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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１８９３—１９７３），著名的真菌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在真菌分類學、真菌形態學、真菌遺傳學以及植物病理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建立起以遺傳為中心的真菌分類體係，確立了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研係統；對近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個書禮世傢的舊式大家庭裏，兄弟輩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靜好學，１７歲到上海震旦中學學習。這個學校註重法語，因此他的法語有良好的基礎。１９０９年美國為了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决定將庚子賠款的大部分改充為選派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費用，並委托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考選。１９１３年戴芳瀾考入預備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學習，以後轉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又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１９１９年獲得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年回國後，在廣東省立農業專門學校任教。當時戴芳瀾不僅教植物病理學，還兼教其他課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廣東期間，他和丁穎教授結成知交。此後，受康奈爾大學的同學鄒秉文之邀，到南京東南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學擔任植物病理學課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國，他被聘為金陵大學的教授兼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華大學成立農業科學研究所，其任務除開展研究工作外，還招收研究生。當時清華大學又聘戴芳瀾擔任該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適值俞大紱從美國學成歸來，回到金陵大學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學的工作。戴芳瀾自此離開金陵大學，先去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後，纔到清華大學上任。經過他的艱苦籌建，到１９３７年清華大學農業科學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剛剛可以開始進行工作時，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接近戰區的許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嚮內地搬遷。清華大學先遷湖南長沙，後轉遷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戰勝利後，纔遷回北平原址。當時，農業科學研究所改為農學院，他改任該院植物病理學係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１９５２年院校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係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瀾學識淵博，為科學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瀾被選為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新一屆理事長；１９５５年，他被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榮譽稱號。１９６２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曾受到周恩來和朱德的親切接見。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他還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
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之初，就立志要發展中國的植物病理學科，使它既能為我國的農業生産服務，又能把這一學科的水平提高到國際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國肯學農的就少，肯學農而又願意從事植物病理學的人則更少。他從廣東到南京又從南京到北平，一貫堅持他主持的單位要以植物病理學研究室為名，而其工作則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為主。所以，在他的指導下，在廣東開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開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樹病害的研究，在昆明開展了小麥、蠶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持中國科學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資助和鼓勵對小麥銹病的抗病育種工作，同時也資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時，如果沒有他的鼓勵和資助，這些科研工作是開展不起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他編寫《中國經濟植物名錄》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標是振興中國的植物病理學。
１９世紀初衹有少數幾個外籍教授在我國少數幾所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課程，偶爾也有中國教授授課，但他們並非植病專業人員，而大多是植物學家或昆蟲學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後，就從事植物病理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根據自己對國內農作物病害的調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調查資料充實了他的講授內容，使植物病理學這門課程有了一個係統。他講授內容的特點是少而精，理論聯繫實際。在那個時期，要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確立的中國植物病理學科係統的基礎，至今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他一生的抱負是要為我國培養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學人才和真菌學家，以期由中國人自己來解决本國的農作物病害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盡量鼓勵他的學生們嚮植物病理學範圍的各個方面發展。在他５０餘年的教學和科研中，他確實培養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業樂道”的植物病理學家和真菌學家，如魏景超、黃亮、林傳光、仇元、王清和、周傢熾、裘維蕃等等。現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國，可謂桃李滿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當時的會長鄒秉文忙於其他事務，會務工作主要落在戴芳瀾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戴芳瀾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會員商議復會，並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復會大會，臨時推選他為理事長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１９５３年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之前，戴芳瀾就着手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分會，重新登記並吸收會員；全國推選出代表２０餘人，加上邀請列席的共計８０餘人。在這次全會上正式推選他為理事長，編輯《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極力保護這些檔案資料，使中國植病學會至今有檔可稽。
１９６２年睏難時期，範長江建議昆蟲學會和植物病理學會聯合活動，組成“植物保護學會”。戴芳瀾考慮到這樣聯合有利於農業生産的植保工作，同時可節省國傢開支，同意暫時成立“中國植保學會”，但主張保留《中國植物病理學報》的獨立性，以維持學科的發展，並在適當時期恢復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的獨立活動。其後他擔任了第一屆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可惜，當１９８５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脫離中國植保學會而獨立活動時，戴芳瀾已辭世１２年了。
