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史 : 軍隊政治工作 > 抗日戰爭
目錄
No. 1
  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從1937年7月7日日寇嚮我國北平(今北京)西南盧溝橋駐防的軍隊進攻起,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止。
中國抗日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日本稱其為日華戰爭,西方國傢多數稱其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把甲午戰爭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是指從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開始,由日本帝國入侵中華民國引發的戰爭,主戰場在中國大陸,兩國軍隊鏖戰八年,至1945年9月2日,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
  日軍在南京總統府插上太陽旗。實際上,從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開始,中日兩國就開始了地區衝突,1931年11月4日,發生在黑竜江省泰來縣江橋鎮的江橋抗戰,在時任黑竜江省代主席馬占山指揮下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人民正面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戰役,因此江橋抗戰打響了中國人民武裝抗日的第一槍。日本先後占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上海市,以及熱河、察哈爾兩省。至1937年擴大為全面侵華戰爭。對於最早失陷的東北三省來說,抗日是從1931年到1945年,長達14年之久。
  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兩天,中華民國政府纔公開宣佈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以兩國宣戰日算起,中國抗日戰爭歷時不到4年。在這段時間裏,戰爭擴大到整個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擊日本,而中國戰場也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個重要戰場。最後,日本節節敗退,戰爭以同盟國勝利而結束。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2日上午9時,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裏號”上,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日本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書上簽字。隨後,接受投降的同盟國代表:盟軍最高統帥麥剋阿瑟上將,美國尼米茨海軍上將、中國徐永昌將軍、英國福萊塞海軍上將、蘇聯傑列維亞科中將,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等國的代表依次簽字。至此,日本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戰爭,以徹底失敗而告終。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以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勝利而結束。
戰爭釋名
  習慣上,中國人所說的“抗日戰爭”一般指稱“中國抗日戰爭”。但各地中國華人習慣上也將各自國傢或地區同時期反抗日本侵略的戰爭稱為“抗日戰爭”,並將其和中國抗日戰爭視為一體,或作為它們的總稱。“中國抗日戰爭”在中國大陸地區也被稱作“八年抗戰”(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於7月31日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宣告全面抗戰開始算起),但在世界其他地區一般被稱作“十四年抗戰”(於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算起)。這場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日中戰爭”。日本也習慣把“珍珠港事變”以前的中國抗日戰爭稱為所謂的“支那事變”或所謂的“日華事變”,原因是當時日本帝國並未和中華民國相互正式宣戰,因此“技術上”並非一場戰爭。“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的中國抗日戰爭,則被日本視為“大東亞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場、中國戰場和印緬戰場)的一部分。
戰爭的前奏
  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1894年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告終,中國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日本利用條約中從中國奪得的賠款2.3億兩銀子其中的80%利用來發展軍事,從此日本開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00年,因為庚子事變問題,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占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醜條約》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把俄國建立的旅順口要塞攻占,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中國東北的特權,更加加強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韓並合,更使日本有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膠州灣的德國勢力,進而占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徹底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權。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為名,派兵進入濟南,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軍開進濟南城後,日軍四處尋釁,不僅隨意捕捉北伐軍士兵,更於5月2日上午,堵截徒手行經緯五路之第一軍第二十三團營長阮濟民等數人,並當場全部殺害。3日上午,日軍強行解除了北伐軍一部七千餘人的武裝。蔣介石命令:“約束士兵,不準開槍還擊。”並準備“繞道北伐”。隨即,日軍闖入山東交涉使署,將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等18名中國外交人員盡數捆綁毒打。蔡公時據理痛斥日軍,日軍竟割掉蔡的耳、鼻、舌頭,挖去眼睛,然後將他同衆人一起殺害。是日,日軍在商埠製造事端,慘殺中國軍民多達1000人。5月4日晨,當地北伐軍處决13名走私鴉片的日本毒販。迫於外交壓力,北伐軍又奉命撤出商埠區。日軍不斷增兵濟南。5月8日,日軍在炮火掩護下,嚮普利門、麟祥門、柴傢巷、迎仙橋一帶發起猛烈攻擊,守軍退守內城。自9日開始,日軍大舉進攻內城,守軍浴血奮戰,死傷慘重,11日奉命撤離。日軍占領內城後,搶劫財物,焚毀建築,強姦婦女,槍殺戰俘,屠戮百姓,罪惡令人發指。"濟南慘案"發端於五月三日,故又稱"五三慘案"。直到1929年5月,在蔣介石表示懲辦參戰主要軍官之後,日軍纔在內外壓力下撤離濟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 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同胞書》, 號召“攘外必先安內”,“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傢之統一,乃不能攘外”。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瀋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衊此為中國國民革命軍所為,當夜嚮瀋陽北大營之國民革命軍發動進攻,標志着“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的爆發。駐防瀋陽的中國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張學良聲稱奉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嚴禁部下對日軍作戰(晚年則稱是他自己的决定),但團長王鐵漢等仍率部進行了抵抗,還有黃顯聲領導的瀋陽警察成為東北為數不多的給予日軍打擊的武裝力量。警察們在繳械之後大多被屠殺。張學良退守錦州後,日軍少量部隊進行試探性攻擊,張學良部崩潰,不戰而退出東北,東北軍民喪氣,抵抗相繼停止。事後張學良引咎降職,後赴歐洲躲避輿論譴責。
  大敵當前,蔣介石不思抵禦外侮,卻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內”,大打內戰,壓製國人的抗日熱情,瘋狂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贛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並不斷擴大. 1931年11月7日, 中國共産黨在蘇聯國慶日在中央蘇區創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首都設在江西瑞金)。此後,蔣介石不斷發動對蘇區的反革命“圍剿”,妄圖消滅紅軍,建立一黨專政的反動獨裁政權。
