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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於東來 Yu Donglai
資料來源:安徽文藝出版社
李鴻章:敢與世界列強一較長短的大清第一人
一位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有關他的論著歷來很多，但大都失之過偏。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啓超曾經這樣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李鴻章是晚清權傾一時的人物，他的一生與晚清的命運密切相關。李鴻章最初以科舉入仕，幾年後棄文從武，先是投身曾國藩的湘軍，之後自己組建淮軍，在與太平天國的戰鬥中一路青雲直上。他是洋務運動的先驅，試圖為日漸沒落的清政府掙得一點兒喘息的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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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1823-1901) : 清末洋務派和淮軍首領。安徽合肥人。投靠曾國藩，編練淮軍。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先後鎮壓太平軍和捻軍。1870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管清廷軍事、經濟、外交大權。19世紀60年代起，提倡“自強求富”，先後創辦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開平煤礦等一批近代軍事和民用企業，並建立北洋海軍。在對外交涉中，一貫妥協，先後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有《李文忠公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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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啓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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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安徽合肥東鄉（今肥東縣）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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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氏先世本姓許，明季避亂由江西湖口遷至合肥。九世祖李心莊無子，同莊姻戚許迎溪將次子子慎所給其為嗣，改姓李。李傢世代耕讀為生，至李鴻章高祖時纔“勤儉成傢，有田二頃”，一直與科舉功名無緣，直到李鴻章父親李文安於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進士，李氏一族纔“始從科甲奮起，遂為廬郡望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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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安在科舉入仕前，長期在家乡以課館為業。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傢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後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紮實的學問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選優貢並奉父命入京應翌年（甲辰）順天鄉試，一舉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進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鳳標、福濟，其房師則為孫鏘鳴。
李鴻章在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願。入京後，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於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遊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後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關係。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傢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啓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後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於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傢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傢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傢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纔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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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三年（1853年）初，李鴻章得知太平軍大舉入皖的消息後，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奏上，鹹豐帝命呂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傢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緑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剋復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裏。七年（1857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製，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傢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他本人遂於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適湘軍三河新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氣盛，鋒芒畢露，真要獨當一面，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鬍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嘩衆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睏難河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而曾國藩的評價則是：“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事實的發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緩”，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曾國藩每有大計常猶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决。鹹豐十年（1860年）秋，師生之間因曾國藩决定移軍祁門和彈劾李元度二事發生嚴重分歧。李鴻章認為祁門地處萬山叢中，是兵傢所忌的“絶地”，移駐不妥；而李元度追隨曾氏，好為“文人大言”，而非將纔，曾深知其短卻使他領軍防守徽州，甫一兵敗又嚴詞糾參，李鴻章不願擬稿並“率一幕人往爭”，終至憤而離營。這表明，李此時的戰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後來，經過鬍林翼、陳鼐和郭嵩燾等友朋的勸說和曾國藩的再三招請，李鴻章乃於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軍大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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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十年（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後，清政府在整個長江下遊地區已失去最後一支經製軍主力。在太平軍猛烈攻勢下，江南豪紳地主，紛紛逃避到已經形同孤島的上海。為了免遭滅頂之災，在滬士紳買辦一面籌備“中外會防局”，依賴西方雇傭軍保護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錢鼎銘等為代表，前往安慶請曾國藩派援兵。錢鼎銘先動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紳盼曾國藩如久旱之望雲霓；繼而曉之以利，說上海每月可籌餉六十萬兩，這對時感缺餉的湘軍，不啻是一大誘惑；同時，錢鼎銘還利用其父親錢寶琛是曾國藩和李文安同年的關係，走李鴻章的門路要說動曾國藩。曾國藩最初屬意派曾國荃領兵東援，但曾國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願往。隨後，曾國藩又函請湘軍宿將陳士傑出山，但陳亦以“母老”力辭，曾國藩最後轉商於李鴻章，李欣然應命，於是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
兩淮地區，民風強悍，尤其是“兵、匪、發、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間紛紛結寨自保圖存。廬州地區的團練武裝，以合肥西鄉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潛山）的張（樹聲、樹珊）、周（盛波、盛傳）、劉（銘傳）三股勢力最大，百裏之內，互為聲援。鹹豐十一年（1861年）夏，西鄉團練頭目得知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安徽人李鴻章在幕中主持機要時，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張樹聲嚮李鴻章、曾國藩上了一道稟帖，洞陳安徽形勢，並表示了願意投效的决心。曾閱後大為賞識，親筆批示“獨立江北，真祖生也”。由於廬州團練的這些基礎和李鴻章在當地的各種關係，淮軍的組建、招募比較順利。
李鴻章首先通過張樹聲招募了合肥西鄉三山諸部團練。接着，又通過前來安慶拜訪的廬江進士劉秉璋與駐紮三河的廬江團練頭目潘鼎新、吳長慶建立聯繫。潘、劉自幼同學，又同為李鴻章父親李文安的門生，吳長慶的亡父吳廷香也與李文安有舊交，自然一呼而應。同治元年（1862年）春節過後，淮軍最早的部隊樹（張樹聲）、銘（劉銘傳）、鼎（潘鼎新）、慶（吳長慶）四營即陸續開赴安慶集訓。與此同時，李鴻章還命令三弟李鶴章回合肥故鄉招募舊部團練，響應投軍的有內親李勝、張紹棠，昔年好友德模、王學懋，以及父親李文安的舊部吳毓蘭、吳毓芬等（這些東鄉團練與西鄉周盛波、周盛傳兄弟的“盛”字營，均屬第二批成軍的淮勇，後由陸路陸續開赴上海）。
