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測量學家、天文測量學家。江蘇常熟人。192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35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大地測量工程師文憑。1937年及1939年先後獲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測量學院特許工程師文憑和工學博士學位。武漢測繪學院院長、教授，中國測繪學會理事長。畢生致力於我國測繪教育事業，是我國大地天文學的奠基人，並在提高天文方位角測定精度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為組建、發展我國的測繪教育和測繪科學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55年選聘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
夏堅白先生1903年11月20日（農歷十月初二）生於江蘇省常熟縣吳市鄉，1977年10月27日卒於湖北武漢。
夏堅白先生是中國當代測繪事業的開拓者之一，中國當代大地測量學家，大地測量學奠基人，原武漢測繪學院首任院長。夏堅白先生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已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傢，上海同濟大學校長。上海解放後任同濟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1955年6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成立，夏堅白先生首批當選為自然科學學部中生物地質學部委員，在榮膺這一稱號的172名科學家中，他是我國測繪界第一位學部委員。他力主創建我國每一所民用測繪高等學府和中國測繪學會，並受命擔任武漢測繪學院第三籌委會副主任、首任院長和中國測繪學會籌委會主任委員和副理事長，國傢科學技術委員會測量製圖組副組長。他還歷任上海各界代表會議代表、上海市首屆人大代表、市政協常委、市中蘇友協常務理事、市科學技術協會理事；湖北省科學工作委員會委員、湖北省科技協會委員、武漢市中蘇友協理事、武漢市首屆人大代表。他還是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科學文教工作委員會委員、九三學社武漢分社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負笈留歐 探求救國之道
夏先生出身於農民家庭，童年時代在家乡讀了3年私塾和3年小學。從1921年2月起4年時間裏相繼在上海公學、中國公學和浦東中學學習，1925年7月以優異成績高中畢業。同年10月考取清華大學土木工程學係，1929年7月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留校任應用天文學助教。1934年8月他和王之卓、陳永齡、董鍾林等26人考取第二屆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攻讀測量。1935年7月4人都取得該院特許工程師文憑（d、i、c）。同年8月上述前3人聯袂赴德國柏林工業大學測量係學習，董鍾林轉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學係學習測量。1937年7月，3人均獲該校特許工程師文憑，繼而攻讀大地測量學博士學位。1939年8月夏堅白獲柏林工業大學工學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在德國柏林konrad出版。當時祖國正遭受日軍蹂躪，戰火連天，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毅然决然遠渡重洋，先後回歸，傾其所學，和全國同胞一起抗戰救亡，報效祖國。
初展測繪事業鴻圖