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之一
戴芳瀾畢生研究的註意力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這是因為他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聯繫到植物病害的實際。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標是用來解决植物病害問題。
從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瀾共發表了９篇《中國真菌雜錄》。從這９篇記述的內容來看，可知他從３０年代初開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其中包括銹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對農作物病害關係極大的菌類。那時期，在一無條件、二無經費的情況下，在教學之餘，完成這些工作，如果沒有驚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辦不到的。他在那時親自採集標本、搜集文獻資料，把標本逐個解剖測微，鑒定其目、科、屬、種，工作量之大是驚人的。特別是當時他根本沒有助手，然而他竟為我國真菌的分類工作，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戴芳瀾經過多年的真菌分類研究後，已不滿足於靜止的、一般形態的描述和鑒定。他逐漸認識到：
真菌分類學的真實意義在於發掘真菌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進化中的關係，而不僅是識別個體的名稱，並將其羅列成表，這種工作衹是分類工作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真菌分類學必須嚮前看，必須把真菌的個體發育和係統發育聯合起來考慮。為此，他常常提到德國真菌學者奧斯卡·布雷菲爾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經典工作。布氏是第一個用單孢子培養來觀察一種真菌的整個發育成長動態的。如果真菌學者能照此行事，那麽真菌個體之間的比較就有了統一的標準，避免了把兩個不同齡的個體來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為微生物所真菌學習小組報告了《布雷菲爾德對真菌的進化觀點在真菌分類中所起的影響》。當他還在抗日戰爭時期就不衹一次地說過：“真菌分類學的未來必然以遺傳學為核心”。他的意思是說，真菌衹有通過遺傳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們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他本人曾和紐約植物園的真菌學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脈孢菌的遺傳變異。他也非常贊賞Ｇ．Ｗ．貝德爾（Ｂｅａｄｌｅ）用脈孢菌做過的生化和遺傳的工作。實際上，他晚年對真菌分類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
戴芳瀾最初的願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國植物病原真菌的種類及其形態與生境，作為植物病理學的基礎。以後又發展到想搞清中國真菌或菌物資源的全貌。他知道憑他一個人和一個單位的力量是難於達到這一目標的，因此，他指派給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屬於不同大類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這些大類在短期內調查研究得十分完備，那也無妨，以後一代一代的繼續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國的真菌資源搞清。他本人較早就曾研究過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廣東研究過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對毛黴目的笄黴（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黴菌做過深入的研究，並更正了國外對笄黴屬個別種的錯誤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導瀋善炯和相望年等進行水生藻菌的研究。關於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開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發表了一個新屬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後對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脈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並發展我國雲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個模式標本産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時，他研究了分佈非常廣泛而有緻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發表了《中國的尾孢菌屬》一文。在擔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膠銹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銹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與此同時，他也調查並記錄了中國的多種銹菌。在高等擔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間，指導了裘維蕃研究雲南的傘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並和洪章訓研究了鳥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於他的規劃和促進，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開展了真菌各個領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國的真菌學具備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同時帶動了我國其他單位，例如藥物學方面，也開展了真菌調查和藥用真菌的研究，從而擴大了對中國真菌資源的認識面。
戴芳瀾從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關中國真菌的資料。最初以《中國真菌雜錄》的標題，陸續發表在有關的科學雜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就是利用上述資料編輯而成的。以後，他確定了編輯方向，確定了采用國際間公認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國記錄的真菌名稱，根據同物異名的優先權而獲得了合理的歸類。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門弟子加以掃尾完捲，稱為《中國真菌總匯》（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於１９７９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本巨著總共參考了７６８篇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語種，並對２００年來有關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學名，以及分佈地區名稱的改動，都一一加以訂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還親自寫好了一個“前言”。此書發行以後，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學報》（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捲２期）發表了悼念戴芳瀾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捲３期）也介紹了這本著作。
正氣凜然，書生本色
戴芳瀾平生正氣凜然，待人接物一貫直道而行。他對待幼輩和藹可親，與同行同事相處十分謙和；但對不正之風或不道德之事，則疾惡如仇，毫不假以顔色。他對他的學生或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在工作時間，不允許作私事，也不允許大手大腳浪費科研材料。由於他能處處以身作則，因此大傢衷心欽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風。在舊中國，他看到當局媚外無能，對國傢資源既不關心，更不會去進行調查研究，任憑外國傳教士和科學工作者到我國各地任意調查和採集標本，運回本國後擅自定名發表。對此他深感痛心而憤慨。１９３２年他寫了一篇《外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就是為了揭露這一類事實。解放後他又運用新學到的馬列主義分析法，重新寫過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後１９７９年纔發表。
當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學執教時，植物係主任美國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現譯斯圖爾德——編者註）作風專橫。戴芳瀾當時任植物病理係主任。史氏辦事有傾嚮性，別的教授不敢和他爭辯，而戴芳瀾則經常據理力爭，毫不買賬。