首批四營淮軍抵達安慶後，曾國藩極為重視，親自召見各營將領加以考察，並親為訂立營製營規。曾國藩擔心新建的淮軍兵力太單薄，還從湘軍各部調兵藉將，其中整營撥歸淮軍的有：1、屬於湘軍係統的“春”字營（張遇春）和“濟”字營（李濟元）；2、太平軍降將程學啓“開”字兩營；3、湖南新勇“林”字兩營（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後到的“熊”字營（陳飛熊）和“垣”字營（馬先槐）；4、曾國藩送給李鴻章作為“贈嫁之資”的親兵兩營（韓正國、周良纔）。其中，以桐城人程學啓部“開”字兩營作戰最為兇悍，士卒多係安徽人（丁汝昌當時即在該部）。這樣，李鴻章初建的淮軍，就有了14個營頭的建製（每營正勇505人，長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國藩在李鴻章陪同下，檢閱已到達安慶集結的淮軍各營，淮軍正式宣告建軍。隨後，上海士紳花銀18萬兩，雇英國商船7艘，將淮軍分批由水陸運往上海。由於“濟”字營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滬的淮軍共計13營約900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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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半月之後，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綫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颳目相看。
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製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産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製，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係列招降納叛，兼收並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釐金協濟淮軍，隨着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復激戰，淮軍最終攻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製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啓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學啓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是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啓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但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發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製。為此，李鴻章采納程學啓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衆。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傢。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札，激示衆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衆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嚮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並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於“靖內寇”，更在於“禦外侮”，顯然比曾氏高處一籌。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於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鬆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勳、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曾國藩一到前綫，即采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决定“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禦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曾、李瓜代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藉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纔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决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采用“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但鑒於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於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在具體實施這一戰略時，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實施“臼口之圍”，主戰場在湖北。李鴻章挂帥之初，正值東捻軍突破曾國藩原設的賈魯河——沙河防綫，集結於湖北臼口一帶，兵力約十萬人。李鴻章迅速調動湘淮軍各部7萬餘人，分路進擊，意圖一舉殲滅。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軍“鬆”字營在安陸羅傢集被捻軍擊敗，統領郭鬆林受重傷。半個月後，“樹”字營在德安楊傢河被捻軍殲滅，統領張樹珊陣亡。六年（1867年）元月，雙方主力在安陸尹隆河展開决戰，湘淮軍兩大主力“霆”軍與“銘”軍原訂同時發兵，但兩軍統領劉銘傳與鮑超互相輕視，劉銘傳為搶功而下令提前單獨進擊，結果遭捻軍痛擊，部將劉殿魁、田履安陣亡，劉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斃。辛苦鮑超趕來，從背後發起猛襲，纔反敗為勝，捻軍損失2萬餘人。事後，李鴻章一意回護劉銘傳，鮑超反被訴為虛冒戰功。由是，鮑超鬱憤成疾，執意告退，所部“霆”軍32營大部被遣散，衹留唐仁廉擇精壯，另立“仁”字營，並入淮軍建製。二月，東捻軍又在水全殲湘軍彭毓橘部，並於四月間突破了李鴻章設置的包圍圈。
第二階段自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實施膠萊河、運河防綫，主戰場移至魯東。東捻軍在跳出包圍圈後，復於五月突破運河防綫，直趨山東半島。在劉銘傳、潘鼎新的建議下，李鴻章確定采取“倒守運河”之策，又在膠萊河兩岸增設了內層防綫，調淮軍、東軍、豫軍分段防守。由於山東巡撫丁寶楨不願將轄地變做戰場，消極怠工，疏於防範，結果東捻軍在七月間突破膠萊河防綫。經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後，李與丁重修舊好，協力將東捻軍堵禦在黃海、運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間的狹窄地帶，使捻軍“以走製敵”的優勢無法發揮。十月，任柱在蘇北贛榆戰死，隨之東捻軍在壽光一戰損失3萬餘精銳。十二月，賴文光率殘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揚州被捕殺。東捻軍覆滅，李鴻章因功賞加騎都尉世職。
第三階段是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東戰場與西捻軍交戰。當東捻軍睏厄之時，西捻軍緊急馳援，以進軍直隸威脅京畿而迫清軍回救。元月，西捻軍抵達保定，清廷大震，急調李鴻章、左宗棠及直、魯、豫、皖各督撫率軍北上勤王。時李鴻章正駐軍濟寧度歲，分派諸將北援，竟無一人應命，且紛紛求退，聚訟不休，淮軍幾至瓦解。李鴻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雙眼花翎、褫去黃馬褂、革去騎都尉的處分。對此，李鴻章認為是“左公放賊出山，殃及鄙人”。但當危難之際，李鴻章仍耐心說服潘鼎新等將領遵旨北上。同時，清廷也命恭親王奕欣節制各路大軍，並協調左、李關係。在清軍的協力堵截下，張宗禹率領西捻軍於二三月間，一直在直魯邊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鴻章與左宗棠會於德州桑園，議定“就地圈圍”之策，引運河水入減河，引黃河水入運河，命淮軍、東軍、皖軍分段駐守，又調湘淮軍精銳作為追剿的“遊擊之師”。六月初，西捻軍與跟蹤追擊的湘淮軍數次接戰，迭遭慘敗。六月中旬，張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帶數度搶渡運河未成，適逢黃、運、徒駭各河河水陡漲，處境更難。六月二十八日，在轉移途中，與淮軍主力劉銘傳、郭鬆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場激戰，西捻軍傷亡殆盡，張宗禹等二十餘人突圍至徒駭河邊，不知所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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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 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聖眷頗隆”，因此麯意回護，以查無實據結案。會武昌後，於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纔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匆匆趕赴直隸。
後因成功瞭解天津教案，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學士。自此，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達25年，參與了清政府有關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一係列重大舉措，成為清廷倚作畿疆門戶、恃若長城的股肱重臣。隨着李鴻章地位、權利的上升，他一手創建出的淮軍，陸續被清廷派防直隸、山東、江蘇、廣西、廣東、臺灣各地，成為充當國防軍角色的常備軍；而以他為領袖，由淮軍將領、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組成的淮係集團，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一個洋務派集團，並在其帶領下，開始了中國早期的洋務——自強——近代化運動。
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李鴻章不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裝備武裝起來的軍隊，還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雇用英國人馬格裏會同直隸州知州劉佐禹，首先在鬆江創辦了一個洋炮局，此後，又命韓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創辦了兩個洋炮局，合稱“上海炸彈三局”。三年（1864年），鬆江局遷到蘇州，改為蘇州機器局。
