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舉行。毛澤東作重要講話，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長時期內成為中國共産黨製定文藝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會議結束後，廣大文藝工作者深入群衆，創作了一批優秀文藝作品。 | | 1942年5月中國共産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此後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遵照這次座談會製定的文藝方針，全面展開了文藝整風運動。這次座談會對新文學的發展産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戰爭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各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海內外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傢來到延安和各根據地。這些地區陸續成立了各類文藝團體，出版多種文藝刊物。在根據地的民主氣氛之下，文藝運動呈現出活躍的景象。先後來到根據地的作傢創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新的發展。群衆文藝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各地組織了許多農村劇團，編演反映根據地軍民生活和鬥爭的戲劇。群衆性寫作活動，也得到熱烈的響應 但當時取得的這些成就，還不能完全滿足廣大群衆的需要。從城市來到根據地的作傢，一般存在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以及作傢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衆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問題。對於如何剋服這些弱點，當時延安文藝界還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諸如應該首先努力表現根據地的新生活還是為“大後方”服務，怎樣處理歌頌根據地的光明面和批評其陰暗面的關係，怎樣對待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學習政治理論是否妨礙創作情緒等問題。
1942年5月毛澤東與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合影延安秧歌運動的場面。1942年，中國共産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1942年春，毛澤東親自找延安部分作傢談話，瞭解情況,聽取意見。5月，毛澤東和凱豐聯名邀請在延安的作傢、藝術傢舉行座談會。應邀出席者約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發表《引言》，說明開會的目的在於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他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學習問題，是當時關係革命文藝發展因而應該解决的問題。隨後一些作傢、藝術傢在座談會上圍繞這些問題,相繼發表意見。5月23日第三次大會上，毛澤東做了《結論》，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衆的問題”。他特別強調“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回答如何為群衆時，提出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的原則。他闡述了文藝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理，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傢，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傢,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針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理論、思想問題，毛澤東作了剖析，並且提出文藝界開展無産階級對非無産階級思想鬥爭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發表的《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又嚮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師生發表講話，號召大傢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指廣阔的社會生活）中去。各根據地中央局和各級黨委，相繼傳達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部署文藝整風工作。各文藝團體和有關單位組織作傢、藝術傢認真學習文件，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一些作傢還發表這方面的心得和體會，如立波的《後悔與前瞻》、舒群的《必須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藝術》等。魯迅藝術文學院還檢查了文藝教育中的問題。周揚發表《藝術教育的改造》，張庚、何其芳也發表《論邊區劇運和戲劇的技術教育》、《論文學教育》，檢查了前一時期文藝教育中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偏嚮。
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風學習，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和組織部於1943年3月召開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動員和組織作傢藝術傢深入工農兵群衆的實際鬥爭，實踐延安文藝座談會所製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凱豐在會上作《關於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的報告。陳雲作《關於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傾嚮問題》的報告。與會作報告的還有劉少奇、博古等。會後，作傢、藝術傢們紛紛下鄉。1943年10月19日，紀念魯迅逝世七周年時，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日報》上正式發表。次日，領導整風運動的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毛澤東的這一講話，“决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産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决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範”。通知把這個講話列為全黨整風的必讀文件。11月7日,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决定》，指出“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規定了黨對於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基本方針”，要求全黨文藝工作者研究實行，把黨的文藝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中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公開發表,進一步推動了各根據地的文藝整風運動。1944年元旦，重慶《新華日報》也以《毛澤東同志對文藝問題的意見》為題，摘要發表了這個講話。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確認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方針為新中國的文藝方向。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座談會製定的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貫徹，推動了根據地文藝事業的發展。群衆的文藝活動更為蓬勃興旺。專業文藝工作者重視並積極參加、指導群衆的文藝活動。1943年春節首先在延安出現了秧歌運動的高潮。此後每年春節成瞭解放區農民的藝術節。秧歌運動發展到各根據地，後來隨着解放戰爭的發展而推廣到全國各地。農村戲劇運動仍然是群衆文藝活動中最發達的部分,各地農村劇團數目都相當多。在部隊,則出現了“兵演兵”的熱潮。群衆創作新民歌的熱情也很高漲，出現了由民間歌手創作的廣為傳唱的《東方紅》、《綉金匾》、《高樓萬丈平地起》等作品。部隊指戰員創作了許多“槍桿詩”，出現了畢革飛等快板詩人。一些中小城市解放後，也開始有工人的文藝創作活動。石傢莊鐵路工人魏連珍等創作的話劇，曾得到人們的好評。1943年魯迅藝術文學院在延安廣場為群衆演出秧歌劇。
