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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是武漢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武漢的商業中心，與武昌和漢陽並稱武漢三鎮。漢口地處長江西北、漢水以北的地域，隔長江與其東南側的武昌相望，並漢江與其南側的漢陽相望。三鎮不僅各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軌跡，而且分別各自形成了獨特的城市面貌，在功能分工上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雖然三鎮在行政上已經合併接近60年之久，這種情形並未發生根本改變。
漢口得名於地處漢江註入長江之口，因古時稱漢水為夏水，故當時有夏口之地名。但夏口既沒有聚集成市，也不是今天的漢口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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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漢口”不再是一個官方的行政區劃名稱。這一點，漢口與武昌、漢陽不同。武昌、漢陽至今仍是區級行政區劃的名稱，而漢口被分割為江岸區、江漢區、礄口區三個區級行政區劃。民間也常常把東西湖區吳傢山、常青花園一帶稱為漢口，實際上東西湖區位於張公堤以外，並不屬民國時期的漢口市，原屬漢陽縣，1964年析置建區。同時，漢口也是武漢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其它市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
漢口包含但不限於以下街道：江漢路、解放大道、中山大道、武勝路、吉慶街、沿江大道、京漢大道、發展大道、建設大道、黃浦大街、一元路、二耀路、三陽路、四唯路、五福路、張公堤、香港路、民生路。
漢正街是漢口歷史上最早的中心街道，是萬商雲集、商品爭流之地。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水，發源於陝西省，由此附近註入長江，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政府行政建製中，從來沒有漢口這個區劃，但是在一些係統之內還是常常將它們在武漢市的機構冠以“漢口”二字。例如鐵路係統的漢口火車站（除此之外另有武昌火車站和漢陽火車站），水利係統的漢口水文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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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有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其發展的歷史、規模、速度各有不同的特色。
武昌之名始於東漢末三國初，孫權為了與劉備奪荊州，於公元221年把都城從建業（今南京）遷至鄂縣，並更名"武昌"，取“以武治國而昌”之意，武昌之名是與今鄂州市互換的。從考古發掘來看，武昌在新石器時代的水果湖放鷹臺和南湖老人橋、洪山區花山鄉的許傢墩和棋子墩等處，就是古人棲居之地。
漢口作為地名在史籍上出現。今天的漢口其實衹有500餘年歷史，始於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漢水原來從龜山南邊註入長江，成化年間其主流則從龜山北的集傢嘴註入長江。漢水改道後的低窪荒洲地帶，至清嘉慶年間發展成為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廣東佛山並稱四大名鎮之盛譽的漢口。
漢口自鴉片戰爭後開埠通商，西方列強憑藉種種政治特權和經濟、技術優勢，紛紛來漢開設洋行，創辦工廠。既傾銷洋貨，又利用內地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加工農副産品運銷國外，同時直接生産商品占領中國市場。沿江租界地區先後有8國商人建立銀行，開辦匯兌、信貸、儲蓄存款、買賣貨幣、發行鈔票等業務。這些外國銀行80%建立於清末時期，少數建於民國前期，1920年達到18傢。最早在漢開設銀行的是英國的麥加利銀行，它於1863年率先來漢在英租界設立分行，隨之英國又開設匯隆、匯豐、麗如、利生銀行共5傢。美國有花旗、友華、萬國銀行3傢，日本有正金、住友、漢口銀行3傢，還有德、俄、比利時、意大利、法國等國開辦了德勝、清華、華比、義品、東方匯理銀行等。在衆多的外國銀行中，歷史悠久，業務最活躍，勢力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要算匯豐銀行。
隨着外國銀行越開越多，漢口成了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中心，它們使外商洋行獲得資金融通的便利，經營超過其本身營運資金許多倍的業務。1902年漢口進出口貨物共值10032.1萬兩白銀，1910年增加到15219.9萬兩白銀，漢口外匯行情完全由外國銀行操縱。漢口海關關稅也由英國匯豐銀行控製，英國以匯豐銀行為海關金庫。