抗戰期間，戴芳瀾曾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去重慶參加了院士大會。但他拒絶參加蔣介石為院士所設的招待宴會，因為他認為：參加院士大會是學術性的，而參加宴會就帶有政治意義了。他不願為這個宴會壯聲勢而返昆明。還有一件事：在昆明時，國民黨曾給他送去許多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請。他接到後，深為氣憤，把這些表格統統撕掉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氣和正義感來。
嚴謹的學者，善誘的導師
戴芳瀾一生對他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嚴謹的，對他的學生和研究人員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格的。但是，他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導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啓發式，讓對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貫通。因此，他培養的人都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戴芳瀾具有豐富的國學知識，而且精通幾種外語。凡熟悉他的人，對此沒有不欽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近８０高齡，仍頑強地從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瀾當年擔任教授時，非但親自講課、親自編寫教材和參考資料，還親自管理學生的課堂試驗或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和實習。當他在金陵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及真菌學兩門課時，植物病理學是整個農學院各係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門大課，而真菌學則是一門小課，選讀的人很少。他講授植物病理課是以啓迪為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必讀資料很豐富，都是他從當時國際上最新最有用的論文中收集來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並編訂成册。當他講至某一章、節時，即指定學生在課外閱讀這些資料中的某一篇，同時，也指定當時美國大學用的一本教科書，作為基本參考教材。他講的內容大都是國內已知的重要植病問題；在實驗室裏，觀察的也是在國內採集來的標本。國外的參考資料則豐富了學生對這類問題的視界，並提高了學生的興趣。此外，他也很註意實際操作，常親自帶領學生到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防治蘋果銹病，並且不以自己為教授而不親自操作。這也是值得學習的。
他講授真菌學時，因學生不多，就親自看實驗。除了一個助理員協助他準備標本和顯微鏡之類的條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實驗前，他作一些介紹並提出要求。隔些時他在室內巡視一番，看看一些學生的作圖。對畫得對的，他可能會指着作圖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稱。對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地讓學生重畫，並要他再去看看書本和實驗指導；因此，所有學生都無不仔細認真地去完成實驗課的要求。作圖經他簽字後，方可帶回去作實驗報告，而未經簽字的，要以後重做。除課堂實驗外，他還不時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這種採集不僅增進了學生對真菌分佈及生態的興趣，而且學到了許多識別標本的竅門。至於他在學風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實事求是，凡不是由他親自參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來不要挂上他的名字，衹允許在文下加個腳註。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熱心愛護別人的科研成果，特別對他學生作出的工作成績十分珍惜。當抗日戰爭勝利時，有些同他共同工作過的晚輩尚在海外，但他們的許多研究資料留在昆明，戴芳瀾在遷返北平之時，親自將全部科研資料帶回，以備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們對他的深切懷念，絶不是偶然的！
簡歷：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 生於湖北省江陵縣。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上海震旦中學肄業。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 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結業。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 先後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 任廣東省農業專門學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 南京東南大學植物病理學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 南京金陵大學植物病理係教授兼係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美國紐約植物園及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攻真菌遺傳學。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 清華大學教授兼農業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農學院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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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１８９３—１９７３），著名的真菌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在真菌分類學、真菌形態學、真菌遺傳學以及植物病理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建立起以遺傳為中心的真菌分類體係，確立了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研係統；對近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個書禮世傢的舊式大家庭裏，兄弟輩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靜好學，１７歲到上海震旦中學學習。這個學校註重法語，因此他的法語有良好的基礎。１９０９年美國為了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决定將庚子賠款的大部分改充為選派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費用，並委托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考選。１９１３年戴芳瀾考入預備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學習，以後轉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又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１９１９年獲得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年回國後，在廣東省立農業專門學校任教。當時戴芳瀾不僅教植物病理學，還兼教其他課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廣東期間，他和丁穎教授結成知交。此後，受康奈爾大學的同學鄒秉文之邀，到南京東南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學擔任植物病理學課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國，他被聘為金陵大學的教授兼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華大學成立農業科學研究所，其任務除開展研究工作外，還招收研究生。當時清華大學又聘戴芳瀾擔任該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適值俞大紱從美國學成歸來，回到金陵大學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學的工作。戴芳瀾自此離開金陵大學，先去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後，纔到清華大學上任。經過他的艱苦籌建，到１９３７年清華大學農業科學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剛剛可以開始進行工作時，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接近戰區的許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嚮內地搬遷。清華大學先遷湖南長沙，後轉遷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戰勝利後，纔遷回北平原址。當時，農業科學研究所改為農學院，他改任該院植物病理學係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１９５２年院校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係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瀾學識淵博，為科學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瀾被選為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新一屆理事長；１９５５年，他被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榮譽稱號。１９６２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曾受到周恩來和朱德的親切接見。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他還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的奠基人