1939年10月，夏先生回國，到抗戰大後方任同濟大學測量係副教授、中國地理研究所大地測量組副研究員，後任同濟大學教授。1934年被聘為中央測量學校教授兼教育處長，他不計待遇微薄，為了振興測繪事業欣然應聘，憑他個人的才華和魄力，大刀闊斧地進行一係列教育改革，將原有的三角測量、航空攝影測量、地形測量、製圖4個專業改成大地測量、航空攝影測量、地形測量、製圖和測繪儀器製造5個專業，將大專體製的學校改成高等軍事測繪學校，並對各專業的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進行大膽改革，做到既重理論、又重實踐，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改革考試制度，對他本人所授的課程——實用天文和測量平差法，先口試後筆試，全面瞭解學生所掌握的知識和工作能力，不斷改進教學。在短短的三四年間，他就為國傢迅速培養出一大批合格的高級測繪人才。
1946年10月夏先生被調到南京任測量局二處處長，研究管理全國各省測量局測繪人員業務水平的提高事宜，並主管地圖編製、印刷和出版。1947年2月到1948年2月兼任中央大學土木工程係教授，講授實用天文學。
渴望光明 振興同濟
1948年7月，上海同濟大學聘請夏先生任測量係教授，兼任教務長，同年12月任校長。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啓發下，他毅然衝破國民黨特務的脅迫，在解放前夕，自己不僅不離開上海，還勸說葉雪安等著名測繪專傢不去臺灣，掩護著名橋梁專傢李國豪等人避開國民黨特務的追捕，為新中國保護了珍貴的人才。
上海解放前夕，夏先生擔任同濟大學應變組織主任委員，以校長身份保護全校師生員工，組織大傢護校護産和儲糧，使同濟大學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夏堅白擔任同濟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從此，他為發展新中國高等教育事業更加不遺餘力，力圖將同濟大學建成由醫、工、理、文、法5個學院組成的綜合性大學，並附設職業學校。遴聘知名學者和教授充實師資隊伍。同時領導全校進行課程改革和院係調整，將同濟大學改造成全國知名的土建類大學。嗣後，為貫徹蘇聯教育體製，結合國情而進行了教學改革。從專業設置、培養目標、課程設置、教材內容到教學計劃和教學法等都有在改革之列。
積極呼籲 建立新中國測繪管理和事業體製
解放後，夏先生深感測繪事業對國傢各項建設都起着重要作用，測繪事業為能適應各方面的需要，除自身不斷提高和創新外，還應得到社會各方面的支持。他特約方俊教授一起去拜訪他的良師益友、科學家李四光，請李先生到中央人民政府任職後能為我國測繪事業的發展多方呼籲。在夏先生和測繪界人士的不斷呼籲下，測繪科學成為全國科技界公認的一門獨立學科，得到了應有和重視。
李四光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不久便批準夏先生為中國科學院專門委員，專司測量製圖事宜。從此他參與了我國科學事業的許多重大决策，發揮了智慧和才幹，使我國測繪科學事業日新月異嚮前發展。他呼籲說：“僅有總參測繪總局是不夠的，國傢應設立管理全國經濟建設的測繪業務部門——國傢測繪總局，以加強對全國測繪事業的規劃和管理，加快全國基本測繪工作。另一方面，需要迅速成立測繪學院，大量培養各種測繪技術人員和高級測繪人才。”在夏先生和各方面的呼籲和建議之下，中央經過研究，1955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設立國傢測繪總局。同年6月，國務院批準成立武漢測繪學院。另外，夏先生認為，還必須有測繪研究所和測繪學術團體，這樣才能形成發展測繪科學事業完整的體製，才能應對測繪科學事業面臨的各種新的挑戰。因而他呼籲恢復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大地測量組（即現今的中科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這一問題1950年9月得到解决。這個所對我國的重力測量、地球形狀理論，固體潮和海潮論及大地天文測量學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重大貢獻。隨之，他又積極發起籌備成立中國測繪學會，1956年7月中國測繪學會籌備委員會成立，夏先生任主任委員。1959年2月中國測繪學會正式成立。至此，我國的測繪體製纔比較完整地建立起來。
嘔心瀝血 創建武漢測繪學院
1955年1月，夏先生發起並主持召開了全國高等測繪教育經驗交流座談會。會上，他帶頭倡議“集中全國高等院校測繪專業及其教師、圖書、儀器和設備，創建一所專業齊全的測繪學院，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得到了與會者的贊同，並以會議的名義起草通過了建議報告。是年6月，即獲國務院批準，任命夏堅白為籌委會副主任（高等教育部工業教育司司長唐守愚兼主任），具體領導籌建武漢測繪學院，要求建校工作在1956年8月完成，1956年9月1日新建學院開學。