舊時的舞場手工業發達，以造船、冶金、鑄造錢幣為主，武昌的陶瓷名叫影青瓷。另外，，在武昌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黃鶴樓的屢次興廢，從三國時代至今已歷十餘次，每次重建都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反映出各個不同時代的建築風格和特點。
漢陽一名的來歷與漢水密切相關，古語“水北為陽，山南為陽”，古時漢陽在漢水之北，龜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稱陽，故名漢陽。
公元606年，即隋朝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漢陽名稱自此開始。唐代將縣治移至漢陽市區後，纔迅速發展起來。
漢陽，特別是鸚鵡洲一帶，歷來是長江中遊商船集散的地方。唐宋元明各朝代，商業手工業很是繁華。同時，漢陽還是遊覽勝地，位於漢陽的歸元寺是武漢市佛教叢林保護得最好的一處，為湖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武昌和漢陽築城起始於同一時期，約有1800年歷史。
歷史上，漢口，漢陽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是同步發展的。直至明代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漢水改道（漢水在歷史上改道不下8次）從龜山北麓入江以後，漢口才獨立發展，僅有500多年的歷史。漢陽、漢口很早就築有城墻，分別被當作過縣治之所在。
漢口後來迅速成為一座新興商埠，名聲和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武昌和漢陽，，明末清初，漢口已與河南朱仙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並列為全國四大名鎮，海外譽為“東方芝加哥”。漢口的港口貿易運輸業頗為發達，成為我國內河最大的港口，有“十裏帆檣依市立，萬傢燈火徹夜明”（吳琪詩）狀其景，“居民填溢商賈輻樓，為楚中第一繁盛處”。頗能反映其繁盛。清乾隆年間，漢口更盛於世，僅“????務一事，亦足甲於天下”。
清朝末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於1905年在漢口修築張公堤。這條堤對逐年降低後湖一帶的水位，使荒湖野洲形成陸地，對起初狹小的漢口擴建面積提供了方便條件，有着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將武昌與漢口(轄漢陽縣)兩市合併作為首都，並定名為武漢。今天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組合而成的“武漢市”，其歷史衹有7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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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以前並不叫漢口，叫江夏。那麽，“漢口”這個叫法又是麽樣來的呢?
江夏這地方在漢水、長江交匯之處，水上交通極為方便，都說是九省通衢。大約在清朝康熙年間，各地的生意人紛紛來到江夏做買賣，這裏就漸漸繁榮起來。長堤街、漢正街、花樓街這些重要街道也相繼建成了。
當時，由於交通條件，來江夏做生意的大部分是本省的商人；外來客商中，要算陝西來的商人最多。因為，江夏是漢水流入長江的出口處，而漢水的發源地又正好在陝西，因此，陝西的商人來江夏是再方便不過了。當時在他們中間流傳這樣一首歌謠：“要做生意你莫愁，拿好本錢備小舟，順着漢水往下走，生意興隆算漢口。”陝西人就開始把江夏叫漢口。他們說：漢口、漢口，就是漢水的出口。
久而久之，這種叫法漸漸成了習慣，都覺得比叫江夏更為合適。因此，“漢口”就成了正式的叫法，江夏這個稱呼曉得的人倒不多了。
明朝成化年間，漢江幾經改道，最後使得今天的漢口成為同臨兩江的黃金地段。陝西省的商人就乘船順流而下，將貨物販運於漢正街中轉。漢正街最初是由貨物集散批發而發展起來的。漢口之名可以說是因陝西商販而得名，即漢水入長江口。而漢口的繁盛，與漢正街分不開。漢口老字號中的葉開泰、謙祥益、汪玉霞等均發跡於此街。明朝末年，漢口已相當繁華，為天下四大名鎮之一。
20世紀初，隨着漢口開埠，租界設立與鐵路的開通，漢口商業中心逐漸下移至長江岸邊。漢正街則演變成小商品市場。1979年，漢正街恢復小商品批發市場，首批擺攤經營的待業青年和社會無業人員100餘名，1989年起，漢正街市場銷售額突破7億元，1990年起，國傢、個體共同籌資數千萬元，興建與改建數處交易大樓，使漢正街的交通和環境大為改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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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已經證實，武漢的歷史源遠流長，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頭可以追溯到3500多年前的盤竜城時代（註：參見皮明庥、歐陽植梁主編《武漢史稿》，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4頁。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0頁。）。明代中期以降，隨着漢口鎮的興起，最終形成了武昌、漢陽、漢口鼎足而立的武漢三鎮格局。同時，因商而盛的漢口鎮的出現，也使武漢具備了傳統意義上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多位一體的綜閤城市功能。
