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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Dai Li (1896~1946) 浙江江山 |
小名春風，字雨農。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軍周鳳岐部當兵。後脫離部隊到上海，在交易所結識蔣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畢業後任蔣介石侍從副官。1928年開始進行情報活動。1930年建立國民黨第一個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深得蔣介石寵信。1932年3月，蔣介石為加強特務統治，先組織力行社。後在南京秘密成立“中華復興社”（又名“藍衣社”），被任為特務處處長。
以殘酷無情著稱的戴笠，號稱“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殺人魔王’戴笠，惡名昭著。他任國民黨軍統局長8年，曾密令殘殺了許多革命烈士，是雙手沾滿烈士鮮血的劊子手。欠下血債纍纍，本書作者通過收集大量歷史資料，進行細緻比較、深入和生動的描述和評析，揭示了當年國民黨特務係統活動的內幕。
1938年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任副局長。1942年．美蔣聯合組成特務機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兼為主任。1943年，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不久又兼任財政部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畢生積極發展軍統特務勢力，排除異己，殘害人民，破壞革命。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同年11月捕殺察綏民衆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共産黨員吉鴻昌，次年將上海《申報》主持人史量纔刺殺於滬杭道上，種種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佈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飛往上海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喪命。
一位外國記者後來這麽回憶戴笠：一個隱面人，總是藏在房間的暗處，而其他人則處於一覽無餘之下。然而個別的幾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戴笠處於鼎盛時期見過他的西方人，卻對他有強烈多彩的印象。 “從一方面看，二戰中沒有一個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從另一方面去看，又沒人比他更白，”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銳利的目光所震懾。一個戴笠領導下的在敵後工作的OSS(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戴笠的身材中等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還有一張堅毅的嘴。”一個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的美國軍官寫道：“他英俊瘦長，有一雙纖細優美的手，走起路來像是脊梁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臺上的英雄人物
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對於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亨利希•希姆萊”。
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
納粹衝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裏，大多數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衆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嚮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 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乡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剋斯”，而且當人群裏的美國人為這些歌麯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並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於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語無倫次地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衹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
戴笠原名戴春風，是在報考黃埔軍校第一次落榜了後改名再考的，黃埔六期學員，據說改名也很有講究，算命先生算他是雙鳳朝陽，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帶水方大利，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一同參加考試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後來也是軍統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 “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言交不以貴賤而渝也，紀念貧賤好友，字雨農也是當時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補足水，不過從那之後戴笠也是逐步飛黃騰達了，這是後話，不過戴笠最終也沒逃脫在暴雨中暴斃的厄運
瀋醉是上海站的站長，戴笠的總務處處長，他指出其上司對蔣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說他樂意當蔣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馬之勞”的說法似乎也透露出他願意從主子那兒接受這種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為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製政治的奴僕一樣，戴笠是一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裏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衹聽從總司令的命令。他替總司令作內部調查工作，並負責總司令的警衛。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産黨在重慶的聯絡人周恩來曾說，戴笠通過他的秘密組織控製着軍事通訊、財務及外交事務。）……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派係控製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製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一，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製約達到平衡。他是後來國民黨專製傾嚮的具體象徵。
作為蔣介石獨裁的具體象徵，戴笠也代表了國民黨政府裏最強大的組織之——軍事調查統計局。
1943年美國武官這麽形容軍統（MSB）：
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的領導機構。它的領導戴笠先生（將軍）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實際上這個局是中國的特務機構，並且據可靠情報，它擁有 20,000以上的男女成員。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擊共産黨活動。不過所有的間諜和情報工作都是在它的領導下進行的。它的許多活動與軍事行動委員會情報科有重複，而該科的副科長與這個局有直接的聯繫。該局還控製着上海和國統區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國特務。戴笠是蔣介石原黃埔軍校的軍官之一，他通常被稱為“將軍”，但是據說他並沒有正式的軍銜。消息靈通人士說，在今天的中國，除總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權力。他被認為是唯一一個能與蔣介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見面的人物。
所以，很難將戴笠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頭子所具有的個人影響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關係分開。在衆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獨裁的陰暗面；如瀋醉所說，他是總司令的一把利劍，而在百姓的眼中則是蔣的劊子手。事實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獨立性來自於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懾力，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威懾力幾乎全來自於他與蔣的接近——加上他那些衆所周知、無所不在的耳目與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於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衆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
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 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地為他工作。這些着特別製服和軍隊製服的特工人員包括：7萬武裝遊擊隊，2萬別動軍，以及美國海軍認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義救國軍”和在中國沿海為數4萬人的有組織的海盜。這些加起來總數有325萬的實際或潛在的人員在為這個秘密警察的頭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國的間諜大師”的文章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報人員在活動，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福摩薩、暹羅、馬來半島、南太平洋群島、錫蘭、緬甸和印度。
