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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國團(1937-1968) : 乒乓球運動員。運動健將。廣東中山人。生於香港。1957年入廣州體院學習。1959年獲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成為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獲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屆世乒賽中，是男子團體冠軍中國隊的主力隊員。1963年任中國女子乒乓球隊教練，帶領中國女隊在第二十八屆世乒賽中首次奪得世界女子團體冠軍。兩次獲國傢體育運動榮譽奬章，並兩次立特等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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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國團，男子乒乓球運動員。1937年8月10日生於香港。廣東省中山縣南屏鄉(今屬廣東省珠海市南屏鎮)。從小喜愛乒乓球運動。十五歲時即代表香港工聯乒乓球隊參加比賽。1957年，二十歲時從香港回來，同年進廣州體育學院學習。1958年被選入廣東省乒乓球隊，同年參加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獲男子單打冠軍。隨後被選為國傢集訓隊隊員。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廣，變化多，尤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較好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左推右攻打法，並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在比賽中，他運用戰術靈活多變，獨具特色。中國乒乓球近臺快攻的技術風格，就是在總結了它的技術經驗之後，由原來的“快、準、狠”，發展為“快、準、狠、變”。1959年在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先後戰勝各國乒壇名將，為中國奪得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獲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為中國隊第一次奪得男子團體冠軍做出了重要貢獻。1964年後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在他和其他教練員的指導下，中國女隊在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1958年獲運動健將稱號。1959年、1961年兩次獲國傢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奬章。1984年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年來傑出運動員之一。
1956年容國團以2∶0擊敗來港訪問的世界乒乓球團體冠軍日本隊的主力隊員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聯乒乓球隊參加全港比賽，一舉奪得了男子單打、雙打和男子團體三項冠軍。這一年他隨父親回廣州定居，考進廣州體育學院。1958年他代表廣州參加全國九城市乒乓球錦標賽，獲全國男子單打冠軍。在技術方法上，容國團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入選國傢隊後，苦心練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廣，尤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並很快形成了“快、準、狠、變”的技術風格。1959年3月，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西德多特蒙德拉舉行。容國團在男子單打中，最後與九獲世界冠軍的匈牙利老將西多爭奪桂冠。針對西多肥胖的身材，他發球長短兼施，配合拉側上旋，把拉殺的角度加大，在先輸一局情況下連勝三局，戰勝西多。容國團的名字第一次刻在聖•勃萊德杯上，為中華乒壇健兒首獲世界冠軍者。 1961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决賽上，中國隊在3∶4的不利情況下，容國團淌下了眼淚。女隊員丘鐘惠見了就問他，他回答說已負了兩局，隨即激動地說：“人生難得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他振奮精神，揮拍上陣，力挫素有“兇猛雄獅”之稱的日本隊員星野，以5∶3戰勝日本隊而首次問鼎斯韋思林杯，為我國立下戰功。從此“人生難得幾回搏”這句名言便流傳開了。
十年動亂中，容國團遭受誣陷，被扣上“特務嫌疑”等帽子，於1968年6月含冤自盡時，年僅31歲，遺一女兒。1978年，國傢體委為容國團恢復名譽。1987年在容國團的家乡珠海市建立一座容國團銅像。
憶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容國團
張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盡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决賽中，左推右掃，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中國作為乒乓王國是從那天起的，到今天為止，整整三十年。沒有哪項體育活動能這樣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來，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筆來，內心實在不好過，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這次中國男子隊落敗，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盡火傳，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我想，阿團若死而有知，也會感到驕傲吧。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而女子隊的成就衹不過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决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竜的伊麗莎白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衹有我和他兩個人。