同治 四年（1865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鑒於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廠）。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今南京晨光機器廠）。九年（1870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産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另一個是左宗棠、瀋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製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産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纔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嚮“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創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現任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1875年）、江西興國煤礦（1876年）、湖北廣濟煤礦（1876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上海機器織佈局（1878年）、山東嶧縣煤礦（1880年）、天津電報總局（1880年）、唐胥鐵路（1881年）、上海電報總局（1884年）、津沽鐵路（1887年）、漠河金礦（1887年）、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1887年）、上海華盛紡織總廠（1894年）等一係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嚮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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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製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瀋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臺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光緒五年（1879年）乘隙吞併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後，李鴻章還分別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光緒二年（1876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輓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着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光緒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着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後，李鴻章纔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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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係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並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後，鑒於福建船政水師覆敗，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師”，於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成軍後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在成軍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衆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藉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於停頓、倒退的睏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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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十年（1884年），朝鮮爆發“甲申事變”，對朝鮮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時候，李鴻章與日本專使簽署《天津條約》時，規定朝鮮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發結下禍胎。
光緒二十年（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於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嚮朝鮮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事態趨於嚴重。李鴻章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絶。無奈下，衹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爭爆發。
八月十六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八月十八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經過近五小時的鏖戰，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此後，清軍在鴨緑江、九連城等戰場與日軍激烈交戰，但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最終，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北洋水師覆滅。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受命，作為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儘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各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復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於會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兩白銀，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二十三日，《馬關條約》簽字。
馬關條約簽訂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李鴻章雖然也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發誓終生不再履日地，並傾嚮變法。但在“國人皆曰可殺”的洶洶輿論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閑散。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嚮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製夷”轉嚮“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竜江、吉林直達海參崴。
此後，李鴻章率隨員先後訪問德、荷、法、比、英、美、加諸國，由於係親身遊歷，他對西方社會制度産生由衷的贊嘆，並在演講中一再大聲疾呼：“五洲列國，變法者興，因循者殆”。回國後，面臨方興未艾的戊戌變法運動，他慨然以“維新之同志”自許。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梁啓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殺康、梁餘黨，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卻說：“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進行干涉，慈禧攜光緒逃至西安，北方局勢一片混亂。而東南地區的實力派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則在盛宣懷聯絡下，倡導東南互保，即不捲入清廷這次對外宣戰，以保東南半壁不陷入混亂中。李鴻章對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間，經由革命黨人陳少白和李鴻章的幕僚劉學詢牽綫，李鴻章一度有意與自日本前來策劃“兩廣獨立”的孫中山晤面，但由於雙方互存戒心而作罷。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為收拾八國聯軍之役的殘局，清廷再度授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連續電催其北上。李鴻章乘輪船至滬後，以身體不適為由遷延觀望，部下及親屬也都勸其以馬關為前車之鑒，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實在無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電催李鴻章北上。一個月後，李鴻章抵京收拾殘局，嚮八國聯軍求和。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鴻章、奕劻代表清廷簽署了《辛醜條約》，賠款4億5千萬兩。
簽約後兩個月，被李鴻章倚為強援的俄國政府再度發難，提出“道勝銀行協定”，試圖攫取更大權益，並威逼李鴻章簽字。“老來失計親豺虎”，氣惱交加，李鴻章嘔血不起，於九月二十七日去世，臨終時“雙目猶炯炯不瞑”，帶着無盡的遺憾，走完了他78歲的人生歷程。
李鴻章原配夫人周氏，鹹豐十一年（1861年）病故。繼室趙小蓮，係太湖望族、進士趙昀之女。側室莫氏，侍妾鼕梅。子三：嗣子經方；嫡子經述（趙氏所生）襲一等侯爵；庶子經邁（莫氏所生）。女三：分別適郭恩垕、任德和、張佩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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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衆多，但是在皇權體製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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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的面龐有一種引人註目的慈祥表情，他雙眼明亮，閃爍着睿智的光彩，目光裏包含了幽默和機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鏡，顴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膚看上去顯得很健……他從不顯得傲慢。他是那種從不嚮他人提出什麽要求，但又總能獲得滿足的那類人。他能很輕鬆地與人交談，而又不會使與他交談的人感到緊張……他對婦女尤其禮貌，也很喜愛兒童。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陵時，更折服了美國人，他們是這樣描述的：……這位貴賓的舉動非常令人感動，他很虔誠地站直了身體，用極其悲傷的聲音低吟道：“別了。”他的思緒回到了17年前與格蘭特將軍會面時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經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他的這一告別儀式使他的隨從人員和美方陪同人員始料不及。然而這卻是飽含敬意的最真誠的悼詞和最意味深長的告別：“別了，我的兄弟！”——李鴻章在美國所受到的接待的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是後來訪過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無一能望其項背的。而李鴻章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國人的好感，終於在後來八國聯軍事件的談判中得到了回報。
但李鴻章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在訪美結束後，他有意避開了美國西部，而選擇了加拿大作為他回國的路綫，引起了美國記者的註意，就此事對他采訪。李鴻章藉機請求美國媒體幫助中國移民：“……我衹期望美國的新聞界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傢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中國移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力法》進行較大的修改。……中國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獲得美國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他們請求我幫助使他們的美國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認，並享受作為美國移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而你們的《格力法》不但不給他們與其他國傢移民同等的權利，還拒絶保障他們合法的權益，因此我不喜歡經過以這種方式對待我同胞的地方……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而自豪嗎？你們的國傢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也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