到了戰爭的後期，戴笠的特務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戰略上都可以說無處不在。他們在馬尼拉有城墻環繞的區域裏發送氣象預報，一直到麥剋阿瑟登陸。他們在南京、漢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城市內組建警察部隊。日本人發現這些警察願意合作，便讓他們照常管理，卻不知所有中國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們在日本空軍內有一個單獨的傀儡飛行隊，接受秘密命令，將日軍的轟炸機於9月15日轉交給戴笠在西安城內的組織。而且在整個戰爭時期，在日本本土的東京皇宮裏就有戴笠的特務。
美國的讀者——公開的與秘密的——對有關戴笠無所不及的特務網絡的例子十分着迷。據報告，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邊的住宅時，發現他的翻譯正在與兩位身着深色長衫的陌生人說話，那兩人一見他進來便離開了。這翻譯渾身嚇得發抖地告訴他這兩人差點兒殺了他，因為他回到上尉的房間時正見他們在翻上尉的東西。他乞求上尉保護他。當上尉責怪他莫名其妙時，他又開始發抖，並說：“不，這不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老闆的人。”這位軍官回憶說：“於是我一夜沒睡，整晚在膝蓋上架着把該死的衝鋒槍，因為那兩個來訪者是‘老闆’的人。”
另一個美國情報官在日占區執行秘密任務時路過一個小村子，在當地的客棧下榻。他與客棧老闆一起喝着地方酒並成了朋友。於是這位美國人冒昧地建議他們去搜索所有顧客的行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客棧主人的“老闆”要他幹的嗎？後來，當他們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間後，美國人說他原以為這個小村子對於安置一個常駐的秘密警察特工來說太小了點。“多小沒關係”，據說那店主這樣回答，“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老闆的特工。”
當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並不足以使戴笠贏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懼。他在外國人和中國人眼裏的形象部分出於他殘酷的名聲。美國觀察傢認為：“許多中國人悄悄傳說他用火車頭內燃爐燒烤的方法來懲罰叛徒，而且他操縱了關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營。”有些中國人，如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他們對戴笠“作為一個聰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時對他“笑裏藏姦”感到震驚。儘管在他的組織裏他偶爾會以漫不經心的樣子出現，但據說萬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紀律，他便殘酷無情。戴笠的批評者們因此嚮外國人指控戴笠應對許多文科教授和其他進步人士的監禁負責，同時把他形容為“中國的法西斯分子”。
儘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麽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但這正是一位神秘的復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滿足所在：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裏變得更加姦詐危險。
他許多讓人費解的特點與他不讓人察覺他在場及保持隱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關，部分也與他不願被拍照有關。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別刺激美國記者們的想象力，因為他完全符合他們把他當做現代的富滿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認為是經歷過戰爭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長什麽樣的中國人通常不這麽看。據說近四億五千四百萬的人從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長什麽樣。他從不公開露面，也不讓記者采訪，而且幾乎從不讓人給他照相。
《柯萊爾斯》雜志管他叫做“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據說戴笠是個“具有可怕權力和聲名狼藉的人”，他從不接受照相或采訪。
戴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員裏，都很少有人認識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贊賞的同時，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懼怕。
一個中國官員在提到他時說，他“製造了這麽一個幻象，好像他衹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而且，他無疑總是力圖隱藏自己的蹤跡。在二戰時期的重慶，他一個人住——除了他的警衛們和連他在外就餐時都替他採購、烹飪和嘗食物的白發僕人賈金南以外——這個秘密警察的頭目故意地隨意往返移動於三個住處間：曾傢岩151號的公館，上清寺康莊3號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館。就在重慶城外，他在楊傢山占有一座公寓，在鬆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總部的大禮堂後面還有一個臨時的客房。他在西安、蘭州、成都、貴陽和衡陽也各有一個秘密住宅；戰後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青島、北平、鄭州、福州、廈門和蘇州買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裏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綫和去處總是隱瞞着的。一個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總是播散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裏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一個什麽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裏，而且答復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采訪共産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傢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衹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纔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註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梅樂斯留下的強烈印象。
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裏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有人說“他有點像巴第斯達”。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製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一個美國人曾經這麽對我說。“它們不比我的三個手指更大。你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挂着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
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着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一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名埋姓。正因如此，儘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裏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緻的餐具、絶妙的咖啡和拿破侖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
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裏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一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剋車一樣不起眼。於是，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
一般人認為戴笠財産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嚮來是無可指責的。
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挂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瞭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捲入任何這類活動。
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部分。”
另一個美國作傢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敵人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一根毫毛。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
儘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傢、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蘇報》和《甲寅》周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 年戴笠的葬禮上他曾經也寫過贊詞。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於斌。其中他與於斌的關係可能包括業務上的接觸。因為正是通過於斌，戴笠纔得以在河南陝甘邊界區的一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裏，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製下的情報收集活動。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與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係。
