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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詞 ：《杜鵑 cuckoo》 《經史閣四言詩 The History of House the poem each line of which consists of four words》 《竜潭瀑布泉》 《題東老庵》 《輓陳東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輓陳東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輓陳東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輓陳東湖先生 draw Chen dong Lake baas》 《用廣陳君以畫徵題 Zheng Chen Jun to painting with a broad question》
張衡 集》14捲，久佚；明人張溥編有《張河間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 張衡 (78-139) : 東漢科學家、文學家。字平子，河南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縣石橋鎮)人。曾在洛陽就讀於太學。曾任南陽郡主簿、郎中、尚書侍郎、太史令。精通天文歷算。創製渾象、候風地動儀、指南車、自動記裏鼓車、飛行木鳥。研究過圓周率，求得π=10(31622)，繪製中國第一幅較完備的星圖，還是東漢六大畫傢之一。著有《靈憲》、《靈憲圖》、《算網論》、《二京賦》、《歸田賦》和《四愁詩》等。 張衡 （78-139），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縣石橋鎮）人。他是我國東漢時期偉大的天文學家，為我國天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數學、地理、繪畫和文學等方面，張衡 也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廣博的學識。
張衡 是東漢中期渾天說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並不發光，月光其實是日光的反射；他還正確地解釋了月食的成因，並且認識到宇宙的無限性和行星運動的快慢與距離地球遠近的關係。
張衡 觀測記錄了兩千五百顆恆星，創製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較準確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轉渾天儀，第一架測試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還製造出了指南車、自動記裏鼓車、飛行數裏的木鳥等等。
張衡 共著有科學、哲學、和文學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靈憲》和《靈憲圖》等。
張衡 的功績，人們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 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 小行星”。
張衡 的評價是：“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
張衡 為木聖（科聖）。張衡 字平子。南陽郡西鄂縣(今河南南陽)人。東漢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 張衡 傳（出自范晔《後漢書》）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衡少善屬文，遊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欲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闢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大將軍鄧騭奇其纔，纍召不應。
張衡 出身於名門望族。其祖父張堪自小志高力行，被人稱為聖童，曾把傢傳餘財數百萬讓給他的侄子。光武帝登基後張堪受薦拜官。曾被任為蜀郡太守隨大司馬吳漢討伐割據蜀郡的公孫述，立有大功。其後又領兵抗擊匈奴有功，拜為漁陽(今北京附近)太守。曾以數千騎兵擊破匈奴來犯的一萬騎兵。此後在他的任期內匈奴再也沒有敢來侵擾。他又教人民耕種，開稻田八千頃，人民由此致富。所以，有民謠歌頌他說：“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張堪為官清廉。伐蜀時他是首先攻入成都的，但他對公孫述留下的堆積如山的珍寶毫無所取。蜀郡號稱天府，但張堪在奉調離蜀郡太守任時乘的是一輛破車，攜帶的衹有一捲布被囊。
張衡 像他的祖父一樣，自小刻苦嚮學，很有文采。16歲以後曾離開家乡到外地遊學。他先到了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三輔(今陝西西安一帶)。這一地區壯麗的山河和宏偉的秦漢古都遺址給他提供了豐富的文學創作素材。以後又到了東漢首都洛陽。在那兒，他進過當時的最高學府——太學，結識了一位青年學者崔瑗，與他結為摯友。崔瑗是當時的經學家、天文學家賈逵的學生，也精通天文、歷法、數學等學問。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張衡 應南陽太守鮑德之請，作了他的主簿，掌管文書工作。8年後鮑德調任京師，張衡 即辭官居傢。在南陽期間他致力於探討天文、陰陽、歷算等學問，並反復研究西漢揚雄著的《太玄經》。他在這些方面的名聲引起了漢安帝的註意。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張衡 被徵召進京，拜為郎中。
張衡 許多重大的科學研究工作都是在這一階段裏完成的。順帝陽嘉二年(公元133年)升為侍中。但不久受到宦官排擠中傷，於永和元年(公元136年)調到京外，任河間王劉政的相。劉政是個驕橫奢侈、不守中央法典的人，地方許多豪強與他共為不法。張衡 到任後嚴整法紀，打擊豪強，使得上下肅然。3年後，他嚮順帝上表請求退休，但朝廷卻徵拜他為尚書。此事頗有蹊蹺，因尚書的官職遠低於侍中或相，他是否應徵，史載不彰。就在這一年(永和四年，即公元139年)他即告逝世。 張衡 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學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學、地震學、機械技術、數學乃至文學藝術等許多領域。
張衡 在天文學方面有兩項最重要的工作——著《靈憲》，作渾天儀。此外，在歷法方面也有所研究。
張衡 有關天文學的一篇代表作，全面體現了張衡 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和發展。原文被《後漢書·天文志》劉昭註所徵引而傳世。文中介紹的天文學要點如下：
張衡 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的思想傳統認為宇宙並非生來就是如此，而是有個産生和演化的過程。張衡 所代表的思想傳統與西方古代認為宇宙結構亙古不變的思想傳統大異其趣，卻和現代宇宙演化學說的精神有所相通。
張衡 雖然長期研究揚雄的《太玄經》，並受到揚雄較深的影響，但在宇宙的無限性上卻不願遵循揚雄。《靈憲》認為人目所見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這個範圍，人們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宇宙在空間上沒有邊界，在時間上沒有起點。揚雄的思想和目前天文學界最負盛名的大爆炸宇宙學說在終極本質上是相通的。而張衡 的結論卻和當代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相合。看來，宇宙有限無限的問題還得長期爭論下去。
張衡 心目中的地是個半球。在地面上來說，如以8尺高的表在同一天正午測量日影長度，則南北相距千裏的兩個地點所量得的表影長度相差1寸。
張衡 測值可謂精確。
張衡 之前的《周髀算經》中也介紹過一個觀測：用一根8尺高的竿子垂直立於地面，每當太陽過子午綫時量竿影長度。當影長正為6尺時，用一根8尺長、孔徑1寸的竹管觀看太陽。《周髀算經》認為此時太陽視圓面正好充滿竹管。由此，《周髀算經》按照“千裏差1寸”的比例關係，求得此時太陽距人目為10萬裏，進而求得太陽的綫直徑為1250裏。由於“千裏差1寸”等基本出發點都是錯誤的，因而《周髀算經》所得極為荒謬(太陽的綫直徑實際為139.1萬公裏)。就觀測本身而論，《周髀算經》的結果也是相當粗疏的。按竹管長8尺，孔徑1寸計算，太陽角直徑為42′58″。誤差比《靈憲》所載大多了。
