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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一些中國歷史學家將“康乾盛世”視為輝煌，因為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嚮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跡。國傢統一的最終完成，疆域的擴大、社會經濟的繁榮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但是“康乾盛世”是一個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國歷史的縱嚮看，其盛世規模衹有量的增加而沒有質的改變；其次。從世界的橫嚮看，康乾盛世時期的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當時的經濟生産總量仍高於西方，但是生産技術卻相對落後了）、文化科技已經落後於西方，這是漢武盛世、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當時是世界領先）沒有出現的情況。還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為了限製明末以來土地兼併的發展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及恢復農業生産，清政府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導致明末強大的資本主義發展勢頭（關於明末是否有資本主義萌牙，待考）被抹殺儘管康熙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歸還農民墾種，奬勵墾荒屯田，並實行開墾荒地之初，免其雜項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計十年，方行起科“等辦法，還頒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令，重視興修水利。但大興文字獄，殘害大量文人學士，嚴重禁錮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榮的百傢爭鳴，科技發展徹底消失，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死氣沉沉而昏暗的時代。
不過康乾時代貢獻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時代統一臺灣，平定三藩，抗擊沙俄侵略，三徵噶爾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國傢，使疆域空前擴大。雍正時代廣泛實行“攤丁入畝”稅製，使經濟、人口迅速發展；還有改土歸流，加強了國傢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促進了當地少數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乾隆時代繼續改進和完善各項制度，使人丁繁多，國傢富庶起來，而且開闢新疆，這時清朝的疆域僅次於元朝，但實際有效控製區域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經康乾百餘年的發展，人口已超過3 億，占當時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數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時增長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來，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康雍乾三位皇帝卓越非凡的個人素質，他們憑藉自己的才能延緩了封建社會衰敗的進程但是卻改變不了其衰敗的命運，“康乾盛世”的繁榮可以說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一抹燦爛夕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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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因長期戰亂，手工業生産也遭到嚴重破壞。大約經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後，手工業康熙大帝纔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絲織業在清代手工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雖然清朝統治者在江寧、蘇、杭設有織造衙門，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南絲織業的正常發展，但清代民間絲織業還是發展很快。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産絲織品暢銷全國。即使在偏遠的貴州，絲織業也得到很大發展。道光時，貴州遵義綢“竟與吳綾、蜀錦爭價於中州”，招致了秦、晉、閩、粵各省客商競來購買販運。
清代的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産，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傢”。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傢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産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清代，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製瓷業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時，不說官窯，單“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除景德鎮外其他各地的製瓷業也都發展起來。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産地共有四十餘處，遍布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産瓷器色彩鮮豔，精美異常。
製糖業在臺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都很發達。康熙至乾、嘉之際，臺灣的種蔗製糖極盛，每歲産蔗糖“六十餘萬簍”，“簍一百七八十斤”，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蘇等省的甘蔗種植和製糖行業，也日益發展起來。
礦冶業在清代也有進一步發展。雲南的銅礦，貴州的鉛礦，廣東、山西、河南、山東的鐵礦，開採的規模都比較大。如雲南的銅礦，至乾、嘉極盛時，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從前大廠（砂丁）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餘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百十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産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産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那裏有鑄鍋業、炒鐵業、製鐵綫業、製釘業和製針業等行業，而尤以鑄鍋業最為有名。所鑄鐵鍋不僅行銷國內各地，而且也大量輸出國外。
清代前期，商業貿易十分繁榮，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更加密切。如河南、東北的棉花供銷各地，而棉花卻又仰給於外省。廣東佛山鎮的各種鐵器，行銷全國，當時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說法，其他如蘇州的絲、棉織品，南京的綢緞，景德鎮的瓷器，廣東、臺灣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銷各地。特別是江南絲織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廣大的國內外市場。例如南京所産的綢緞，幾乎行銷遍全國。當時中國的手工業産值占全世界工業、手工業産值的30%。