自武漢測繪學院誕生之日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夏先生一直擔任院長，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建設和發展學院上，用他的話說：“一心要將學字辦得不僅在中國有名氣，而且在世界上也要有名氣。”“一、適應祖國的需要，培養大批合格的工程師；二、開展科學研究，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學院誕生後，夏先生特遠赴外地親自登門邀聘測繪專傢學者來校任教，增強師資力量。組織交流教學經驗，以提高教學質量。他要求青年教師訂出進修計劃，學院為之創造條件，定期考核。要求青年教師關註當今科技發展與測繪科技發展的關係，吸收新理論，新技術。他覺得測繪科學離不開計算機技術，應開此新課。隨之，特派青年教師到上海、北京有關學校學習電子計算機。接着，他特地聘請蘇聯大地測量和航空攝影測量專傢來校擔任顧問和講學，後又請物理大地測量專傢前來講學。在學生中則加強了政治思想、紀律品德、理想前途、尊師愛校等教育。
建校初期，學院僅設3個係4個專業，到1957年分為工程測量、航空攝影測量、天文大地測量和製圖學4個係。同年增設函授部，並創辦《武漢測繪學院學報》。1958年又增設測量儀器製造係和中專部。建校不到1年即舉辦了第一次學生科學報告會和教師科學研究討論會。1959年增設了無綫電技術、計算技術兩個專業，1960年又增設計算數學專業。
奮力著述 積極開展測繪科研
夏先生在數十年教育生涯中，註重科學實踐，他身體力行，無論炎夏寒鼕，經常觀測天文數據至深夜。這種踏實的科研作風，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為廣大師生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開創了敬業樂群求是創新的校風。
夏先生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便潛心於測繪科學的學習和研究。1929年起他撰著《應用天文學》，書中所有的實力都是他親自實踐的結果，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天體測量學教材，1933年出版。繼之與陳永齡合著《養路工程學》，1935年出版，書中實例也是他利用幾個寒暑假考察我國6條主要鐵路而得到的。
夏堅白、陳永齡、王之卓3位先生於1939年秋回國後，深感測量學教材及參考書籍缺乏，為解决此問題，相互聯繫約定合編一套測量專業大學叢書。最先合編的《測量平差法》一書，1947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後，194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們3人合著的大學叢書《航空攝影測量學》，1951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們3人合著的大學叢書《大地測量學》，1953年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他們3人合著的大學叢書《實用天文學》。這套書到解放後陸陸續續出全，彌補了我國測繪教材的奇缺，推動了新中國測繪教育和測繪事業的發展，深受廣大測繪工作者的喜愛。
1963年由夏先生領導和主持編著的《大地天文學》上、下册出版。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大地天文學著作，融理論與實踐為一體，既是一部好教材，也是一部有價值的參考書。有了這部書，教學和生産的質量得到顯著提高。1965年由夏先生主持編著的《全能經緯儀t4的檢驗與應用》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有關全能經緯儀t4的著作，書的內容密切結合我國大地天文測量工作要求，不僅指導大地天文測量工作怎麽做，而且告訴我們為什麽要這麽做。此書是夏先生等的科研的成果，內容稱得上獨特、實用，是《大地天文學》的姊妹篇。這兩本著作，深為大地天文測量人員所喜愛，對提高我國大地天文測量作業人員的業務素質起了重要作用。
