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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鄉上慄人。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之一，1938年被開除黨籍。
1916年入北京大學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被推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1920年10月，參加北京的共産黨早期組織。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成員，分管組織工作。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兼《勞動周刊》主編，領導工人運動。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反對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建立革命統一戰綫的正確方針。1924年1月出席國民黨一大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並任中央工農部主任。1926年後，面對國民黨右派排斥、打擊共産黨，破壞國共合作的陰謀活動，他執行妥協退讓政策。1926年底，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1927年7月任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曾赴南昌阻止發動南昌起義。1928年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後作為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留駐莫斯科。
1931年初回國，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後到鄂豫皖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書記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當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方針，並主持開展錯誤的“肅反”。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蘇區後，帶領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與川陝邊黨組織創建川陝根據地，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5年4月放棄川陝根據地開始長徵。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後，反對中央關於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决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佈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張國燾與毛澤東在陝北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隨後與紅二、紅四方面軍一起北上，10月到達陝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輓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不久，加入國民黨的特務組織——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主持“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從事反共特務活動。1941年起任國民參政會第二、第三、第四屆參政員。抗日戰爭勝利後，一度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1948年6月在上海創辦《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宣傳。同年11月去臺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曾經寫作《我的回憶》。1979年因病去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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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有六大蘇區，其中最大的兩塊就是江西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瀋澤民到鄂豫皖蘇區，由張國燾任鄂豫皖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鄂豫皖蘇區少共中央局書記，全權領導鄂豫皖蘇區。張國燾到來不久，就對鄂豫皖特委和紅軍進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爾什維剋的改造”、“加緊肅反”等旗號。
1931年8月，有人給紅12師師長許繼慎送來一封信，內容是國民黨大特務曾擴情寫的勸降書。許繼慎當即連人帶信交給了徐嚮前和曾中生，二人認為這是國民黨的反間陰謀，將信上報給了中央分局。張國燾見後如獲至寶，立即對許繼慎展開調查。不久，保衛局“破獲”了一個兵變陰謀，在嚴刑拷打下，當事人供認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等人都牽涉其中。張國燾立即命令逮捕一切與“此案”有關的人員。
很快，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原紅33師政委薑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範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28團團長潘皈佛、28團副團長丁超、紅30團團長高建鬥、政委封俊、紅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等人相繼被捕。
兩個月後，許繼慎、周維炯、熊受暄、薑鏡堂、王培吾、陳翰香、吳荊赤、肖方、關叔衣、龐永俊、程紹山、柯柏元、魏孟賢、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營、連級將領被殺害。許繼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師政治部秘書，當時已懷孕，也被秘密殺害。
在清除掉這批“反革命”後，張國燾又命令全蘇區審查整肅。這場“整肅”殺害了紅四軍多少人，至今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僅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彭楊學校報告肅反經過》一文內就承認：“這次共計肅清改逆一千人，富農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計一千五六百人。”
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記載：“從9月13日到11月中旬，先後以所謂‘改組派’、‘第三黨’‘AB團’等莫須有罪名而逮捕殺害的紅四軍中的高級幹部就有：第十一師師長周維炯，第12師師長兼皖西軍分會主席許繼慎，第12師政治委員龐永俊、副師長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師政治部主任關叔衣、參謀主任柯柏元，第28團團長潘皈佛、政治委員羅炳剛，第29團團長查子清、政治委員李奚石，第30團團長高建鬥、政治委員封俊，第32團政治委員江子英，第33團團長黃剛、王長先，政治委員袁臯甫，第34團政治委員吳荊赤，第35團團長王明，第36團團長魏孟賢，第38團政治委員任難，以及十二個團的政治處主任等，在白雀園遭殺害的軍事係統的高級幹部，還有軍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前任皖西軍分會主席和第12師政治委員薑鏡堂，原紅一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祺等多人。”