  事變兩個月內,日軍占領中國東北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竜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衆自發組織了大量東北抗日義勇軍抵抗日本軍閥侵略,這些抵抗得到了關內民衆同情和聲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變為抗日戰爭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這政權其實是關東軍擁有,他們以日滿親善大使作占領東北的藉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日本加緊侵華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駐紮上海,衹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歷來以壓迫蔣介石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綫,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占山海關,開始嚮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駐守熱河的國軍主要是東北軍萬福麟等部,抵抗意識極差。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二十九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軍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同年5月,日本軍閥嚮察哈爾進攻,並一度占領察北重鎮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綫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軍、十七軍等部隊雖然奮勇抵抗,終不敵裝備精良的日軍和偽“滿洲國”部隊,長城抗戰失利。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鍇、李濟深及其十九路軍組織“中華共和國臨時革命政府”,與紅軍簽署《抗日停戰協定》,力圖輓救危局,史稱“福建事變”。但由於蔣介石勾結日偽軍對這支革命武裝進行血腥鎮壓,加之當時中共領導人奉行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福建事變最終失敗,蔣介石撤銷了十九路軍的番號,十九路軍這支名揚四海的抗日部隊的歷史到此結束了。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總領事館書記官因個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殺。領事館揚言“應由中國政府負完全責任,如無生還之希望,則日方將撤回僑民發動自衛。”並將上海的日本憲兵派往南京,日艦雲集下關江面。由於領事館的一名從事抗日組織情報收集工作的中國人員詹長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於紫金山一山洞中尋獲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稱“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國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滿洲晨報》社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社長鬍思溥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蔣介石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大親日派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1935年10月4日,日本岡田啓介內閣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姦殷汝耕設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稱“華北事變”,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標志。
  第二次國共合作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徵的中國共産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决定按照共産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綫為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傢的侵襲。該年底,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綫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産黨人手中。中共開始拋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藉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妥協的可能性。
  一二九運動中學生在北平的活動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産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內定的負責人宋哲元鎮壓了這次學生運動。在這種形勢下,冀察政務委員會宣佈延期設立,並極大的提高了共産黨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的聲望。這次學生運動的大部分骨幹後來成為八路軍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黃敬、李昌、𠔌景生、宋黎等。
  但蔣介石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産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希望非嫡係軍隊和共産黨的爭鬥兩敗俱傷。在此情況下,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决定接受共産黨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蔣介石親自來到西安“督戰”,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蔣介石實施“兵諫”。親日派何應欽認為時機已到,積極鼓吹討伐張楊,欲置蔣介石於死地,奪取全國最高統治權。一旦如此,全國就將爆發更大規模的內戰,這正是日本人希望看到的。這次事變最後在國民黨、共産黨和其他勢力的協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協定,成為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被蔣介石瓦解。張學良被蔣扣押,楊虎城被迫出國,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紅軍從陝北南下,占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開始和國民黨中央展開關於合作的談判。大批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共産黨政治犯被釋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鑄。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北方局工作,劉少奇很快打開了華北地區的統戰局面,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蔣介石開始加速進行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準備,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了三道國防工事,進口了大量德國裝備武裝中央軍。但是,中國並未建立相應的國防動員機製,這導致中國在抗戰期間主要衹能依靠拉壯丁滿足兵員需要。此外,李宗仁、白崇禧在廣西推行之“軍省主義”建立了完備的國防動員機製,為抗戰提供了兵源。抗戰後期,廣西兵源枯竭,正面抗戰逐漸陷入睏境。抗戰初期,大量川軍出川抗戰,但是川軍統帥劉湘暴卒,川軍隨即被打散使用,逐漸被消耗。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在四川大量強拉壯丁,四川人民付出沉重代價。
中國應戰(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盧溝橋事變
  在1937年7月7日夜,盧溝橋事變爆發。事前,日本通過與代表國民政府之何應欽、陳公博談判,逐步獲得了北平周邊軍事要點,包圍了由馮玉祥西北軍分化出之宋哲元29軍。當日,日本中國駐屯軍藉口一個兵士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29軍拒絶了這一要求。日本遂開槍開炮猛轟北平盧溝橋,嚮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亦有說,根據“辛醜條約”駐紮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習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槍擊,而嚮中國守軍進攻。面對日寇進攻,打響全面抗戰第一槍的是29軍吉星文團。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在廬山先後發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談話,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衹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傢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衹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綫。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繼占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軍退守保定一綫。平津一帶的大學紛紛遷移。7月31日,蔣介石發表《告全體將士書》:“和平既然絶望,衹有抗戰到底”,宣告戰爭已經全面爆發。但是,直接到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宣戰,蔣介石纔正式嚮日本宣戰。