明清以來，漢口商業繁劇，既聚集各路商幫，又中轉各色貨物，漢口不但成為長江中遊最大的市鎮，亦服膺全國四大名鎮之名。“漢口”幾成為武漢的代名詞。以漢口為中心的武漢在全國的地位和知名度從而大為提升。概觀漢口在明清時期的歷史發展，經歷了三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漢口開埠，它是傳統商業市鎮的興起與鼎盛時期；二是漢口開埠至張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現代化的萌動時期；三是張之洞督鄂至清朝滅亡，它是早期現代化的發展時期。這是就武漢的早期現代化着眼，進行的大要區分。
一、漢口商業巨鎮的興起與發展
明初的漢口一帶，還是無人居住的蘆葦荒灘。明憲宗成化年間，漢水主河道在龜山之北形成，並由此入江。漢水故道淤塞，主河道移至龜山之北後，原先的漢陽一分為二，形成南、北兩岸，南岸一側仍稱漢陽，北岸一側則稱之為“漢口”。嘉靖年間，漢口的人口增多，已有城鎮居民區“坊”的出現，漢水口南岸有崇信坊，北岸則有居仁、由義、循禮、大智四坊。漢口也在此時正式設鎮，並設置有漢口巡檢司對市鎮進行管理（註：按：漢口巡檢司最初設置在漢水南岸的崇信坊，康熙年間始由南岸移至北岸。雍正五年，隨着市鎮規模的擴大，又將漢口巡檢司分成仁義、禮智二分司。）。這標志着漢口鎮的形成和初具規模（註：據乾隆《漢陽府志》12《漢陽縣·鄉鎮》記載，嘉靖二十四年，漢口已有居民1395戶。）。萬歷年間，湖廣地區的漕糧均在漢口交兌，同時，運銷湖廣的淮????也以漢口為轉運口岸。漕糧與淮????的大額轉運，以及隨之而來的商人集中、物資集散、貿易頻繁，使漢口的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迅速發展，漢口成為“商船四集，貨物紛華，風景頗稱繁庶”的新的貿易中心（註：乾隆《漢陽府志》12《漢陽縣·鄉鎮》。）。雖說漢口“肇於明中葉，盛於啓、正（天啓、崇禎）之際”（註：康熙《漢陽府志》1《輿地志》。），但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不可能不對漢口的發展造成影響，漢口真正成為商業巨鎮，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是與清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聯繫在一起的。“天下四聚”之說，也在這一時期盛行。《廣陽雜記》雲：“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註：劉獻廷：《廣陽雜記》4，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93頁。按：在該捲中，劉獻廷多處記載了他的所見所聞。其記渡船之方便雲：“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雲：行遍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其記風景雲：“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往漢陽諸山，蒼翠欲滴。蘇州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其記洪山寺雲：“洪山寺建於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為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為天下第一。照墻有碧琉璃交竜，壯麗晃耀。墻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剎製。”其記晴川閣雲：“自鐵門關西上，為龜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與黃鶴對峙。……樓臨江東嚮，軒豁開爽，遠勝黃鶴。”）漢口在天下四聚中的地位尤其重要。漢口在這一時期的繁盛程度，從“漢口鎮火”的側面記述中亦可見一斑：“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艘，客商船三四千衹，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余家，不能撲滅。”（註：錢泳：《履園叢話》14，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81—382頁。）畢沅督楚，時在乾隆末年，“漢口鎮火”所描述的是乾嘉年間的情況。乾隆初年的情況則有如下描述：
“楚北漢口一鎮，尤通省市價之所視為消長，而人心之所因為動靜者也。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人類不一，日銷米𠔌不下數千。所幸地當孔道，雲貴川陝粵西湖南，處處相通，本省湖河，帆檣相屬。……查該鎮????、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各省會館亦多，商有商總，客有客長，皆能經理各行各省之事。”（註：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40《戶政》。）