張衡 之前，人們已對日食的原因有所認識。西漢的劉嚮就說過：“日蝕者，月往蔽之”(見《開元占經》捲九所引)。東漢王充在《論衡•說日篇》中引述過別人的一種更明確的說法：“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而對於月食原因，則在張衡 之前尚無明晰的解釋。大概正是針對這種狀況，張衡 在《靈憲》中就未及日食原因，而是專門論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衆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 這段話中說到，月亮本身是不發光的，太陽光照到月亮上纔産生光月。月亮之所以出現有虧缺的部分，就是因為這一部分照不到日光。所以，當月和日正相對時，就出現滿月。當月嚮日靠近時，月亮虧缺就越來越大，終至完全不見。這樣一種月相理論，在《周髀算經》中已有大概：“日兆(按：通照)月，月光乃生，故成明月。”西漢京房說得更為明確：“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暗”(《開元占經》捲一引)。張衡 的月相理論和他們沒有本質的差別，所突出的是張衡 強調了月相與日、月相對位置的關係。但這樣一來人們自然要問，既然“當日則光盈”，那麽何以有時候當日時會有月食呢？對此，張衡 回答說：“蔽於地也”，即大地擋住了日光，使日光照不到月亮上去了。張衡 把這塊大地所産生的影子起個名字叫“虛”。月亮進入虛時就發生月食。《靈憲》對月食原因的闡述是很科學的。
張衡 看來，水是一種透明度較高的物質，所以深入地下之後的日光仍能穿透厚厚的水層而射到月亮，産生皓然明月。
張衡 之前還沒有人提起過，並且在他之後也未對此點給予重視，這就使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三點雖然說得非常含混難解，而且完全不正確，但它卻顯然是在尋求說明行星運動之所以有順逆遲速的力學原因。這種努力的本身值得在整個天文學史上大書一筆。1500多年之後，王錫闡在《五星行度解》裏提到了類似的思想，並進一步提出了天對日、月、五星有一種類似磁石吸針的力量。王錫闡的思想的力學性就更明確了。雖然張衡 、王錫闡的思想都並不正確，但是行星和它們的衛星(月亮是地球的衛星，地球是一顆行星)的運動，的確都是受到萬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因此，追究這些天體運動中的力學原因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在西方，對於這種力學原因的探討在張衡 之後的1000多年裏仍然是沒有的。許多偉大的希臘天文學家都衹有對日、月、五星的運動作精細的運動學描述，而從未想到過解釋其力學原因。力學原因的探討要直到16世紀科學革命開始之後纔被提出來。第四點也很有意思。《靈憲》的行星分類正好是太陽係中內行星與外行星的分類。當然，現在我們知道，所有的行星，包括地球，都是繞太陽轉的，而月亮則是繞地球轉的。所以，“附於月”的說法當然是錯誤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錯誤，是因為張衡 和其他古人一樣，把月亮作為陰的代表。不過，從金、水兩內行星的運動來說，人目所見的鮮有和外行星有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外行星衹能從晨出於東方開始一個會合周期。而內行星則在一個會合周期不但可以晨出於東方，而且還可以像月亮一樣，昏出於西方。正是由於這種昏出於西方的相似性，《靈憲》纔提出“附於月”的說法。
張衡 時代，流傳於世的星官體係有以《史記•天官書》為代表的體係，有石氏、甘氏、黃帝以及“海人之占”等等的體係。對這些各有特色的體係，張衡 作了一番比較、整理和匯總的工作，發展出了一整套收羅恆星最多的新體係。《靈憲》記載，其中“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張衡 的這一星官體係整理工作比(三國吳)天文學家陳卓總結甘、石、巫鹹三傢星官的時代要早100多年，而且所包括的星官、星數比陳卓要多得多(陳卓所總結的有283官1464星)，成就當然要比陳卓大。可惜張衡 星官體係已經失傳，這是我國恆星觀測史上的重大損失。
張衡 認為有微星存在，且星數比亮星多得多，這卻是符合客觀實際的。
張衡 繼承了前人“星墜至地則石也”(《史記•天官書》)的思想，對隕石的來源予以較正確的解釋。同時，張衡 還探討了隕星産生的原因，認為是與日、月、星的衰敗有關。雖然這個想法不正確(太陽係內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流星體，當它們在運行中與地球相遇，進入大氣層後因摩擦而燃燒，便成為流星；較大的流星體在大氣層中未及燒盡而墜落地面，便成為隕星，或稱隕石)，但是，每個天體都有發展到“衰”敗死亡的階段，這卻是非常科學的結論。張衡 的這個思想非常合乎辯證法，而且也正是西方古代天文學中所缺乏的。
張衡 之所以會有山嶽之精氣上升為星的想法，原因即在於他見到的隕星至地都是石頭，而山嶽則正是最多石頭的地方。石頭又怎能上天？所以必然會想到這是山嶽的精氣，這就可以上升到天上成為星。這些反映了隕石來自天外的思想。而在西方，直到17世紀，還有天文學家認為隕石並非來自地外的說法。
張衡 。總之，儘管《靈憲》有一些缺點，但是它在天文學史上的意義並不因此而遜色。梁代劉昭贊頌張衡 是“天文之妙，冠絶一代”，其評價的主要根據之一就是《靈憲》這篇傑出的著作。 張衡 所做的渾天儀是一種演示天球星象運動用的表演儀器。它的外部輪廓有球的形象，合於張衡 所主張的渾天說，故名之為渾天儀。這架渾天儀在《晉書•天文志》中有三處記載。 一處是在“天體”節中，其中引到晉代科學家葛洪的話說：“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在“儀象”一節中又有一段更具體的細節描寫：“張衡 又製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這裏又稱為渾象，這是早期對儀器定名不規範的反映，並不表示與渾天儀是兩件不同的儀器。第三處則在“儀象”體之末，說到張衡 渾天儀的大小：“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張衡 更製，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張衡 的渾天儀，其主體與現今的天球儀相仿。不過張衡 的天球上畫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顆星。渾天儀的黃、赤道上都畫上了二十四氣。貫穿渾天儀的南、北極，有一根可轉動的極軸。在天球外圍正中，應當有一條水平的環，表示地平。還應有一對夾着南、北極軸而又與水平環相垂直的子午雙環，雙環正中就是觀測地的子午綫。天球轉動時，球上星體有的露出地平環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過子午綫，就是星中，而沒入地平環之下的星就是星沒。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遠在地平環上轉動而不會落入其下。這部分天區的極限是一個以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當時稱之為內規。仿此，有一以南極為中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稱之為外規。外規以內的天區永遠不會升到地平之上。 張衡 天球上還有日、月、五星。這7個天體除了有和天球一道東升西落的周日轉動之外，還有各自在恆星星空背景上復雜的運動。要模擬出這些復雜的運動遠不是古代的機械技術所能做到的。因此，應該認為它們衹是一種綴附在天球上而又隨時可以用手加以移動的一種附加物。移動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適應。 莢更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機械裝置。所謂莢是一種神話中的植物。據說長在堯帝的居室階下。隨着新月的出現，1天長1個莢，到滿月時長到15個莢。過了月圓之後，就一天掉1個莢。這樣，數一數莢的莢數就可以知道今天是在一個朔望月中的哪一天和這天的月相了。這個神話麯折地反映了堯帝時天文歷法的進步。張衡 的機械裝置就是在這個神話的啓發下發明的。聽謂“隨月盈虛，依歷開落”，其作用就相當於現今鐘錶中的日期顯示。