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嚮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面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纔，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纔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單位，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着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盤象棋(我有時在那裏閉目讓單馬，仿效着馬剋思筆下的“資本傢”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餘下來的一個較大房間，放着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究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鬥室之中，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衹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裏一嚮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傢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傢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幹雲，對什麽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衹要見見面就行，毋須多談什麽似的。“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麽，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麽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麽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傢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我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麽，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裏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麽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裏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絶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裏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傢後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嚮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我一嚮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傢。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對共産主義有萬分熱情，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裏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我於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不知容國團怎樣了?一九六八年，我為此在《政治經濟學報》上發表了《費沙與紅衛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産階級，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該文的結論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産階級，中國大陸衹能有一個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軟內剛，决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纔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將——薑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內剛之如容國團，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周年紀念會，隆重其事。不知道他們從哪裏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在美國，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就立刻飛回香港，睡也沒睡趕到珠海去。進了當地的一傢賓館後，不知與誰聯絡，正彷徨無計時，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說：“你是容國團的女兒!”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陣溫馨。
我跟着見到她的母親，大傢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我衝口而出：“寫得不好!”她們母女倆看着我，我不再說什麽。我想，假如由我執筆，我是會這樣寫的：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也就是中國在任何體育上的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後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嚮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殺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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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國團，男子乒乓球運動員。1937年8月10日生於香港。籍貫中山縣南屏鄉(今屬廣東省珠海市南屏鎮)。從小喜愛乒乓球運動。十五歲時即代表香港工聯乒乓球隊參加比賽。1957年，二十歲時從香港回來，同年進廣州體育學院學習。1958年被選入廣東省乒乓球隊，同年參加全國乒乓球錦標賽，獲男子單打冠軍。隨後被選為國傢集訓隊隊員。他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廣，變化多，尤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較好地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左推右攻打法，並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在比賽中，他運用戰術靈活多變，獨具特色。中國乒乓球近臺快攻的技術風格，就是在總結了他的技術經驗之後，由原來的“快、準、狠”，發展為“快、準、狠、變”。1959年在第二十五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先後戰勝各國乒壇名將，為中國奪得了第一個乒乓球男子單打世界冠軍，也是新中國第一個世界冠軍獲得者。1961年在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他為中國隊第一次奪得男子團體冠軍做出了重要貢獻。1964年後他擔任中國乒乓球女隊教練，在他和其他教練員的指導下，中國女隊在第二十八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女子團體冠軍。1958年獲運動健將稱號。1959年、1961年兩次獲國傢體委頒發的體育運動榮譽奬章。1984年被評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年來傑出運動員之一。