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之初，就立志要發展中國的植物病理學科，使它既能為我國的農業生産服務，又能把這一學科的水平提高到國際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國肯學農的就少，肯學農而又願意從事植物病理學的人則更少。他從廣東到南京又從南京到北平，一貫堅持他主持的單位要以植物病理學研究室為名，而其工作則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為主。所以，在他的指導下，在廣東開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開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樹病害的研究，在昆明開展了小麥、蠶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持中國科學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資助和鼓勵對小麥銹病的抗病育種工作，同時也資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時，如果沒有他的鼓勵和資助，這些科研工作是開展不起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他編寫《中國經濟植物名錄》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標是振興中國的植物病理學。
１９世紀初衹有少數幾個外籍教授在我國少數幾所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課程，偶爾也有中國教授授課，但他們並非植病專業人員，而大多是植物學家或昆蟲學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後，就從事植物病理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根據自己對國內農作物病害的調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調查資料充實了他的講授內容，使植物病理學這門課程有了一個係統。他講授內容的特點是少而精，理論聯繫實際。在那個時期，要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確立的中國植物病理學科係統的基礎，至今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他一生的抱負是要為我國培養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學人才和真菌學家，以期由中國人自己來解决本國的農作物病害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盡量鼓勵他的學生們嚮植物病理學範圍的各個方面發展。在他５０餘年的教學和科研中，他確實培養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業樂道”的植物病理學家和真菌學家，如魏景超、黃亮、林傳光、仇元、王清和、周傢熾、裘維蕃等等。現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國，可謂桃李滿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當時的會長鄒秉文忙於其他事務，會務工作主要落在戴芳瀾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戴芳瀾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會員商議復會，並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復會大會，臨時推選他為理事長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１９５３年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之前，戴芳瀾就着手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分會，重新登記並吸收會員；全國推選出代表２０餘人，加上邀請列席的共計８０餘人。在這次全會上正式推選他為理事長，編輯《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極力保護這些檔案資料，使中國植病學會至今有檔可稽。
１９６２年睏難時期，範長江建議昆蟲學會和植物病理學會聯合活動，組成“植物保護學會”。戴芳瀾考慮到這樣聯合有利於農業生産的植保工作，同時可節省國傢開支，同意暫時成立“中國植保學會”，但主張保留《中國植物病理學報》的獨立性，以維持學科的發展，並在適當時期恢復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的獨立活動。其後他擔任了第一屆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可惜，當１９８５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脫離中國植保學會而獨立活動時，戴芳瀾已辭世１２年了。
中國真菌學的創始人之一
戴芳瀾畢生研究的註意力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這是因為他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聯繫到植物病害的實際。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標是用來解决植物病害問題。
從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瀾共發表了９篇《中國真菌雜錄》。從這９篇記述的內容來看，可知他從３０年代初開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其中包括銹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對農作物病害關係極大的菌類。那時期，在一無條件、二無經費的情況下，在教學之餘，完成這些工作，如果沒有驚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辦不到的。他在那時親自採集標本、搜集文獻資料，把標本逐個解剖測微，鑒定其目、科、屬、種，工作量之大是驚人的。特別是當時他根本沒有助手，然而他竟為我國真菌的分類工作，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戴芳瀾經過多年的真菌分類研究後，已不滿足於靜止的、一般形態的描述和鑒定。他逐漸認識到：
真菌分類學的真實意義在於發掘真菌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進化中的關係，而不僅是識別個體的名稱，並將其羅列成表，這種工作衹是分類工作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真菌分類學必須嚮前看，必須把真菌的個體發育和係統發育聯合起來考慮。為此，他常常提到德國真菌學者奧斯卡·布雷菲爾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經典工作。布氏是第一個用單孢子培養來觀察一種真菌的整個發育成長動態的。如果真菌學者能照此行事，那麽真菌個體之間的比較就有了統一的標準，避免了把兩個不同齡的個體來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為微生物所真菌學習小組報告了《布雷菲爾德對真菌的進化觀點在真菌分類中所起的影響》。當他還在抗日戰爭時期就不衹一次地說過：“真菌分類學的未來必然以遺傳學為核心”。他的意思是說，真菌衹有通過遺傳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們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他本人曾和紐約植物園的真菌學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脈孢菌的遺傳變異。他也非常贊賞Ｇ．Ｗ．貝德爾（Ｂｅａｄｌｅ）用脈孢菌做過的生化和遺傳的工作。實際上，他晚年對真菌分類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