張衡 渾天儀中的動力和傳動裝置的具體情況史書沒有留下記載。張衡 寫的有關渾天儀的文章也衹留存片斷。這片斷中也沒有提及動力和傳動裝置問題。近幾十年來，人們曾運用現代機械科技知識對這個裝置作了一些探討。最初，人們曾認為是由一個水輪帶動一組齒輪係統構成。但因有記載明言渾天儀是“以漏水轉之”，而又有記載明言這漏水又是流入一把承水壺中以計量時間的。因此，就不能把這漏水再用來推動原動水輪。所以，原動水輪加齒輪傳動係統的方案近年來受到了懷疑。最近有人提出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設計。他們把漏壺中的浮子用繩索繞過天球極軸，和一個平衡重錘相連。當漏壺受水時壺中水量增加，浮子上升，繩索另一頭的平衡錘下降。這時繩索牽動天球極軸，産生轉動。此種結構比水輪帶動齒輪係的結構較為合理。因為(i)張衡 時代的齒輪構造尚相當粗糙，難以滿足張衡 渾天儀的精度要求。(ii)這個齒輪係必含有相當數量的齒輪，而齒輪越多，帶動齒輪旋轉的動力就必須越大。漏壺細小緩慢的水流量就越難以驅動這個係統。(iii)更關鍵的是前面已提到的漏壺流水無法既推動儀器，又用於顯示時刻。而浮子控製的繩索傳動就可避開上述三大睏難。人們已就此設想做過小型的模擬實驗。用一個直徑為6.5釐米，高3.5釐米的圓柱形浮子和一塊27剋重的平衡重錘，就可通過繩索帶動質量為1040剋的旋轉軸體作比較均勻的轉動。其不均勻的躍動在一晝夜中不過數次，且躍動範圍多在2°以下，這種誤差在古代的條件下是可以允許的。因此，看來浮子- 平衡重錘- 繩索係統比原動水輪- 齒輪係統的合理性要大一些。不過，張衡 的儀器是個直徑達1米以上的銅製大物。目前的小型實驗尚不足以保證在張衡 的儀器情況下也能成功，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條件極相近的模擬實驗才能作出更可信的結論。
張衡 的動力和傳動係統的實情究竟如何，總之，他是用一個機械係統來實現一種與自然界的天球旋轉相同步的機械運動。這種作法本身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由此開始，我們誕生了一個製造水運儀象的傳統，它力圖用機械運動來精確地反映天球的周日轉動。而直到20世紀下半葉原子鐘發明和采用之前，一切機械鐘錶都是以地球自轉，亦即天球的周日轉動為基礎的。所以，中國的水運儀象傳統乃是後世機械鐘錶的肇始。誠然，在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的希臘化時代，西方也出現過一種浮子升降鐘(anaphoric clock)，它的結構和最近人們所設想的浮子- 平衡錘- 繩索係統渾天儀相仿，不過其中所帶動的不是一架天球儀，而是一塊平面星圖。可是在隨後的羅馬時代和黑暗的中世紀，浮子升降鐘的傳統完全中斷而消失。所以，中國的水運儀象傳統對後世機械鐘錶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而這個傳統的創始者張衡 的功績自然也是不可磨滅的。
張衡 渾天儀能和自然界的天球的轉動配合得絲絲入扣，“皆如合符”，可見渾天儀的轉動速度的穩定性相當高。而渾天儀是以刻漏的運行為基礎的。由此可以知道，張衡 的刻漏技術也很高明。 刻漏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計時儀器。目前傳世的三件西漢時代的刻漏，都是所謂“泄水型沉箭式單漏”。這種刻漏衹有一隻圓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嚮外滴水。容器內水面不斷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漸下降。刻箭穿過容器蓋上的孔，嚮外伸出，從孔沿即可讀得時刻讀數。這種刻漏的計時準確性主要决定於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勻。而滴水速度則與管口的水壓成正比變化。即隨着水的滴失，容器內水面越來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會越來越慢。為了提高刻漏運行的均勻性和準確性，古人想了兩步對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個圓柱形容器內，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這個蓄水容器內，積水逐漸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漸逐上升，由此來求得時刻讀數。第二步則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補充下面滴失的水，這樣，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緩，從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穩定性得到提高。這樣的刻漏稱為二級刻漏。如果按這思路類推，可以在二級刻漏之上再加一級，則刻漏運行的穩定性又可提高。這就成了三級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後，中國發展出了四級和四級以上的刻漏。不過，關鍵的從單漏到二級漏這一步發生在什麽時代？在張衡 以前的文獻和考古實物中都沒有提供明顯的資料。
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的文章中描述了張衡 所用的刻漏是一組二級刻漏。這篇文章當是張衡 或其同時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現衹在唐初的《初學記》捲二十五中留有幾段殘文。文如下：“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虯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其中所謂疊置當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謂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錯開。所謂再疊差置當是指有三層容器錯開疊放。至於下面的蓄水壺又分左、右兩把，那是因為古代的時刻制度夜間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張衡 幹脆就用二把。同時，這樣也便於刻漏的連續運行。
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是目前所知第一篇記載了多級刻漏的文獻。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正是張衡 作出了從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從單漏到多級漏這樣兩步重大的飛躍。
張衡 在創作了渾天儀之後曾寫過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衹是在梁代劉昭註《後漢書•律歷志》時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傳世。劉昭註中把這段文字標題為《張衡 渾儀》。稱之為“渾儀”可能是劉昭所作的一種簡化。在古代，儀器的定名並不嚴格。雖然後世將“渾儀”一詞規範為專指觀測儀器，但在隋、唐以前，“渾儀”也可用於表演儀器。劉昭所引此文與前面提到的《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是否原屬一篇文章，此事也已無可考。不過從二者標題文字相差甚大這一點來說，說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這事究竟如何，單說劉昭所引，近人已有證明，它應是張衡 原作。
張衡 其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 除了劉昭所引的這段文字之外，在晉、隋兩《書》的“天文志”裏所引述的葛洪的話中轉引了一段題為《渾天儀註》的文字；在唐代《開元占經》第一捲裏編有一段題為《張衡 渾儀註》和一段題為《張衡 渾儀圖註》的文字。把這3段文字和劉昭所引的《渾儀》一文相比較後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渾天儀註》這段文字不見於劉昭所引，而見於《張衡 渾儀註》中。《張衡 渾儀註》的剩餘部分和《張衡 渾儀圖註》即是劉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刪。除此之外，在《開元占經》捲二十六“填星占”中還有3小段題為《渾儀》的文字；捲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註中有題為《張衡 渾儀》的文字一句。這4段文字也不見於劉昭所引。總括上述情況，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劉昭所引衹是張衡 《渾儀》一文的節選。張衡 原文的內容更為豐富一些。但豐富到何種程度，現已無可考。且自《隋書•經籍志》以來的目錄著作中，對《渾儀》(或《渾天儀》)一文從來衹標註為“一捲”。因此，想來不會有驚人的數量出入。其二，張衡 《渾儀》一文確曾被人作過註，還補過圖註。註和圖註大概不是一人所註，且大概不是張衡 本人所加，否則就不會有單獨的《渾儀》一文的存在了。