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經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麽一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鬍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鬍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
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繼梅樂斯將軍關於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問世後寫出並在臺灣出版的各種傳記的朋友們，他們對戴笠的形象則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頌戴笠的書籍涌現出來，包括喬傢纔、毛鐘新、劉培初等寫的傳記。一生致力於描述現代中國北方的《水滸》類英雄的臺灣作傢章君𠔌，在二手材料和對原軍統官員采訪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戴笠的傳記，將這位秘密特務的頭子描繪成一個“熱忱的愛國者”，對領袖懷有“烈火 ”般的赤膽忠心。戴笠的頭腦周密細緻，冷酷無情地洞察到任何顛覆行為的蛛絲馬跡，而對朋友和下級卻待以慷慨寬容。在30年代後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對章君𠔌這樣形容這位秘密警察頭子：
戴先生這個人，實在是極理智，而又極富感情的，由於他自小流浪，接觸面異於常人的廣泛，同時，又因為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屬，對他無不既敬且畏，即使受過他的處分，人前人後，從不埋怨、懷恨，甚至於直到他死後22年的今天，也依舊對他毫無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一點兒也不顯得纍。而且即使纍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一個局勢或一個人的動嚮，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能毫無例外地戳穿騙局。
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一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
國民黨將軍鬍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儘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裏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共産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産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我們曾在《紅岩》裏見過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戴笠和軍統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一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姦和折磨了無數個手無寸鐵的婦女，並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個病態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衹有在秘密的遮蓋下纔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一個由理性因果關係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於自己瞭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製而為所欲為。”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産生懷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雲的形象，但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瞭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代中國意識的某一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一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製，而另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衹當做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折射，那麽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誇誇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蕩産生了一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麯折中，戴笠衹是他那個被扭麯了的時代的一個粗糙反射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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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紀實 arm record of actual event; on-the-spot report： | 《行在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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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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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鬥笠。形容清貧。 宋 孔平仲 《送張天覺》詩：“萬事儵忽如疾風，莫以乘車輕戴笠。” 清 毛奇齡 《定交詩為鬍以寧方中通堵鳳蒸》：“擔簦同汗漫，戴笠自寒溫。”參見“ 戴笠乘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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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1896一1946）身高167CM，小名春風，字雨農。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軍周鳳岐部當兵。後脫離部隊到上海，在交易所結識蔣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黃埔軍校，畢業後任蔣介石侍從副官。1928年開始進行情報活動。1930年建立國民黨第一個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深得蔣介石寵信。1932年3月，蔣介石為加強特務統治，先組織力行社。後在南京秘密成立“中華復興社”（又名“藍衣社”），被任為特務處處長。
以殘酷無情著稱的戴笠，號稱“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等等。1938年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任副局長。1942年．美蔣聯合組成特務機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兼為主任。1943年，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不久又兼任財政部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同年11月捕殺察綏民衆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共産黨員吉鴻昌，次年將上海《申報》主持人史量纔刺殺於滬杭道上，種種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佈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飛往上海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喪命。
一位外國記者後來這麽回憶戴笠：一個隱面人，總是藏在房間的暗處，而其他人則處於一覽無餘之下。然而個別的幾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戴笠處於鼎盛時期見過他的西方人，卻對他有強烈多彩的印象。 “從一方面看，二戰中沒有一個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從另一方面去看，又沒人比他更白，”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銳利的目光所震懾。一個戴笠領導下的在敵後工作的OSS(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戴笠的身材中等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還有一張堅毅的嘴。”一個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的美國軍官寫道：“他英俊瘦長，有一雙纖細優美的手，走起路來像是脊梁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臺上的英雄人物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對於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亨利希•希姆萊”。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納粹衝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裏，大多數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衆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嚮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乡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剋斯”，而且當人群裏的美國人為這些歌麯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並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於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衹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戴笠原名戴春風，是在報考黃埔軍校第一次落榜了後改名再考的，黃埔六期學員，據說改名也很有講究，算命先生算他是雙鳳朝陽，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帶水方大利，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一同參加考試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後來也是軍統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言交不以貴賤而渝也，紀念貧賤好友，字雨農也是當時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補足水，不過從那之後戴笠也是逐步飛黃騰達了，這是後話，不過戴笠最終也沒逃脫在暴雨中暴斃的厄運。