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鴉片貿易還做了許多努力，為此在1894年8月27日會見了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英國人約瑟弗. g.亞歷山大，當時的《倫敦每日新聞》曾有報道：“……他以最強勁的語言聲稱，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強烈反對鴉片貿易。這種貿易是列強通過戰爭強加給中國的，中國政府根據條約不得以允許印度鴉片進入大陸。……李總督最後明確宣稱：你們也許明白，如果你們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們就會立即禁止他們獲得鴉片。我（約瑟夫）告訴他，英國議會已經通過投票，將指定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華調查鴉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樣有害時，他氣憤地回答：‘荒謬絶倫！’似乎十分的憤怒和蔑視，緩和了一下語氣又說：‘任何人都知道，鴉片是有害的。’當我起身告辭時，他仍很善意地用熱情的語言贊揚了英國公民為使中國擺脫鴉片所表現出來的仁慈。”這位秘書結束訪談時還發表了一通感慨：……中國的政治傢們反映出了這個國傢的國民熱愛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製止戰爭的手段可以找到，他們不可能為了報復而認可戰爭的持續。（以上資料出自同時代的《紐約時報》）————後鴉片貿易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也得到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認可，比如（在義和團之亂時）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後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傢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驅逐滿清，提前共和。
李鴻章重視西方科學，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這批留學生曾經考入耶魯等名校，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代表。此外，中國的電報業也是由這批學生開拓的。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國的青年官員開座談會，突然對數學感起了興趣，逮了一個留洋生問他什麽是“拋物綫”。小夥子從函數到方程式費了好大勁解釋了半天，李鴻章仍是一頭霧水。留學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嗎？”李鴻章不知所以，答曰：“撒，當然撒。”留學生接着解釋：“那就對了，中堂大人，撒出來的尿就是拋物綫啊！”李鴻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時間極力否定“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存在的美國哈佛漢學家費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總算是良心發現，說了些公道話：“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對這種方法我們還缺少研究）一個國傢來牽製另一個國傢 。”而且這種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傢來牽製另一個國傢（tradition）來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但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爭前已經决定了。
李鴻章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傢，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雖然幾乎所有的賣國條約上都有他的簽名，但是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傢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對外關係交涉的失敗是因為當時中國腐朽的政治制度，貧弱的經濟基礎和軟弱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以慈禧為首的滿清皇室勢力。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衹能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鴻章。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一直到新中國建立這將近100年的時間裏以李鴻章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國外交傢利用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盡一切可能的維持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維護了中國的國體大致完整使中國沒有像南亞各國那樣徹底的淪為殖民地，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復興保留的一份堅實的基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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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不僅是一位中國近代史上爭議最大的歷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響了近代中國近半個世紀的晚清軍政重臣。
李鴻章生於合肥，葬歸故裏。李鴻章故居位於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兩扇高大厚實的朱漆大門和門前一對威武的石獅，面對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嚮北依次為大門、過廳、中廳以及內眷所住的走馬樓。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顯的江淮官宅特點。
李鴻章故居建於19世紀末。故居當年規模很大，許多人用“李府半條街”來形容李傢住宅群的恢弘氣勢。歷經百年的風風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獨有的風貌。改革開放後，合肥市政府對李鴻章故居采取保護措施，在原地修復重建，成為現在大傢看到的模樣，衹是現存規模已不到原來的十二分之一。
從步行街進入大門，行數步即到過廳。廳正中是座屏風，上方高懸一塊匾額，上書“鈞衡篤祜”四個字，鈞衡，比喻國傢宰相一類重臣；篤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鴻章官顯福厚。這四個字是李鴻章七十大壽時光緒皇帝御筆所賜，以褒奬他對大清帝國的功績。過廳過去為來客稍候，待傭人通報後再入中廳與主人會面之處，現兼作展廳之用。廳內展示與李鴻章有關的各種圖片、資料和實物。展覽分“李鴻章的青少年時代、李鴻章與淮軍、李鴻章與洋務運動、李鴻章與外交以及毀譽參半的一生”等五個部分。
中廳又稱福壽堂，堂高9米，是現存江淮地區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廳堂。每扇格門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圖案，房梁全是鬥榫，不用一枚釘子。大梁兩頭都雕成象頭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橫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壽圖”，人物造型栩栩如生。東西兩廂是李氏後人的書房，清雅疏闊，青磚漫地。
中廳上方的長幾上，擺有一隻古鐘，左邊一面鏡子，右邊一面屏風，寓意這具傢宅“終（鐘）生平（屏）靜（鏡）”。中廳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構成一個開間，木柱的一左一右，各為一個開間，加上東西兩面廂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頗具江淮地區富宅的建築特色。東廂房是書房，裏面的博古架稱為“過橋式”，左右兩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國古代陰陽互補理論。左邊擺放的楠木書架，正好可以裝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開把前院與後宅嚴密隔開的屏門，即是典雅古樸的小姐樓。樓與前院中間有道墻，墻中間的門，便是過去人們常說的“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了。墻門把小姐樓與外界嚴密隔開。男子嚴禁進入二門半步。小姐樓又叫“走馬樓”，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樓後一進的樓上擺放着古老的綉床、雕花的梳妝臺、大理石面的圓凳，床、臺、凳都是有着幾百年歷史的紅木傢具。屋內一個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紅木梳妝臺前，古色古香。
小姐樓造型獨特，為一封閉回廊式木樓，樓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氣，符合陰陽調合之風水學。樓上東首第一間據說是李鴻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傢張愛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則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個比現存面積大得多的後花園，但光陰荏苒，後花園早已湮沒，無法恢復，衹保留下這座美麗典雅的小姐樓供人觀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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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總布鬍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四條鬍同。鬍同自西嚮東溝通東單北大街和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明代此地設有總捕衙署，稱“總鋪鬍同”，清乾隆時稱“總部鬍同”，宣統時將鬍同一分為二，以朝陽門南小街為界分為東、西總布鬍同。
西總布鬍同27號，舊時門牌15號，在鬍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大門在西總布鬍同北側，後墻在外交部街南側。此宅原為李鴻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鴻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門、前殿、享堂、配殿等構成的二進四合院；大門、碑亭、前殿、享堂及東西配殿等主要建築頂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為歇山頂鬥拱建築，前有月臺三出陛；院墻磚砌，外抹紅堊土，頂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鴻章祠堂被闢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館分館，後改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館分館、東單區文化館、東城區文化館。1978年拆除前院建築及大門，建成兩層的東城區文化辦公室的辦公樓；現為北京東方文化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辦公用房，門牌仍為“西總布鬍同27號”。1991年拆除後院享堂、配殿及剩餘的院墻，建成四層樓房，東城區檔案局和檔案館遷入至今，大門朝北，門牌為“外交部街甲28號”。