1961年，夏先生承擔了國傢科研項目《天文方位角測定精度研究》。1963年秋鼕兩季夏先生親自率領十多人赴湖北襄樊進行天文方位角觀測實驗，歷時5個月，完成天文方位角400個雙測回。那時，夏先生已年逾花甲，還不辭辛勞，攀登崇山峻嶺，指導天文觀測，實在感人。1965年完成項目的計算和分析工作，同年10月，由他主持在實驗基礎上寫成的《1963年天文方位角測定精度研究報告》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夏先生利用點滴時間自學俄文，很快和李春生合譯了蘇聯勃拉日哥所著《實用天文學教程》，1954年出版。在他帶動下，同濟全校掀起了學習俄文翻譯教材的高潮。他組織全校翻譯俄文教材70餘種。其中他直接主持集體翻譯了奧爾洛夫著《測量學教程》上、下册，拉賓諾維奇著《大地測量控製網的建立原理》上、下册，薩卡托夫著《高等測量學教程》，戈盧比亞特尼科夫著《地質測量與普查方法指南》等等，並先後出版。20世紀60年代初，當他得知德國科學名著《測量全書》再版後，立刻倡議翻譯出版，並率先組織集體譯出其中第四捲第二分册——《球面和橢圓體面上的大地測量》，1966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間，1970年10月武漢測繪學院被撤銷。他到華中師範大學英語教材組編寫英文教材。在很睏難的環境下，他為了我國測繪事業今後的發展，毅然於1972年7月嚮華中師大領導寫報告，以表達自己的心願。報告中這樣寫道：“我再三考慮之後，决定利用業餘時間，繼續鑽研測繪專業”“我時常想，今天和明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對於測繪的要求將是很多很大的”“讀書的目標有兩個：瞭解當前國際上整個測繪科技的發展情況，學習大地測量學方面的新技術”“測量是一門古老的科技，它永遠隨着科技的發展而發展，今天我們應該及時的編寫出中國體係的、適應當前需要的書”。他得到了積極的支持，可以公開鑽研測繪業務了，可以研究國外測繪文獻資料了。他自費購買、預訂國內影印的外國測繪期刊，來滿足自己求知的需要。在華中師大和湖北省有關方面的支持下，夏先生組成了衛星大地測量研究組，華中師大還提供辦公室，為討論和研究創造了條件。為了很好的開展衛星大地測量研究，夏先生提出組內必須派人到北京、紫金山、上海、陝西天文臺，天津緯度站和中科院天文儀器廠進行調查研究，搜集有關資料，以便進行以後的研究工作。
衛星大地測量研究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夏先生的論文《衛星大地測量問題——衛星大地測量基本原理及應用》，刊登在華中師大《科技資料》1973年第二期專輯上。隨後他又組織人員編譯英文專著《衛星大地測量學概論》（1978）、德文專著《衛星大地測量方法》（1980）。他夜以繼日地翻譯校對，期望這兩本書能早日問世。這兩本書是我國較早的有關空間大地測量理論和新技術的譯著，至今仍有學習參考價值。他說：“要編寫結合中國實際反映偉大祖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新成就的自成體係的《大地天文學》和《標準時間係統》兩部專著。”可惜，不久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
1956年春夏之交，夏先生參加製定《1956—1967年國傢最重要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十二年科學規劃），其中確定“測量製圖新技術的研究和中國基本地圖的繪製”為中心課題之一，包括項目有：青藏高原測量和成圖技術的研究試驗、國傢大地圖集的編製、大地測量法式的製定、各種測量基準的建立、天文大地網的整體平差計算和地球形狀的研究、一些主要測繪儀器的研製等。
1962年12月，夏先生參加製定《1963年—1972年測量與製圖科學技術發展規劃》（十年科學規劃），內容包括大地、航測、地圖製圖、工測、儀器等專業共16個中心問題，66個重要項目，使我國測繪科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有了明確方向。
在上述兩個規劃的貫徹執行中，夏先生參加了首先要進行的工作之一：在1957—1959年期間製定《中國大地測量規範細則和法式》。
1956年7月中國測繪學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他隨即組織開展學術活動和國內外的測繪學術交流活動，藉以瞭解國內外測繪科技的發展趨勢，再根據我國測繪科技現代化的需要，提出新的課題，使各測繪專業趕超世界水平有了明確方向。之後，中國測繪學會與國際上的許多測繪協會和學會取得了密切聯繫和合作。這對我國測繪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夏先生盡力推動我國測繪科技與教育的國際聯繫，促進國際學術交流。1956年9月他代表中科院出席匈牙利科學院測量學術會議，並考察了莫斯科測量製圖學院。1957年10月參加由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率領的中國科技代表團訪問蘇聯莫斯科各學術團體和機關。夏先生是該團測繪顧問，參與中蘇合作會談，其中有共同研究“測量、製圖新技術的研究”項目。同年11月，夏先生還代表武漢測繪學院和中國測繪學會參加年底在北京召開的中、蘇、朝、越、蒙5國測繪科技會議。各國代表團在會上共提交28篇論文，其中我國有18篇。夏先生組織武漢測繪學院嚮會議提交了5篇論文。會議期間舉辦了中國測繪科技展覽。會後又邀請各國代表團訪問武漢測繪學院，進一步擴大了武漢測繪學院的影響。他逐步把武測帶到國際學術界，使武測在國際上嶄露頭角。