從這裏的描述來看，是時漢口的人口、商業、交通以及物價對周邊地區的影響都十分顯著。所謂的漢口“六大行”也在這裏被首次提出，而且“商有商總，客有客長，皆能經理各行各省之事”，各行業間的管理臻於完備，這是值得註意的。另外值得註意的是，這裏用了“六行最大”一詞，“六行”之外，也還有其他的行業，“六大行”或後來的“八大行”之說，不過是概指。漢口的行業與商品種類繁多，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稿·食貨考》對乾隆時期漢口豐富的商品描述甚詳，已有學者作過細緻的引述，可以參見（註：參見張建民《湖北通史·明清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448頁。）。章氏所記述的漢口的主要商品有食????、糧食、竹木、紡織品、藥材、山珍、海味、幹鮮果品、糖、香料、茶、酒、毛皮、紙張、文具，以及銅、鐵、錫、石膏等礦産品，煤、炭等燃料，還有煙草、魚類、金銀珠寶等類，有具體名稱者達230多種。
明清時期漢口的興盛，是以商業貿易為起始的。這首先得利於它的區位優勢，時人有所謂“九省通衢”、“九省之會”、“七省要道”、“八達之衢”等代稱或習稱。在漢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註意到湖北的區位優勢：“大江以南，荊楚當其上遊，……其地跨有江漢，武昌為都會。鄖襄上通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襟顧巴蜀，屏捍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其民寡於積聚，多行賈四方。四方之賈，亦云集焉。”（註：張瀚：《鬆窗夢語》4《商賈紀》。）嘉靖年間正式設立漢口鎮後，漢口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條件，得以快速發展。即如方志所稱：漢口“當江漢交匯之處，水道之便無他埠可擬。循大江而東，可通皖贛吳越諸名區，以直達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兩廣雲貴。又西上荊宜而入三峽，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謂九省之會也”（註：民國《夏口縣志》12《商務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漢陽府志》12亦稱：“漢口一鎮耳，而九州之貨備至焉，其何故哉？蓋以其所處之地勢使然耳。武漢當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貿遷有無者，皆於此相對代焉。故明盛於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漸移於漢陽之漢口，至本朝而盡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漢鎮非都會，非郡邑，而火煙數十裏，行戶數千傢，典鋪數十座，船泊數千萬，九州諸大名鎮皆讓焉。非鎮之有能也，勢則使然耳。”）。“漢口鎮，古名夏口，為九省通衢，夙稱繁劇”（註：民國《湖北通志》5《輿地志》。）。從此，湖北的大區位優勢更彰顯於漢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鄰省的經濟發展，也促成並加快了漢口的商業繁榮。
如上所述，明清時期漢口的商業貿易是以糧食、食????、棉花、棉布、茶葉、藥材、竹木等為主幹的。以糧食而論，是時，湖北及周邊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糧食産量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出現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産之米糧下銷江南、閩廣各省，都要通過漢口轉運，“糧食之行，不捨晝夜”（註：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40《戶政》。）。漢口成為米糧流轉中心。以食????而論，湖北、湖南嚮食淮????，淮????由儀徵進入長江運至漢口，再由漢口分運湖北、湖南各府州縣（註：參見陳鋒《清代????政與????稅》9《漢口至各地轉運分銷里程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漢口是淮????的重要轉銷口岸。以《淮鹺備要》所載兩淮行湖廣引數777200引，每引重量364斤計，每年由漢口轉銷的食????大致在3億斤左右，而回空????船又載各色貨物下行，從而形成循環往復的轉運貿易體係。應該說，糧食、食????等的大額貿易，是漢口進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毫無疑問，明清時期漢口的商業繁榮以及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使漢口成為內陸特大型的市鎮和全國性的商品市場。這也就是康熙時的著名學者劉獻廷所說的：“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於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註：劉獻廷：《廣陽雜記》4，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193頁。）