瀋醉是上海站的站長，戴笠的總務處處長，他指出其上司對蔣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說他樂意當蔣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馬之勞”的說法似乎也透露出他願意從主子那兒接受這種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為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製政治的奴僕一樣，戴笠是一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裏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衹聽從總司令的命令。他替總司令作內部調查工作，並負責總司令的警衛。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産黨在重慶的聯絡人周恩來曾說，戴笠通過他的秘密組織控製着軍事通訊、財務及外交事務。）……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派係控製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製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一，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製約達到平衡。他是後來國民黨專製傾嚮的具體象徵。作為蔣介石獨裁的具體象徵，戴笠也代表了國民黨政府裏最強大的組織之——軍事調查統計局。
1943年美國武官這麽形容軍統（MSB）：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戴笠和美國戰略局長鄧諾文的領導機構。它的領導戴笠先生（將軍）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實際上這個局是中國的特務機構，並且據可靠情報，它擁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員。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擊共産黨活動。不過所有的間諜和情報工作都是在它的領 導下進行的。它的許多活動與軍事行動委員會情報科有重複，而該科的副科長與這個局有直接的聯繫。該局還控製着上海和國統區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國特務。戴笠是蔣介石原黃埔軍校的軍官之一，他通常被稱為“將軍”，但是據說他並沒有正式的軍銜。消息靈通人士說，在今天的中國，除總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權力。他被認為是唯一一個能與蔣介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見面的人物。
所以，很難將戴笠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頭子所具有的個人影響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關係分開。在衆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獨裁的陰暗面；如瀋醉所說，他是總司令的一把利劍，而在百姓的眼中則是蔣的劊子手。事實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獨立性來自於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懾力，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威懾力幾乎全來自於他與蔣的接近——加上他那些衆所周知、無所不在的耳目與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於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衆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 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地為他工作。這些着特別製服和軍隊製服的特工人員包括：7萬武裝遊擊隊，2萬別動軍，以及美國海軍認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義救國軍”和在中國沿海為數4萬人的有組織的海盜。這些加起來總數有325萬的實際或潛在的人員在為這個秘密警察的頭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國的間諜大師”的文章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報人員在活動，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福摩薩、暹羅、馬來半島、南太平洋群島、錫蘭、緬甸和印度。
到了戰爭的後期，戴笠的特務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戰略上都可以說無處不在。他們在馬尼拉有城墻環繞的區域裏發送氣象預報，一直到麥剋阿瑟登陸。他們在南京、漢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城市內組建警察部隊。日本人發現這些警察願意合作，便讓他們照常管理，卻不知所有中國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們在日本空軍內有一個單獨的傀儡飛行隊，接受秘密命令，將日軍的轟炸機於9月15日轉交給戴笠在西安城內的組織。而且在整個戰爭時期，在日本本土的東京皇宮裏就有戴笠的特務。
美國的讀者——公開的與秘密的——對有關戴笠無所不及的特務網絡的例子十分着迷。據報告，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邊的住宅時，發現他的翻譯正在與兩位身着深色長衫的陌生人說話，那兩人一見他進來便離開了。這翻譯渾身嚇得發抖地告訴他這兩人差點兒殺了他，因為他回到上尉的房間時正見他們在翻上尉的東西。他乞求上尉保護他。當上尉責怪他莫名其妙時，他又開始發抖，並說：“不，這不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老闆的人。”這位軍官回憶說：“於是我一夜沒睡，整晚在膝蓋上架着把該死的衝鋒槍，因為那兩個來訪者是‘老闆’的人。”
另一個美國情報官在日占區執行秘密任務時路過一個小村子，在當地的客棧下榻。他與客棧老闆一起喝着地方酒並成了朋友。於是這位美國人冒昧地建議他們去搜索所有顧客的行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客棧主人的“老闆”要他幹的嗎？後來，當他們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間後，美國人說他原以為這個小村子對於安置一個常駐的秘密警察特工來說太小了點。“多小沒關係”，據說那店主這樣回答，“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老闆的特工。”
當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並不足以使戴笠贏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懼。他在外國人和中國人眼裏的形象部分出於他殘酷的名聲。美國觀察傢認為：“許多中國人悄悄傳說他用火車頭內燃爐燒烤的方法來懲罰叛徒，而且他操縱了關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營。”有些中國人，如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他們對戴笠“作為一個聰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時對他“笑裏藏姦”感到震驚。儘管在他的組織裏他偶爾會以漫不經心的樣子出現，但據說萬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紀律，他便殘酷無情。戴笠的批評者們因此嚮外國人指控戴笠應對許多文科教授和其他進步人士的監禁負責，同時把他形容為“中國的法西斯分子”。
儘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麽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但這正是一位神秘的復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滿足所在：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裏變得更加姦詐危險。
他許多讓人費解的特點與他不讓人察覺他在場及保持隱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關，部分也與他不願被拍照有關。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別刺激美國記者們的想象力，因為他完全符合他們把他當做現代的富滿洲大夫的形象。
《柯萊爾斯》雜志管他叫做“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據說戴笠是個“具有可怕權力和聲名狼藉的人”，他從不接受照相或采訪。 戴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員裏，都很少有人認識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贊賞的同時，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懼怕。