徐嚮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記述：“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而當時的紅四軍不過1.5萬人，足足肅掉了六分之一！
之後，繼續擴大肅反，並在轉戰中又殺害了很多的高級將領。1933年6月，鄺繼勳被張國燾秘密殺害於四川通江縣洪口場，時年36歲。1935年，鬍底紅軍長徵途中慘遭殺害，年僅30歲。1935年8月，曾中生被秘密殺害於卓剋基的密林中，時年35歲。曾中生是建國後中央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名軍事傢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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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是中國共産黨創始人，從搞學生運動到搞工農運動，親力親為，勇於負責，但從未當上一把手，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他有8萬多人，毛澤東僅不足一萬人馬，便想爭奪中央領導權，結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紅軍，繼而對黨的批評心懷不滿，屢屢拒絶輓救，最後竟然於1938年4月私逃叛黨投靠國民黨，上演了一幕“中共締造者反對中共”的醜劇。
張國燾叛黨投靠國民黨陣營，真實的原因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而給他帶來死亡恐懼的是王明。事情的經過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産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啓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挨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
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張國燾在長徵途中另立中央的錯誤行為。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綫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您的四方面軍老部下李特、黃超都是托派，他們在新疆迪化經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决了。”（註：1936年11月，李特擔任西路軍參謀長、黃超擔任作為開路先鋒的紅五軍政委。西路軍失敗後，與李先念等一起指揮西路軍餘部轉入祁連山打遊擊。後在中央代表的接應下，進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從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黃超被王明誣指為托派分子，於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慘遭殺害。”）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决，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 ”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托派利用。”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離去。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還能接受。但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産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上海地下黨領導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竜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於指揮八路軍抗戰，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閑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參加祭拜活動，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駐地 ，張國燾纔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泄一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絶。林老衹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剋農，要他帶着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於發現了張國燾。李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剋農衹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裏，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麽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衹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麽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衆人怎麽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衹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裏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嚮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决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電文是：“國燾同志：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结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结全國，輓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着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麽，衹是堅持不肯去。於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藉口外出。他一再嚮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嚮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絶。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傢去，我傢裏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過問政治了。”當天下午張又找藉口外出，周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趁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在四處尋找張國燾，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衹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周對張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2.嚮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佈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並要求考慮兩天再答復。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嚮。軍統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着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纔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