根據地作傢在文藝整風中普遍受到為工農兵群衆服務的思想教育,他們積極深入工農兵,表現工農兵，創作題材發生很大變化。不少評論文章，如楊思仲(陳涌)的《對於題材問題的一理解》、馮牧的《關於寫熟悉題材一解》、默涵的《關於描寫工農》等，強調了表現工農兵的意義。作傢們也自覺地把描寫工農兵的生活鬥爭作為自己的使命。民族的、階級的鬥爭和勞動生産成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題材，工農兵在文學作品中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作為封建農村的基本矛盾的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得到較充分的表現。如歌劇《白毛女》（賀敬之、丁毅等）、《赤葉河》（阮章競）、長篇敘事詩《王貴與李香香》（李季）等，都揭露了地主對農民經濟上的嚴重剝削和政治上的殘酷迫害。不少作品表現農村婦女的更為深重的災難，以及她們翻身的經歷，如傳記小說《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長篇敘事詩《漳河水》（阮章競）。農民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為推翻地主階級所進行的鬥爭，如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成為引人矚目的題材，出現了中篇小說《李有纔板話》（趙樹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丁玲）、《暴風驟雨》（周立波）等。一些作品則表現人民翻身後為擺脫貧睏和恢復、發展生産的鬥爭，如描寫農村集體生産勞動的長篇小說《種𠔌記》（柳青）；描寫工業戰綫恢復生産的中篇小說《原動力》(草明)等。解放後農村進行了社會改革，表現農民內部為改變舊觀念、舊風習而鬥爭的，如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趙樹理）、《我的兩傢房東》（康濯）等。作為中國革命重要特點的武裝鬥爭成為文學所要表現的重要內容。描寫農民武裝鬥爭的有短篇小說《荷花澱》（孫犁）、章回體長篇《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新兒女英雄傳》（袁靜、孔厥）等。描寫人民軍隊戰鬥生活的有短篇小說《政治委員》（劉白羽）、話劇《李國瑞》（杜烽）、《戰鬥裏成長》（鬍可）等。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姚仲明、陳波兒）表現了軍隊高級領導層的兩條路綫鬥爭。這時的作品一般都具有較濃郁的生活氣息，在塑造農民和農民出身的軍人形象,以及其他人物形象上,較之過去也有明顯的進步。表現農民在新歷史時期心靈變遷的生動過程，成為許多作品中最為深刻的部分。一些作品集中表現了一代新農民的成長，既有描寫在對敵鬥爭的血火洗煉中成長的英雄,如歌劇《劉鬍蘭》（魏風等）;也有描寫在日常工作中煥發出高度的積極性和才幹的，如長篇小說《高幹大》（歐陽山）。為迅速反映工農兵的生活鬥爭，追逐革命進展的步伐，報告文學有了極大發展，産生了《諾爾曼·白求恩片斷》(周而復)、《英雄的十月》（華山）、《光明照耀着瀋陽》(劉白羽)等作品。擁有廣大觀衆的一些舊藝術形式得到改造，用以表現新生活，出現了麯藝《劉巧團圓》（韓啓祥）、新秦腔《血淚仇》（馬健翎）等。《王貴與李香香》插圖 周令釗作文藝座談會後，根據地作傢在藝術形式上也做了重大的變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運用工農群衆的口語，加以努力嚮民間文藝學習，註意藉鑒傳統文藝的表現方法，扭轉了過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歐化”現象，創造了一種新穎的民族新風格，從而推進了新文學的民族化進展，使新文學更為接近廣大群衆。
根據地和解放區文藝的重大成就贏得了普遍的贊譽，人們從中看到了“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創世紀”（郭沫若）。這些成就證明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和文藝整風運動對新文學的重大推進作用。 | | Yan’an Wenyi Zuotanhui
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中國共産黨中央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講話。此後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遵照這次座談會製定的文藝方針，全面展開了文藝整風運動。這次座談會對新文學的發展産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産黨在領導戰爭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各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海內外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傢來到延安和各根據地。這些地區陸續成立了各類文藝團體，出版多種文藝刊物。在根據地的民主氣氛之下，文藝運動呈現出活躍的景象。先後來到根據地的作傢創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新的發展。群衆文藝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各地組織了許多農村劇團，編演反映根據地軍民生活和鬥爭的戲劇。群衆性寫作活動，也得到熱烈的響應 但當時取得的這些成就，還不能完全滿足廣大群衆的需要。從城市來到根據地的作傢，一般存在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以及作傢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衆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問題。對於如何剋服這些弱點，當時延安文藝界還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諸如應該首先努力表現根據地的新生活還是為“大後方”服務，怎樣處理歌頌根據地的光明面和批評其陰暗面的關係，怎樣對待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學習政治理論是否妨礙創作情緒等問題。1942年5月毛澤東與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代表合影
延安秧歌運動的場面
1942年，中國共産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1942年春，毛澤東親自找延安部分作傢談話，瞭解情況,聽取意見。5月，毛澤東和凱豐聯名邀請在延安的作傢、藝術傢舉行座談會。應邀出席者約百人。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會上，毛澤東發表《引言》，說明開會的目的在於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係,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他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學習問題，是當時關係革命文藝發展因而應該解决的問題。隨後一些作傢、藝術傢在座談會上圍繞這些問題,相繼發表意見。5月23日第三次大會上，毛澤東做了《結論》，指出為了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衆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衆的問題”。他特別強調“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在回答如何為群衆時，提出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的原則。他闡述了文藝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原理，號召“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傢，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傢,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針對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一些理論、思想問題，毛澤東作了剖析，並且提出文藝界開展無産階級對非無産階級思想鬥爭的任務。毛澤東在會上發表的《引言》和《結論》，合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文藝座談會後，毛澤東又嚮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師生發表講話，號召大傢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指廣阔的社會生活）中去。各根據地中央局和各級黨委，相繼傳達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部署文藝整風工作。各文藝團體和有關單位組織作傢、藝術傢認真學習文件，進行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一些作傢還發表這方面的心得和體會，如立波的《後悔與前瞻》、舒群的《必須改造自己》、何其芳的《改造自己，改造藝術》等。魯迅藝術文學院還檢查了文藝教育中的問題。周揚發表《藝術教育的改造》，張庚、何其芳也發表《論邊區劇運和戲劇的技術教育》、《 | |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 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周年 | |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的講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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