李鴻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時進士，歷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是著名的洋務派首領，為朝廷所倚重，死後謚“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鹹豐三年(1853年)，李鴻章在家乡辦團練，繼而充當曾國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國和捻軍有功和倡導洋務運動而官運亨通，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軍事、經濟大權。
李鴻章位高權重，對外又一貫妥協。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駐俄公使王之春為賀使，竟招致俄國政府的抗議。俄國駐華公使提出的所謂理由是“加冕為敝國重大禮典，非得貴國位望最高之人，為列國所稱許者，不足當賀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選，能胜任者當數李中堂”。清政府衹好改派李鴻章為賀使。李鴻章到莫斯科後，接受俄國賄賂，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的《中俄密約》。
李鴻章晚年從事外交期間，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與英國簽訂《煙臺條約》，與法國訂立《中法新約》，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等。其生前簽訂的最後一個條約是《辛醜條約》，《辛醜條約》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擴大和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並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因此，《辭海》(1979年版)稱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奉旨到日本議和時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險些命喪東瀛。《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自然是被抨擊的中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因“擅入圓明園禁地遊覽”被“罰俸一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下旨:“李鴻章、敬信均着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李鴻章被罷官。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李鴻章重新起用，任兩廣總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在戰事不利的情況下，朝廷急調李鴻章從廣東火速來京，“調補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後，又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各國議結一切事宜”。此時的李鴻章已屆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請賞假”未準的情況下，扶病入京。《辛醜條約》簽訂後不久，李鴻章便一命歸天了。可以說，李鴻章簽訂了《辛醜條約》，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命。《清鑒》中說:“鴻章晚年，手辦國際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戰，鴻章獨主和，當時物議頗非之。然兵不夙練，不如主和為佳。事後思之，未可蔽罪鴻章一人也。”《清鑒》之論雖非至論，或有為李鴻章開脫之嫌，然猶可為“弱國無外交”之佐證；國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鴻章一人”，然李鴻章官居要職，身處廟堂之上，“兵不夙練”，亦難逃其咎。李鴻章死後，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賢良祠，在京師建專祠。
清代，在京師為漢人官吏建專祠唯李鴻章一人。專祠建成後，光緒皇帝賜匾，親書“功昭翌贊”四字，春秋兩季，朝廷派員專門祭祀。
為什麽專門為李鴻章建祠堂呢？合乎邏輯的解釋應該是朝廷認為李鴻章功勳卓著。不過，《異辭錄》中認為，朝廷本來想讓李鴻章死後配享太廟，讓鹿傳霖的一句話給攪黃了。原文如下：定興鹿文端，拙於言論。內調樞廷，耳已重聽，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時一語雋永，為福不足，為害有餘。李文忠薨，聞於西安行在，兩宮震悼，詔加優恤，已將侑食太廟，樞臣出擬懿旨。定興突問曰:“祀於何處？”時議:配享文宗，則鹹豐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勳；配享穆宗，中興勳業，不乏其人，未可顯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時，上正年富，則懿旨之中不易措詞。因而擱置。
關於李鴻章，多有爭論，且觀點不一，此文暫不贅述。
參考資料:
《清鑒》(印鸞章著北京市中國書店)
《〈清實錄〉北京市資料輯要》(曹子西主編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文物勝跡大全·東城區捲》(譚孝伊編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異辭錄》(清·劉體仁著上海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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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過去紳士們在餐桌上有很多禮儀。譬如吃烤雞，先用叉子按住，再用刀一塊一塊割下來，然後，把刀摁牢了雞，再把插在雞身上的叉子抽出來，戳住一塊雞肉送進嘴裏。你想想，在光潔雪滑的餐盤上，肢解油汪油汪、滾來滾去的烤雞，沒有日積月纍的功夫，怕是誰也完成不了這高難度動作的。這恐怕要比劉姥姥用象牙筷夾鴿子蛋還費勁哩。但這是英國上流社會的禮儀。
1896年，也就是清光緒二十二年，李鴻章訪問英國。李鴻章是清政府洋務派領袖，皇帝的欽差，更是頭等出使大臣。到了倫敦，自然是上賓款待，優禮有加，就用最尊貴的烤雞招待他。李鴻章呢，見這麽麻煩，根本不聽洋人那一套，毫不客氣地用手抓了起來，邊撕邊吃。主人和陪客見了，都面露愕然，不知所措。出於禮貌和對貴賓的尊重，大傢也就照方抓藥，仿效李鴻章的方法吃將起來。有了這個先例，英國人從此在餐桌上吃雞就得到瞭解放，可以直接動手，而不必拘泥於刀叉。
也是在這次做客期間，一日三餐的西餐使這位欽差大臣沒有了胃口。於是，他讓隨侍的廚師，將用來做西餐的原料和菜蔬，統統和在一起，燒成了一鍋大雜燴。哪知，廚房裏飄出去的撲鼻香味，竟使陪同他的英國官員們饞涎欲滴，連忙打聽做的是什麽菜？答說，不過是雜碎而已。然後，李欽差示意，非正式場合，請他們無妨入座，盡情享用。結果一個個吃得贊不絶口。據說，後來飯店的菜單上，就有了名叫“李鴻章雜碎”的一道名菜。
這兩則趣聞軼事，且不論其真假。它讓人們悟出，民族文化差異是正常的，沒有好壞美醜、高低貴賤之分，每個民族和國傢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禮儀。不要以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嚮別人炫耀，也不要以別人好的東西貶低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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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漸甫（一字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漢族，安徽合肥東鄉（今瑤海區）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有《李文忠公全集》。中國清朝末期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淮軍創始人和統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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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三年（1853年）初，李鴻章得知太平軍大舉入皖的消息後，慫恿工部左侍郎呂賢基上奏，並代為捉刀連夜趕寫奏章。奏上，鹹豐帝命呂擔任安徽團練大臣，呂對李說：“君禍我，上命我往；我亦禍君，奏調偕行”。於是李鴻章與呂賢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也由王茂蔭舉薦回鄉辦團練。李傢父子的團練“整齊皆可用”。李鴻章先後隨周天爵、李嘉端、呂賢基、福濟等清廷大員在皖中與太平軍、捻軍作戰。
李鴻章以書生帶兵，既有“專以浪戰為能”的記錄，也有“翰林變作緑林”的惡名。數年的團練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為將之道，不在一時勝敗，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鹹豐五年（1855年）十月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剋復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時之間，謗言四起，李鴻章幾不能自立於鄉裏。七年（1857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製，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傢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他本人遂於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
適湘軍三河新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但也深知李才高氣盛，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盡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鬍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氏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如李愛睡懶覺，曾則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齊後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講虛誇大言以嘩衆取寵，曾多次正言相誡：待人惟一個“誠”字。每當遇到睏難和挫折，曾則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李鴻章自稱：“我從師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隨時、隨地、隨事，均有所指示”。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而曾國藩的評價則是：“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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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半月之後，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傭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綫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颳目相看。