儘管如此，明清時期（鴉片戰爭前）的漢口還衹是一個典型的商業性市鎮，與國外也基本上沒有商業往來，是時的漢口或武漢尚不具備近代意義上的城市內涵和特質。
二、漢口開埠：早期現代化的契機
從武漢城市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國際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漢口開埠（註：1858年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中即有漢口，但漢口的正式開埠則是在1861年。參見陳均、任放《世紀末的興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頁。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頁。），是一個重要的界標。漢口開埠後，英國最先與漢口通商，外國各路商人也“立即趨之若鶩”（註：姚賢鎬編《中國對外貿易史資料》第2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85頁。），美國、法國、德國、丹麥、荷蘭、 西班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日本、瑞士、秘魯等國先後來漢通商（註：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頁。按：1861年漢口開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條文，於1847年在漢口開展商務活動。又據威廉·烏剋斯《茶葉全書》稱：“約在一八五○年，俄商開始在漢口購茶，於是漢口成為中國最佳之紅茶中心市場。俄人最初在此購買者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購中國久已與蒙古貿易之磚茶。”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捲，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0—111頁。如是，俄國在漢口的商業活動，也是在漢口開埠之前。）。與此同時，外國商人也開始在漢口開辦原料加工廠，如威廉·烏剋斯在《茶葉全書》中所說：“一八六一年漢口開放為對外通商口岸，俄人乃（於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磚茶工廠。”（註：見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2捲，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111頁。）據統計，至張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漢口開辦的原料加工廠有如下數傢：
同治元年（1863）俄商開辦的順豐磚茶廠
同治五年（1866）俄商開辦的新泰磚茶廠
同治十一年（1872）英商開辦的漢口磚茶廠
同治十三年（1874）俄商開辦的阜昌磚茶廠
光緒元年（1875）英商開辦的金銀冶煉廠
光緒二年（1876）英商開辦的漢口壓革廠
光緒二年（1876）英商開辦的隆茂打包廠
光緒六年（1880）英商開辦的平和打包廠
光緒十三年（1887）德商開辦的美最時蛋廠
光緒十三年（1887）德商開辦的禮和蛋廠
光緒十五年（1889）德商開辦的元亨蛋廠（註：參見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頁。）
這些原材料加工廠的開辦，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如俄商開辦的順豐、新泰、阜昌三大茶廠，其生産的磚茶銷往俄國和內蒙古，在19世紀90年代以前，共有資本銀400萬兩，擁有15 架蒸汽動力磚茶機，7架茶餅機，數千名中國雇工，年産值近5000萬兩，具有相當的規模。茶工業規模的擴大，刺激了茶貿易的增長，據統計，1874年漢口出口磚茶83402擔，1877年增長為144756擔，1878年增加到152339擔（註：參見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頁。李憲生《兩次世紀之交武漢的對外開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漢口開埠後，“洋行”的出現也值得註意。1862年，被稱為“洋行之王”的英商怡和洋行（渣甸洋行）在漢口設立分行，最初主要經營輪船業，後擴大經營進出口貿易等業務。據《武漢市志·對外經濟貿易志》記載，怡和洋行內部設有船頭、銀行、保險、進出口4部。其中，船頭部下設輪船、躉船、碼頭、堆棧4個辦事處，辦理各有關航運業務。銀行部開辦“有利銀行”，專門辦理貨物信托等業務。保險部經營各類水火保險業務。進出口部經營茶、棉花、棉紗、牛羊皮、五金機械等業務。怡和洋行之外，美、德、法、俄等國也在漢口設立有洋行。洋行經營的範圍非常廣泛，對漢口的發展有較大的影響。以怡和洋行的航運業而論，其擁有客貨輪20多艘，行駛漢申、漢宜、申宜、宜渝等航綫，在長江流域運輸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以漢口為中心的長江航運業的發展，又促進了貨物的流通和進出口貿易的增長。