  正面戰場的展開
  中國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為加強上海戰備。中國軍隊扮作保安隊進入上海市區。日軍則以保衛租界為名,占領租界外的地區。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
  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個月後增加到50萬人),開始嚮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軍精銳和大批內地省份部隊(但由於蔣介石與這些部隊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裝備極差。而參加者包括川軍、滇軍、桂軍、粵軍、湘軍等)合計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個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揮凇滬會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介石親自兼任。戰役結束時,蔣介石為實現抵禦日軍三個月之虛名(日軍宣稱三個月滅亡中國),推遲撤退一周。日軍隨後發動包抄,11月20日,中國軍隊全綫崩潰,傷亡25萬人,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經過精心訓練之德械師被果粉指責為訓練素質極低,引緻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佈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上海的持久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大批工商企業轉移內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軍隊,在同年12月13日侵占南京。為了摧殘中國民衆抗日士氣日軍持續了數月的殺戮,預計南京遇難人數達35萬.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萬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産黨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防禦。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殲敵1000人,在中國軍隊接連大敗的情況下大大鼓舞了軍心士氣。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臨陣脫逃、並與劉湘密謀阻止蔣介石入川,1938年1月14日,蔣介石將其槍斃。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自殺殉國。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勳軍團掩護臺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戰爭結尾,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在李宗仁嚴令下開展進攻,但日軍殘部依然穿越湯恩伯大軍逃脫。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兩萬多人的戰果,成為中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銳第10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精銳第5師團遭到重創。大大鼓舞了抗戰軍民。隨後,南北兩綫日軍源源不斷增兵,企圖合圍徐州,國民政府也同時大舉增兵徐州,進入包圍圈。同時,為爭取聲望,蔣介石集中精銳,由薛嶽挂名、蔣介石親自指揮,發動蘭封會戰,由於包圍日軍後中央軍多次放棄陣地,致使友軍陷入日軍包圍,數次重複後,會戰最終失敗。在李宗仁強烈要求下,蔣介石同意徐州撤並。李宗仁指揮徐州中國軍隊以極少之損失跳出包圍圈。5月19日日軍占領徐州。徐州會戰殲敵甚衆、我軍損失較小,成功實現了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目的。但是隨後李宗仁逐步喪失軍事指揮權。
  6月6日占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介石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决堤。此舉造成了黃河下遊的大規模水災,造成數百萬民衆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戰後,為獲取民心,蔣介石修復黃河大堤,史稱“黃河歸故”,即恢復故道。同時將黃河大堤建設成隔絶解放區之天塹。參與會戰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有一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後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於學忠為戰區司令。這部分國軍堅持到1943年,被日偽軍壓迫,與中共軍隊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綫方向外,還以一部嚮河北平漢綫追擊,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中國軍隊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遊擊,主要是桂係軍隊。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嶽指揮的萬傢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毀滅性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占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餘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綫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傢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綫,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綫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勳。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盡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在歷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中國軍民以巨大的犧牲迎來了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
中日相持(1937年7月—1945年8月)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
  鑒於綿延上千公裏的戰綫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占領了的中國國土,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日本支持中國人成立傀儡政權。先後於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兩年後,於1937年12月14日,王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於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並與日本訂立條約,發行鈔票。後來日本又在占領區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同時日本的作戰方針一改再改,由最早的“三月亡華”,轉變為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的“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並聲稱衹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偽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産階級,嚮他們開放日軍占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中國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除了更為溫和的語氣外,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分擔給中國,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