棉桑等經濟作物衹準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清朝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中國歷代君主都是這樣認為的，主要是由於當時生産力所决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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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的100多年裏，農業生産的持續發展，耕地先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耕地面積的擴大。1661乾隆年（順治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年），全國耕地面積為526萬頃；農業種植方法的進步，使糧食産量大幅度提高。廣東部分地區收穫早稻以後，又插晚稻；收穫晚稻以後，再種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穫以後不能續種晚稻，就種蕎麥，一年兩熟。由於南方多熟種植的推廣，每年可增産糧食60多億公斤。
專門從事蔬菜生産的農民增多了。北京郊區的菜農，利用“火室”、“地窖”等設備，在鼕季栽培韭黃、黃瓜等新鮮蔬菜，拿到市場上出賣。乾隆年間，原來不種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區，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種植遍及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頃連成一片，遠遠望去像蘆葦一樣。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個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馬鈴薯的推廣。玉米、番薯、馬鈴薯等多種農作物 從明代就自美洲經南洋輸入（由於地理大發現）。明代徐光啓的《農政全書》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貯藏、加工法。講到番薯育苗越鼕、剪莖分種、扦插、窖藏幹藏等技術，是最早係統介紹番薯種植法的著作。此後清人陳世元撰《金薯傳習錄》，記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齊民四術》中記述了翻蔓技術，番薯種植技術逐漸完善。 玉米、番薯等高産作物的推廣固然養活了更多的人口，但食品中粗糧比例的上升反映了生活質量的低劣，各地不時發生的饑荒也一直是睏擾清政府的當務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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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傢統一，社會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這是一個盛世到來的基本條件，而“康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這一條件。在清代，統一問題，尤其是邊疆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和中原地區中央政府的關係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遊牧民族，自準格爾葛爾丹一統漠西，即在中亞一帶建立相對統一的政權組織，與中原地區相抗衡。康熙有過不徹底的短暫的大一統，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統新疆為標志，纔恢復了前幾代的疆域，這時的“康乾盛世”從此達到了繁榮的頂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國的總面積達到過1300多萬平方千米。成為當時世界最遼闊的疆域，它西跨蔥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亞，東北達外興安嶺及其庫頁島，東臨太平洋，東南至臺灣島及其附屬島等，南到曾母暗沙。學者王鳴盛在《平定準噶爾賦》贊揚清廷：“天祚神聖，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傢。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即是對這種景象的歌頌。然而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卻付出了較高的代價，甚至弄到康熙駕崩時整個國庫衹剩下800萬兩白銀的尷尬境地。這就是康熙時代巨大的軍費開支帶來的後果。而號稱“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後期更是給國傢造成了巨大的財政黑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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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乾時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規模增長是主要因素。人口增長原因有三點：第一，社會長期安定，百姓有了休養生息的時間；第二，“攤丁入畝”的稅收政策的實行，取消了人頭稅，百姓可以毫無顧忌的生殖繁衍；第三，玉米、番薯等高産作物的推廣和耕地面積的擴大，養活了大量的人口。康乾時期人口的增長創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奇跡，但是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的人口壓力，饑民、流民現象開始頻繁起來。使中國後來的工業化時期人口失去了增長的空間，從而嚴重製約了工業化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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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文人學者，不滿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專製統治，較普遍地存在反對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還有進步的民主思想。這時期的詩文作傢，即以抱有這種思想的明遺民為主體。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三人是這時期最傑出的思想傢和學者。他們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現了強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顯示了嶄新的面貌；他們詩歌的風骨亦高。重要的遺民詩人，還有歸莊、杜瀎、吳嘉紀、閻爾梅、錢澄之、屈大均、陳恭尹等。遺民詩的重要主題，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現愛國思想；閻爾梅、錢澄之、吳嘉紀又較多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和階級矛盾。在風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後期，統治鞏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長的，其身世與明遺民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就不再以表現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為主，而是致力於藝術技巧的追求，內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寫山水為主。著名詩人有施閏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趙執信等。王士禛為神韻派領袖。查慎行詩刻劃精工，成就較大。趙執信則比較註重反映現實。長篇小說在本時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這就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與曹雪芹的《紅樓夢》兩部巨著的出現。《儒林外史》對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試制度的摧殘人才，進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諷刺，它雖采用誇張的手法，卻體現“諷刺的生命是真實”的深刻的現實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樸素的語言藝術，也能做到“戚而能諧，惋而多諷”，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國古代成就最高的長篇諷刺小說。