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 、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幹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製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産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製，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采用一係列招降納叛，兼收並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在軍費上，李鴻章采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釐金協濟淮軍，隨着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復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復激戰，淮軍最終攻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製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啓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學啓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是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啓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但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發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製。為此，李鴻章采納程學啓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衆。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此後，淮軍節節勝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剋常州，太平天國護王陳坤書被捕殺。蘇南地區的太平軍基本被肅清。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傢。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札，激示衆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衆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嚮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湘淮軍的去留問題上，曾國藩與李鴻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國藩在攻下天京後不到一個月，就將他統率的湘軍大部分遣散，當時，北方的捻軍起義正如火如荼，曾國藩不顧清廷責成他再顧皖省軍務的命令而毅然裁軍，固然是因為湘軍“暮氣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國藩擔心功高震主，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而李鴻章則認為：“吾師暨鴻章當與兵事相始終，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穩，仍可遠征他處”，他並進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內寇，長遠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張保留湘淮軍的用意，不止於“靖內寇”，更在於“禦外侮”，顯然比曾氏高處一籌。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於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鬆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勳、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曾國藩一到前綫，即采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决定“以有定之兵，製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紮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禦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曾、李瓜代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藉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纔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决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采用“以靜製動”的戰略方針，但鑒於曾國藩分防太廣，難以奏效的教訓，改為“扼地兜剿”的戰法，即力圖將捻軍“蹙之於山深水復之處，棄地以誘其入，然後各省之軍合力，三四面圍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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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遊的太平軍後，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大清國憑什麽要把白花花的銀子給了洋人？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摺，無異於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於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係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
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裏，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後依然拖着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緻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着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招商局輪船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傢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絶……”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衹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綫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藴藏着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後，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藉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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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中方衹有“允”和“不允”兩種選擇，而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李公一直磨到點燈時分，口幹舌燥地要求再削減五千萬兩，實在達不目的了，又說減少二千萬兩也行，最後甚至滿眼含淚嚮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這把老骨頭的面子上，多少減一點兒，算送給我回國的路費吧。可以說他是忠實地執行了清廷的電旨：“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傢根本不為所動。老人傢何等可憐！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衹得無可奈何的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衹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徵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也正是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麽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衹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面海上，毅然决然地蹣跚着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吳汝綸東遊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當年談判時坐的凳子競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覺悲從衷來，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寶。他大書“傷心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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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總布鬍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四條鬍同。鬍同自西嚮東溝通東單北大街和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明代此地設有總捕衙署，稱“總鋪鬍同”，清乾隆時稱“總部鬍同”，宣統時將鬍同一分為二，以朝陽門南小街為界分為東、西總布鬍同。
西總布鬍同27號，舊時門牌15號，在鬍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大門在西總布鬍同北側，後墻在外交部街南側。此宅原為李鴻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鴻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門、前殿、享堂、配殿等構成的二進四合院；大門、碑亭、前殿、享堂及東西配殿等主要建築頂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為歇山頂鬥拱建築，前有月臺三出陛；院墻磚砌，外抹紅堊土，頂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鴻章祠堂被闢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館分館，後改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館分館、東單區文化館、東城區文化館。1978年拆除前院建築及大門，建成兩層的東城區文化辦公室的辦公樓；現為北京東方文化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辦公用房，門牌仍為“西總布鬍同27號”。1991年拆除後院享堂、配殿及剩餘的院墻，建成四層樓房，東城區檔案局和檔案館遷入至今，大門朝北，門牌為“外交部街甲28號”。