張衡 原作的問題。因為這一段文字素來被現代研究傢視作中國古代渾天說的代表作，甚至視其地位猶在《靈憲》之上。過去人們當然把它看作是張衡 的作品。但到70年代末，有人對此提出了全盤的否定。認為所有冠以或不冠以張衡 之名的《渾儀》、《渾儀註》、《渾儀圖註》、《渾天儀註》等等都是後人的作品。嗣後，又有人對之作了全面的辯駁，維護了傳統的觀點。這一段爭論前後歷時長達12年。現在看來，全面否定張衡 有《渾天儀》一文傳世的論點已基本失敗，即至少可以肯定，劉昭所引的《渾儀》一文是張衡 原作。但否定者仍有其歷史貢獻，他啓發人們去註意古代文獻流傳中的復雜情況。例如，過去人們並未認識到《渾儀》一文還有行星和恆星等方面的內容。同時，也仍然還有理由可以懷疑葛洪所引《渾天儀註》一段是否是張衡 原註。因為第一，這一段名之為“註”，而在古代文獻中，加不加“註”字是有本質差別的。不加“註”字的是指原文，加“註”字的就有註文。既然有不加註字的《渾天儀》，則加“註”字的《渾天儀註》就不衹是《渾天儀》原文，而且還有註文。第二，《渾天儀註》的思想就其正確面而言，並不超出《靈憲》。如果我們把《靈憲》中的地看作是浮於水面，孤居天中央，遠較天為小的陸地的話，那麽這與《渾天儀註》所說的“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等這段綱領性的話並無矛盾。反之，《渾天儀註》中認為“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這段話當不可能是註重實際觀測的張衡 的結論。張衡 的誕生地南陽，長期當太史令的地點洛陽，都不會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的現象。根據他曾到過全國很多地方的經歷來看，張衡 也似乎不應有北極出地為固定值的概念。這大概也正是他在《靈憲》一文中未提北極出地數值的原因。有鑒於此，寧可把《渾天儀註》的作者問題作為存疑，而期待今後的研究與發現。
張衡 曾參加過一次東漢王朝的歷法大討論，這件事發生在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據《漢書•律歷志》記載，張衡 當時任尚書郎之職。這次大討論的起因是，有人從圖讖和災異等迷信觀念出發，非難當時行用的較科學的東漢《四分歷》，提出應改用合於圖讖的《甲寅元歷》。又有人從漢武帝“攘夷擴境，享國久長”出發，認為應該倒退回去采用《太初歷》。張衡 和另一位尚書郎周興對上述兩種意見提出了批駁和詰難，使這二宗錯誤意見的提出者或者無言以對，或者所答失誤，從而為阻止歷法倒退做出了貢獻。 張衡 、周興兩人在討論中還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觀測記錄，把它們和各種歷法的理論推算進行比較，提出了鑒定，認為《九道法》最精密，建議采用。的確，《九道法》的回歸年長度和朔望月長度數值比《太初歷》和東漢《四分歷》都精密。
張衡 、周興建議采用《九道法》本是當時最合理、最進步的，但卻未能在這場大討論中獲得通過。這是中國歷法史上的一個損失。月行不均勻性的被采入歷法又被推遲了半個多世紀，直到劉洪的《乾象歷》中纔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張衡 的另一個有傑出貢獻的科學領域是地震學。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爍古今的候風地動儀的發明。不過，要聲明的是，現在中國所見到的地動儀，並不是張衡 發明的地動儀，而是後人復原的。張衡 發明的地動儀早就毀於戰火了，地動儀發明於陽嘉元年(公元132年)。這是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後一件大工作。在《後漢書•張衡 傳》中對這件事有較詳細的記載。自19世紀以來即有人力圖運用現代科技知識，根據《後漢書》的記載來復原張衡 的這項偉大的發明。 到了20世紀60年代，王振鐸先生"復原"了張衡 地動儀, 並且被認為是科學的, 甚至廣泛的被納入小學生課本. 不過，王振鐸復原的地動儀多次在公開場合大出洋像，它要麽不能動，要麽就是跺腳也會被當成地震，可是人們卻誤信王振鐸的復原就是張衡 原本的發明， 國內外學者也因此早就開始不停的否定它。其中不乏言辭激烈者， 這給張衡 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科技的名譽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現今證明，不是張衡 的地動儀有錯，而是王振鐸先生的復原有原理性錯誤。不過，王振鐸在地動儀外型上的復原， 還是卓有建樹的，這點應該肯定。 關於地動儀的結構，目前有兩個版本：王振鐸模型，即“都柱”是一個類似倒置酒瓶狀的圓柱體，控製竜口的機關在“都柱”周圍。這一種模型最近已被基本否定。 另一種模型由地震局馮銳提出，即“都柱”是懸垂擺(見於袁宏的《後漢紀》),擺下方有一個小球，球位於“米”字形滑道交匯處（即《後漢書·張衡 傳》中所說的“關”），地震時，“都柱”撥動小球，小球擊發控製竜口的機關，使竜口張開。另外，馮銳模型還把蛤蟆由面嚮酒樽改為背嚮酒樽並充當儀器的腳。該模型經模擬測試，結果與歷史記載吻合。
張衡 這臺儀器性能良好，據當時記載：“驗之以事，合契若神。”甚至可以測到發生在數千裏外而在洛陽並無人有震感的地震。這臺儀器不僅博得當時人的嘆服，就是在今天的科學家看來也無不贊嘆。世界上地震頻繁，但真正能用儀器來觀測地震，在國外，那是19世紀以後的事。候風地動儀乃是世界上的地震儀之祖。雖然它的功能尚衹限於測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卻超越了世界科技的發展約1800年之久！
張衡 掌握了很高明的機械技術。他的朋友崔瑗在為他寫的墓碑中贊道：“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前一句是道他數學天文學知識之淵博，後一句則是贊他製造的各種器物之神奇。其實，神奇是由於他巧妙地運用各種機械技術的結果。
張衡 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種風箏。不過，北宋類書《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文士傳》中一段記載說：“張衡 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這裏說到“腹中施機”，而且“能飛數裏”，因此，過去有的作者認為是一種飛機類的飛行器。但裝在飛行器上的動力機必須重量足夠輕而馬力足夠大，並且還要求飛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適宜起飛上升的形狀等等，這些條件在張衡 時代沒有一條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張衡 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機”，那麽，這種機也不會是動力機，而是一種裝在風箏上用綫控製飛行的操縱機構。
張衡 傳》中引《宋書•禮志》：“指南車，其始周公作，張衡 始復創造”(按：這是《宋書•禮志》的摘引，實非原文)。看來，指南車的形象更符合於“自轉”的用詞，因為不管下面輪子怎麽轉，車上的人衹見到指南車木人的手指在自動地轉嚮南方。
張衡 在機械技術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晉代葛洪《抱樸子》曰：“木聖：張衡 、馬鈞是也。”現在的中國科技史傢都公認馬鈞是我國三國時代一位傑出的機械發明傢，而在葛洪看來，張衡 、馬鈞都是一代木聖。
張衡 傳》中提到，張衡 寫過一部書叫《算罔論》。此書至遲到唐代已經失傳，以至唐代的章懷太子李賢懷疑張衡 沒寫過這部書，而是因為《靈憲》是網絡天地而算之，故稱《靈憲算罔論》。從《九章算術•少廣》章第二十四題的劉徽註文中得知有所謂“張衡 算”，因此，張衡 寫過一部數學著作是應該肯定的。從劉徽的這篇註文中可以知道，張衡 給立方體定名為質，給球體定名為渾。他研究過球的外切立方體積和內接立方體積，研究過球的體積，其中還定圓周率值為10的開方，這個值比較粗略，但卻是我國第一個理論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錢寶琮先生對《靈憲》的校勘：“(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則當時π值等於730/232=3.1466，較10的開方有精密了。 不過，從劉徽註中也可以看到，這位100多年之後的大數學家對張衡 的數學有較嚴厲的批評，認為張衡 ：“欲協其陰陽奇耦之說而不顧疏密矣！雖有文辭，斯亂道破義，病也！”如按此批評來看，則錢寶琮先生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張衡 的原來數字。 5．其他方面的成就 張衡 曾被唐代人看作是東漢時代的大畫傢。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捲三記有：“張衡 作《地形圖》，至唐猶存。”這幅《地形圖》中是否還有地理科學上的意義，現已無可考了。當時還流傳有他用腳畫一隻神獸的故事。故事雖然神化了，但也反映出張衡 有很高的畫技。