戴芳瀾最初的願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國植物病原真菌的種類及其形態與生境，作為植物病理學的基礎。以後又發展到想搞清中國真菌或菌物資源的全貌。他知道憑他一個人和一個單位的力量是難於達到這一目標的，因此，他指派給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屬於不同大類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這些大類在短期內調查研究得十分完備，那也無妨，以後一代一代的繼續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國的真菌資源搞清。他本人較早就曾研究過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廣東研究過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對毛黴目的笄黴（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黴菌做過深入的研究，並更正了國外對笄黴屬個別種的錯誤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導瀋善炯和相望年等進行水生藻菌的研究。關於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開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發表了一個新屬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後對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脈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並發展我國雲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個模式標本産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時，他研究了分佈非常廣泛而有緻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發表了《中國的尾孢菌屬》一文。在擔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膠銹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銹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與此同時，他也調查並記錄了中國的多種銹菌。在高等擔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間，指導了裘維蕃研究雲南的傘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並和洪章訓研究了鳥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於他的規劃和促進，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開展了真菌各個領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國的真菌學具備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同時帶動了我國其他單位，例如藥物學方面，也開展了真菌調查和藥用真菌的研究，從而擴大了對中國真菌資源的認識面。
戴芳瀾從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關中國真菌的資料。最初以《中國真菌雜錄》的標題，陸續發表在有關的科學雜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就是利用上述資料編輯而成的。以後，他確定了編輯方向，確定了采用國際間公認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國記錄的真菌名稱，根據同物異名的優先權而獲得了合理的歸類。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門弟子加以掃尾完捲，稱為《中國真菌總匯》（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於１９７９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本巨著總共參考了７６８篇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語種，並對２００年來有關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學名，以及分佈地區名稱的改動，都一一加以訂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還親自寫好了一個“前言”。此書發行以後，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學報》（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捲２期）發表了悼念戴芳瀾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捲３期）也介紹了這本著作。
正氣凜然，書生本色
戴芳瀾平生正氣凜然，待人接物一貫直道而行。他對待幼輩和藹可親，與同行同事相處十分謙和；但對不正之風或不道德之事，則疾惡如仇，毫不假以顔色。他對他的學生或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在工作時間，不允許作私事，也不允許大手大腳浪費科研材料。由於他能處處以身作則，因此大傢衷心欽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風。在舊中國，他看到當局媚外無能，對國傢資源既不關心，更不會去進行調查研究，任憑外國傳教士和科學工作者到我國各地任意調查和採集標本，運回本國後擅自定名發表。對此他深感痛心而憤慨。１９３２年他寫了一篇《外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就是為了揭露這一類事實。解放後他又運用新學到的馬列主義分析法，重新寫過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後１９７９年纔發表。
當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學執教時，植物係主任美國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現譯斯圖爾德——編者註）作風專橫。戴芳瀾當時任植物病理係主任。史氏辦事有傾嚮性，別的教授不敢和他爭辯，而戴芳瀾則經常據理力爭，毫不買賬。
抗戰期間，戴芳瀾曾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去重慶參加了院士大會。但他拒絶參加蔣介石為院士所設的招待宴會，因為他認為：參加院士大會是學術性的，而參加宴會就帶有政治意義了。他不願為這個宴會壯聲勢而返昆明。還有一件事：在昆明時，國民黨曾給他送去許多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請。他接到後，深為氣憤，把這些表格統統撕掉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氣和正義感來。
嚴謹的學者，善誘的導師
戴芳瀾一生對他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嚴謹的，對他的學生和研究人員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格的。但是，他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導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啓發式，讓對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貫通。因此，他培養的人都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戴芳瀾具有豐富的國學知識，而且精通幾種外語。凡熟悉他的人，對此沒有不欽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近８０高齡，仍頑強地從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瀾當年擔任教授時，非但親自講課、親自編寫教材和參考資料，還親自管理學生的課堂試驗或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和實習。當他在金陵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及真菌學兩門課時，植物病理學是整個農學院各係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門大課，而真菌學則是一門小課，選讀的人很少。他講授植物病理課是以啓迪為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必讀資料很豐富，都是他從當時國際上最新最有用的論文中收集來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並編訂成册。當他講至某一章、節時，即指定學生在課外閱讀這些資料中的某一篇，同時，也指定當時美國大學用的一本教科書，作為基本參考教材。他講的內容大都是國內已知的重要植病問題；在實驗室裏，觀察的也是在國內採集來的標本。國外的參考資料則豐富了學生對這類問題的視界，並提高了學生的興趣。此外，他也很註意實際操作，常親自帶領學生到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防治蘋果銹病，並且不以自己為教授而不親自操作。這也是值得學習的。