  日本態度的轉變引起了包括歐美國傢與中國的註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嚮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嚮國民政府派遣遊說團進行勸說,希望蔣介石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中國抗戰的士氣受到巨大打擊。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徹底投嚮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方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建立偽國民革命軍,旗幟最初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加黃色三角旗,後取消三角旗,使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
  同時日本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出身於西北軍的抗日名將、第33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指揮兩個團又一個營截斷日軍後路,被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
  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於軍事進展過於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以及對於八路軍新四軍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認識不足,初期衹按照傳統統治方式建立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綫的控製,農村出現了大量空白區,使得敵後抗日根據地迅速擴展。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嚮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嚮德國宣戰,標志着綏靖政策的破産,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傢力量引嚮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嚮。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嶽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
  敵後戰場開始大多為國民黨的地方部隊所占據。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産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隨着日本對敵後大規模掃蕩以及蔣介石“麯綫救國”策略的影響,大批重慶蔣介石政府領導下之國民革命軍變身為南京汪精衛政府領導下之國民革命軍(即“偽軍”),參加對八路軍、新四軍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利用其靈活的遊擊戰技巧生存下來,成為插入敵後的一把尖刀。
  隨着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嚮共産黨的部隊。共産黨成為敵後遊擊戰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産黨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敵後抗日武裝經常出現各種摩擦,究其原因,仍是蔣介石的地方頑固勢力所挑起。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産黨方面的遊擊戰術,采用了“保甲製”來斷絶共産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極為野蠻殘暴的“三光政策”,甚至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中國共産黨開展各種形式的反“掃蕩”鬥爭,如著名的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等。
反法西斯同盟協作與戰略反攻
  (1941年12月-1945年2月)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嚮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製裁。12月9日,中國終於嚮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正式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綫”從緬甸、印度嚮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戰物資,支持中國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這也是因為英美出於本身利益考慮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嚮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産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嚮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决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志着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於控製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註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軍無力抵抗日本進攻,轉而嚮中國政府求援。盟軍中緬戰區建立,由蔣介石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精銳組成中國遠征軍(主要是第5軍和第66軍)入緬作戰。原本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是英軍多次拋棄友軍,導致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作戰失利,遠征軍第5軍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軍奉命撤退回國。戴安瀾師長於撤退途中中彈犧牲。緬甸被日本占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衹有4萬餘人安全撤離。而杜聿明被召回,美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和第5軍的師長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負責在印度編練軍隊。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開會,通過《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包括臺灣及其附屬島嶼。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為國傢資源,禁止嚮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産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絶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産能力。為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河南輕易擊潰湯恩伯集團,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傢鈺陣亡,打通了平漢綫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嶽,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黃埔將領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後投降。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日本數十人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重慶國民政府計劃流亡印度,因日軍撤退而取消;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全國輿論嘩然,各界痛斥。日軍最終控製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綫”完全打通。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剋日軍堅固防守的鬆山、騰衝、竜陵,收復西南失地。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日本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綫,但由於經常受到來自於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綫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閥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綫以東嚮西發動攻擊,前鋒直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嚮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中國反攻,收復了老河口之外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嚮湖南西部發動攻擊,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中國軍隊乘勝追擊,嚮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中國原計劃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於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於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了避免采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於8月8日對日宣戰,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 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嚮武裝部隊發佈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占領旅順港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嚮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外部援助
