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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伯渠(1886-1960) : 中國無産階級革命傢。湖南安福(今臨澧)人。1905年加入同盟會。曾參加辛亥革命和反對北洋軍閥的鬥爭。1921年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推動國共合作和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曾任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財政部部長、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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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1886-1960)
1945年3月28日，毛澤東、朱德及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負責人親臨延安楊傢嶺中央大禮堂，在這裏嚮一位“自辛亥以來……總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綫”的“革命老戰士”的六十壽辰表達了最真誠的祝賀。這位老戰士，就是正逢虛齡六十，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祖涵，號伯渠，字邃園，1886年3月20日出生於湖南安福（今臨澧縣）修梅鎮涼水井村一個普通的鄉村家庭，著名的無産階級革命傢、教育傢。16歲投考湖南公立西路師範學校，在那裏肄業兩年半，得到了學校創始人熊希玲的指引，並開始接受進步思想，立志為振興中華而獻身，為日後從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師範學堂。
1904年春，經選拔考試，被師範學校選送留學到日本東京弘文學校公費留學。
1905年8月在東京加入中國革命者同盟會。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清韓留學生規則》，他在極為憤慨之下，毅然回國。
1906年春天回國後，在長沙振楚學堂教學並在西路公學任職約1年，
1907年被派往東三省聯絡緑林，從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動，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纔回湘參加反袁獨立活動，後被袁世凱通緝，於1913年5月逃亡日本，並加入到孫中山重新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受命回國後，曾任湖南省署秘書兼總務科長、政務廳長等職。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國會，林伯渠與湘軍旅長林修梅退至衡陽起義，參加了護法之役，擔任湖南護法軍總司令部參議。1920年，林伯渠出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加入上海共産主義小組，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工作，在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整個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參加國民黨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兩任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軍委會秘書長。在發動和領導農運工作時，他認真執行孫中山扶助農工的政策，吸收中央從事農運和對農民問題有深刻見解的同志參加，盡力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與合作，把國共兩黨對農運的領導有機的統一起來，為推動當時農運的發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勳。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後，他逃出國民黨中央，出任第六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內部矛盾重重、戰鬥力弱的雜牌軍，建設成北伐中的一支勁旅。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後，他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受黨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32年鼕，林伯渠由海參崴學成回國。翌年三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出任蘇维埃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長，後任財政部長調任沒委會主任及總供給部長。這期間，他註重發展農業生産，廣泛開展節約儲糧，保障了紅軍和蘇區人民的供給。為解决蘇區的財政睏難，他一面成立沒收徵收局，嚮地富籌款藉款；一面適當增發紙幣，幫助各機關建立健全財政制度，開展節約運動，基本保證了革命戰爭的財政需要。
在參加長徵到達陝北後，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財政部長，繼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領導邊區軍民，積極貫徹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製政權，實行精兵簡政，領導邊區開展大生産運動，進行經濟文化建設，把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洛川會議，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派他常駐西安，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黨代表，集中精力從事統一戰綫和對外聯絡工作。他利用自己社會聯繫廣、資深望重的社會影響，廣泛團结各階層人士一致抗日，對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做出重大貢獻。