李鴻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時進士，歷經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是著名的洋務派首領，為朝廷所倚重，死後謚“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鹹豐三年(1853年)，李鴻章在家乡辦團練，繼而充當曾國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國和捻軍有功和倡導洋務運動而官運亨通，歷任江蘇巡撫、兩江總督、欽差大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軍事、經濟大權。
李鴻章位高權重，對外又一貫妥協。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俄國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駐俄公使王之春為賀使，竟招致俄國政府的抗議。俄國駐華公使提出的所謂理由是“加冕為敝國重大禮典，非得貴國位望最高之人，為列國所稱許者，不足當賀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選，能胜任者當數李中堂”。清政府衹好改派李鴻章為賀使。李鴻章到莫斯科後，接受俄國賄賂，簽訂了出賣中國主權的《中俄密約》。
李鴻章晚年從事外交期間，代表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條約，與英國簽訂《煙臺條約》，與法國訂立《中法新約》，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等。其生前簽訂的最後一個條約是《辛醜條約》，《辛醜條約》從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擴大和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並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因此，《辭海》(1979年版)稱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媚外賣國的典型人物”。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奉旨到日本議和時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豐太郎槍擊，險些命喪東瀛。《馬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自然是被抨擊的中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鴻章因“擅入圓明園禁地遊覽”被“罰俸一年”。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光緒帝下旨:“李鴻章、敬信均着毋庸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李鴻章被罷官。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李鴻章重新起用，任兩廣總督。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在戰事不利的情況下，朝廷急調李鴻章從廣東火速來京，“調補直隸總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後，又命李鴻章為全權大臣，“與各國議結一切事宜”。此時的李鴻章已屆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請賞假”未準的情況下，扶病入京。《辛醜條約》簽訂後不久，李鴻章便一命歸天了。可以說，李鴻章簽訂了《辛醜條約》，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命。《清鑒》中說:“鴻章晚年，手辦國際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戰，鴻章獨主和，當時物議頗非之。然兵不夙練，不如主和為佳。事後思之，未可蔽罪鴻章一人也。”《清鑒》之論雖非至論，或有為李鴻章開脫之嫌，然猶可為“弱國無外交”之佐證；國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鴻章一人”，然李鴻章官居要職，身處廟堂之上，“兵不夙練”，亦難逃其咎。李鴻章死後，追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入賢良祠，在京師建專祠。
清代，在京師為漢人官吏建專祠唯李鴻章一人。專祠建成後，光緒皇帝賜匾，親書“功昭翌贊”四字，春秋兩季，朝廷派員專門祭祀。
關於李鴻章，多有爭論，且觀點不一，此文暫不贅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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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互保指中國清朝末年八國聯軍之役期間，中國南方各省違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國開戰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嚮各國宣戰之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出任總統支撐局面。清室嚮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東南互保運動，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於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同時亦使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進一步擴張，中央的權威大為下降。之後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義後相繼宣告獨立，與地方勢力崛起、中央權力式微關係密切。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軍閥及各地方長期割據，則是源自強勢人物袁世凱去世後，中央權力出現真空、各地派係擁兵自重，與東南互保並無直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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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外國聯軍攻陷了中國北方的海岸門戶大沽炮臺，3天之後，京城門戶天津陷落，以保護使館為名登陸的聯軍嚮通州進發，而通州距大清國的都城北京僅20公裏。21日，大清國宣佈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然後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而李鴻章深知國傢憂患日深，軍力積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李鴻章給朝廷發去一封電報————大清國兩廣總督對朝廷“北上勤王”的聖旨的回答是：“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這也許是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話，它標志着在封建帝國內具有近代政治意識的官員第一次在國傢政治事務中顯示出鮮明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大清國南方日益活躍的商品貿易和經濟活動，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官員們的思維方式和統治模式，這種影響雖可能如風蝕岩石般緩慢但卻是不可逆轉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閩浙總督許應、四川總督奎俊等在獲悉了李鴻章的電文後，確定了共同抗旨以求東南互保的原則。他們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大清國的南方也發生了動亂，那麽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也要亂了自己。雖然在以後很長時期內這些人無不被國人痛斥為一群“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禍中究竟是他們確保了大清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穩定。
此一悲慘事件發生之前，朝廷的電報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李鴻章北上與正在攻打這個國傢的洋人議和。朝廷為此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大清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後一紙任命是：“着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每當滿清政府把這個巨大的帝國帶到毀滅的邊緣，他們惟一必須啓用的人就是李鴻章。”1900年7月17日，當77歲的李鴻章在廣州登船準備北上的時候，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麽辦法可以讓國傢少受些損失，李鴻章感嘆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鐘，鐘不鳴，和尚亦死矣！”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就是在這樣悲傷的心境中開始了他與洋人噩夢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他去了他曾經執政達20多年的直隸總督府，在滿目瘡痍的天津城中，總督府已是一片廢墟。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外國聯軍宣佈除了“兩個小院落仍屬於清國政府管轄”之外，整個京城由各國軍隊分區占領。那兩個小院落一個是李鴻章居住的賢良寺，一個是參加與聯軍議和談判的慶親王的府邸。
11月初，聯軍照會李鴻章和慶親王，提出議和談判的六項原則：懲辦禍首；禁止軍火輸入中國；索取賠款；使館駐紮衛兵；拆毀大沽炮臺；天津至大沽間駐紮洋兵，保障大沽與北京之間的交通安全自由。這六項嚴重侮辱大清國國傢主權的“原則”，令李鴻章說出了列強猶如“虎狼群”的話，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根本無法結束大清國的厄運。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黃塵烈風中天天盼着李鴻章的“好”消息———“望電報如饑渴”，雖然大清國於1900年夏天發生的巨禍是由慈禧一手釀成，但李鴻章必須在聯軍的追究面前維護住慈禧的權力，他衹有日復一日地“竭力磋磨”————“每當聚議時，一切辯駁均由李鴻章陳詞；所奏朝廷折電，概出李鴻章之手。”李鴻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占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
湖廣總督張之洞聯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議和大綱”上“畫押”。李鴻章對“不明敵情”卻“局外論事”的張之洞十分惱火，他表示如果堅持不“畫押”，談判即刻便會破裂，結果衹能是將大清國拖入無休止的戰亂————聯軍在京城屯兵數萬，有隨時擴大戰爭的能力；在這種內外皆危之際，高談闊論並不能扭轉危難。
而因為“議和大綱”既沒有將慈禧列為禍首，又沒有讓她交出權力，於是朝廷給李鴻章回電：“敬念宗廟社稷，關係至重，不得不委麯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代表大清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即刻指責道：“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經時日不多，李鴻章想盡快地結束談判，而談判結束的直接標志是聯軍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必須親眼看到懲辦禍首。
關於懲辦問題的談判耗盡了李鴻章最後的氣力，他無法接受皇親們在菜市口被洋人斬首，最終還是頂住了聯軍要求對皇親“正法”的壓力。