  美國
  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南京政權成立後,為堅定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藉法案”,嚮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嚮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成為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八路軍和新四軍沒有得到美援武器。
  1941年,美國人陳納德組建了著名的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幫助中國人民抗戰。早期飛虎隊不論飛機或人員素質均較日軍惡劣,因此被日軍不斷轟炸卻完全無反擊能力。後期飛虎隊擴編為美軍第14航空隊,逐漸取得了中國上空的製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極大的支援了中國的抗戰。陳納德的妻子陳香梅是中國記者,後移居美國,是促進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軍閥斷絶滇緬公路。為保證中國的物資供應,美軍開闢了飛越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綫,開始了歷史上空前的大規模持續空運。在三年多時間裏,嚮中國空運了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綫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了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轟炸日本本土的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發,出擊了900多架次,為抗日戰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美國在外交上也對中國給予極大支持,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反復提出抗議,並力圖促成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絶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蘇聯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議,總額為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抗戰初期,蘇軍還曾派蘇聯航空志願隊直接參加空戰,蘇日條約簽訂後撤離。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蘇日在張鼓峰(今中朝俄邊境)發生衝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蘇日在中國領土諾門坎(今中蒙邊境)發生衝突,兩次衝突都以蘇軍重創日軍結束。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簽約後,斯大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鬆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準書,宣佈《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則對東北抗日聯軍提供庇護。
  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佈《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於8月8日對日宣戰,占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
  德國
  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剋的軍火銷售協議。希特勒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合同。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國民革命軍的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十全德國裝備的步兵師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此外,德國人也曾參與救助中國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殺過程中,卡爾·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過中國難民,約翰·拉貝更建立“南京安全區”,保護了數十萬難民,魏特琳女士(華小姐)保護了大批中國難民。
  英國
  英國在19世紀時曾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處於搖擺狀態。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為駝峰航綫提供基地,然而英國亦曾在中國最睏難時封鎖滇緬公路,加劇中國睏境;在與中國遠征軍聯合作戰中多次拋棄中國軍隊,擅自放棄要地,使中國軍隊陷入日軍包圍。
  華人華僑
  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為中華民國抗戰捐款已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八路軍120師第6支隊騎兵營女教導員李林是南洋華僑,在戰場上光榮犧牲,犧牲時還懷有身孕。僑領陳嘉庚在國民參政會上的提案對漢姦提出了最嚴重的警告,大漲軍民抗戰士氣。
戰後情況
  審判戰犯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於冷戰氣氛逐漸濃烈,日美政治協議達成,所以衹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卻無罪釋放(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中國戰區則成立南京軍事法庭對日本乙級戰犯和漢姦進行了審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留置部分戰犯參與內戰。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對關押在太原和撫順的一千餘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隨後對之進行思想教育。196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所有戰犯釋放回國,開創了以和解的態度處置二戰戰犯的先例。
  中日和約
  1951年,美國違背《聯合國憲章》,單方面主導並邀請52個國傢召開舊金山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舊金山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佈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也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臺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媾和。在中日和約以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放棄臺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中華民國政府則豁免了日本的戰爭賠款義務。
  1972年,見中美建交,深感被美國拋棄的日本積極與中國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後也宣佈放棄嚮日本提出戰爭賠款要求。
  領土變化
  中國收回了被日本占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産黨以及不支持新疆獨立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占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1953年2月24日,退居臺灣之蔣介石宣佈拒絶承認“蒙古獨立”,下令將蒙古重新印入地圖,此即為著名的“地圖開疆”。
戰爭統計
  陣亡中國將領
  國民革命軍將官陣亡名單(師級以上)