《紅樓夢》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節，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現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與傳統意識形態的衝突，揭示了封建統治階級和封建社會走嚮沒落的趨勢。它通過對日常生活瑣事和人物內心世界的提煉描寫，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義而又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細膩，氣氛濃郁，語言優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藝術的偉大成就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筆記小說，有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袁枚的《新齊諧》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齋志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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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悲劇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機
康乾盛世其實是一個帶悲劇色彩的時代。這種悲劇色彩從兩個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從18世紀末年以後，社會危機不斷爆發，昔日表面上繁榮一時的清朝社會很快陷入蕭條冷落的“中衰”之中：民衆反抗不斷，自然災害頻仍，官僚腐敗盛行，政府府庫空虛，財政睏難，“國與民皆患貧，姦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灕，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隨之成為泡影；二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繁榮表象中，中國落後於西文世界發展水平成為定局，控落後挨打的悲慘命運實際上是在康乾盛世時期最終鑄定的。導致清朝盛衰之變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卻衹有一個就是不能處理好關係到清代社會發展前途與命運的三個關鍵問題：一是政治腐敗，二是制度落後，三是對外關係。
⒉腐敗愈演愈烈
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入關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風一直不好。康熙時代企圖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宣傳理學說教提高官員的道德素質。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愛著稱，對一些腐敗的官員的處罰較輕，導致康熙末年腐敗成風。雍正帝時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嚴懲貪官污吏絶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措施以減少腐敗。火耗歸公一定程度上杜絶了一些官員的貪污錢路，養廉銀措施給官員以可觀的經濟收入（即高薪養廉），讓他們不要為貪錢而失去現在的俸祿。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較好。但是到了乾隆年間，吏治又壞，特別到了乾隆晚年，一個和珅的傢産竟能達到9億兩白銀，可見當時官員貪污達到了什麽樣個狀況。
康熙時代，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而康熙卻幾十年來對他們的行為視而不見。雍正時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壓下，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乾隆中葉以後，局勢更加混亂，官僚隊伍的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不但中下級官員紛紛貪污受賄，而且像大學士和申這樣位至“宰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級官僚，也營私舞弊，貪贓枉法，且貪污之巨大可謂空前絶後。儘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其中包括不少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僚），但收效甚微，“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計“。乾隆時期政治腐敗愈演愈烈，除了專製獨裁政體自身的局限外，還和皇帝本人縱情享樂，以及朝廷不能根據形勢需要及時調整政府與官僚利益分配關係有關。此外，清廷懲貪寬嚴脫節，司法部門不能秉公執法也大大加重了腐敗的程度。
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衹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麽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拋棄傢産，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着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麽，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為盜賊”。因而，繁榮能維持多久，統治能否長期保持穩定，關鍵取决於政權自身的狀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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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上層建築是社會協調發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倒退。清初圈地運動”更是破壞了生産力。軍機處的設立使得帝王獨裁統治更具操作性，嚴重地加強了君權。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攤丁入畝”的稅製改革牢牢地將農民固定在貧瘠的土地上，無疑等於扼殺了任何資本主義的萌芽。民族歧視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無德無能得滿蒙官僚長期竊居高位。科舉本來是文明的一大産物，康乾時代，科舉卻衹剩下八股文這麽一個空殼
所謂“清承明製”，清朝雖然是少數民族政權，可是其所有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康雍乾時期完善和確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機構是內閣，內閣大學士有票擬之權，雖然票擬作用的大小决定於皇帝是否采納，然而明朝中期以後皇帝大多怠政，導致了內閣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內閣，但是由於皇帝大多勤政，有推崇乾綱獨斷，導致內閣形同虛設。清朝雍正時設有軍機處，為政府最高决策機構，而軍機大臣雖然有一定權力，但是在皇帝大權獨攬又勤政的情況下，也常常是“跪受筆錄”。明清雖然不設宰相，但是明代內閣大學士就有宰相之實，而清朝衹有內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纔有宰相之實，可見清代對大臣的管製之嚴。清朝在地方每省設巡撫（有的一省或幾省還設總督），這種制度在雍正時期確立。