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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1900—1976），原名“應臯”（也作“蔭臯”），字“聞天”，取《詩經》中“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之意。在中國共産黨黨史上，張聞天曾在短期內當過黨的總負責人（亦稱總書記），遵義會議後三年多存在着“洛（張聞天當時筆名為洛甫）毛合作”的領導體製。不過這位被譽為“紅色教授”的學者型人物，一嚮願意鑽研理論而不長於具體事務，曾三次主動“讓賢”，被傳為佳話。
張聞天１９００年８月３０日出生在江蘇省南匯縣（今上海市南匯區）的殷實農戶家庭，曾就讀於上海市南匯區惠南鎮小學，１７歲時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現河海大學)。１９１９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隨後在報刊上公開介紹《共産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同年，他在上海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翌年７月去日本東京學習，１９２２年夏又自費留美勤工儉學，一年多後回國。１９２５年６月初，張聞天在上海入黨，１０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和工作。他取俄文名字“伊思美洛夫”，從此即用譯音“洛夫”、“洛甫”為筆名。因他在理論研究上高於留蘇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條主義者大力拉他，而張聞天因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１９３１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長，後任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等職。
張聞天通過實踐，認清了“左”的錯誤危害，在１９３５年的遵義會議上大力支持毛澤東領導紅軍。會上，張聞天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又替代博古負總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年代末期以後，他主要分管黨的宣傳教育。延安整風時，他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嚮，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
１９４５年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他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主動到東北去，曾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省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後，他轉入外交領域，歷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八大”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１９５９年７月廬山會議上，由於他直言“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被錯誤地定為“彭（德懷）、黃（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成員，撤職後任中國科學院哲社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文化大革命”中遭極“左”勢力迫害，他被監護審查並遣送到廣東肇慶。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晚年他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最後，他以張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病逝。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中國共産黨建黨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有一定難度，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面還很不夠。張聞天的可貴之處，在於他是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剋思主義理論傢之一。 張聞天的成長經歷與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有共同之處，即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由追求民主主義以救國救民，最後轉嚮共産主義。不過，他還有特殊之處，即成長於中國傳統文化底藴深厚的蘇南地區，又留學到過日、美、蘇三國。他懂日語，能用英語演講，俄語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衆多中國革命學生中，確實是鳳毛麟角，於是和王稼祥等人被推選進入蘇聯最後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因他沉着、風雅、有學識，黨內很多人都稱他“老教授”。
張聞天因理論學習成績優異而受到共産國際的重用，被派回過內擔任中央領導職務。開始時，他曾經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一旦深入實踐，他便能很快認識真理。毛澤東在“八大”上曾經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綫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絶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後做出的歷史貢獻，恰恰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結合的典範。
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一度被歷史大潮推到黨的總負責的職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針上，基本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延安時期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這樣評價說：“他一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願意接近他，同他談論問題、交換意見或嚮他請教。但在解决實際問題、處理睏難而復雜的事務時，大多是不依賴於他，也不苛求於他的。這或許是由於他的實際鬥爭經驗較少和他那十足的書生氣的緣故而造成的吧。”
在張聞天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點，當然也體現了一些弱項，這些弱項甚至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不過從主流上看，他的確是黨內面嚮世界追求先進思想、先進生産力的光輝代表。張聞天不僅有理論上的長處，而且一生為人正直，在歷史關鍵時刻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形式逆轉時，鬍喬木事先打電話勸他少講一些。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忠言直諫。他講了３個小時，以馬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指出和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儘管被撤職罷官，他仍註意經濟調查，寫下了集市貿易意見書、生産關係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濟學筆記。
在七十年代初的下放勞動中，他寫下批判“左”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肇慶文稿”。可以說，這是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早的理論成果，代表了黨內當時認識的最高水平，也對後來的改革開放事業産生了積極的影響。
三十年代在江西的“紅都”瑞金，毛澤東與張聞天兩人相鄰而居。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列主義”。張聞天卻同毛澤東經常聊天，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他。１９３４年春，二人合著了《區鄉蘇维埃怎樣工作》一書。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