可以認為，漢口開埠後，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設立，以及與外貿密切相關的外資企業的興辦，都促使漢口漸次由內陸型的封閉式城市嚮開放型的國際性城市邁進。
如上，在這一時期，漢口的間接對外貿易基本上位居第二，僅次於上海，每年的間接進出口貿易額大致在2300萬兩至4200萬兩之間。從這裏也可看出，漢口的對外貿易是以埠際轉口的間接貿易為特色的。
上述可見，漢口開埠後，武漢的早期現代化開始啓動，在對外貿易方面，尤其是間接對外貿易，走在了全國開放性城市的前列。
當然，我們也註意到，武漢的早期現代化還衹是初始性的，在許多方面還存在着不足及滯後現象。漢口開埠後，沒有很快出現像上海開埠後那樣令人矚目的變化，開埠後的20多年間，近代工業格局遲遲不能形成。到1889年張之洞督鄂前，洋務派在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天津、福州、南京等沿海沿江城市，甚至諸如西安、蘭州、長沙、濟南、昆明、太原等內地尚未開埠的城市，創辦的軍事企業達20個，武漢沒有一個。同期，洋務派在各地所辦的學堂也達20所，武漢也沒有一所（註：參見李憲生《兩次世紀之交武漢的對外開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頁。）。這正標示着武漢早期現代化在啓動階段的弱勢以及發展的不平衡。
三、張之洞督鄂與漢口早期現代化的快速發展
1889年張之洞的督鄂，是漢口歷史發展的又一個重要界標。蘇雲峰所謂“張氏抵鄂之年，應為湖北從傳統走嚮現代化的起點”（註：蘇雲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87年。），雖是就湖北而言，但就漢口立論也是成立的。
張之洞督鄂期間（1889—1907年），漢口的早期現代化進程明顯加快，國際性城市的輪廓開始顯現。其主要表現可以概括為以下數端：
第一，漢口的傳統商業優勢進一步發揮，並由內貿型的商業重鎮一躍而為國內屈指可數的國際貿易商埠。從傳統商業方面來看，以漢口的米𠔌年均流轉量為例，張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為67362擔，1891—1900年即增長為507630擔，1901—1910年更增長為1073185 擔（註：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237頁。）。增長幅度明顯。成為國內最大的米𠔌集散中心（註：日本學者根岸佶在《清國商業綜覽》中亦稱：“從漢口沿長江而下至上海、華南、華北，以及逆漢水而上至陝西、甘肅，調出大量米𠔌來看，無疑漢口集散的米𠔌數量要比上海、蕪湖多。”）。從國際貿易商埠方面來看，漢口的直接對外貿易，在張之洞督鄂前，漢口在全國四大商埠（上海、武漢、廣州、天津）中雖已位列第三，但進出口額衹有數十萬兩、數百萬兩不等，到1903年已突破1200萬兩，1905年更突破3500萬兩；漢口的間接對外貿易亦然，張之洞督鄂前，間接貿易進出口最高數字是1880年的4200萬餘兩，而1899年達到6700餘萬兩，1904年已突破1億兩大關。無論是直接貿易還是間接貿易，都有了數倍的增長。以致有人聲稱：“漢口商務在光緒三十一二年間（1905、1906），其茂盛較之京滬猶駕而上之。”（註：《民立報》，1911年3月4日。）武漢對外貿易的發展，與此一時期外商的大舉進入也有密切的關係。據統計，1892年在漢的洋行數為45個，人數為374人，1901年洋行數為76個，人數為990人，1905年洋行數達到114個，人數達到2151人。除洋行外，還有許多外國商號。1905年，漢口洋行和外國商號最多時達250傢，其中日商居首，有74傢，英商57傢，德商54傢，美商22傢，法商20傢，俄商8傢，丹商5傢，比商、印商各3傢，瑞商2傢，葡商、菲商各1傢（註：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頁。略有訂正。）。
第二，漢口的近代民族工業起步，並得到迅速發展；城市的經濟功能，由商業獨秀到工商並重。張之洞先後創辦漢陽鐵廠（1890）、湖北槍炮廠（1890）、大冶鐵礦（1890）、湖北織佈局（1890）、漢陽鐵廠機器廠（1892）、漢陽鐵廠鋼軌廠（1893）、湖北繅絲局（1894）、湖北紡紗局（1894）、湖北製麻局（1898）等近代企業，占同期全國新建官辦與官商合辦企業的24％，為全國之冠（註：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30頁。）。張之洞的倡辦實業，促進了民辦企業的發展。1897年民族資本傢宋煒臣興辦的漢口燮昌火柴廠，年産火柴1億盒，是全國最大的火柴廠。據統計，至1911年，武漢有較大型的官辦、民辦企業28傢，資本額達1724萬元，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第三，張之洞改書院、興學堂、倡遊學，使包括漢口在內的武漢三鎮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近代教育體製。傳統的書院教學以研習儒傢經籍為主，張之洞致力於書院改製，相繼對江漢書院、經心書院、兩湖書院的課程作出較大調整，各有側重，以“造真材，濟時用”為宗旨。