他講授真菌學時，因學生不多，就親自看實驗。除了一個助理員協助他準備標本和顯微鏡之類的條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實驗前，他作一些介紹並提出要求。隔些時他在室內巡視一番，看看一些學生的作圖。對畫得對的，他可能會指着作圖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稱。對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地讓學生重畫，並要他再去看看書本和實驗指導；因此，所有學生都無不仔細認真地去完成實驗課的要求。作圖經他簽字後，方可帶回去作實驗報告，而未經簽字的，要以後重做。除課堂實驗外，他還不時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這種採集不僅增進了學生對真菌分佈及生態的興趣，而且學到了許多識別標本的竅門。至於他在學風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實事求是，凡不是由他親自參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來不要挂上他的名字，衹允許在文下加個腳註。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熱心愛護別人的科研成果，特別對他學生作出的工作成績十分珍惜。當抗日戰爭勝利時，有些同他共同工作過的晚輩尚在海外，但他們的許多研究資料留在昆明，戴芳瀾在遷返北平之時，親自將全部科研資料帶回，以備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們對他的深切懷念，絶不是偶然的！
簡歷：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生於湖北省江陵縣。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上海震旦中學肄業。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結業。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先後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任廣東省農業專門學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南京東南大學植物病理學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南京金陵大學植物病理係教授兼係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美國紐約植物園及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攻真菌遺傳學。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清華大學教授兼農業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農學院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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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1893 05.04 - 1973 01.03），著名的真菌學家和植物病理學家。在真菌分類學、真菌形態學、真菌遺傳學以及植物病理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建立起以遺傳為中心的真菌分類體係，確立了中國植物病理學科研係統；對近代真菌學和植物病理學在我國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開創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瀾，字觀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個書禮世傢的舊式大家庭裏，兄弟輩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靜好學，１７歲到上海震旦中學學習。這個學校註重法語，因此他的法語有良好的基礎。１９０９年美國為了緩和中國人民的反帝情緒，决定將庚子賠款的大部分改充為選派中國留美學生的教育費用，並委托清華大學留美預備班考選。１９１３年戴芳瀾考入預備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農學院學習，以後轉到康奈爾大學農學院，獲學士學位，其後又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植物病理學和真菌學，１９１９年獲得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年回國後，在廣東省立農業專門學校任教。當時戴芳瀾不僅教植物病理學，還兼教其他課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廣東期間，他和丁穎教授結成知交。此後，受康奈爾大學的同學鄒秉文之邀，到南京東南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學擔任植物病理學課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國，他被聘為金陵大學的教授兼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華大學成立農業科學研究所，其任務除開展研究工作外，還招收研究生。當時清華大學又聘戴芳瀾擔任該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適值俞大紱從美國學成歸來，回到金陵大學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學的工作。戴芳瀾自此離開金陵大學，先去美國紐約植物園和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後，纔到清華大學上任。經過他的艱苦籌建，到１９３７年清華大學農業科學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剛剛可以開始進行工作時，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接近戰區的許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嚮內地搬遷。清華大學先遷湖南長沙，後轉遷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戰勝利後，纔遷回北平原址。當時，農業科學研究所改為農學院，他改任該院植物病理學係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１９５２年院校合併，成立北京農業大學，戴芳瀾任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係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從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農業大學的教授而專任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瀾學識淵博，為科學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他是發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瀾被選為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新一屆理事長；１９５５年，他被選為首屆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委員，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農業科學院授予他通訊院士的榮譽稱號。１９６２年他被選為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曾受到周恩來和朱德的親切接見。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國共産黨。他還歷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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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之初，就立志要發展中國的植物病理學科，使它既能為我國的農業生産服務，又能把這一學科的水平提高到國際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國肯學農的就少，肯學農而又願意從事植物病理學的人則更少。他從廣東到南京又從南京到北平，一貫堅持他主持的單位要以植物病理學研究室為名，而其工作則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為主。所以，在他的指導下，在廣東開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開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樹病害的研究，在昆明開展了小麥、蠶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主持中國科學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資助和鼓勵對小麥銹病的抗病育種工作，同時也資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時，如果沒有他的鼓勵和資助，這些科研工作是開展不起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他編寫《中國經濟植物名錄》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標是振興中國的植物病理學。