1956年容國團以2∶0擊敗來港訪問的世界乒乓球團體冠軍日本隊的主力隊員荻村伊智朗。次年，他代表工聯乒乓球隊參加全港比賽，一舉奪得了男子單打、雙打和男子團體三項冠軍。這一年他隨父親回廣州定居，考進廣州體育學院。1958年他代表廣州參加全國九城市乒乓球錦標賽，獲全國男子單打冠軍。在技術方法上，容國團發展了中國傳統的左推右攻打法，成功地創造了發轉與不轉球、搓轉與不轉球的新技術。入選國傢隊後，苦心練就了直拍快攻打法。球路廣，尤精於發球，推、拉、削、搓和正反手攻球技術均佳，並很快形成了“快、準、狠、變”的技術風格。1959年3月，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西德多特蒙德拉舉行。容國團在男子單打中，最後與九獲世界冠軍的匈牙利老將西多爭奪桂冠。針對西多肥胖的身材，他發球長短兼施，配合拉側上旋，把拉殺的角度加大，在先輸一局情況下連勝三局，戰勝西多。容國團的名字第一次刻在聖•勃萊德杯上，為中華乒壇健兒首獲世界冠軍者。 1961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團體决賽上，中國隊在3∶4的不利情況下，容國團淌下了眼淚。女隊員丘鐘惠見了就問他，他回答說已負了兩局，隨即激動地說：“人生難得幾回搏，此時不搏更待何時！”他振奮精神，揮拍上陣，力挫素有“兇猛雄獅”之稱的日本隊員星野，以5∶3戰勝日本隊而首次問鼎斯韋思林杯，為我國立下戰功。從此“人生難得幾回搏”這句名言便流傳開了。
十年動亂中，容國團遭受誣陷，被扣上“特務嫌疑”等帽子，於1968年6月含冤自盡時，年僅31歲，遺一女兒。1978年，國傢體委為容國團恢復名譽。1987年在容國團的家乡珠海市建立一座容國團銅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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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奪得第25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男子單打冠軍，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世界冠軍。
1961年，在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容國團為中國第一次獲得世界乒乓球男子團體冠軍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4年，容國團擔任中國乒乓球隊女隊的教練員，在他和其它教練員的指導下，中國女隊奪得敢第28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女子團體冠軍。
國傢體委為了表彰容國團對中國乒乓球運動所作的貢獻，曾於1961年和1964年，兩次給他記特等功，多次授予他榮譽奬章和奬狀。
容國團-個人影響
容國團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中華體壇第一個世界冠軍獲得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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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作者：張五常
一九八九年世界乒乓球賽在西德舉行，中國大陸的男子選手全軍盡墨!三十年前，在同一地方，我的好友容國團在世界男子單打的决賽中，左推右掃，把匈牙利名將西多殺得片甲不留。中國作為乒乓王國是從那天起的，到今天為止，整整三十年。沒有哪項體育活動能這樣持久地一面倒的。
多年來，很多朋友要求我寫一篇追憶容國團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筆來，內心實在不好過，寫不上二百字就停下來了。這次中國男子隊落敗，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國團在一九六五年親手訓練出來的女子隊，薪盡火傳，到今天還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壇。我想，阿團若死而有知，也會感到驕傲吧。一個身體瘦弱的體育天才，其影響力竟然歷久不衰，而女子隊的成就衹不過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國團和我决定分道揚鑣。他打算去中國大陸，而我卻要到北美洲去碰碰運氣。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這樣的。該年初，他獲得香港的單打冠軍，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竜的伊麗莎白體育館以二比零擊敗了荻村伊智朗。荻村並非一個普通的世界冠軍。他的正手抽擊萬無一失，百戰百勝，於是紅極一時，沒有誰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國團當時在一間左派工會任職，備受外界歧視，賽後在伊館的更衣室內，冷冷清清的衹有我和他兩個人。戰勝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沒有記者來熱鬧一下，他顯得有點尷尬。我打開話題，對他說：“你的反手推球越來越快了。應該有資格嚮世界冠軍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說：“今晚我勝來幸運。不要忘記，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際，荻村發球出界。”我說：“打五局三勝，你的體力可能不及，但三局兩勝，我認為你贏面居多。”
到了五月間，馬尼拉舉行亞洲乒乓球賽，容國團竟然成了遺纔，不被選為香港隊的選手之一。連亞洲賽也不能參加，世界賽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認為：他要進入大陸纔有機會闖天下。北行就這樣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們的好意勸勉、支持，到後來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離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團清早給我電話，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職的工會見見他。會址在灣仔修頓球場隔鄰的一幢舊樓上，我到過很多次了。那會所是一個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單位，其中一個小房間作為圖書室之用(阿團是圖書室的管理員)；另一小房間，放着一張康樂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盤象棋(我有時在那裏閉目讓單馬，仿效着馬剋思筆下的“資本傢”那樣去剝削一下那工會的會員)。餘下來的一個較大房間，放着一張乒乓球桌。這是容國團的天地了。
日間無聊(他那份工作的確無聊之極)，沒有對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單獨研究發球。可以說，今天舉世高手的發球有如怪蛇出洞，變化莫測，都是源於這個不見經傳的工會之鬥室中。也是在這鬥室之中，容國團創立了持直板的四個重要法門：發球、接發球、左推、右掃。我們今天看來是很基礎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卻是一個革命性的創新。容國團的方案一定下來，日本的乒乓王國就一去不返了!