得知張國燾“棄暗投明”後，蔣介石大喜過望。他首先吩咐戴笠，為張國燾“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樓，並委托張國燾的同鄉、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保護”他，簡直把他當成“寶貝”一般。1938年9月抵達重慶後，戴笠讓他領導國民黨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訓練專門對付共産黨的特工人員。至此，張國燾纔明白蔣介石是要他參加軍統，幹特務工作，這實在說不上是“擡舉”和“重用”。張國燾很快成為軍統最受關註的“熱門人物”，電話不斷，客人不斷，宴會不斷，走到哪裏，哪裏都簇擁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這個“共産黨領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嚮戴笠提出“策反八路軍一二九師”。張國燾胸有成竹地說，一二九師主要是由紅四方面軍改編的，而紅四方面軍是“我的隊伍”，故而自信對這些部屬有感召力。策反失敗後，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來張國燾指着鼻子大駡一通後，當場宣佈：立即撤銷張國燾的一切職務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專用汽車。張國燾立時變成了“霜打的茄子”，垂頭喪氣，備受冷落。這個被蔣介石視為“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而交給戴笠“妥善運用”的叛黨分子，在連連受挫後似已變得“黔驢技窮”了，失去了可利用的價值。
不久，張國燾參加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中統頭子朱傢驊也是北大畢業，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說仰慕已久。當即拍板，聘張國燾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可是中統衆多特務對他這位“中將設計員”的不服氣。特務們除了在暗地裏駡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統來搶飯碗外，甚至公開奚落他為“笨蛋”、“飯桶”，拿他在軍統被戴笠責駡的經歷開玩笑。尤為不幸的是張國燾在“對共鬥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麽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産黨的情報，或者已經有人告訴了軍統，或者共産黨那邊做了準備，根本沒有了價值。幾個月過去了，張設計員一直“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1946年，在投靠國民黨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虛銜的張國燾，一下子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在他的同鄉熊式輝的推薦下，當上了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一個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張國燾馬上有了“衣錦還鄉”的榮耀感。豈料，當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將在劉湘手下任師長的王陵基打得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當時欲將王陵基槍斃，幸虧有人說情，王陵基纔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又被拘禁了幾個月。這件事，成了王陵基終身引以為恨的奇恥大辱，如今仇人相見，他怎會對自己善罷甘休呢！就在張國燾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一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未開始，王陵基一幫人就拿張國燾“變節”的經歷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衹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報復並未到此終止。張國燾開始辦公後，王時時處處掣肘，屢屢製造障礙，使其備感難堪。在署長的位子上忍氣吞聲呆了兩個月後，張國燾感到再也無法幹下去了，便辭掉職務，離開江西，避居上海。
此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着。張國燾開始“棄官從文”，以120兩黃金做資本，在上海創辦新聞周刊，取名《創進》，圓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1949年蔣傢王朝大勢已去，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紛紛逃到臺灣。張國燾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臺北。張國燾攜傢眷逃臺後，舉目無親，一切都衹能靠自己了。當時正是鼕天，他急於找地方將全家安頓下來，奔波數日，纔終於在臺北租到了一棟房子。張國燾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可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儘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國民黨六屆中央委員”，但國民黨已將他遺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帶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強行徵收。他怒氣衝衝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論，一番鬧騰過後毫無結果。房子終究還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張國燾深知“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於遷臺後的第二個鼕天，再次帶着全家遷移，遷居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時，張國燾已在香港安頓下來。他每天沒什麽事，便訂了幾份報紙，專門研究戰爭的前景問題，有時也就此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花。隨着戰爭的繼續，黃金價格一路飛漲。於是他以全部傢當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場上幹起了“炒黃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張國燾所料，黃金價格一直持續走高。但是突然間黃金一夜之間價格大跌，等張國燾明白過來是怎麽回事的時候，已是跌得慘不忍睹了。他此時纔匆忙將黃金脫手，但為時已晚，原來的5000美元，僅剩二千多一點了。張國燾的發財夢未醒即滅，真是哭都哭不出聲來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為生活奔波摔斷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註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國的念頭。他通過各種渠道，嚮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不久，中國共産黨來人了，告訴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條件是承認錯誤。他雖早已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對方真的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他考慮再三，最後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張國燾應美國肯薩斯大學之約，開始撰寫回憶錄，美國肯薩斯大學每月付給張2000港幣作為生活費用，以後十餘年間，張國燾多靠賣版權維生。