１９世紀初衹有少數幾個外籍教授在我國少數幾所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課程，偶爾也有中國教授授課，但他們並非植病專業人員，而大多是植物學家或昆蟲學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瀾回國後，就從事植物病理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根據自己對國內農作物病害的調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調查資料充實了他的講授內容，使植物病理學這門課程有了一個係統。他講授內容的特點是少而精，理論聯繫實際。在那個時期，要做到這一點，實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確立的中國植物病理學科係統的基礎，至今仍然是很有意義的。
他一生的抱負是要為我國培養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學人才和真菌學家，以期由中國人自己來解决本國的農作物病害問題。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盡量鼓勵他的學生們嚮植物病理學範圍的各個方面發展。在他５０餘年的教學和科研中，他確實培養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業樂道”的植物病理學家和真菌學家，如魏景超、黃亮、林傳光、仇元、王清和、周傢熾、裘維蕃等等。現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國，可謂桃李滿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成立，當時的會長鄒秉文忙於其他事務，會務工作主要落在戴芳瀾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戴芳瀾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會員商議復會，並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復會大會，臨時推選他為理事長負責籌備第一次代表大會。１９５３年舉行第一屆代表大會之前，戴芳瀾就着手組織全國各省市的地方分會，重新登記並吸收會員；全國推選出代表２０餘人，加上邀請列席的共計８０餘人。在這次全會上正式推選他為理事長，編輯《中國植物病理學會會訊》。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極力保護這些檔案資料，使中國植病學會至今有檔可稽。
１９６２年睏難時期，範長江建議昆蟲學會和植物病理學會聯合活動，組成“植物保護學會”。戴芳瀾考慮到這樣聯合有利於農業生産的植保工作，同時可節省國傢開支，同意暫時成立“中國植保學會”，但主張保留《中國植物病理學報》的獨立性，以維持學科的發展，並在適當時期恢復中國植物病理學會的獨立活動。其後他擔任了第一屆中國植物保護學會理事長。可惜，當１９８５年中國植物病理學會脫離中國植保學會而獨立活動時，戴芳瀾已辭世１２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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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畢生研究的註意力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這是因為他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聯繫到植物病害的實際。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標是用來解决植物病害問題。
從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瀾共發表了９篇《中國真菌雜錄》。從這９篇記述的內容來看，可知他從３０年代初開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其中包括銹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對農作物病害關係極大的菌類。那時期，在一無條件、二無經費的情況下，在教學之餘，完成這些工作，如果沒有驚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辦不到的。他在那時親自採集標本、搜集文獻資料，把標本逐個解剖測微，鑒定其目、科、屬、種，工作量之大是驚人的。特別是當時他根本沒有助手，然而他竟為我國真菌的分類工作，開闢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戴芳瀾經過多年的真菌分類研究後，已不滿足於靜止的、一般形態的描述和鑒定。他逐漸認識到：
真菌分類學的真實意義在於發掘真菌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以及進化中的關係，而不僅是識別個體的名稱，並將其羅列成表，這種工作衹是分類工作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真菌分類學必須嚮前看，必須把真菌的個體發育和係統發育聯合起來考慮。為此，他常常提到德國真菌學者奧斯卡·布雷菲爾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經典工作。布氏是第一個用單孢子培養來觀察一種真菌的整個發育成長動態的。如果真菌學者能照此行事，那麽真菌個體之間的比較就有了統一的標準，避免了把兩個不同齡的個體來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為微生物所真菌學習小組報告了《布雷菲爾德對真菌的進化觀點在真菌分類中所起的影響》。當他還在抗日戰爭時期就不衹一次地說過：“真菌分類學的未來必然以遺傳學為核心”。他的意思是說，真菌衹有通過遺傳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們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繫。他本人曾和紐約植物園的真菌學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脈孢菌的遺傳變異。他也非常贊賞Ｇ．Ｗ．貝德爾（Ｂｅａｄｌｅ）用脈孢菌做過的生化和遺傳的工作。實際上，他晚年對真菌分類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概念。
戴芳瀾最初的願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國植物病原真菌的種類及其形態與生境，作為植物病理學的基礎。以後又發展到想搞清中國真菌或菌物資源的全貌。他知道憑他一個人和一個單位的力量是難於達到這一目標的，因此，他指派給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屬於不同大類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這些大類在短期內調查研究得十分完備，那也無妨，以後一代一代的繼續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國的真菌資源搞清。他本人較早就曾研究過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廣東研究過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對毛黴目的笄黴（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黴菌做過深入的研究，並更正了國外對笄黴屬個別種的錯誤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導瀋善炯和相望年等進行水生藻菌的研究。關於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開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發表了一個新屬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後對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脈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並發展我國雲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個模式標本産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時，他研究了分佈非常廣泛而有緻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發表了《中國的尾孢菌屬》一文。在擔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膠銹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銹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與此同時，他也調查並記錄了中國的多種銹菌。在高等擔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間，指導了裘維蕃研究雲南的傘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並和洪章訓研究了鳥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於他的規劃和促進，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開展了真菌各個領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國的真菌學具備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同時帶動了我國其他單位，例如藥物學方面，也開展了真菌調查和藥用真菌的研究，從而擴大了對中國真菌資源的認識面。