張衡 雖然在年輕時就已纔聞於世，但他卻從無驕傲之心，他的性格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將軍鄧騭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後來他當了官，顯然因為這種性格，使他很長時間不得升遷。他對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於鑽研科學技術。大概是為了回答好心人的勸慰，他寫了《應閑》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嚮。文中說到，有的人勸他不要去鑽研那些難而無用的技術，應該“卑體屈己，美言”以求多福。他回答說：“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知之不博。”這二句擲地有聲的話，表明了他不慕勢利而追求德智的高尚情操。他認為能不能得到高位是由命運决定的。這種想法現代人當然會目之為唯心主義。但張衡 的落腳點卻是在於認為對高位“求之無益”，智者是不去追求它的。反之，叫他去“卑體屈己”以求升官，他說這是“貪夫之所為”，自己是羞於為此的。他特別還回答了學技術的問題，說是你們認為這些技術無用，我卻唯恐高明的人不教我。這裏充分表達出張衡 作為一個科學家渴求知識、敢於和鄙棄知識的社會愚昧思想作鬥爭的崇高精神。
張衡 雖然淡於名利，卻不是一味清高，不問政治，不講原則的人。恰恰相反，他一生中有許多事跡表明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他更堅持作為一個科學家的鮮明品格的實事求是原則。
張衡 堅持原則。例如，東漢皇朝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大力提倡所謂的圖讖。讖是一種人們以神學迷信附會儒傢經典而泡製成的著作，其中附有大量所謂預兆吉兇的預言和隱語。這種書往往還附有謎語式的圖畫，故又稱圖讖。光武帝劉秀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就泡製和利用過圖讖。因此，圖讖在東漢前期的地位甚至比儒傢經典還高。可是張衡 在研究了圖讖的歷史和現狀之後卻認為，這些東西是虛妄的，非聖人之法。他證明這些東西出於西漢末年。可是像王莽篡漢那樣的大事卻毫無預兆。圖讖當時有80多種，各種之間相互矛盾處極多；與儒傢經典或與史實不合的也很多。種種錯謬說明，這些東西是虛偽之徒欺世罔俗的産物。於是他上書朝廷，要求把這些東西統統收藏起來“一禁絶之”。當然，這道奏章是不可能有下文的，但卻證明了張衡 敢於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張衡 的政治抱負也很簡單，就是8個字：佐國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國理民的具體目標和方法則是改革時弊，加強禮製，剔除姦佞，鞏固中央。
張衡 的時代正是政治日漸腐敗，宦官逐漸在和外戚的鬥爭中權力越來越大，而地方豪強也趁中央衰落之際猖獗起來，他們一起對人民的剝削壓榨越加殘酷。對這些腐敗黑暗現象張衡 都有過抗爭。他曾嚮順帝上書，諷示近世宦官為禍，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從上下，事依禮製”。對選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議加以改革。在河間相任期時他還積極進行了抑製豪強的鬥爭。當時朝廷腐敗，像張衡 那樣個人的鬥爭已無濟於事。就在他上書要皇帝警惕宦官為禍不久，順帝卻又下詔特許受封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養義子，繼承爵位，使宦官獲得了和貴族世傢同樣的世襲特權！張衡 明白了，他的反宦官鬥爭已沒有意義。所以，後來順帝問他：當今天下所憎恨的是什麽人？這時，在宦官們環視之下，他已無話可說，衹好“詭對而出”。由此，他思想裏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他晚年的詩賦裏大量反映了這種情緒。後人把他的《四愁詩》和偉大詩人屈原的《離騷》相比，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張衡 晚年有消極避世的思想，因而有《歸田賦》之作。這是封建制度下的時代悲劇，不足以減損張衡 這位偉大科學家為人民所建立的豐功偉績。他在詩中開始指摘“天道之微昧”，表露出對統治者的失望；他仍然諷刺熱中利祿的人，說他們是“貪餌吞鈎”。這些都說明，張衡 的是非觀念仍然是十分清晰的。
張衡 墓碑題詞道：“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這是當代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張衡 (?—179)道教第二代天師。字靈真，漢永壽二年(156年)襲教。《三國志·張魯本傳》雲：“陵死，子衡行其道”。《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以下簡稱仙鑒)說：衡少博學，隱居不仕，有大名於天下。精修至道，不與世接。時皇帝聞其有道，欲徵為黃門侍郎，辭而不就。襲教後，居陽平山(今四川彭縣)以經籙教授弟子，剋彰正一之道。言約理明，聞者有感。光和二年(179)正月以祖傳印劍付子魯，與妻盧氏得道於陽平山。囑子魯曰：汝祖以天地為心，生靈為念，誠敬忠孝為本，周行天下除妖孽之害。嗣吾教者，非誠無以得道，非敬無以立德，非忠無以事國，非孝無以事親(見《漢天師世傢》)。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贈“正一嗣師太清演教妙道真君”。道教稱嗣師。 張衡 墓位於南陽縣北25公裏石橋鎮南小石橋村西20米處。墓地坐落在一個周圍平坦、中間略高的臺地上。墓北約250米處,有平子讀書臺,墓東為魯南(魯山至南陽)公路,古代洱河舊道跨其北,鄂城寺塔峙立其東。據有關史料記載,漢時陵園建造宏偉,翁仲、石獸對立,祠廟巍峨壯觀。漢代崔瑗曾有張衡 樹碑,晉代夏侯湛也曾為之撰刻碑碣,唐代詩人駱賓王、鄭𠔌者曾為之謳歌吟詩。後經戰亂,以往勝跡蕩然無存。
張衡 墓園與“平子讀書臺”。墓園面積5280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長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圍遍植鬆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蓋了碑樓。並於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為原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撰寫,稱頌張衡 :“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墓北讀書臺遺址,亦重新建臺立碑。且在墓西南側建有張衡 事跡展覽室。張衡 墓今已成為國內外遊客瞻仰遊覽之勝地。 為了紀念張衡 的功績1977年，聯合國天文組織曾將太陽係中的1802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 星”。人們還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 環形山”，另外一顆為紀念中國古代偉大科學家張衡 及其誕生地河南南陽的“南陽星”。國際小行星中心曾將我國天文學家於1965年12月20日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河南星”。 隋代的張衡 ，字建平，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人。其祖父張嶷為西魏河陽太守，父親張光則為北周萬州刺史。出身於中級貴族家庭.文帝時御史大夫,協助楊廣登基。
張衡 （78-139），東漢建初三年(公元78年)生；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卒。字平子，南陽西鄂（今河南南陽市石橋鎮）人，漢族。他是我國東漢時期偉大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發明傢、地理學家、製圖學家、詩人、漢朝官員，為我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數學、地理、繪畫和文學等方面，張衡 也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廣博的學識。 張衡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誕生於南陽郡西鄂縣石橋鎮一個破落的官僚家庭(今河南省南陽市城北五十裏石橋鎮)。祖父張堪是地方官吏，曾任蜀郡太守和漁陽太守。張衡 幼年時候，傢境已經衰落，有時還要靠親友的接濟。正是這種貧睏的生活使他能夠接觸到社會下層的勞動群衆和一些生産、生活實際，從而給他後來的科學創造事業帶來了積極的影響。張衡 是東漢中期渾天說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並不發光，月光其實是日光的反射；他還正確地解釋了月食的成因，並且認識到宇宙的無限性和行星運動的快慢與距離地球遠近的關係。