一個中國官員在提到他時說，他“製造了這麽一個幻象，好像他衹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而且，他無疑總是力圖隱藏自己的蹤跡。在二戰時期的重慶，他一個人住——除了他的警衛們和連他在外就餐時都替他採購、烹飪和嘗食物的白發僕人賈金南以外——這個秘密警察的頭目故意地隨意往返移動於三個住處間：曾傢岩151號的公館，上清寺康莊3號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館。就在重慶城外，他在楊傢山占有一座公寓，在鬆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總部的大禮堂後面還有一個臨時的客房。他在西安、蘭州、成都、貴陽和衡陽也各有一個秘密住宅；戰後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青島、北平、鄭州、福州、廈門和蘇州買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裏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綫和去處總是隱瞞着的。一個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總是播散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裏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一個什麽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裏，而且答復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采訪共産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傢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衹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纔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註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梅樂斯留下的強烈印象。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裏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有人說“他有點像巴第斯達”。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製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一個美國人曾經這麽對我說。“它們不比我的三個手指更大。你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挂着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着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一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名埋姓。正因如此，儘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裏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緻的餐具、絶妙的咖啡和拿破侖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裏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一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剋車一樣不起眼。於是，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一般人認為戴笠財産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嚮來是無可指責的。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挂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瞭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捲入任何這類活動。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部分。”另一個美國作傢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敵人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一根毫毛。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儘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傢、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蘇報》和《甲寅》周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禮上他曾經也寫過贊詞。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於斌。其中他與於斌的關係可能包括業務上的接觸。因為正是通過於斌，戴笠纔得以在河南陝甘邊界區的一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裏，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製下的情報收集活動。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與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係。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經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麽一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鬍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鬍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繼梅樂斯將軍關於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問世後寫出並在臺灣出版的各種傳記的朋友們，他們對戴笠的形象則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頌戴笠的書籍涌現出來，包括喬傢纔、毛鐘新、劉培初等寫的傳記。一生致力於描述現代中國北方的《水滸》類英雄的臺灣作傢章君𠔌，在二手材料和對原軍統官員采訪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戴笠的傳記，將這位秘密特務的頭子描繪成一個“熱忱的愛國者”，對領袖懷有“烈火”般的赤膽忠心。戴笠的頭腦周密細緻，冷酷無情地洞察到任何顛覆行為的蛛絲馬跡，而對朋友和下級卻待以慷慨寬容。在30年代後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對章君𠔌這樣形容這位秘密警察頭子：戴先生這個人，實在是極理智，而又極富感情的，由於他自小流浪，接觸面異於常人的廣泛，同時，又因為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屬，對他無不既敬且畏，即使受過他的處分，人前人後，從不埋怨、懷恨，甚至於直到他死後22年的今天，也依舊對他毫無怨言。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一點兒也不顯得纍。而且即使纍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一個局勢或一個人的動嚮，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能毫無例外地戳穿騙局。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一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國民黨將軍鬍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儘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裏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共産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産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我們曾在《紅岩》裏見過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戴笠和軍統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一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姦和折磨了無數個手無寸鐵的婦女，並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秘密世界是一個病態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衹有在秘密的遮蓋下纔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一個由理性因果關係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於自己瞭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製而為所欲為。”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産生懷疑。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雲的形象，但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瞭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代中國意識的某一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一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製，而另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衹當做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折射，那麽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誇誇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蕩産生了一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麯折中，戴笠衹是他那個被扭麯了的時代的一個粗糙反射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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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蔣介石發現戴笠勢力大為膨脹，這是他參加軍統局成立10周年紀念大會時感覺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過大會展示軍統實力，蔣介石雖然很滿意，但是蔣介石同時也感覺到，戴笠的軍統組織發展得太快，勢力也越來越大。軍統遠遠超過中統，軍統的力量已由原來的純粹特工組織滲透進軍事、黨務、政治、行政、經濟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財政、稅務、外交、郵檢、水路航運等各個要害部門，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軍統不僅有自己的武裝部隊、交通警察部隊，還能調動稅警、緝私部隊，由軍統掌握的武裝有幾十萬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裝備。軍統組織嚴密，號令迅捷嚴明，其調動靈活迅速，火力裝備之強，已超過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規軍隊。戴笠在國民黨中上下左右關係無所不至，還要問鼎海軍，連蔣介石的警衛部隊也由戴笠控製。這已引起了蔣介石的戒備和警惕。