在興辦新式學堂方面，其創辦的算學學堂（1891）、礦務學堂（1892）、自強學堂（1893）、湖北武備學堂（1897）、湖北農務學堂（1898）、湖北工藝學堂（1898）、湖北師範學堂（1902）、兩湖總師範學堂（1904）、女子師範學堂（1906）等等，則涵蓋了普通教育、軍事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等層面。在“遊學”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學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僅留日學生就達1700餘人，居全國之冠。張之洞督鄂期間，湖北武漢已成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國人矚目之區。一如端方在光緒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傢，往往因過鄂看視學堂，半皆許為完備。比較別省所立，未有逾於此者。”（註：《光緒朝東華錄》（五），第5165頁。）
第四，外國銀行在漢設立的分支機構增多，國內銀行開始出現，漢口成為內陸地區的金融中心。漢口開埠之前，尚無現代意義上的金融機構，1861年英國匯隆銀行在漢口設立分支機構，開外國銀行在漢口開設分行之先河。此後以迄張之洞督鄂前，先後有英國麥加利銀行（1863）、英國匯豐銀行（1866）、英國有利銀行（1866）、法國法蘭西銀行（1876）、英國麗如銀行（1877）、英國阿加刺銀行（1880）等在漢口開設分行。張之洞督鄂期間，隨着漢口工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除了傳統的英國銀行外，德國的德華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俄國的道勝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等也紛紛來漢設立分行。同時，中國通商銀行（1897）、中國銀行（1905）、大清銀行（1906）、浙江興業銀行（1906）等也在漢口開業。這些現代性的金融機構與傳統的錢莊、票號、錢鋪等民間金融機構共同構築起武漢的金融大廈，成為武漢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支撐（註：另據已有的研究，20世紀初，武漢的金融業進入興盛時期，至1925年，武漢的本國銀行發展為32傢，與當時的140傢錢莊和15 傢外國銀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勢。見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金融研究所金融歷史研究室編《近代中國的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頁。）。
第五，交通運輸業空前發展，奠定了漢口現代交通運輸的基礎。張之洞由廣東移督湖廣的直接原因就是蘆漢（蘆溝橋至漢口）鐵路的修建，所以張之洞對修建鐵路用力甚勤。在張之洞的督辦下，1906年，漢口至北京正陽門全長1200余公裏的蘆漢鐵路通車，並改稱京漢鐵路。京漢鐵路的貫通，不但使漢口的貨物流通更加暢快，而且使漢口的地位更加凸顯。一如孫中山所說：“武漢者，……中國本部鐵路係統之中心，而中國最重要之商業中心也。……漢口更為中國中部、西部之貿易中心，又為中國茶之大市場。湖北、湖南、四川、貴州四省，及河南、陝西、甘肅之各一部，均恃漢口以為與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於中國鐵路既經開發之日，則武漢將更形重要，確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為武漢將來立計劃，必須定一規模，略如紐約、倫敦之大。”（註：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頁。）鐵路之外，此一時期的水路交通運輸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1863年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的“驚異號”進入漢口港，開闢滬漢航綫後（註：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英、法、德、日等國的輪船公司也以漢口為中心，開闢長江航綫，經營輪運。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會社又開闢了漢口至神戶、大阪的直達航綫，使漢口港成為國際港。至清末，由漢口駛嚮國外的輪船，已可直達德國的漢堡、不來梅，荷蘭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國的馬賽，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意大利的熱諾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漢口設立輪船公司，則標志着民族輪船運輸業在漢口的立足。以輪運為主導的水路開闢，使長江航道變成黃金水道，也使武漢自古以來的水運優勢躍上一個新的階位。
無疑，張之洞督鄂期間，漢口商業、工業、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發展，是漢口城市現代化的重要標示，也使漢口的國際性城市進程經歷了一個關鍵時段。
四、結語