張衡 觀測記錄了兩千五百顆恆星，創製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較準確地表演天象的漏水轉渾天儀，第一架測試地震的儀器——候風地動儀，還製造出了指南車、自動記裏鼓車、飛行數裏的木鳥等等。
張衡 共著有科學、哲學、和文學著作三十二篇，其中天文著作有《靈憲》和《靈憲圖》等。
張衡 的功績，人們將月球背面的一個環形山命名為“張衡 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 小行星”。
張衡 的評價是：“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
張衡 為木聖（科聖）。 張衡 所做的渾天儀是一種演示天球星象運動用的表演儀器。它的外部輪廓有球的形象，合於張衡 所主張的渾天說，故名之為渾天儀。這架渾天儀在《晉書·天文志》中有三處記載。一處是在“天體”節中，其中引到晉代科學家葛洪的話說：“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在“儀象”一節中又有一段更具體的細節描寫：“張衡 又製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歷開落。”這裏又稱為渾象，這是早期對儀器定名不規範的反映，並不表示與渾天儀是兩件不同的儀器。第三處則在“儀象”體之末，說到張衡 渾天儀的大小：“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也。張衡 更製，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
張衡 的渾天儀，其主體與現今的天球儀相仿。不過張衡 的天球上畫的是他所定名的444官2500顆星。渾天儀的黃、赤道上都畫上了二十四氣。貫穿渾天儀的南、北極，有一根可轉動的極軸。在天球外圍正中，應當有一條水平的環，表示地平。還應有一對夾着南、北極軸而又與水平環相垂直的子午雙環，雙環正中就是觀測地的子午綫。天球轉動時，球上星體有的露出地平環之上，就是星出；有的正過子午綫，就是星中，而沒入地平環之下的星就是星沒。天球上有一部分星星永遠在地平環上轉動而不會落入其下。這部分天區的極限是一個以北極為圓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當時稱之為內規。仿此，有一以南極為中心，當地緯度為半徑的小圓，稱之為外規。外規以內的天區永遠不會升到地平之上。
張衡 天球上還有日、月、五星。這7個天體除了有和天球一道東升西落的周日轉動之外，還有各自在恆星星空背景上復雜的運動。要模擬出這些復雜的運動遠不是古代的機械技術所能做到的。因此，應該認為它們衹是一種綴附在天球上而又隨時可以用手加以移動的一種附加物。移動的目的就是使日、月、五星在星空背景上的位置和真正的位置相適應。 刻漏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計時儀器。目前傳世的三件西漢時代的刻漏，都是所謂“泄水型沉箭式單漏”。這種刻漏衹有一隻圓柱形盛水容器。器底部伸出一根小管，嚮外滴水。容器內水面不斷降低。浮在水面的箭舟(即浮子)所托着的刻箭也逐漸下降。刻箭穿過容器蓋上的孔，嚮外伸出，從孔沿即可讀得時刻讀數。這種刻漏的計時準確性主要决定於漏水滴出的速度是否均勻。而滴水速度則與管口的水壓成正比變化。即隨着水的滴失，容器內水面越來越降低，水的滴出速度也會越來越慢。為了提高刻漏運行的均勻性和準確性，古人想了兩步對策。第一步是把泄水型沉箭式改為蓄水型浮箭式，即把刻漏滴出的水收到另一個圓柱形容器內，把箭舟和刻箭都放在這個蓄水容器內，積水逐漸增多，箭舟托着刻箭漸逐上升，由此來求得時刻讀數。第二步則是在滴水器之上再加一具滴水器。上面的滴水器滴出的水補充下面滴失的水，這樣，可使下面的滴水器水面的下降大大延緩，從而使下面的滴水器出水速度的穩定性得到提高。這樣的刻漏稱為二級刻漏。如果按這思路類推，可以在二級刻漏之上再加一級，則刻漏運行的穩定性又可提高。這就成了三級刻漏，如此等等。大概在隋唐以後，中國發展出了四級和四級以上的刻漏。不過，關鍵的從單漏到二級漏這一步發生在什麽時代？在張衡 以前的文獻和考古實物中都沒有提供明顯的資料。
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的文章中描述了張衡 所用的刻漏是一組二級刻漏。這篇文章當是張衡 或其同時代人的作品，原文已佚，現衹在唐初的《初學記》捲二十五中留有幾段殘文。文如下：“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虯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金胥徒，居右壺”。“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其中所謂疊置當是指二具刻漏上下放置。所謂差置是指上下二具容器放置得不相重而有所錯開。所謂再疊差置當是指有三層容器錯開疊放。至於下面的蓄水壺又分左、右兩把，那是因為古代的時刻制度夜間和白天有所不同，所以張衡 幹脆就用二把。同時，這樣也便於刻漏的連續運行。
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是目前所知第一篇記載了多級刻漏的文獻。由此我們可以推斷，正是張衡 作出了從泄水型沉箭漏到蓄水型浮箭漏和從單漏到多級漏這樣兩步重大的飛躍。 張衡 在創作了渾天儀之後曾寫過一篇文章。此文全文已佚。衹是在梁代劉昭註《後漢書·律歷志》時作了大段引述而使之傳世。劉昭註中把這段文字標題為《張衡 渾儀》。稱之為“渾儀”可能是劉昭所作的一種簡化。在古代，儀器的定名並不嚴格。雖然後世將“渾儀”一詞規範為專指觀測儀器，但在隋、唐以前，“渾儀”也可用於表演儀器。劉昭所引此文與前面提到的《張衡 漏水轉渾天儀製》是否原屬一篇文章，此事也已無可考。不過從二者標題文字相差甚大這一點來說，說是二篇文章也是有理由的。不管這事究竟如何，單說劉昭所引，近人已有證明，它應是張衡 原作。
張衡 其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
張衡 渾儀註》和一段題為《張衡 渾儀圖註》的文字。把這3段文字和劉昭所引的《渾儀》一文相比較後可以知道，葛洪所引的《渾天儀註》這段文字不見於劉昭所引，而見於《張衡 渾儀註》中。《張衡 渾儀註》的剩餘部分和《張衡 渾儀圖註》即是劉昭所引文字的分割，但又有所增刪。除此之外，在《開元占經》捲二十六“填星占”中還有3小段題為《渾儀》的文字；捲六十五的“天市垣占”下小註中有題為《張衡 渾儀》的文字一句。這4段文字也不見於劉昭所引。總括上述情況，可以得出兩點結論：其一，劉昭所引衹是張衡 《渾儀》一文的節選。張衡 原文的內容更為豐富一些。但豐富到何種程度，現已無可考。且自《隋書· 經籍志》以來的目錄著作中，對《渾儀》(或《渾天儀》)一文從來衹標註為“一捲”。因此，想來不會有驚人的數量出入。其二，張衡 《渾儀》一文確曾被人作過註，還補過圖註。註和圖註大概不是一人所註，且大概不是張衡 本人所加，否則就不會有單獨的《渾儀》一文的存在了。
張衡 原作的問題。因為這一段文字素來被現代研究傢視作中國古代渾天說的代表作，甚至視其地位猶在《靈憲》之上。過去人們當然把它看作是張衡 的作品。但到70年代末，有人對此提出了全盤的否定。認為所有冠以或不冠以張衡 之名的《渾儀》、《渾儀註》、《渾儀圖註》、《渾天儀註》等等都是後人的作品。嗣後，又有人對之作了全面的辯駁，維護了傳統的觀點。這一段爭論前後歷時長達12年。現在看來，全面否定張衡 有《渾天儀》一文傳世的論點已基本失敗，即至少可以肯定，劉昭所引的《渾儀》一文是張衡 原作。但否定者仍有其歷史貢獻，他啓發人們去註意古代文獻流傳中的復雜情況。例如，過去人們並未認識到《渾儀》一文還有行星和恆星等方面的內容。同時，也仍然還有理由可以懷疑葛洪所引《渾天儀註》一段是否是張衡 原註。因為第一，這一段名之為“註”，而在古代文獻中，加不加“註”字是有本質差別的。不加“註”字的是指原文，加“註”字的就有註文。既然有不加註字的《渾天儀》，則加“註”字的《渾天儀註》就不衹是《渾天儀》原文，而且還有註文。第二，《渾天儀註》的思想就其正確面而言，並不超出《靈憲》。如果我們把《靈憲》中的地看作是浮於水面，孤居天中央，遠較天為小的陸地的話，那麽這與《渾天儀註》所說的“地如雞子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等這段綱領性的話並無矛盾。反之，《渾天儀註》中認為“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這段話當不可能是註重實際觀測的張衡 的結論。張衡 的誕生地南陽，長期當太史令的地點洛陽，都不會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的現象。根據他曾到過全國很多地方的經歷來看，張衡 也似乎不應有北極出地為固定值的概念。這大概也正是他在《靈憲》一文中未提北極出地數值的原因。有鑒於此，寧可把《渾天儀註》的作者問題作為存疑，而期待今後的研究與發現。 張衡 曾參加過一次東漢王朝的歷法大討論，這件事發生在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據《漢書·律歷志》記載，張衡 當時任尚書郎之職。這次大討論的起因是，有人從圖讖和災異等迷信觀念出發，非難當時行用的較科學的東漢《四分歷》，提出應改用合於圖讖的《甲寅元歷》。又有人從漢武帝“攘夷擴境，享國久長”出發，認為應該倒退回去采用《太初歷》。張衡 和另一位尚書郎周興對上述兩種意見提出了批駁和詰難，使這二宗錯誤意見的提出者或者無言以對，或者所答失誤，從而為阻止歷法倒退做出了貢獻。張衡 、周興兩人在討論中還研究了多年的天文觀測記錄，把它們和各種歷法的理論推算進行比較，提出了鑒定，認為《九道法》最精密，建議采用。的確，《九道法》的回歸年長度和朔望月長度數值比《太初歷》和東漢《四分歷》都精密。