總督、巡撫的權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幾省的軍政大權，但是清代有嚴密的監察體係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清代地方權力雖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但從中國歷代相比，可以說十分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辦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馬上就可以執行，而且沒有出現過地方督撫做大叛亂的情況，在晚清雖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但是國傢沒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製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國加緊封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政時，西方國傢卻進行了資産階級革命，政體不是君主立憲就是走嚮共和，從這點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雖卓有成效，但卻不合時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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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遷界，大部分的歷史書都是不談的，即便談到了，也多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仿佛是無足輕重，無關大雅。然而個人以為沿海遷界這個事件的重大性是被嚴重低估的低估，其殘暴程度，駭人聽聞程度，對歷史影響程度都是空前絶後的，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一個重大事件，在世界歷史上也絶對能算的上一個重大事件。
究竟什麽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綫最長的國傢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傢。具體點，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裏左右，到瀕海四十裏、五十裏、乃至到二三百裏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墻，強製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裏到二三百裏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
沿海遷界的過程是怎麽進行的呢？是不是象現在的移民那樣，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腳，給予適當的資金補償，然後再一步步把居民遷移出去？不是的！沿海遷界的過程許其說是移民，不如說是一次空前絶後的屠殺和掠奪。
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弃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鬥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裏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翻成白話，就是限期三天遷移，距離遠的人根本來不及知道消息，距離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過了兩天，軍隊騎兵就到，於是富人全部拋棄自己財富，貧窮的人拿着鍋子帶着妻子兒女，全部流離失所，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裏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現代的人從籌劃搬傢到實施，具體運作準備，也絶對不是三天裏就能完成。然而當時中國的沿海居民，就是在這樣沒有任何預兆準備的情況下，在清廷統治者的淫威逼迫下，遷離故土，凄慘悲苦的情狀不問可知。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纍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燒房子，燒戰艦，也確實是做的徹底。 對於不肯遷移的居民，就是一個字“殺”。清廷統治者，和它的爪牙走狗，在這方面從來就是不手軟的。
“初，（廣東香山縣）黃梁都民奉遷時，民多戀土。都地山深𠔌邃，藏匿者衆。”“……計誘之曰點閱，報大府即許復業。愚民信其然。際盛乃勒兵長連埔，按名令民自前營入，後營出。入即殺，無一人幸脫者。復界後，枯骨遍地，土民叢葬一阜，樹碣曰木竜歲塚。木竜者，甲辰隱語也。”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房過，
“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墻，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緻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鬆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至於為什麽要砍樹，要對果樹鬆柏都斬盡殺絶，大約意思也是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復明力量利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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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因沿襲了漢族王朝的天下觀，將西方國傢視為夷狄，着眼於懷柔遠人和外夷歸附，但又嚴加防範。清朝承襲了明朝的朝貢體製，以天朝上邦自居，在康乾時期嚮其朝貢的國傢有朝鮮、琉球，安南、南掌（老撾）、暹羅（泰國）、緬甸，廓爾喀（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浩罕、哈薩剋、布魯特、布哈爾、巴達山剋、愛烏罕（阿富汗）、蘇祿、博羅爾、瑪爾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幹、蘭芳共和國等。
康乾時期中國還與沙皇俄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恰剋圖條約》等條約劃清了中俄兩國的疆界，阻止的沙皇俄國南侵的勢頭。
但是康乾時期國際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在西方世界，産業革命爆發，啓蒙運動風行，資産階級革命風起雲涌，歐洲列強憑藉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正日漸衰落。
儘管康熙曾經以濃厚的興趣積極嚮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乾隆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産生過相當的興趣，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而清遷“欽天監用西洋人，纍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絶”，但是，面對西方列強侵略的嚴重危險，沙俄對中國領土的侵略，對分裂勢力的支持，清朝統治者卻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禦。而對海上殖民勢力的威脅，清朝也缺乏準備。面對海上殖民勢力的不斷進逼，卻不知道好好整軍備戰，而忙於修圓明園，安於享樂。
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清朝統治者的處理是十分簡單而又愚蠢的，那就是盡量減少和西方的往來，康熙曾說：“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於是在厲禁天主教傳播以後，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於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計將洋船限製在廣州。隨之而來，中西交流減少了，大清帝國雖然憑藉表面繁榮的形勢，遼闊的領土，衆多的人口，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虛假形象，但它和發達國傢的距離已經越拉越大。雖說中國的落後不始於清朝，但說清朝統治者所推行的閉關政策加快了落後進程，加深了落後程度無論如何是不過分的。故當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時，他就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傢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康乾盛世”的結束，在事實上告訴人們：封閉的傳統、文化形態、經濟模式雖然可以造就出繁榮的景象，但卻無法剋服自身固有的歷史局限，無法擺脫盛衰之變的惡性循環，更無法應付充滿競爭的世界一體化浪潮。中華民族要走嚮復興，必須在批判封建傳統的基礎上，尋求新的發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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