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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房山石刻经书 房山石经 房山石刻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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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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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6年開始，中國佛教協會和有關部門一起，對房山石經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發掘和整理工作，前後歷時三年完成。這些從公元7至12世紀陸續刻製的石經，一直被封藏在石經山上九洞中和壓經塔下的地穴中，從來沒有經過徹底的整理、驗對和拓印。這次發現藏經洞中存放的經板，由於歷代遭到破壞、盜竊以及自然風化殘蝕等原因，損壞相當嚴重，但埋在地下藏經穴中的經板，則大部保存完整。房山石經是我國的石經寶庫，也是世界的寶貴文化遺産。它對我國古代文化、歷史、藝術以及佛教歷史和典籍的研究，都具有重大價值和意義。在書法藝術方面，隋代的刻經，已是當代高手所書，唐代的刻經，更具有當代書法的優美風格。與歐、虞、褚、薛等大傢的碑刻相比也無遜色，其藝術價值之高，早為書法界所稱道。從石經中也可以看到我國書法風格的變遷和文字演變（如：俗寫字、異體字、簡化率、武周時期新造字等）的情況。在雕刻藝術方面，如造像風格、刻字技巧等，也是今天值得汲取藉鑒的。石經在有許多經文後面附刻有題記，這些題記是研究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以及風俗習慣的寶貴資料。如題記中發現了一些後代天寶至貞元年間北方州郡的手工業和商業的行全資料，特別是大歷以後，出現了較復雜的手工加工業和經營百貨的商業組織，反映了當時涿州地區工商業生産組織和發展情況。還有的題記中有刻經人的官銜，有些可與史籍相印證，有些則可補官志所載之缺。就佛教史來說，一個時期石經刻造數量之多寡，說明一定歷史條件下佛教發展的盛衰。隋唐以來的石經，對於校勘木刻藏經的誤字、脫字等，更是最可靠的依據。例如第三洞中存放的唐初玄導所刻的《勝天王波羅蜜經》上發現一篇經序，訂正了日本《大正陸》所載經序中的誤字和脫字多達26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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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於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山在雲居寺東，故又稱東峰。高約500公尺，開鑿九洞，分上下二層。下層二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順次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原作經堂，稱石經堂，有石戶可啓閉。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至遼金時，又於山下云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其上建塔鎮之，稱壓經塔。
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刻造。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隋大業（605~617）年間開始籌劃，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刻完《涅盤經》後即圓寂。據考證，靜琬除刻《涅盤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塊。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開元年間，由於帝室的支持，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闢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鎸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九個石洞。唐末五代戰亂，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至遼代繼續鎸刻。據清寧四年（1058）趙遵仁《續鎸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於石洞中的石經數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寧三年，有續鎸造《般若經》80捲，計碑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捲，計碑360塊。此乃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捲，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天慶八年（1118）于云居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1132）。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都王經》1帙（10捲）；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餘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元代石經的鎸刻又告停頓。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歷、天啓、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竜、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劃中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墻，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傢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心安理得藏經碑1.4萬餘塊。