張衡 、周興建議采用《九道法》本是當時最合理、最進步的，但卻未能在這場大討論中獲得通過。這是中國歷法史上的一個損失。月行不均勻性的被采入歷法又被推遲了半個多世紀，直到劉洪的《乾象歷》中纔第一次得以正式采用。 張衡 的另一個有傑出貢獻的科學領域是地震學。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爍古今的候風地動儀的發明。不過，要聲明的是，現在中國所見到的地動儀，並不是張衡 發明的地動儀，而是後人復原的。張衡 發明的地動儀早就毀於戰火了，地動儀發明於陽嘉元年(公元132年)。這是他在太史令任上的最後一件大工作。在《後漢書·張衡 傳》中對這件事有較詳細的記載。自19世紀以來即有人力圖運用現代科技知識，根據《後漢書》的記載來復原張衡 的這項偉大的發明。到了20世紀50年代，王振鐸先生“復原”了張衡 地動儀（見右圖），並且被認為是科學的，甚至廣泛的被納入小學生課本。不過，王振鐸復原的地動儀多次在公開場合大出洋像，它要麽不能動，要麽就是跺腳也會被當成地震，可是人們卻誤信王振鐸的復原就是張衡 原本的發明， 國內外學者也因此早就開始不停的否定它。其中不乏言辭激烈者，這給張衡 甚至整個中國古代科技的名譽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現今證明，不是張衡 的地動儀有錯，而是王振鐸先生的復原有原理性錯誤。不過，王振鐸在地動儀外型上的復原，還是卓有建樹的，這點應該肯定。
張衡 傳》中所說的“關”），地震時，“都柱”撥動小球，小球擊發控製竜口的機關，使竜口張開。另外，馮銳模型還把蟾蜍由面嚮樽體改為背嚮樽體並充當儀器的腳（見左圖）。該模型經模擬測試，結果與歷史記載吻合。
張衡 這臺儀器性能良好，曾預報過洛陽的一次地震，據當時記載：“驗之以事，合契若神。”甚至可以測到發生在數千裏外而在洛陽並無人有震感的地震。這臺儀器不僅博得當時人的嘆服，就是在今天的科學家看來也無不贊嘆。世界上地震頻繁，但真正能用儀器來觀測地震，在國外，那是19世紀以後的事。候風地動儀乃是世界上的地震儀之祖。雖然它的功能尚衹限於測知震中的大概方位，但它卻超越了世界科技的發展約1800年之久！ 從上面所介紹的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的構造即可得知，張衡 掌握了很高明的機械技術。他的朋友崔瑗在為他寫的墓碑中贊道：“數術窮天地，製作侔造化。”前一句是道他數學天文學知識之淵博，後一句則是贊他製造的各種器物之神奇。其實，神奇是由於他巧妙地運用各種機械技術的結果。
張衡 的木雕，大概也是一種風箏。不過，北宋類書《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文士傳》中一段記載說：“張衡 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裏。”這裏說到“腹中施機”，而且“能飛數裏”，因此，過去有的作者認為是一種飛機類的飛行器。但裝在飛行器上的動力機必須重量足夠輕而馬力足夠大，並且還要求飛行器本身具有一定的適宜起飛上升的形狀等等，這些條件在張衡 時代沒有一條是能做得到的。所以，張衡 的木雕即使真的“腹中施機”，那麽，這種機也不會是動力機，而是一種裝在風箏上用綫控製飛行的操縱機構。
張衡 傳》中引《宋書 ·禮志》：“指南車，其始周公作，張衡 始復創造”(按：這是《宋書·禮志》的摘引，實非原文)。看來，指南車的形象更符合於“自轉”的用詞，因為不管下面輪子怎麽轉，車上的人衹見到指南車木人的手指在自動地轉嚮南方。
張衡 在機械技術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太平御覽· 工藝部九》引晉代葛洪《抱樸子》曰：“木聖：張衡 、馬鈞是也。”現在的中國科技史傢都公認馬鈞是我國三國時代一位傑出的機械發明傢，而在葛洪看來，張衡 、馬鈞都是一代木聖。
張衡 傳》中提到，張衡 寫過一部書叫《算罔論》。此書至遲到唐代已經失傳，以至唐代的章懷太子李賢懷疑張衡 沒寫過這部書，而是因為《靈憲》是網絡天地而算之，故稱《靈憲算罔論》。從《九章算術·少廣》章第二十四題的劉徽註文中得知有所謂“張衡 算”，因此，張衡 寫過一部數學著作是應該肯定的。從劉徽的這篇註文中可以知道，張衡 給立方體定名為質，給球體定名為渾。他研究過球的外切立方體積和內接立方體積，研究過球的體積，其中還定圓周率值為10的開方，這個值比較粗略，但卻是我國第一個理論求得π的值。另外，如果按照錢寶琮先生對《靈憲》的校勘：“(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則當時π值等於730/232=3.1466，較10的開方有精密了。
張衡 的數學有較嚴厲的批評，認為張衡 ：“欲協其陰陽奇耦之說而不顧疏密矣！雖有文辭，斯亂道破義，病也！”如按此批評來看，則錢寶琮先生所作的校勘似乎未必都符合張衡 的原來數字。
張衡 曾被唐代人看作是東漢時代的大畫傢。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捲三記有：“張衡 作《地形圖》，至唐猶存。”這幅《地形圖》中是否還有地理科學上的意義，現已無可考了。當時還流傳有他用腳畫一隻神獸的故事。故事雖然神化了，但也反映出張衡 有很高的畫技。
張衡 雖然在年輕時就已纔聞於世，但他卻從無驕傲之心，他的性格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也不追求名利。大將軍鄧騭是當時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多次召他，他都不去。後來他當了官，顯然因為這種性格，使他很長時間不得升遷。他對此毫不在意，而是孜孜於鑽研科學技術。大概是為了回答好心人的勸慰，他寫了《應閑》一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嚮。文中說到，有的人勸他不要去鑽研那些難而無用的技術，應該“卑體屈己，美言”以求多福。他回答說：“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知之不博。”這二句擲地有聲的話，表明了他不慕勢利而追求德智的高尚情操。他認為能不能得到高位是由命運决定的。這種想法現代人當然會目之為唯心主義。但張衡 的落腳點卻是在於認為對高位“求之無益”，智者是不去追求它的。反之，叫他去“卑體屈己”以求升官，他說這是“貪夫之所為”，自己是羞於為此的。他特別還回答了學技術的問題，說是你們認為這些技術無用，我卻唯恐高明的人不教我。這裏充分表達出張衡 作為一個科學家渴求知識、敢於和鄙棄知識的社會愚昧思想作鬥爭的崇高精神。
張衡 雖然淡於名利，卻不是一味清高，不問政治，不講原則的人。恰恰相反，他一生中有許多事跡表明了他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他更堅持作為一個科學家的鮮明品格的實事求是原則。
張衡 的政治抱負也很簡單，就是8個字：佐國理民，立德立功。而佐國理民的具體目標和方法則是改革時弊，加強禮製，剔除姦佞，鞏固中央。
張衡 的時代正是政治日漸腐敗，宦官逐漸在和外戚的鬥爭中權力越來越大，而地方豪強也趁中央衰落之際猖獗起來，他們一起對人民的剝削壓榨越加殘酷。對這些腐敗黑暗現象張衡 都有過抗爭。他曾嚮順帝上書，諷示近世宦官為禍，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從上下，事依禮製”。對選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議加以改革。在河間相任期時他還積極進行了抑製豪強的鬥爭。當時朝廷腐敗，像張衡 那樣個人的鬥爭已無濟於事。就在他上書要皇帝警惕宦官為禍不久，順帝卻又下詔特許受封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養義子，繼承爵位，使宦官獲得了和貴族世傢同樣的世襲特權！張衡 明白了，他的反宦官鬥爭已沒有意義。所以，後來順帝問他：當今天下所憎恨的是什麽人？這時，在宦官們環視之下，他已無話可說，衹好“詭對而出”。由此，他思想裏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他晚年的詩賦裏大量反映了這種情緒。後人把他的《四愁詩》和偉大詩人屈原的《離騷》相比，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張衡 晚年有消極避世的思想，因而有《歸田賦》之作。這是封建制度下的時代悲劇，不足以減損張衡 這位偉大科學家為人民所建立的豐功偉績。他在詩中開始指摘“天道之微昧”，表露出對統治者的失望；他仍然諷刺熱中利祿的人，說他們是“貪餌吞鈎”。這些都說明，張衡 的是非觀念仍然是十分清晰的。