戴芳瀾從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關中國真菌的資料。最初以《中國真菌雜錄》的標題，陸續發表在有關的科學雜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植物病原目錄》就是利用上述資料編輯而成的。以後，他確定了編輯方向，確定了采用國際間公認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國記錄的真菌名稱，根據同物異名的優先權而獲得了合理的歸類。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門弟子加以掃尾完捲，稱為《中國真菌總匯》（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於１９７９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真菌分類的大型參考書，對我國真菌學的發展、真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本巨著總共參考了７６８篇文獻，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語種，並對２００年來有關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學名，以及分佈地區名稱的改動，都一一加以訂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還親自寫好了一個“前言”。此書發行以後，日本著名真菌學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學報》（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捲２期）發表了悼念戴芳瀾和推薦《中國真菌總匯》的文章。美國《真菌學報》（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捲３期）也介紹了這本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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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平生正氣凜然，待人接物一貫直道而行。他對待幼輩和藹可親，與同行同事相處十分謙和；但對不正之風或不道德之事，則疾惡如仇，毫不假以顔色。他對他的學生或工作人員要求非常嚴格，在工作時間，不允許作私事，也不允許大手大腳浪費科研材料。由於他能處處以身作則，因此大傢衷心欽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風。在舊中國，他看到當局媚外無能，對國傢資源既不關心，更不會去進行調查研究，任憑外國傳教士和科學工作者到我國各地任意調查和採集標本，運回本國後擅自定名發表。對此他深感痛心而憤慨。１９３２年他寫了一篇《外人在華採集真菌考》就是為了揭露這一類事實。解放後他又運用新學到的馬列主義分析法，重新寫過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後１９７９年纔發表。
當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學執教時，植物係主任美國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現譯斯圖爾德——編者註）作風專橫。戴芳瀾當時任植物病理係主任。史氏辦事有傾嚮性，別的教授不敢和他爭辯，而戴芳瀾則經常據理力爭，毫不買賬。
抗戰期間，戴芳瀾曾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並去重慶參加了院士大會。但他拒絶參加蔣介石為院士所設的招待宴會，因為他認為：參加院士大會是學術性的，而參加宴會就帶有政治意義了。他不願為這個宴會壯聲勢而返昆明。還有一件事：在昆明時，國民黨曾給他送去許多參加國民黨的申請書，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請。他接到後，深為氣憤，把這些表格統統撕掉了。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氣和正義感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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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瀾一生對他的科學研究是非常嚴謹的，對他的學生和研究人員的要求也是十分嚴格的。但是，他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導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啓發式，讓對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貫通。因此，他培養的人都能獨立思考和獨立工作。戴芳瀾具有豐富的國學知識，而且精通幾種外語。凡熟悉他的人，對此沒有不欽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已近８０高齡，仍頑強地從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瀾當年擔任教授時，非但親自講課、親自編寫教材和參考資料，還親自管理學生的課堂試驗或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和實習。當他在金陵大學講授植物病理學及真菌學兩門課時，植物病理學是整個農學院各係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門大課，而真菌學則是一門小課，選讀的人很少。他講授植物病理課是以啓迪為主，而不是“滿堂灌”。課外的必讀資料很豐富，都是他從當時國際上最新最有用的論文中收集來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並編訂成册。當他講至某一章、節時，即指定學生在課外閱讀這些資料中的某一篇，同時，也指定當時美國大學用的一本教科書，作為基本參考教材。他講的內容大都是國內已知的重要植病問題；在實驗室裏，觀察的也是在國內採集來的標本。國外的參考資料則豐富了學生對這類問題的視界，並提高了學生的興趣。此外，他也很註意實際操作，常親自帶領學生到果園中去噴波爾多液防治蘋果銹病，並且不以自己為教授而不親自操作。這也是值得學習的。
他講授真菌學時，因學生不多，就親自看實驗。除了一個助理員協助他準備標本和顯微鏡之類的條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實驗前，他作一些介紹並提出要求。隔些時他在室內巡視一番，看看一些學生的作圖。對畫得對的，他可能會指着作圖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稱。對畫得不對的，他就毫不客氣地讓學生重畫，並要他再去看看書本和實驗指導；因此，所有學生都無不仔細認真地去完成實驗課的要求。作圖經他簽字後，方可帶回去作實驗報告，而未經簽字的，要以後重做。除課堂實驗外，他還不時帶領學生去野外採集標本。這種採集不僅增進了學生對真菌分佈及生態的興趣，而且學到了許多識別標本的竅門。至於他在學風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實事求是，凡不是由他親自參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論文，他從來不要挂上他的名字，衹允許在文下加個腳註。從這裏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風格之高。他熱心愛護別人的科研成果，特別對他學生作出的工作成績十分珍惜。當抗日戰爭勝利時，有些同他共同工作過的晚輩尚在海外，但他們的許多研究資料留在昆明，戴芳瀾在遷返北平之時，親自將全部科研資料帶回，以備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們對他的深切懷念，絶不是偶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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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 生於湖北省江陵縣。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上海震旦中學肄業。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 北京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結業。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 先後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碩士學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 任廣東省農業專門學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 南京東南大學植物病理學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 南京金陵大學植物病理係教授兼係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美國紐約植物園及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攻真菌遺傳學。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 清華大學教授兼農業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農學院植物病理係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 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國科學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中國科學院應用真菌學研究所所長。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