  佟麟閣上將(追授),29軍副軍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趙登禹上將(追授),132師師長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夢齡上將,9軍軍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劉傢麒中將,54師師長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吳剋仁中將,67軍軍長 1937年11月9日 上海鬆江
  高志航空軍少將(追授),空軍驅逐機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傢口
  夏國璋中將,172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1日 浙江湖州
  吳國璋中將,75師副師長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饒國華上將(追授),145師師長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廣德(自殺)
  蕭山令中將,憲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姚中英少將,156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司徒非少將,160師參謀長 1937年12月12日 江蘇南京
  劉震東中將,第五戰區第二路遊擊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東莒縣
  王銘章上將(追授),122師師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鄒紹孟少將,124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趙渭濱少將,122師參謀長 1938年3月17日 山東藤縣
  範庭蘭少將,豫北別動隊第五總隊總隊長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劉桂五少將,騎兵第六師師長 1938年4月22日 內蒙黃油幹子
  周元中將,173師副師長 1938年5月9日 山東蒙城
  李必藩中將,23師師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黃啓東少將,23師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方叔洪中將,114師師長 1938年6月 山東菏澤馮傢場
  付忠貴少將,魯北遊擊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東
  馮安邦中將,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陽
  林英燦少將,152師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廣東清遠
  李鞏良中將,軍訓部輜重總監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張諝行中將,第一戰區副參謀長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王禹九少將,79軍參謀處長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陳安保中將,29軍軍長 1939年5月6日 江西竜裏
  唐聚五少將,東北遊擊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遷安
  韓炳宸少將,山東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東萊陽
  馬玉仁中將,江蘇第一路遊擊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蘇望鄉臺
  丁炳權中將,197師師長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寧
  鄭作民中將,2軍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廣西昆侖
  鐘毅中將,173師師長 1940年5月9日 湖北蒼臺(自殺)
  張自忠上將(追授),33集團軍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張敬少將,33集團軍高參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權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將,新27師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砦
  梁希賢少將,新27師副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寨(自殺)
  陳文杞少將,新27師參謀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臺寨
  唐淮源上將,3軍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懸山(自殺)
  寸性奇中將,12師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傢灣(自殺)
  金崇印少將,17軍參謀長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橫水鎮
  石作衡中將,70師師長 1941年9月6日 山西絳縣
  賴傳湘中將,190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傢段
  朱實夫少將,新3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5日 甘肅
  李翰卿中將,57師步兵指揮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將,98軍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山西東峪
  朱世勤中將,暫30師師長 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郭子斌少將,暫30師副師長 1942年5月4日 山東潘莊
  戴安瀾中將(追贈原軍銜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200師師長 1942年5月26日 緬甸茅邦村
  王鳳山少將,暫45師師長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張翁村
  鬍義賓少將,96師副師長 1942年7月 緬甸埋通
  張慶澍少將,魯蘇戰區高參 1942年8月 山東唐王山
  周復中將,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張少舫少將,113師參謀長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高道先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 1943年5月 山東
  江春炎少將,114師參謀長 1943年7月4日 山東鄒縣
  彭士量中將 (追授),暫5師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門
  許國璋中將,150師師長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諏市(自殺)
  孫明瑾中將,預10師師長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盧廣偉少將,騎8師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安徽潁上
  李傢鈺上將,36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傢坡
  陳紹堂少將,104師步兵指揮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傢坡
  周鼎銘少將,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傢坡
  王劍嶽少將,8師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河南靈寶
  王甲本中將,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湖南東安
  闞維雍中將(追授),131師師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陳濟恆中將,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呂旃蒙少將(追授),31軍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
  齊學啓中將,38師副師長 1945年5月13日 緬甸仰光
  鬍旭盱少將,第三戰區第一突擊隊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豐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註:1.八路軍、新四軍將領大多沒有軍銜,更沒有得到追授;2.,相當於少將及以上軍銜之將領名單由於字數限製無法列明。)
  左權,18集團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5月25日,山西遼縣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羅忠毅,新四軍6師參謀長,1941年11月28日,江蘇溧陽
  彭雄,新四軍3師參謀長,1943年3月17日,江蘇連雲港
  東北抗日聯軍
  李學忠,第二軍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撫鬆縣
  王德泰,第二軍軍長,1936年11月,吉林省蒙江縣
  夏雲傑,第六軍軍長,1936年11月26日,黑竜江省湯原縣
  宋鐵岩,第一軍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蒙江縣