1945年4月，在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48年鼕，人民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急需林伯渠去中央工作，12月12日，他告別延安，抵達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後受黨中央委托，前往東北迎接李濟深、瀋鈞儒、譚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林作新政協籌備工作報告，並當選為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雖是63歲高齡，仍不辭勞苦，有時竟連續工作達20小時，為勉勵自己，他在日記上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十個大字並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在10月1日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下午3時，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他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黨和國傢領導人在一起，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各項偉大鬥爭，在有關政權建設和統一戰綫工作方面的貢獻尤為顯著。
“十一”以後，他同各方面進行廣泛接觸，商談、討論政府機關的機構設置和各部門的主要領導人的人事安排，從速組成政府各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他對各地方政權建設也費出很大心血，為加強正副主席、各個委員、政府各部門及地方政府的聯繫，傳達貫徹各項指示决定，他批閱大量文件，籌備與組織各種會議，做出了卓越貢獻，在團结愛國民主人士，擴大國際統一戰綫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上，他當選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倡導把定期下去視察工作，瞭解人民群衆的意見和要求，作為黨和國傢機關聯繫群衆，調查研究的一種制度。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視察，先後下到益陽、常德、臨澧等縣許多單位，找基層幹部交談，瞭解到大量豐富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取得發言權。他這種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作風，及在調查中發現和提出的問題，有力地推動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黨的八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後去廣東、杭州、上海、南京、內蒙、山西、遼寧、寧夏、湖北、廣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視察，逐漸覺察出一些問題，在日記本中寫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留有餘地，力戒浮誇片面”等一些針砭時弊的見解。
在1959年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這期間，他以古稀之年，不辭勞苦，辛勤工作，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1959年7月參加廬山會議時，在自己準備的發言提綱中，記有“我們的不足”是“既忽視客觀規律又未能綜合（平衡）”，其不足之處，一部分是發展中的睏難，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們的錯誤造成的，如“颳共産風”、“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這是“脫離群衆的”。7月13日寫成《廬山即景》一詩，詩中寫有“規律客觀不可忽，自有群衆作結論”之句。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團赴蒙古訪問，受到蒙古人民的熱烈歡迎。
1960年5月，他病情惡化，在大傢的勸說下，纔去北京醫院治療，29日病逝於醫院，享年74歲。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緻悼詞說：“他經歷了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歷史階段。在每個革命的歷史階段，他都是徹底的革命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林伯渠是中國共産黨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之一，也是嚴以律己、廉潔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記中醒目地寫到：一、遵守黨章黨紀。二、戒驕傲自滿。三、必須有係統地進行監督。四、加強馬列思想教育。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總是跟着進步的方向走，在危難的關頭，總是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質得到了全黨和廣大人民群衆由衷的敬仰和愛戴。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林伯渠同志詩選》
遊鄂達裏（鄂達裏在敦化境內，相傳係清始祖起兵誓師處）
故老爭傳鄂達裏，
登臨卻趁大寒時。
西來峻嶺連天白，
北走長江入海遲。
十裏炊煙控朔漠，
三邊狗盜越雷池。
和戎盡有諸公策，
滿眼孤烏雨雪詩。
包頭即景
（195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伯渠到包鋼視察，賦詩一首。）
黃河之北青山南，
包鋼融融火燭天。
五百萬噸如反掌，
鼎足武漢與鞍山。
春節看花市
邁街相約看花市，卻倚騎樓似畫廊；
束立盆栽成列隊，草株木本鬥芬芳。
通宵燈火人如織，一派歌聲喜欲狂，
正是今年風景美，千紅萬紫報春光。
送常德第一中學
（原西路師範）
今昔情況已不同，正須師友滿堂紅。
幹勁鼓足勤教學，滾滾桃源始潤東。
留別諸友
林深微霰菊花黃，尊酒平樓意未央。
卅載心期原不負，十年戎馬獨何傷。
劫來待整金甌缺，此去莫愁錦水長。
三戶僅存能復國，共看子弟滿湖湘。
郴衡道中
春風作態已媚人，路引平沙履跡新。
垂柳如腰欲漫舞，碧桃有暈似輕顰。
恰似現象能摸底，免入歧途須趲行。
待到百花齊開日，與君攜手共芳辰。
別梅坑
共同事業尚艱辛，清酒盈樽喜對傾。
敢為葉坪弄政法，欣然沙壩搞財經。
去留心緒都嫌重，風雨荒雞盼早鳴。
贈我綈袍無限意，殷勤握手別梅坑。
遊愛晚亭
到處楓林壓酒痕，十分景色賽天蓀。
千山灑遍杜鵑血，一縷難消帝子魂。
欲把神州回錦綉，頻將淚雨洗乾坤。
蘭成亦有關河感，不信沉沙鐵已深。
輓林修梅
六柳依然未改顔，誰憐零涕濕欄桿？
流傳勳業方朝日，新漲思潮付逝川！
……
十口竟為????米纍，一棺猶陰道途艱。
卅年兄弟師兼友，審撫遺篇墨未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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