張衡 墓碑題詞道：“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這是當代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張衡 墓位於南陽市北25公裏石橋鎮南小石橋村西20米處。墓地坐落在一個周圍平坦、中間略高的臺地上。墓北約250米處，有平子讀書臺，墓東為魯南(魯山至南陽)老公路,古代洱河舊道跨其北，鄂城寺塔峙立其東。據有關史料記載，漢時陵園建造宏偉，翁仲、石獸對立，祠廟巍峨壯觀。漢代崔瑗曾有張平子碑,晉代夏侯湛也曾為之撰刻碑碣，唐代詩人駱賓王、鄭𠔌者曾為之謳歌吟詩。後經戰亂，以往勝跡蕩然無存。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重修了張衡 墓園與“平子讀書臺”。墓園面積12000多平方米，墓室封土高8米，周長79米，在高大的古墓周圍遍植鬆柏。墓前的明、清石碑加蓋了碑樓。並於墓前立方碑1座，碑文為原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撰寫，稱頌張衡 ：“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墓北讀書臺遺址，亦重新建臺立碑。張衡 墓今已成為國內外遊客瞻仰遊覽之勝地。
張衡 與小行星 為了紀念張衡 的功績1977年，聯合國天文組織曾將太陽係中的1802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 星”。人們還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 環形山”，另外一顆為紀念中國古代偉大科學家張衡 及其誕生地河南南陽的“南陽星”。國際小行星中心曾將我國天文學家於1965年12月20日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河南星”。 張衡 ，字建平，隋代河內（今河南省沁陽縣）人。其祖父張嶷為西魏河陽太守，父親張光為北周萬州刺史。衡最初仕周，隋初，拜司門侍郎。性謹慎而圓滑，有憂國一面。開皇年間率兵鎮壓熙州李英林起義。協助楊廣登基。煬帝時拜御史大夫，恩寵無比。諫煬帝擴汾陽宮遭貶，後被賜死。 男，1942年1月生，山東省安邱市人。教授，1965年畢業於山東醫學院。分配留校在山東醫學院生理教研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30餘年。歷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1-1983年考取國傢教育部公派留學到美國愛因斯坦醫學院生理係作訪問學者2年。在山東醫科大學除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外，還先後擔任基礎醫學部副主任，科研處處長，現任山東醫科大學副校長。還是衛生部科技成果評審委員會委員，中國生理學會理事，中華醫學會醫學科研管理學會委員，山東省生理學會副理事長，山東省疼痛研究會副理事長，山東省高校科技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科學研究方向為呼吸神經生理學和神經生理學。發表論文60餘篇，專著5部。科研成果曾集體和個人獲全國科學大會奬，衛生部科技進步二等奬，山東省科學大會奬，山東省優秀學術成果奬等多項奬勵。 聯合國天文組織曾將太陽係中的1802號小行星命名為“張衡 星”。人們還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 環形山”。 張衡 (公元78—139年)，我國東漢時期偉大的科學家、文學家、發明傢和政治傢，在世界科學文化史上樹起了一座巍巍豐碑。在天文學方面，他發明創造了“渾天儀”(公元117年)，是世界上第一臺用水力推動的大型觀察星象的天文儀器，著有《渾天儀圖註》和《靈憲》等書，畫出了完備的星象圖，提出了“月光生於日之所照”科學論斷。
張衡 在太史令任內，積極從事理論研究工作，係統觀測天體運行，著《靈憲》等書，創製渾天儀，且在歷法方面也有所研究。《靈憲》是張衡 積多年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寫成的一部天文巨著，也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不朽名作。該書全面闡述了天地的生成、宇宙的演化、天地的結構、日月星辰的本質及其運動等諸多重大課題，將我國古代的天文學水平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使我國當時的天文學研究居世界領先水平，並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Zhang Heng
張衡
張衡 勤敏好學，博識多能，在述志之作《應閑》中曾以“約己博藝，無堅不鑽”自許。他在任太史令期間，悉心研究天文、歷算，著《靈憲》、《□罔論》等科學著作，並先後發明和製作了舉世聞名的渾天儀和地動儀。又曾上疏反對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寫有《請禁絶圖讖疏》。
張衡 的文學作品主要是辭賦和詩。他的散體大賦以《西京賦》、《東京賦》最為有名。這兩篇賦合稱為《二京賦》，是他早年入京後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後漢書·張衡 傳》）而作。題材體製均模擬班固《兩都賦》，但結構更為宏闊，思想藝術上也顯示出某些特色。賦的主旨是規諷統治階級，有些議論頗為深刻切直。如告戒統治者切莫“剿民以□樂，忘民怨之為仇”，警告他們要知道“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現了作者對當時社會危機的深刻憂慮和對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賦》中描述了以前的同類大賦從未記載的若幹新事物，如它對都市商賈、俠士、辯士的活動以及雜技和角□百戲的演出情況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斷描寫生動，如《東京賦》中“濯竜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虛賦》，按東、西、南、北方位鋪寫景物，語句清新，頗富文采。《西京賦》中寫平樂廣場觀“角□之妙戲”一段，記述各種技藝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國古代極珍貴的雜技藝術史料。
張衡 的賦還有《思玄賦》和《歸田賦》。《思玄賦》主要抒寫政治上憂憤不滿的心情。《歸田賦》是一篇抒情小賦，是他感到不得志、欲歸隱田園時所寫。開頭寫他欲離京歸田的原因，中間設想他退隱田園後欣然自樂的生活；末尾則以老莊“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作結。這篇賦表現了作者在宦官外戚交相幹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對現實的不滿和絶望，以及不願同流合污的精神。語言清新，情味悠長，而且頗有駢偶成分，對魏晉抒情賦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張衡 的詩今存數首，《同聲歌》一首為完整的五言詩,寫得情真詞麗,標志着東漢時代早期文人五言詩的進步；其中又以《四愁詩》最為有名。詩中以比興的手法寫他自己“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四愁詩》序）的苦悶。詩分四章，寫他的“所思”在“太(泰)山”、“桂林”、“漢陽”、“雁門”等遠方，但均“路遠莫緻”，令其不勝憂煩，作品以情詩的形式寄托政治懷抱和失意的憂傷，寫得意緒纏綿，興寄幽深，頗能動人。全詩通篇七言，雖然每首第一句尚有“兮”字，但已是文學史上較早的七言詩，對後世七言詩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張衡 集》14捲，久佚；明人張溥編有《張河間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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