1966年，張國燾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投奔留學加拿大的大兒子張海威。1977年12月，張國燾剛剛過了80歲生日，突然中風，從此臥床不起。根據加拿大政府規定，65歲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請享受政府福利救濟，楊子烈住進了官辦養老院，張國燾則住進了官辦老人免費病院。1979年12月3日，張國燾病逝。張國燾有三個兒子，長子張海威在加拿大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美國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加拿大多倫多當工程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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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 晚年生活
他，就是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另立“中央”與黨中央分庭抗禮，最後投嚮國民黨懷抱進行反共的張國燾。
反共十分賣力卻不得信任
五四運動時，張國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中共一大上，作為北京地區馬剋思主義小組的代表，他是大會的主持人。會上他和陳獨秀、李達共同被選為中央局領導成員，負責組織工作，李達主管宣傳，陳獨秀任總書記。後來3次去莫斯科，受到列寧接見過。大革命失敗後，張國燾先後在鄂豫皖和川陝革命根據地工作，擔任最高領導職務。長徵途中，他宣佈另立“中央”，與中央分庭抗禮。長徵結束後，中央在陝北開始清理張國燾的路綫錯誤，張國燾為此惴惴不安，情緒低落。1938年4月，張國燾在武漢叛逃，投嚮國民黨反動派的懷抱。雖然張國燾在國民黨內反共十分賣力，但仍得不到信任，受盡了寄人籬下的滋味，大陸解放前夕，張國燾逃往臺灣，成了被人遺忘的歷史人物。在臺灣，張國燾受到他人的欺凌，租住的房子被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人侵占。張國燾為此很受刺激，於1949年鼕攜妻及3個兒子移居香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國際金價走俏，對炒金一無所知的張國燾，見別人靠炒金發了財，便拿出5000美元幹起了買賣黃金的生意。一開始賺了不少，張國燾十分高興，便將全部積蓄拿來炒金。誰知戰爭不久便結束，國際金價大跌，張國燾所賺的錢全部賠光，連老本也搭了進去，血本無歸。此後一傢人衹能靠當教師的大兒子不多的薪水勉強度日，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飯，還要供養二兒子和三兒子讀書，生活極其拮据。
然而禍不單行，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一天上街買菜時，不幸跌倒，摔斷了臀盤骨，住了半年醫院，成了跛子，行動很不便。接連的打擊，使張國燾處境極為睏窘，想起以後的日子，張國燾禁不住潸然淚下。就在張國燾於香港陷入窘境的時候，新中國此時卻蒸蒸日上。1953年春，張國燾動了回大陸的念頭，於是寫了一封信，托人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請轉達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表達自己想回去的想法。黃作梅立即派人把張國燾的信送給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並轉中央。3周後，劉少奇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下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中央是歡迎的。但是，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他在歷史上堅持自己的錯誤路綫，反對黨中央、分裂黨中央以致最後背叛黨和人民的嚴重錯誤，作出改過自新的保證，以表示自己的决心。聽到這個答復，張國燾沉默了，不再提回大陸之事。
靠出賣中共要人情報生活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為生計發愁的張國燾，突然遇到了一件讓他高興不已的事。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美國亞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嚮他瞭解有關中國黨政領導人的情況。美方希望通過瞭解中共黨政領導人的過去、性格、愛好、交往，推測出其在黨和政府中的地位、關係，以至未來的內外政策。張國燾與建國後任領導職務的絶大多數高級幹部都有過接觸，甚至長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無法瞭解的情況。
從1953年7月起，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其駐港總領事先後20餘次拜訪張國燾，瞭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張聞天等中共要人的情況。對於美國人的要求，張國燾總是盡自己所知，以滿足他們。通過出賣關於中共要人的情報，張國燾從美國人那裏乞討到了一些報酬，使自己經濟窘迫的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派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寫回憶錄。張國燾答應了，4年之後，張國燾完成了100萬字的《我的回憶》。在這4年期間，堪薩斯大學每月僅付他2000港幣作為研究費用，後來香港明報月刊嚮張國燾取得中文版權，他纔得到一筆數量可觀的報酬。此後的10餘年中，張國燾一傢主要靠這本書的版權費為生。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張國燾大為驚慌，作為一個共産黨叛徒，他不知自己會遭到怎樣的衝擊。為躲避災難，他决定遠赴加拿大。
張國燾、楊子烈來到了加拿大華裔較多的多倫多。張的長子張海威此時正在多倫多教數學，二兒子張湘楚在紐約當醫生，三兒子張渝川在多倫多當工程師。張國燾夫婦到多倫多後，與大兒子一傢同住。但不久，他和楊子烈發現大兒子的收入養活一傢老小有些睏難，便搬出了兒子傢，住進免費的養老院。
凍病交加魂喪異國
1976年的一天，79歲的張國燾突然中風，右半身癱瘓，生活不能自理。楊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還有殘疾，無力照料張國燾。張國燾衹得申請住進老人病院。中風後張國燾行動不便，說話睏難，發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麽管用，每日衹能坐在輪椅上在室內活動。親人們過一段時間就來看望他，給他一些安慰。往日的友人看望他時，張國燾總是緊握着他們的手，有時還眼淚漣漣。張國燾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1979年11月26日，是張國燾的82歲生日。3個兒子將他從老人病院接到大兒子張海威的傢中，天倫之樂使張國燾的心情好了起來，不願再回到嚴寒難忍的老人病院，不由得脫口而出：“病院有時暖氣關閉，冷得我時作嘔吐。”一傢人聽後，心裏都很不是滋味。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兒呢？3個兒子都勉強度日，再加上張國燾就更拮据了，最後，他衹能回到他不願住的老人病院。當張國燾離開傢時，楊子烈為他準備了幾床毛毯，使他減少些嚴寒。
這年鼕天的加拿大異常寒冷，大雪連綿不斷。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張國燾翻身時把被子與毛毯弄到了地上，數次按鈴叫護士卻無反應。張國燾衹有默默地忍受着嚴寒的折磨。身體已虛弱不堪的張國燾受此風寒，健康狀況急轉直下。3日凌晨5時，張國燾已處於彌留之際。當他想再看一眼親人時，身邊卻空無一人。當親人趕到老人病院時，張國燾已去世多時。
當處於事業巔峰時期的張國燾率10萬兵強馬壯的紅四方面軍將士轉戰川陝，覷視前來與四方面軍會師的毛澤東率領的一萬多中央紅軍時，他絶對不會想到自己的晚年是這個樣子，不會料到自己死後子女竟出不起喪葬費。張國燾三個兒子都有傢小，無力分攤全部喪葬費，楊子烈衹有告知蔡孟堅。蔡孟堅通過黃少𠔌轉告了蔣經國。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秘書長蔣彥士電匯蔡孟堅3500美元，用於處理張國燾的後事。1979年12月5日，張國燾被安葬在多倫多的一個公墓中。 |
