、寧波、廣州、揚州、蓬萊五市文化遺産保護和研究機構，就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事宜進行協調和座談，五城市初步被納入海上絲綢之路申遺計劃。
　　廣州、泉州等南方城市與海上絲綢之路聯繫較多，也有部分實物為證。
　　揚州提出的理由是唐及以後，揚州在海上絲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們認為揚州是海上絲路的重要起點城市和著名港口，它在海上絲路沿綫各節點城市中影響突出，在海上絲路文化遺産價值體係中地位不可替代。蓬萊的理由是他們擁有膠東半島最早通嚮海外的航綫“登州海道”，由此海道，膠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之間就開始了貿易和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相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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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詞
漢代海上絲綢之路登州與海上絲綢之路鄭和與海上絲綢之路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山東半島與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