  陳榮久,第七軍軍長,1937年3月5日,黑竜江省饒河縣
  金正國,第十一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竜江省樺川縣
  劉曙華,第八軍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竜江省勃利縣
  李延平,第四軍軍長,1938年11月20日,黑竜江省五常縣
  王光宇,第四軍副軍長,1938年12月,黑竜江省五常縣
  王剋仁,第五軍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竜江省穆棱縣
  侯國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副指揮,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圖縣
  楊靖宇,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蒙江縣
  曹亞範,第一路軍第一方面軍指揮,1940年4月8日,吉林省蒙江縣
  王汝起,第二路軍一支隊支隊長,1940年5月21日,黑竜江省饒河縣
  趙敬夫,第三路軍三支隊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竜江省德都縣
  高禹民,第三路軍第三支隊政委,1940年12月1日,內蒙古阿榮鎮
  陳翰章,第一路軍第三方面軍指揮,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寧安縣
  汪雅臣,第十軍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竜江省五常縣
  張忠喜,第十軍副軍長,1941年1月29日,黑竜江省五常縣
  魏拯民,第一路軍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樺甸縣
  郭鐵堅,第三路軍第九支隊參謀長,1941年9月20日,內蒙古莫力達瓦旗
  趙尚志,第二路軍副總指揮,1942年2月12日,黑竜江省鶴崗
  許亨植,第三路軍總參謀長,1942年8月3日,黑竜江省慶城(現黑竜江省慶安縣)
  傷亡情況
  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革命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28931次。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321萬1914人,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減員等非戰場損失,國軍總損失400多萬人。不過,亦於大小會戰中,讓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將官陣亡於與國軍會戰中。
  除了國民政府軍事力量外,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産黨正規軍事力量還損失了584267人。其中包括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的損失,但不包括在中國東北地區的中共武裝力量的損失。具體損失構成如下:
  陣亡160603人
  失蹤87208人
  被俘45989人
  負傷290467人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金。
  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纍计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纍计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
日軍暴行
  1、南京大屠殺
  2、731細菌基地
  3、慰安婦
  4、三光政策
  5、重慶大轟炸
  6、三竈島萬人墳
歷史意義
  抗日戰爭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第一次獲得完全勝利的反侵略戰爭。中國戰場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戰場之一,中華民國的參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百科辭典
  Kang Ri Zhanzheng
  抗日戰爭
    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中國各族人民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間,中國單獨對日作戰計有四年半時間。到1941年12月 8日,日軍襲擊珍珠港,對美、英開戰,中日之間的戰爭,始演變為太平洋戰爭。中國乃與美、英並肩對日作戰,直到日本投降為止。
    抗戰前的中日狀況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由於工業發展,需在海外尋求原料和市場,日本政府鑒於各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地區的激烈爭奪,於是决定以“大陸政策”為它的國策,嚮亞洲大陸發展。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結果,發生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的日俄戰爭、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又在淞滬和長城進行武裝侵略,復在華北製造“特殊化”。在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嚴重形勢下,中國共産黨呼籲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團结抗日,並領導或協助一部分東北愛國軍隊組成東北抗日義勇軍和東北抗日聯軍,進行遊擊戰爭。但是,國民黨當局對日本的侵略卻采取不抵抗政策,繼續“圍剿”中國工農紅軍,鎮壓和破壞人民的抗日運動,從而助長了日本侵略者的氣焰。日本在侵占東北四省及把侵略勢力伸入華北後,終於在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時,中日兩國國力對比懸殊。日本是帝國主義的五大強國之一,輕重工業均相當發達。1937年工業總産值達五十五億多美元,年産鋼五百八十萬噸。日本政府大量增加直接軍費,是年即達十三億六千萬日元,占其國傢當年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九。其陸海軍在質量與裝備上,均占絶對優勢。陸軍有十七個常設師團,總兵力約二十五萬人;陸海軍航空兵共有九十一個中隊,二千六百餘架飛機;海軍共有四個艦隊,二百艘大型艦艇,總計七十七萬噸。而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工業落後,生産力薄弱。1937年工業總産值約為十三億美元,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年産鋼僅四萬噸。軍需工業落後,重武器多不能自造,裝備陳舊。陸軍兵力雖有一百八十三個師,計二百零二萬九千餘人,實際能用於戰場者僅八十個師,不到一百萬人;海軍艦艇五十七艘,總計五萬九千噸;空軍僅有戰鬥機三百零五架。中國依靠的是軍隊及民衆的高昂士氣,以血肉之軀,與侵華日軍拼鬥。
    國共合作抗日禦侮 1937年7月7日夜,駐豐臺日本華北駐屯軍於北平(今北京)西南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詭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中國軍隊駐地宛平城搜索。中國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第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拒絶了日軍的要求,於是日軍在 8日拂曉嚮宛平城射擊,中國守軍奮起抗擊。史稱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爆發之日,正值國共兩黨商談團结抗日之時,中共中央即於 8日發佈《中國共産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衹有全民族實行抗戰,纔是我們的出路!”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结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綫的堅固長城,抵抗日軍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軍的新進攻。同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電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應以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就地抵抗。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傢整個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的境界”,“最後關頭一到,我們衹有抗戰到底”(見彩圖《盧溝橋戰鬥》(油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盧溝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突然嚮上海的中國守軍發動進攻,中國守軍奮起還擊,淞滬抗戰遂告爆發。次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中國决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
英文解釋
  1. n.: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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