小議張國燾的失敗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failure of tao |
 小议张国焘的失败
第二，在政治上是非常講究“名正言順”的，而張國燾顯然輕視了這一點。張國燾以為憑藉他人多槍好軍事勢力大，就能為所欲為，就能指揮其他人。但他忘了，他與紅四方面軍畢竟都是黨的屬下，都是以中共名義號召和領導而起的傢和壯大的，他們的一切，在理論上組織結構上，都必然要服從中共及其中央。你如果還沒有握有中央大權，你最好的辦法就是順從、忍耐與等待。任何明目張膽反對中央的做法，都衹會遭到大多數人的不滿與反對，而不會跟你走。在這裏，道理上的誰對誰錯並不重要。
第三，意氣用事，在政治上的攻擊與防守都沒有定準章法。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軍事上采取北上還是南下？這樣的戰略問題本可以多多商量研究，衹看哪個戰略方案有利於紅軍。但張國燾卻想以是否支持自己的意見為“試金石”，並在中央政治局多數人否定他的意見時，則擺出了一付固執己見的架勢，不去多多考慮其意見的正確與否，也不考慮這樣做對自己在中央會留下什麽影響，強行做出讓他指揮的“右路軍”執意南下的决定，並要“左路軍”中的陳昌浩、徐嚮前部也南下。一九三七年張國燾到達延安後，雖說因西路軍的失敗，他已沒有了與中央紅軍會師時那陣的勢力與威風了，但他憑藉紅四方面軍餘部的力量與影響，中央政治局諸位同事衹不過是要打打他那股想凌駕於中央之上的霸氣。對此，張國燾不僅沒有反省檢討自己的失誤、失策，拒不與中央政治局同事化解冤結、共同朝前看、重建友好合作關係，其結果，就是自行孤立了自己，堵死了自己在中共內的政治前途。
第四，轉而投靠國民黨，是張國燾政治生涯與人生的最大敗筆。張國燾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衹身從延安出走，轉而投靠到他曾經與之艱苦鬥爭過十多年的國民黨陣營中，是張國燾一生中的最大敗筆。僅僅“出走”離開中共，還衹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回來做一個普通老百姓，也不是壞事。但他再投靠國民黨，就是他做人的一個重大失敗。這樣，他就丟失了他的人格。弄得不僅中共永遠看不起他，就是國民黨也視他為一條狗（國民黨軍統特務頭目戴笠、瀋醉等就經常這樣評價他），並沒有給他多大的待遇（一個空頭無權的中將“設計委員”）。因為按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凡主動投降到強大的對方陣營的“叛徒”，歷來就是受到人們的鄙視的。張國燾竟也扮演了這種角色，當然是他人生的一個大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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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
在早期黨的重要領導人中，衹有張國燾寫了長篇回憶錄《我的回憶》，1980、1981年由現代史料編刊社內部印行，後又由東方出版社數次印行，說明其真實性受到一定重視。
張國燾的貼身警衛何福聖也有口述歷史，為後人研究張國燾提供了重要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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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Guotao
張國燾
名張特立。江西省萍鄉縣（今萍鄉市）上慄市人。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産主義小組，參與創建中國共産黨的活動。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局委員，任組織部主任。後兼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1922年被選為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翌年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924年5月,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變節自首。出獄後，隱瞞了變節行為。1925年被選為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曾兼任中央軍事部部長。1927年 5月被選為中共第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曾追隨陳獨秀嚮國民黨右派妥協讓步。同年 7月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1928年被選為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參加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工作。1931年 1月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不久從蘇聯回國，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1月被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由於他的戰略指導錯誤，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未能打破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主力於1932年10月被迫離開鄂豫皖蘇區。後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領導創建川陝蘇區。1934年被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他在鄂豫皖和川陝蘇區工作期間，推行“左”傾冒險主義，在“肅反”中誣陷和殺害了許多革命幹部。1935年3月,他擅自决定放棄川陝蘇區。同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任紅軍總政治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與朱德等率左路軍抵達阿壩後，他拒絶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北上的戰略方針，並電令右路軍南下，企圖危害黨中央。後率左路軍等部南下，於同年10月另立“中央”。他在軍事上屢遭挫折、部隊損失嚴重的情況下，經黨中央再三督促和教育，以及朱德、劉伯承、徐嚮前等人的鬥爭，纔被迫同意北上，並於1936年6月宣佈取消另立的“中央”。7月率部與第二方面軍會合，10月與第一方面軍在甘肅會寧等地會師。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反黨分裂主義錯誤。後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1938年春，張國燾逃離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特務集團。同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1949年逃往香港。後定居加拿大。
1979年12月3日病逝於多倫多市。著有《我的回憶》。
（王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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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 | 徐嚮前 | 陳昌浩 | 四方面軍 | 西路軍 | 南部縣 | 紅四方面軍 | 李鳴珂 | | 李宗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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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燾(1897-1979) | 從領袖到叛徒的是非人生：張國燾傳 | 從領袖到叛徒的是非人生張國燾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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