蔣介石是一個猜忌心極重的人，他用人的歷來作風是，防止部下和他的係統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他一生最重視特工和軍事，也最怕這些部門的人權重震主。
對特務工作，蔣介石一生中控製最嚴。其次是軍事和財政，但後者他還能輪流交給別人掌管。但對於特工，他從來不交給別人，從不讓給別人過問，衹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見他對特工的控製。
蔣介石對特工重視，視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辦法控製，以免出問題。
一是灌輸忠誠思想。他後來極力學習德、意特工組織的經驗，加強法西斯教育，使特務們對他産生崇拜心理，極盡忠誠。1933年，蔣介石派復興社軍統頭目都梯、唐縱任駐德大使館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學習希特勒的組織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讓特務們學習仿效德國特務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駕馭特務。但德國特務組織頭目如希姆萊等位高權大，蔣介石又想出辦法，那就是對特工頭目可以給權，但决不給高位，這就可以防止他們在政治上崛起，威脅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蔣介石親自决定，以防止擅權坐大。以戴笠而論，幹了10年軍統頭目，論職不過副局長，論銜不過少將，而且始終是內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纔由國民政府正式公佈，可見蔣介石的工於心計。
戴笠一開始就被蔣介石牢牢控製住。十餘年來，蔣介石也明白，他與戴笠的合作還是很默契的，作為戴笠靠蔣發傢，報蔣知遇之恩，是絶對擁蔣、忠實於蔣的。蔣介石也很欣賞他的政治頭腦、才幹和善於揣摩自己心理的長處。所以，戴笠住院期間，蔣介石委派來美齡去看望，表明蔣介石對戴的器重和關心。在戴笠看來，這是“曠世恩典”，在國民黨內部是沒有幾個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資歷、水平、能力絶對鬥不過蔣介石，一是沒有這樣的勝望，二也跳不出蔣的手心。戴笠曾經看過多少與蔣介石抗衡的英雄豪傑們，還不是一個個敗在蔣的手下？既便軍閥們集體聯合起來，也還是被蔣-一擊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衹能必須得到蔣的信任，否則沒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來對蔣介石的思想、行動、心理、好惡、性格等無不研究透徹，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蔣的欣賞；也在所有的特務組織中，最得蔣介石的信任。
戴對蔣的忠誠也是無可挑剔的，“西安事變”後冒死進入西安就是一個證明，這連蔣介石也不否認。
戴笠確實有野心，他自認為有“治國平天下”的本事。他曾與鬍宗南計劃，將來接蔣介石的班。但在蔣介石活着的時候，他並不敢推翻老蔣。他還要依靠蔣去發展勢力。
但蔣介石並不是等閑之輩。他决不肯讓一隻猛虎睡於臥榻之側。
當蔣介石逐漸懷疑戴笠有功高權重震主之威時，便逐漸有意識的采取措施加以抑製。他首先任命唐縱為軍統局幫辦，加以牽製。同時還藉口抗戰勝利，撤去戴笠的兼職，如緝私署長等職，防止他繼續滲透。在軍統與中統其它派係的鬥爭中也稍稍抑製一下軍統，如槍斃活埋中統人員的戴笠親信趙理君等。
戴笠從蔣介石對他的態度中，漸漸感覺到蔣介石對他有所戒備的猜忌，不由得産生“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從此時起，戴笠便開始“讀史”，以求醒悟。每有餘暇便讓秘書、他的小學同學周念行為他閱讀講解《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歷史典籍。周念行曾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係，對中國史學有一定瞭解，周念行在講史過程，每講到歷代暴君殺戮功臣，便會引起戴笠的嘆息。尤其講到武則天時代有名的酷吏。特務首腦周興、來俊臣為武則天忠誠效力、殺戮異己，終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隱私而被武氏所殺的這一段歷史時，戴笠更有毛骨驚然之感。以古鑒今，他更加惶恐和懼怕。他感嘆到：“我將來不死在共産黨手裏，也早晚會死在委員長手裏”。可見戴笠已明白看出蔣介石對他的猜忌。
當然，蔣介石現在還並不想除掉戴笠，他衹是有所猜忌和戒備，衹是先從抑製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蔣的心理，也開始防患於未然。對蔣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極力與宋美齡、宋子文進一步密切關係；與鬍宗南、顧祝同等實力派將領盟誓以為後盾，同時挾洋人以自重，嚮海軍發展，免得被蔣介石藉口衹是個特務而被鏟除。拉攏蔣介石周圍各色人等包括唐縱的關係，使他們為自己說好話，繼續鞏固軍統局內部，培養毛人鳳，以為退路。戴笠也開始整肅內部，不給蔣介石以任何口實。
蔣介石因在抗戰時期，有用戴笠之處，故一直沒有大動作。
1945年10月10日，國共兩黨經過43天的談判，正式簽訂《會談紀要》（又稱“雙十協定”）。這個紀要的一個重要內容之一，就是規定國民黨迅速結束所謂“訓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保證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國傢人民在平時應享受的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現行法令當依此原則，分別予以廢止或修正”，尤其明確規定“取消特務機關，嚴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機關有拘捕、審訊和處罰人民之權”，並指出應“釋放政治犯”。這些條款主要是共産黨針對國民黨特務機關軍統、中統等提出來的。
作為蔣介石來說，他是靠特務起傢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會放棄特務統治這一寶貝。從內心來說，簽訂紀要衹是虛偽應付，他還是從骨子裏要打內戰，消滅共産黨。和談衹不過是緩兵之計。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應付共産黨和其它民主黨派，同時他覺得正好趕上時機有了藉口，就是可以抑製一下戴笠和他的軍統，使其不能再繼續膨脹發展。
蔣介石隨即嚮戴笠秘密發出指示，要求他撤銷軍統局，化整為零，以減少中共及民主黨派攻擊的口實。
蔣介石的這個指示很高明：
一、撤銷軍統，使他有履行“雙十協定”的信譽，應付了輿論。
二、抑製了戴笠，使軍統再也不能構成對自己的潛在威協。
三、化整為零，並不是取消，等於加強，將來可以東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雙十協定”的旗號，戴笠無話可說。
五、將戴笠捏在手裏，將來撤銷軍統局對戴笠用與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蔣介石的這一步棋確實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蔣介石的命令，心情卻極為恐慌。戴笠心裏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終於要開始動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為零，他就再也沒有什麽本錢了。戴笠考慮，先將軍令部二廳、內政部警政司掌握起來，將軍統控製的軍事情報、稽查和國民黨軍隊各級諜報參謀人員劃歸進二廳，將特工警察劃歸進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總局，將軍統掌握的忠義救國軍、軍統特務團、軍委會別動軍、交警總隊。交通警備司令部所屬各團及稅警部隊，加上接受投降的汪偽稅警團和漢姦部隊共7個多師，全部編成18個交警總隊（相當於陸軍加強團）和4個教導總隊，全部美式裝備，機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極重視這些軍統掌握的武裝部隊，認為是最重要的本錢。1946年3月1日，交警總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計劃將軍統局本部及外勤機關劃撥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調查室。
但是，儘管化整為零保住了大部分實力，但軍統局一旦撤消，盡被分割，自己將無處可去。關健還是要奪得海軍司令的職位，這衹能依靠美國人。
於是戴笠以視察為名飛赴青島，與美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剋上將加緊聯繫，並達成他為戴笠活動的許諾。隨後，戴又飛赴天津，受柯剋要求，策劃美海軍陸戰隊於渤海灣登陸事宜。戴笠立即與美駐津司令、海軍陸戰第三師師長拉上關係，並設立機構居間聯繫。
這使得蔣介石有些猶豫，因為蔣極重視美國在華軍事部隊。蔣要打內戰，一再請求美國部隊登陸替國民黨軍搶占戰略要道與鐵路交通綫。至1946年，美軍在天津登陸就近五萬人。蔣介石明白戴笠與美國人的關係的能量，所以還覺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緊時間，加緊在國防部二廳、全國警察總署、交通警察總局等公開部門合法安置軍統特務。僅軍統舉辦的全國各特警班畢業生就達15萬人，這都讓戴笠絞盡腦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等地來回奔走，研討對策。
戴笠還認為，衹有寄希望於反共，軍統纔有出路。他也認為軍統的牌子由於反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會真正取消特務組織，衹不過是否由他來繼續執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慶召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簡稱舊政協）時，各黨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務機關的口號。
正在籌備的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受國共和談、政治協商會議影響，也準備提出取消特務機關、切實保障人民權利的議案。
戴笠的對立面和政敵陳果夫、陳立夫、陳誠、李士珍等黨。政、軍、警大員，也趁機興風作浪，妄圖擠垮軍統，緻戴笠於死地。