力陳已見 呼籲恢復測繪體製
文化大革命中武測撤銷，夏先生為測繪事業後繼無人深感不安。他從國外最新測繪期刊文獻中得知，國外測繪科技的發展突飛猛進。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執著的事業心使他毅然决定為恢復我國測繪體製上書中央。1972年，夏先生先在湖北省委召開的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慷慨陳詞，呼籲恢復我國的測繪體製。與會者無不為之動情，表示支持。會後，新華社駐武漢記者據此寫了內部參考呈送中央。他又給周恩來總理寫信，簡述我國測繪事業的發展與被撤銷的情況，陳述測繪科學之重要，並列舉各國測繪科研、教育機構的設置與變遷，當前世界測繪科技發展及新技術應用情況，進而提出我國應該重視發展測繪科技的意見，最後嚮周總理建議：一、恢復武漢測繪學院，以期承擔測繪專業人才的培養和研究工作的展開。二、恢復兩個測繪科學研究所，從事測繪業務和基礎理論的研究，以期適應我國國民經濟的需要，並為測繪學科的長遠發展建立牢固的基礎。三、為了便於全國測繪業務的統一籌劃，實施管理和測繪人員的統一使用，以及明確不同時期的測繪學科不同的研究和發展方向，藉以適應我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需要，請及時恢復國傢測繪總局。
夏先生擔心此信周總理難以收到，又給郭沫若副委員長寫了內容相同的信，請他轉報周總理。後來得知北京大學周培源教授將出席中央有關部門召開的部分高等學校座談會，即給周培源寫信，請他在會上提出：“在高等院校內恢復設置測繪專業及有關研究所，並增設必要的測繪新技術專業，以便培養足夠數量和質量的測繪人才，從事測繪業務和基礎理論的研究。”在信中夏先生再次呼籲恢復國傢測繪總局、武漢測繪學院和兩個測繪研究所，請他多多予以支持。
1973年初，夏先生利用寒假將建議信件抄成多份，準備找各種機會送呈給周總理。親友們都為之擔心，夏先生則說：“目前國傢測繪事業跟不上形勢的發展，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解决”“我已是古稀之軀，別無所求，為測繪事業之恢復願獻出餘生”。同年春節剛過，夏先生藉出差北京的機會，見到了周培源、竺可楨、吳有訓等中科院副院長，請他們將自己的建議信轉給周總理，得到了他們的支持。
在夏先生等人和各方面的建議下，由於實際的需要，1973年3月6日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央作了調整測繪部門體製問題的批示。5月23日，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發佈通知：“重建國傢測繪總局和兩個測繪科學研究所，重建武漢測繪學院。”規定重建後的武測“實行湖北省和國傢測繪總局雙重領導，其籌建工作由湖北省負責。”
1973年8月，武測重建領導小組成立，國傢測繪總局重建小組負責人魯突隨即召集武測重建小組成員商討了重建學院事宜。夏先生喜聞此訊，流下了激動的熱淚。他仍為重建武測奔忙，勸說不少被遣散而離開武漢的教師回武測工作，勸回了不可多得的寶貴人才。
1974年4月，夏先生回到了重建後的武測，立刻建議學校開展衛星大地測量理論與新技術研究。他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在這片被荒蕪的園地裏繼續辛勤耕耘，直至去世。
作為我國當代測繪事業的開拓者之一、大地測量學奠基人，我國優秀的社會活動傢和傑出的教育傢，夏先生在發展中國當代測繪科學事業，創建中國測繪體製（國傢測繪總局、國傢測繪總局測繪研究所、中國科學院測量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武漢測繪學院）等方面，嘔心瀝血，無私奉獻了畢生精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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