接下來是賠款問題的談判，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不願為大清國的幾兩銀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衹是，病中的李鴻章沒忘給張之洞傳話，說是電報每個字四角銀元實在太貴，要他不要再發“空論長電”，凡事可以摘要發出，以節省經費。賠款問題全部是由下級官員談的，結果是大清國賠款4億5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釐。列強們說，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朝廷的回電是：“應準照辦。”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國與11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條約《辛醜條約》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醫生診斷為：胃血管破裂。
李鴻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促，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
難以想象就要離世的李鴻章在寫下“必多一次吃虧”這幾個字時會是什麽心情。他畢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內圖富強”的願望此時說出來實在是一種前途渺茫下的傷心無奈。
1901年11月7日，這位大清重臣已處在油盡燈枯之際，他“久經患難，今當垂暮，復遭此變，憂鬱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頭逼迫他簽字的俄國公使走了之後，身邊的人大哭：“還有話要對中堂說，不能就這麽走了！”李鴻章的眼睛又睜開了，身邊的人對他說：“俄國人說了，中堂走了以後，絶不與中國為難！還有，兩宮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鴻章兩目炯炯不瞑，張着口似乎想說什麽。身邊的人再說：“未了之事，我輩可了，請公放心！”李鴻章“目乃瞑”，享年78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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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餐桌上有很多禮儀，如吃烤雞先用叉按住，再用刀割，再用刀摁住，再用叉戳肉吃。1896年李訪英，受到熱情款待，李用手抓雞，大傢愕然，出於尊重，也學樣。從此，英國人吃雞不必拘泥於刀叉。
同時，天天西餐使李無胃口。於是他讓廚師將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燒成了一鍋大雜燴。撲鼻香味使英國官員們饞涎欲滴，忙打聽是什麽菜？答曰雜碎。李示意他們盡情享用，結果一個個贊不絶口。據說後來飯店的菜單上就有了“李鴻章雜碎”。
這說明每個民族和國傢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禮儀，無高下之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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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衆多，但是在皇權體製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
建國後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
李鴻章在國際上享有盛譽。1896年李鴻章訪美時一位美國記者這樣描述：他面龐慈祥，雙眼明亮，閃爍睿智，包含幽默。他從不嚮人提要求，但總能獲得滿足。他很輕鬆地與人交談，不會使人緊張……對婦女禮貌，喜愛兒童。
李鴻章拜謁格蘭特將軍陵時，更折服了美國人，他們是這樣描述的：……他站直了身體，用極其悲傷的聲音低吟道：“別了。”他的思緒回到了17年前與格蘭特將軍會面時的場面，當時他們相談融洽，因為他與將軍一樣都曾經為了拯救祖國而久歷沙場。——李鴻章在美國所受到的接待的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是後來訪過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人無一能望其項背的。而李鴻章對美國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國人的好感，終於在後來八國聯軍事件的談判中得到了回報。
但李鴻章也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為在美華人移民爭取權利的機會，在訪美結束後，他有意避開了美國西部，而選擇了加拿大作為他回國的路綫，引起了美國記者的註意，就此事對他采訪。李鴻章藉機請求美國媒體幫助中國移民：“我期望美國的新聞界能助中國移民一臂之力。你們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的嗎？……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
李鴻章為了廢除強加在中國人頭上的鴉片貿易還做了許多努力，為此在1894年8月27日會見了世界禁煙聯盟執行秘書英國人約瑟弗. G.亞歷山大————後鴉片貿易為英國國會議案所禁止。
李鴻章也得到同時代優秀人物的認可，比如（在義和團之亂時）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出面與諸大臣商議對策。北京不保，萬一太後與皇帝在戰亂中罹難，中央政權面臨崩潰，國傢將陷入徹底無序的混亂。為免出現這種情況，群臣合議，到時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中國差點驅逐滿清，提前共和。
李鴻章重視西方科學，派出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現代科技知識。這批留學生曾經考入耶魯等名校，詹天佑就是這批留學生的代表。此外，中國的電報業也是由這批學生開拓的。李鴻章積極學習新鮮事物，一次問一個留洋生什麽是“拋物綫”，小夥子解釋了半天，李仍一頭霧水。小夥子急了：“撒尿就是拋物綫！”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時間極力否定“帝國主義”曾經在中國存在的美國哈佛漢學家費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總算是良心發現，說了些公道話：“列強未能‘分裂中國’的部分原因是由於中國善於巧妙地利用一個國傢來牽製另一個國傢 。”而且這個避免八國聯軍肢解中國的人物就是李鴻章。
李鴻章應該對甲午戰爭的失敗負責，但是甲午戰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其個人。因為工業化的日本和農業化的中國作戰，勝負在戰爭前已經决定了。李鴻章是晚清最傑出的外交傢，他的後半生致力於中國的外交事業，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傢的全部努力了。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場”無不是在國傢存亡危急之時，大清國要他承擔的無不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因此，國人在對他咒駡痛斥之時，確實“不可不深自反也”，確實不可“放棄國民之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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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Hongzhang
李鴻章
清軍政重臣，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安徽合肥人。父文安，曾任刑部郎中、記名御史，與曾國藩有“同年”關係，交往甚密。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進士，後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1853年（鹹豐三年）受命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回籍辦團練，後在安徽巡撫幕府中任職，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1858年鼕轉至江西，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1860年，統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纔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其間，選兵擇將，釐定營製餉章，悉法湘軍。1862年（同治元年），編成淮勇五營（劉銘傳“銘字營”、潘鼎新“鼎字營”、周盛波“盛字營”、張樹聲“樹字營”、吳長慶“慶字營”），並指揮曾國藩所調湘軍郭鬆林部（“鬆字營”）及太平軍叛將程學啓部（“開字營”），準備取道安慶赴援鎮江。時逃亡上海的江蘇士紳乞師援滬，曾國藩以上海係“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前往。遂率勇乘英國輪船抵滬，自成一軍，是為淮軍。旋經曾國藩薦命署江蘇巡撫（後改實授）。地方實權既握，又於江蘇大力擴軍，采用西方新式槍炮，使淮軍在兩年內由六千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淮係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受到外國侵略者和國內地主買辦勢力的支持，夥同外國雇傭軍（後組建為常勝軍）出犯太平軍，1863年和1864年先後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清廷褒功，加太子太保銜，封一等肅毅伯。
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李鴻章認識到外國機械和槍炮的威力，積極籌建新式軍事工業,仿造外國船、炮,開始從事標榜“自強”的洋務事業。1865年分別在上海和江寧(今江蘇南京)創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製造局。同年,署理兩江總督,調集淮軍數萬人赴中原對捻軍作戰。1866年,繼曾國藩署欽差大臣,專辦鎮壓捻軍事務。次年,授湖廣總督。其後,采取“就地圈圍”、“堅壁清野”等戰略，相繼在山東、江蘇間和直隸（約今河北）、山東間剿滅東、西捻軍。1870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從此控製北洋達二十五年之久，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成為清末權勢最為顯赫的封疆大吏。1873年授武英殿大學士，次年調文華殿大學士，仍留總督任。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後,立即擴建天津機器製造局,使之成為“洋軍火總匯”，供各省軍事需要。通過新式軍事工業的創辦和經營，逐漸認識到軍事工業需要雄厚的經濟基礎以解决經費問題，需要成套的新式工業交通體係以解决原料、燃料、運輸、通訊等問題，於是從19世紀70年代起，進一步擴大洋務事業，由標榜“自強”進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辦”的形式創辦了一係列民用企業，其中較重要的有上海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總局、唐山胥各莊鐵路、上海機器織佈局、漠河礦務局等。同時，又着手籌辦北洋海防，以外購為主，自造為輔，於1888年（光緒十四年）建成一支擁有二十餘艘艦艇的北洋海軍。為培養“自強”“求富”所需人才，還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並派人赴歐美留學。所有這些洋務事業，其主觀目的衹是引進某些西方的技術設備、增強國傢實力以應付變化了的國際形勢，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但西方近代物質文明的引進不可避免地要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萌發和封建體製的某些破裂，從而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産生深遠的影響。
李鴻章辦洋務事業，時間最長，方面最廣，主持最力，聲勢甚大，但成效甚微。在封建體製束縛下的洋務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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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 Hong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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