1946年3月，國民黨召開六屆全會，大會開了近20天，國民黨的權力機構代表、270名“中央執行、監察委員”，正在激烈辯論國民黨從抗戰轉入戰後的有關方針政策問題。會議期間，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務”的口號，並質問為什麽《雙十協定》、國民參政會、政協會議關於取消特務機關的三大决議沒有得到貫徹實施？這一口號的質問得到大多數人出於不同目的贊成，這在國民黨歷屆中央全會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其實，這是很多人對蔣介石特務統治的不滿。因為這270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厭惡、恐懼、仇恨戴笠和他的軍統局，有的如孔祥熙、陳誠等軍政大員，儘管擁護蔣介石，但卻極端仇視軍統。至於其它與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陳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後快。而一些稍有正義感的國民黨人士，更以軍統特務為不恥。所以，幾乎全體中執、監委們，此時分外團结，一致倒戴，其陣綫之統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尋味的是，特務統治的始作誦集大成和保護者蔣介石居然並不反對，甚至也持贊成態度。
其實，這不奇怪。早在抗戰結束前，戴笠負責肅姦接收，想趁機擴大實力，安插軍統人員搶占要害部門如各地警察局長位置，就受到蔣介石的抵製。針對他擴張權力的勢頭，蔣成立了一個5人小組，秘密活動，對戴笠進行監視，並研究抑製的策略。
5人小組由蔣介石領導，加上錢大鈞、鬍宗南、唐縱、宣鐵吾共5人組成。宣鐵吾是戴笠的死對頭，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長；唐縱早就負責監視戴的使命。錢大鈞是蔣的親信，鬍宗南雖與戴為密友，但蔣正為了分化戴與鬍，纔讓鬍宗南參加，以示信任，讓鬍匯報戴的行動。鬍衡量他與戴與蔣之關係利害，自然會投蔣取信。
5人小組的成立，是蔣介石自以為可以控製和削弱戴笠，並對他全面監視，準備徹底解决對自己的威脅。
在六屆二中全會期間，蔣介石正好順應形勢，準備幹脆“一鍋端”。在會議中，馬上親自下手令，在原來監視戴笠的5人小組之外，又成立了一個8人小組，成員皆為特工、諜參、警界等機構的實力派人物。蔣介石交給他們的任務，就是徹底拿出對付戴笠和他所控製的軍統的方案。8人小組雖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組的另外7個人卻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個“一鍋端”的方案，準備在正式會議上發難。
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方案，並親自數次電諭在平、津一帶滯留的戴笠趕回重慶，參加準備嚮他發難的8人小組會議。
而且，這幾次會議傳來的呼聲，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力量，使戴笠寢食不安。戴笠權力很大，但卻沒有資格參加這些會議，他不是中央委員，也不是政府官員，但是那種氣勢戴笠還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蔣提升唐縱為內政部政務次長，為唐出任警察總署署長作了準備。唐縱不僅從職務上超過戴笠，而蔣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軍統控製的警察權分而治之。
蔣介石指定的對付戴笠的8人小組就有唐縱，其他人分別是宣鐵吾、陳悼、李士珍、黃珍吾、葉秀峰、鄭介民和戴笠。
這8人中宣鐵吾、陳悼、黃珍吾分別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長和首都警察廳長，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這四人代表了蔣介石的意圖，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與戴笠有矛盾。葉秀峰是中統局長，中統一嚮與軍統勢如水火。鄭介民、唐縱雖然屬於軍統，但是被蔣介石籠絡，兩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嚮軍政界發展。
1946年3月初，蔣介石再次給戴笠發電報，命令他立即回渝參加8人小組會議。這期間，宣、黃、李等人已開始策劃如何把軍統徹底搞垮。毛人風等已獲得這些人的搗鬼計劃，在蔣介石通過軍統發給戴笠的電諭紙背面註上“重慶宣（鐵吾）、李（土珍）、黃（珍吾）在搗鬼，謹防端鍋，請親自呈復”的警告。
戴笠見到蔣的電諭和毛人鳳的警告後，十分氣憤。但戴也明白，宣、李、黃三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蔣在利用他們整掉自己。戴笠遂回覆了一封有憤激之詞的電報，但毛人風以為用詞不妥，壓下未回覆，來電請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經飛機失事了。
戴笠明白，與蔣對着幹不是上策，開始考慮“以進為退”，始有出國避風的打算。
就在蔣、戴之間鬥法的關鍵時刻，一場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蔣、戴之間的矛盾自然化解，雲消霧散了。
戴笠的死使蔣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煩。戴笠的死實則是一個很偶然的事件。當時他在北平正在處理有關肅姦事宜。這時，蔣介石已知悉美國人建議、支持戴笠出任海軍司令，但蔣介石沒有答應，對海軍進行改組，撤換海軍領導人，任命陳誠兼海軍署長。戴笠仍不死心，邀請柯剋到北平，作最後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審日本間諜、漢姦川島芳子時，知悉軍統佈置處負責人馬漢三曾叛變投日，還從川島芳子處搜去了一柄乾隆竜泉寶劍。當時這把劍是孫殿英贈給戴笠轉交蔣介石的，戴當時交馬漢三保管。馬漢三叛變時，劍又為日本特務田中所得，田中將此劍又交川島芳子保管。
馬漢三叛變後，因獻劍免去一死，被釋放。以後僥幸過關，仍在軍統工作，爬到軍統局佈置處處長、北平民政局局長的高位。馬漢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會東窗事發，所以一直預謀逃亡國外。
戴笠在發現馬漢三匿劍、投敵之事後，又發現他還有貪污的劣跡，非常氣憤。但戴當時焦頭爛額，要應付蔣介石的“端鍋”方案，又要赴青島再次與柯剋會晤，還要趕往上海與鬍蝶辦理結婚事宜，最後還要回重慶匯報肅姦情況，參加8人小組會議，實在無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緩兵之機，待機再處理馬漢三的問題。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穩住馬漢三，先索回了寶劍，又散風要重用馬漢三。但馬漢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煙幕彈，馬漢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軍統紀律，他自己的下場必死無疑。無奈之際，他與親信劉玉珠密商，認為衹有殺死戴笠，纔可平安無事。他知道戴笠將去青島、上海等地，於是立即派劉玉珠去青島，密施暗殺戴笠計劃--在戴笠的飛機上安放定時炸彈。
戴笠在離開北平前，已經充分預料“一鍋端”方案給他將帶來嚴重後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於北平懷仁堂主持軍統北平辦事處記念周，在講話時說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話：“去年領袖叫我當中央委員，我堅辭不就，因為爭權奪利，不配做一個革命者……最近中央開六屆二中全會，十幾天來所表現的情況，未出我預料之外。對調查統計局的問題，看來是毀譽參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們，我不知道什麽叫打倒，什麽叫取消，我衹怕我們的同志不進步，官僚腐化。如果這樣，人傢不打，自己也會倒的。作為我時刻所想的，是如何對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榮歷史，决沒有想到別人如何打倒我。我個人無政治主張，一切唯秉承委員長的旨意，埋頭去做，國傢纔有出路，個人才有前途。”
從戴笠的這番話可以看出，他已做好應付“端鍋”的準備，並也做好引退的準備。
3月12日，戴笠約見鄭介民（當時在北平執行軍調處負責），把軍統傢底和善後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處理軍統特務貪污等案件。同時處理國民黨第九十四軍軍長納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醫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談有關軍統在東北地區工作配合問題。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於當日到達青島。
3月17日，戴笠决定11時起飛，赴上海與柯剋會面。
此時劉玉珠已到達青島，以軍統局華北督導員身份，藉口登機檢查“安全”，預放一顆高爆力定時炸彈。
上午11時45分，戴笠登機起飛。起飛不久，即遇大霧，上海竜華機場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飛南京。
下午1時零6分，飛機到達南京上空。1時13分，炸彈爆炸，飛機墜落於南京江寧板橋鎮戴山。機上人員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難。
3月18日，蔣介石獲悉戴笠失蹤，非常恐懼與緊張，馬上令各有關單位尋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證實。軍統人員為戴笠等收屍。
3月21日，軍統局總務處長瀋醉專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劍，為以後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綫索。
同時，各報刊載戴笠遇難消息，以飛機失事定調。
戴笠之死在國民黨內部引起一片混亂，有人歡喜有人愁。
蔣介石剛開始如釋重負，因為他再不必費盡心思抑製其人了。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蔣介石又逐漸産生了痛惜內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蔣介石不得不承認戴笠是個特工奇才，蔣介石的江山穩固，戴笠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蔣介石的用人標準--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幹在蔣的心中比任何一個國民黨內的官僚都不遜色。而且他能瞭解、揣摩、執行蔣介石的任何企圖，防患於未然。他已成為與蔣默契之極的心腹，軍統也成為蔣介石須臾不能離開的工具。
戴笠一死，軍統的接班人鄭介民、唐縱、毛人鳳都不能與戴笠相比，工作處處被動，不僅不能開拓發展，穩固蔣的統治，反而連維持現狀都頗睏難。戴笠死後共産黨地下組織的發展，各大中城市頻繁的學潮，民主黨派的活動，都使蔣十分惱火。他認為，這是軍統接班人不具備戴笠那樣的政治頭腦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煩時，蔣介石總想起戴笠，想起他處理事情幹淨利落、思考周全不給蔣帶來政治後果、處處秉承旨意、時時體念自己苦心、雙方默契協調幾乎天衣無縫的種種長處。愈到後來，蔣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幹無人可以取代，蔣因而不時後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時蔣介石還不知馬漢三謀害內幕，總以為自己逼戴前來開會，纔使他在惡劣氣候中喪身的。