因張聞天與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都受共産國際委派回國工作，博古負總責，張聞天是三大常委之一。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曾對他說，這裏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意思是要張聞天跟他們站在一起。但張聞天通過實踐，與他們的分歧還是日益加深。 長徵時在行軍途中，張聞天嚮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一致認為應糾正李德、博古的錯誤。於是，在１９３５年初的遵義會議上，張聞天在博古的報告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並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决議，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於處理瑣事。他戴着眼鏡，不苟言笑，常在沉思問題，從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溫文爾雅的學者。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後，自己感到並不完全適合於領袖地位。１９３５年４月紅軍長徵渡過北盤江後，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毛澤東等不同意而改派了陳雲。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為了表示團结，他又主動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出來，被毛澤東勸止。
１９３８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産國際確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産黨的領袖，但職務並未明確。於是，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當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對張聞天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會後，張聞天卻“主動讓賢”，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傢嶺毛澤東的住處。“讓賢”之後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
他一嚮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目，有獨立見解並願意不斷探索。脫離負責崗位後，他自感缺少實際經驗，於是去搞農村調查，隨後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産方式設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後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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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０年８月３０日，張聞天出生於南匯施灣鎮（現浦東新區機場鎮）鄧三村張傢宅。張聞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兩邊廂房，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顯示房屋主人有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間，兩側廂房各兩間，在西廂房外側有雜用房四間，共十三間。這十三間分三次建成，先建正屋，後建廂房，再建雜房。故居中間是青磚鋪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結構門亭，古稱秀纔亭，亭上有陳雲同志題寫的匾額，亭前有兩塊用緑籬笆圍的菜地；屋後原為水流潺潺作響的宅河溝，溝邊有翠竹、緑樹，放有水車等農具。隨着歲月變遷，宅河溝逐漸形成硯臺狀的小和溝，現稱硯臺溝。溝邊是張聞天少年時代經常與小夥伴讀書、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間是客堂稱孝友堂，是張氏族邀請至親好友聚會議事之處。右側是臥室，陳列着衫木大床、印花夏布蚊帳以及梳妝臺、腳箱、開門廚等傢具。這兒是張聞天出生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書房裏陳列有小木床、書桌、書架和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這兒是張聞天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故居建築面積共４８８平方米，占地面積６８６平方米。
張聞天八歲時就被送到離傢七裏外康傢宅寄讀，培養獨立生活的能力，十三歲進入南匯縣城內第一高等小學，十六歲考入吳淞中學。他從小生長在海塘邊，目睹災害給家乡帶來的悲慘情景。他從小就立志要學清代欽璉為家乡人民造福。十七歲那年他就離開中學轉考當時設在南京的我國第一所培養水利工程人才的“全國水利局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其時，五四運動爆發，他積極投身愛國民主運動，１９１９年８月發表《社會問題》一文，其中摘譯了《共産黨宣言》第二章的十條綱領，成為南京地區第一位傳播馬剋思主義的人。１９２０年他赴日留學，１９２２年又赴美國勤工儉學。他一面在舊金山的中文報社當編譯，一面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自修。１９２４年回國，開始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後來又去重慶任師範學校教師，主編《南鴻》周刊。由於他毫不妥協地反對封建勢力，逐被軍閥驅逐出川。
１９２５年６月在上海五卅運動中，張聞天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同年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並在共産國際東方部工作，積極參加反對托派和李立三錯誤路綫的鬥爭。１９３１年２月張聞天從蘇聯回國，在隨後四年中他擔任中央宣傳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華蘇维埃主席。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張聞天參加中央紅軍長徵，在遵義會議上率先挺身而出，徹底摒棄王明的“左”傾主義路綫，支持毛澤東的軍事主張，為輓救黨和紅軍，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日戰爭勝利他主動要求到東北做地方工作，曾擔任過遼東省委書記。全國解放後，張聞天先後擔任過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常務副部長。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他因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被降職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學部任“特約研究員”。“文革”中，受到“四人幫”的殘酷迫害，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因心髒病猝發在無錫去世，享年７６歲。
張聞天是我黨傑出的馬剋思主義者。他的光輝一生，無論是身居高位，還是廬山罷官、文革被禁，自始至終胸懷坦蕩，公而忘私，忠於革命。他一生儉樸不為名利，他的兒子張虹生，在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幾十年一直默默無聞。臨終時張聞天把歷年來積蓄的四萬元全部交了黨費，沒有給子女留下分文。張聞天夫人劉英２００２年８月去世前也留下遺囑：張聞天所有版權交給國傢，傢中所有存款交最後一次黨費。表現了共産黨人公而忘私，清白廉潔的高貴品質。
１９７９年在張聞天含冤去世三年後，黨中央為張聞天隆重舉行了追悼會，鄧小平代表中央作的悼詞中對張聞天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作出了充分肯定。１９８５年９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撥專款對張聞天故居進行了修繕。張聞天故居現被列為上海市旅遊局推薦觀光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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