話說那天下午我應約去找他，會所內衹有我們兩個人(日間那裏一嚮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國，而過幾個月他也要到中國大陸去了。在那時，遠渡重洋，差不多是生離死別的事，更何況大傢天南地北，要通訊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幾段時期朝夕與共，談天說地，大傢都有點少年人的豪氣幹雲，對什麽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可是，在那天下午，我們都出奇地沉默，似乎衹要見見面就行，毋須多談什麽似的。“行裝都整理好了吧?”他輕聲地說。“差不多了。”“到那邊還打算搞攝影嗎?”“攝影機是帶去的，但將來不會靠攝影謀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麽，說：“我不知道你將來會是什麽行業的大師，但你總會是其中一個!”我想，是說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遠走他方，前路茫茫，連起居飲食也不知道日後如何，還談什麽大師了?我知道他很羨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羨慕的卻是他的才華。我於是回答說：“我的機會可能比你好，但你是個音樂天才，也很可能是將來的世界乒乓球冠軍，大傢以後努力吧。”
最後，他說：“我沒有錢，不能送給你些什麽，把我的球拍送給你怎樣?”我喜出望外。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兩年後他贏得世界冠軍，那球拍就給朋友“搶”走了。他又說：“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發球技巧，今天要你到這裏來，是想教你怎樣打這一招。”我當時心想，到北美洲還打什麽乒乓球呢?但見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卻?
容國團那是一招反手發球，同一動作，可以有上、下兩種不同的旋轉。以今天的眼光看，這樣的發球當然是平平無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確是創新。後來我憑這招發球得了加拿大冠軍，見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對手臉有“怪”色，輸得糊裏糊塗，我實在覺得有點尷尬。
離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阿團。後來朋友來信說他去了大陸；但一般人都知道，當年從外國寫信給中國大陸的朋友，可能會給後者帶來牢獄之災。於是，我們二人之間音訊斷絶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晚上，我在多倫多一間影院裏看電影，正片前放映新聞簡介。突然從銀幕上見到容國團勝西多的最後一分，我霍然而起，電影不看了，步行回傢後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後，我從芝加哥轉到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駕車到溫哥華一行，遇到了一位從中國大陸來的乒乓球員，就很自然地嚮他問及容國團的情況。他回答說：“他在去年(六八年)死了，是自殺的。”晴天霹靂，我淚下如雨。
我一嚮知道容國團熱愛國傢。但當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時，一位共識的朋友對我說，他變得很崇拜毛主席，對共産主義有萬分熱情，當時我就有點替他擔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裏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紅衛兵像費沙那樣，將資本的概念一般化。我於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資本，不知容國團怎樣了?一九六八年，我為此在《政治經濟學報》上發表了《費沙與紅衛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指出紅衛兵的資本概念是正確的，但假若他們真的要消滅資産階級，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該文的結論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徹底地消滅所有資産階級，中國大陸衹能有一個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無盡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國團熱愛生命，外軟內剛，决不會輕易地自殺。他的死，使我深深地體會到文革的恐怖。後來我纔知道，從香港到大陸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將——薑永寧、傅其芳、容國團——都自殺了，而阿團是最後一個。他熱愛生命是對的吧!內剛之如容國團，也經不起文革的一擊。
容國團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舉辦一個容國團誕辰五十周年紀念會，隆重其事。不知道他們從哪裏獲悉我是阿團少年時的好友，邀請我參加。我當時在美國，電話中知道這個邀請，就立刻飛回香港，睡也沒睡趕到珠海去。進了當地的一傢賓館後，不知與誰聯絡，正彷徨無計時，突然在會客廳內見到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說：“你是容國團的女兒!”她對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陣溫馨。
我跟着見到她的母親，大傢不停地細說阿團的往事，一說就是幾個小時了。後來我們去參觀珠海市為紀念容國團而建立的銅像，見到銅像下邊所刻的銘文竟然沒有提到容國團是怎樣去世的，我衝口而出：“寫得不好!”她們母女倆看着我，我不再說什麽。我想，假如由我執筆，我是會這樣寫的：