明清時期，特別是張之洞督鄂時期，漢口形成了她的風騷獨領的特色——由商業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綜合發展。由此，漢口也鑄就了她的歷史輝煌。
窺察歷史，我們所能得到的啓示是什麽呢？就其要者，可以歸結為三：
第一，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漢口地處華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在古代與近代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憑藉漢水、長江之利，可以內進外出、通江達海，成為商業貿易的集散地。這就是《漢口小志·商業志》已經指出的：“漢口貿易年見繁盛，蓋以運輸便利也，此地為中國全國之中心，水路四通八達，……中國內地商務實以此地為要衝。”1949年出版的《武漢概況》也明白表述：“漢口為國內主要的物資集散城市，嚮有九省通衢的稱號，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肅、陝西、雲南、貴州物産，都集中於漢口而為分配，九省需要物質亦經漢口取給。商圈的廣大，國內很難找出第二處。”可以認為，明清時期商業的繁盛，主要是憑藉了這種條件。漢口開埠至張之洞督鄂期間商貿的擴大與國際性商埠的形成，也與此息息相關（另一方面，當時的國際貿易以間接性貿易為主、以直接性貿易為輔，也是限於地勢）。
第二，張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幹他想幹的事。換句話說，沒有張之洞也就沒有晚清漢口及湖北的發展。用“人來政興”概括是貼切的（註：趙德馨、周秀鸞：《張之洞與湖北經濟的崛起》，見《張之洞與中國近代化》，中華書局1999年版。）。1861年漢口開埠，是一個歷史的契機，但漢口開埠後，卻沒有像上海、廣州、天津、南京那樣發生顯著的變化。到1889年張之洞督鄂前，武漢竟沒創辦一傢官辦企業（1884年，湖北總督卞寶曾籌建湖北機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沒興辦一所近代性的學堂，即使是有傳統優勢的商業也無法與後來比擬。這顯然不是歷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實際上，關乎此點，時人已經註意到：“武昌無疑將成為中國極重要的城市之一，因為自從張之洞調任湖廣以後，已將他原來打算在廣州進行的一些龐大建設計劃全部移到了武昌。”（註：《捷報》，1890年7月11日。）近代漢口的發展滯後與經濟的第一次騰飛視主政者為轉移。
第三，制度創新是關鍵。所謂的全國範圍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區的“湖北新政”都有一個制度創新問題。新的事業或社會經濟的新發展，必須要有新的政治機製予以保證。張之洞任職兩廣時，即已籌謀“效西法圖富強”的新政，衹是沒有督鄂時的力度大。據統計，張之洞督鄂期間，設置各類新機構36個，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設，75％是出於工作需要而設（註：羅福惠：《湖北通史·晚清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頁。）。明確標示出張之洞的自主性和創新性。從新設機構的性質來說，屬於教育、文化的機構3個，屬於財政金融的機構5個，屬於軍警司法的機構6個，屬於農工商及交通管理一類的機構最多，達23個。也明確標示出張之洞興辦實業的努力。有些機構的設置，在全國具有示範性，如1902年為推廣新學製而設立的“學務處”，比清廷的有關規定早了一年多。新機構的設置，既是張之洞銳意創新的標志，也是張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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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
1949年以後，“漢口”不再是一個官方的行政區劃名稱。這一點，漢口與武昌、漢陽不同。武昌、漢陽至今仍是區級行政區劃的名稱，而漢口被分為江岸區、江漢區、礄口區三個區級行政區劃。民間也常常把東西湖區吳傢山、常青花園一帶稱為漢口，實際上東西湖區位於張公堤以外，並不屬民國時期的漢口市，原屬漢陽縣，1964年析置建區。同時，漢口也是武漢市市委市政府以及其它市級政府部門的所在地。
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政府行政建製中，從來沒有漢口這個區劃，但是在一些係統之內還是常常將它們在武漢市的機構冠以“漢口”二字。例如鐵路係統的漢口火車站（除此之外另有武昌火車站和漢陽火車站），水利係統的漢口水文站等等。
商貿
漢口從它形成之日起，就與商業緊密相關。直至今日，漢口仍然是武漢市的商業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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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Han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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