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已引起學者註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但均從碑刻書法着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有些刻經題記還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區的行會名稱和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對研究當時華北社會狀況尚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林子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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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石经 百科辞典 房山石经 百科辞典
房山石經
藏在北京市房山縣雲居寺的一批從隋代至明末刻造的石經。全稱為房山雲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經。房山石經是中國數量最大的文字銘刻，在東方文化史上有很高價值,早已為國內外學者所重視,並進行研究。1956～1958年中國佛教協會等單位進行了全面的調查發掘和整理拓印。該石經與遺存在雲居寺的唐、遼古塔、碑碣等均受到國傢保護，1961年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房山雲居寺位於北京西南75公裏太行山餘脈白帶山中，建於唐初。遼金時雲居寺專以刻造石經出名，又稱之為石經寺。明代因山東麓建東峪寺，雲居寺在山之西，俗稱西峪寺。清康熙年間名“西域雲居禪林”。20世紀40年代，被日本侵略者燒毀，夷為廢墟。
刻經緣起 隋代幽州智泉寺僧靜琬依據佛說“諸法無常”的教理，相信佛法分為 3個時期：正法時期（佛教興起時期）、像法時期（演變時期）、末法時期（衰退時期）。鑒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年間和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間兩次廢佛，靜琬擔心書寫的經文難於久存，故與其師慧思發願在房山刻經。靜琬於貞觀八年 (634)刻碑題記曾簡述其緣由。
靜琬題刻（唐貞觀八年)
各代刻經 房山石經始刻於隋代而終於明代，以唐、遼時最盛。靜琬從隋大業至唐貞觀的30餘年中刻了法華經、涅□經、維摩經、勝□經、金剛經、華嚴經等百餘碑。靜琬死後,由其弟子繼承,並得到皇室和地方官吏的資助，續刻有大品般若經、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勝天王般若經、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等。武周時刻金剛經、佛說當來變經、彌勒下生成佛經、觀彌勒上生兜率經等。中唐開元、天寶時期，以新譯佛經 4千捲為底本，繼續刊刻，住持僧惠暹、玄法等刻有心經、佛說恆水流樹經、佛說摩達國王經、正法念處經、大般若經、大集經日藏分等。晚唐時刻經主要為大般若經、妙法蓮花經、梵綱經、大乘流傳諸有經等。總觀唐代,共刻經百餘部，400多萬言，分藏於小西天9洞中。五代時因戰亂,刻經陷於停頓。遼代聖宗時主要補刻了大般若經，興宗時以契丹藏經為底本，刻了大寶積經、放光般若經、陀羅尼集經等87帙,161部，656,共1000餘石。遼大安九年(1093)後通理大師主持刻了首楞嚴經、菩薩地持經、大智度論、顯揚聖教論等69部，443,小碑4000餘石。金代前期除繼續前代刻經外，還刻了鎸葬藏經總數題字目錄等記載刻經的刻石，後期刻了宋遼兩代新譯經。遼金兩代刻石主要藏於壓經塔下。元明時期雖然仍有刻經，但已處於尾聲了。 藏經洞 房山石經總計 15061石，其中完好的經石14621石（洞外尚有重要碑銘82石）,共刻佛經約1025種，900多部，3000多捲。這些刻石分別藏在小西天9洞和壓經塔下。9洞位於白帶山山腰中,南北嚮，除雷音洞為開放式外，其餘 8洞均以石門錮戶，其內疊藏經版。雷音洞面積最大，正面開門闢窗,中間以4根八角形石柱支撐洞頂岩石，石柱各面雕像，共1056軀，故稱千佛柱，為隋代遺物。洞體作不規則方形，每面約10米左右。靜琬最初所刻石經 146塊就鑲嵌在四面壁上。壓經塔即南塔，位于云居寺西南，為八角十一層遼式密檐塔。現塔已被拆毀，遼道宗所刻的大碑、通理所刻全部經碑和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外） 10082片，均出土於此塔地穴中。
雷音洞內壁上所嵌石經
壓經塔地穴內經版出土情況
石經中還保存了大量題記，約6051則，其中有明確紀年者1467則,唐代有354則,遼代919則。這些材料反映了幽州範陽郡、涿州等地的經濟和各行業組織情況，也涉及官爵的升遷、各州郡文武官員的升降、郡邑省並等方面的狀況，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房山石經在研究中國佛教興衰、典籍等方面有很高價值，也為研究北方幽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書法藝術等，提供了豐富資料。
參考書目 中國佛教協會：《房山雲居寺石經》，文物出版社，1978。 林元白：房山石經初分過目記，《現代佛學》1957年9期。 吳夢麟：房山石經述略，《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集。
（於傑 吳夢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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