“容國團是廣東珠海人，生於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獲得世界乒乓球賽的男子單打冠軍。他對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訓練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軍的女子隊。在此後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壇上，中國戰績彪炳，所嚮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國團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殺身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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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歷史學家在臨終前憂心忡忡地說：文革是中國歷史上的惡性斷裂。其全部後果，將持久地影響中國至少幾十年……
一個人，當他選擇離開人間而到另一個冥冥世界去的時候，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對親人的懷戀，對往昔美好歲月的追憶，以及對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種錯綜復雜的感情，都會在心中像潮水般洶涌。
1968年6月20日，從國傢體委大樓裏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剛剛參加完批判大會，滿臉愁雲，雙眉緊蹙，一雙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掃視着前方，這種異樣的表情並沒引起人們的留意。因為那時，這絶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會見到。
他，拖着像灌滿了鉛的腿、邁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傢裏。他留戀地看着這個剛建立三年的溫暖的小傢。他眷戀賢慧的妻子，疼愛不滿兩歲的女兒，更牽挂與他相依為命的老父親。他知道，自己就這樣走了，會給家庭帶來臬的巨大的悲愴！
但，他是個男子漢，又有着十分執拗的個性，一旦選擇了一條路，就義無反顧地 下去。他顫巍巍地拿起了筆，用淚、用血，用生命寫下了臨別的心聲：
“我歷史清白！”
“不要懷疑我是敵人！”
“請允許我最後一次高呼：中國共産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他着重地把遺書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又裝進了一條尼竜繩……
妻子黃委珍回來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風雲變幻，她已做好準備，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過“牛棚”生活。她一邊想着心事，一邊把晚飯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來。
“今天的會有什麽新情況？”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臉色問。
“還不是老樣子，總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裏閃動着憤懣的光澤。
“你怕什麽，事實總是事實。”妻子像往日一樣撫慰着。
“恐怕，恐怕以後沒什麽幹頭了……”丈夫神色黯然。
妻子要開會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藴含着深情、哀傷和歉疚。因為他决定“遠行”了。
他走了。走嚮遙遠的“天國”。他是一個普通的人，卻也是一個非凡的人－－他為中華民族體育爭得了第一個世界冠軍。是我國體育史上當之無愧的英雄。容國團，你這響亮的名字，曾震撼了多少人的心靈。容國團，你不該匆匆離開你熱愛的球臺，不該離開你心愛的親人，更不該捨棄你的青春與生命。走上這一步，到底是為什麽？ 難道是他意志薄弱?
對於一位名人之死，人們總是想把來竜去脈弄清楚，這也是對歷史負責任。在那特殊的時代，在衆多受凌辱的人中，為什麽他偏偏要以死抗爭呢?
可惜，在人離世前，不會像攝像機一樣在大腦皮層留下記錄。而那個年月也太黑暗了，別世的人，留下的遺書也衹能是經過篩選又篩選的話，因為他們還要考慮到盡量少株連自己的親屬，他們甚至不能像革命先烈那樣，在公開的敵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傾訴自己的憤恨。
在人們印像中，大凡尋短見的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實也不盡然。一個從各國強手的密林中衝殺出來的人，一個代表中國率先登上世界冠軍奬臺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國團是從苦難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還談不上繁榮的香港，他十三歲便因生活睏難而退學。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過雜，搬運過又髒又腥的魚。在老闆的喝斥聲中，他沒有半點的媚骨。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時刻，16歲的容國團興奮地參加了一場慶祝國慶的乒乓球表演賽。魚行老闆暴跳如霄，嚮容國團發出了警告：“你馬上給我寫悔過書！”容國團毫不示弱地回答：“愛國無罪，不能寫悔過書。”老闆再度緊逼：“你要考慮後果。”容國團更是斬釘截鐵：“人頭落地也不寫!”
他果真辭退了工作。魚行老闆自知賭註下錯了。他並不看中容國團的力氣，他是為自己的球會少了根臺柱子而後悔。老闆不得不反過來加薪，求容國團去球會打球。容國團不是為五鬥米而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絶：“不去！給多少錢也不去，我人窮志不窮。”
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