蔣介石的後悔心情轉為了他對戴笠的悼念活動的態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動，在國民黨的歷史上幾乎是空前的。其規模、聲勢，大的嚇人。
1946年4月1日，軍統在重慶隆重舉行了追悼會。蔣介石親自到會主祭，並在講話中流下眼淚。在祭禮完成後。蔣介石開慰問軍統烈士傢屬，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淚以泣。蔣介石很少流眼淚，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隨後，蔣介石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為戴笠舉行公祭。
從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國各省的各大城市紛紛舉行公祭。北平、濟南、貴州、重慶、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無錫。蘭州、廣州、福州、廈門、長沙、桂林、西安、鄭州、瀋陽紛紛舉行了數千人乃至5萬人的悼念祭禮。各地主祭人均為國民黨軍政要員，如北平是軍委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一級上將李宗仁，山東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貴州是省府主席楊森，四川分別由衛戍總司令王縊緒（上將）和軍委員會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張群在兩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綏靖區司令王陵基（上將），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戰區司令李品仙（上將），江蘇是國民黨第三方面軍總司令湯恩伯（上將）…… 章士釗輓戴笠聯：“生為國傢，死為國傢，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因為蔣介石有旨意，所以這些要員心中明白蔣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動辦得隆重些。
6月11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追任戴笠為陸軍中將。
第二天，蔣介石親率數百名軍政大員為戴笠送葬。陪同蔣出席葬禮的有宋子文、陳誠、白崇禧、陳立夫、邵力子等。蔣介石親送了題為“碧血千秋”的花圈，還親筆寫下了“雄纔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跡；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子心”，這很可窺見蔣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蔣介石着特級上將製服，親至南京中山路357號軍統辦事處戴笠靈堂吊唁，又親自護送戴笠靈樞至鐘山靈𠔌守志公殿。送葬隊伍除數百名軍政要員外，還有數萬人參加葬禮。送葬隊伍一律素衣白馬。蔣介石在葬禮上親自緻讀長篇祭文，哀嘆：“唯君之死不可補償”。在朗讀祭文時，蔣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淚。
兩個月後，內戰開始爆發。蔣介石卻專門抽出時間，與宋美齡專程到靈𠔌寺憑吊戴笠，據說蔣介石一直面對戴笠遺像長時間凝視，也一直沒有說一句話。
蔣介石在戴笠死後，曾有一次對人慨嘆：戴笠“生為國傢，死也為國傢”。因為蔣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險為夷，每當風雲變幻之際，戴笠也會以自己的政治敏感，為蔣提供情報，出謀劃策。蔣介石在戴笠死後，愈發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蔣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懷念戴笠。
憑吊之後，蔣介石决定親自為戴笠選擇風水絶佳的安葬地。毛人鳳、瀋醉等陪同蔣介石走嚮靈𠔌寺後山選址。但因宋美齡穿高跟鞋不適崎嶇山路，蔣介石表示以後再來。
半個月之後，蔣介石在毛、瀋陪同下，再到靈𠔌寺後山選址，走來走去，直到滿頭大汗。
1947年3月17日，戴笠靈樞正式安葬。蔣介石派陳布雷為代表致祭。戴笠棺木人穴後，毛人風與瀋醉商定，怕人破壞，用水泥炭渣攪拌灌註，將整個墓穴與棺木凝結為一體。
1949年，毛人鳳覺得戴笠生前與共産黨作對，罪惡太重，怕解放後掘屍毀墓，便計劃遷葬到臺灣。但因水泥灌註大結實，無法可想，衹好放棄。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鳳一直模仿戴笠口氣逢年過節發電報祝賀，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間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於大陸，她一直以為戴笠無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與戴笠之弟戴春榜殺害中共地下黨員華春榮等罪行，解放後被政府鎮壓。戴笠兒媳鄭錫英及三個孫子、一個孫女，回衢州娘傢，不久隱居上海。孫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懷於戴笠的蔣介石，在臺灣站穩腳跟後，開始尋找戴笠遺屬，命令毛人鳳不惜代價將戴笠遺屬和後裔從大陸接到臺灣。
毛人鳳奉蔣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從臺灣潛至上海，與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接上關係，找到了鄭錫英一傢，並為四人辦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證。1954年初，因前來接應的特工必須帶領她們出境赴臺，鄭錫英衹好將次子送給別人，讓特工頂替次子之名，帶她和另外二個兒子。同至香港，再至臺灣定居。
蔣、戴之間的恩怨至此結束。
1948年，馬漢三、劉玉珠等謀殺戴笠內幕被發現，蔣介石怕公佈有損於軍統和國民黨聲譽，便衹以貪污罪等將馬、劉等三人處决
先說他的影響力：
戴笠16歲到了上海，精於心計的戴笠竟與杜月笙成了結拜兄弟，由此他結識了蔣介石。於是南下入了黃埔軍校。
1927年底，由於國民黨內訌，蔣介石被迫第一次下臺，當時很多人認為蔣介石完了，但是戴笠對蔣介石始終抱有信心，他還是很勤快地為蔣介石做些情報工作。隨後，蔣介石再度復出。重回政壇的蔣介石，深感特務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個特務機構來對抗敵對勢力，於是戴笠順利當上了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他的人脈很廣，加上有結拜兄弟杜月笙的幫忙所以很吃的開。
戴死後，不到兩周，蔣於(1946年3月28日)縮編戴笠原於中國各地佈置的特務處，由原本的2萬人縮編剩幾百人，加上內部鬥爭劇烈，使得中國國民黨的情治單位薄弱，中國共産黨的特工單位強勢。
再來說他的死，有一說法是蔣介石設計的。
1945年8月，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了“和平建國”協定，協定中明確提出要取消國民黨特務機關。實際上，這就等於直接把矛頭對準了戴笠。戴笠第一次感覺到莫名的恐懼，這種恐懼不僅來自民衆的抗議，還有國民黨各派的政敵，此外還有頗有順水推舟之意的蔣介石。
1946年3月，藉解决軍統特務組織的問題，蔣介石親自發電，催促戴笠速回重慶。戴笠心底越發不安，他已經猜測到回去的結局。幾天之內，戴笠連續收到重慶發來的多封電報，攪得戴笠實在有些心慌意亂。
1946年3月16日，戴笠準備最後一搏。這天，戴笠從北平出發，不過目的地不是重慶，而是來到了青島。他去青島有兩個原因，首先他深知蔣介石遲早要打內戰，內戰需要美國海軍的說明，運兵、搶占戰略要地，要是利用個人關係做成這件事，戴笠覺得蔣介石可能會改變看法。第二，要真的幹不成特務頭子，他當時考慮想當中國的海軍司令。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島要見的美國客人已於當日飛往上海。戴笠衹好决定在青島休息一夜。
美製DC-47飛機品質一流，一般情況下不會發生意外。
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島飛往上海的飛機。飛機剛起飛，天氣就開始變壞。戴笠衹好臨時决定改飛南京。然而，南京依然是烏雲密佈，雷電交加，飛機在南京也無法降落。下午1點13分，南京機場突然收到一條自稱是“222號飛機正在降落”的神秘電訊後，再無音訊。兩天後，神秘失蹤的戴笠專機終於在南京岱山被發現。但很多人對戴笠的死因表示懷疑。
假設性的推論：
一開始，戴笠追隨蔣介石，希望從蔣介石那裏得到政治靠山，蔣介石也想利用戴笠的忠心和才幹，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但後來，蔣介石發現戴笠的勢力越來越大。老蔣很擔心養虎遺患，於是蒙生了幹掉戴笠的想法。戴亦曾感嘆：“我將來不死在共産黨手裏，也早晚會死在委員長手裏”。
而戴笠和美國人的關係，更是蔣介石的一塊心病。當蔣介石得知美國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軍司令的消息後更加惱火。於是幹脆製造一起天衣無縫的飛機墜毀事故，讓戴笠永遠地消失。這是一種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釋。但造成DC-47飛機墜毀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個未解的懸案。
戴笠神秘失蹤後，蔣介石的舉動：
1946年3月17日下午，重慶軍統總部突然接到上海的一封絶密電報：“戴笠和他的專機神秘失蹤”，軍統少將秘書毛人鳳接到電報後，將此事報告。但蔣介石平靜的竟連一句話也沒說。沉默了好一會兒，蔣介石終於拿起電話，嚮航空委員會詢問飛機去嚮。當得知飛機確實神秘失蹤後，蔣介石一再強調，“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所有的搜索沒有任何結果，蔣介石最為擔心的是，作為國民黨情報部門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産黨那邊，後果將會有多麽嚴重。
關於戴笠之死的傳言
據說軍統的頭子戴笠，他年輕的時候請人算過八字，測為火旺之相，需有水相濟，於是他請人取了個別名叫江漢津，三個字全有水字旁，所以他在仕途上飛黃騰達。戴笠還取過很多化名，因為他們軍統都是搞特工的，有時需要用化名聯絡，他就曾經用過洪森、瀋沛霖等等代名，就連代號裏都要有水。可是唯獨他坐飛機掉下來的那天，鬼使神差的非要用“高崇嶽”這個名字，見山不見水，犯了大忌了，結果飛機就撞到山上墜毀了，收屍的那些人一打聽，纔知道，飛機撞上的這山叫“戴山”，殘骸掉進去的山溝叫“睏雨溝”，分明就是收他命的鬼門關，所以這些事，真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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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i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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