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業堂藏書樓，隔溪與小蓮莊毗鄰，係劉鏞孫劉承幹於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儀所贈“欽若嘉業”九竜金匾而得名。該樓規模宏大，藏書豐富，原書樓與園林合為一體，以收藏古籍聞名，是中國近代著名的私傢藏書樓之一，係國傢級重點保護文物。解放後，原書樓主人捐贈給浙江圖書館，現在的藏書樓正以公共圖書館和旅遊景點的雙重身份接待來自五湖四海的讀者和遊客。
門票：10元
嘉業堂藏書樓位於湖州市南潯鎮西南郊，是我國近代著名的私傢藏書樓之一，共創建者是號稱“江浙巨富”的劉承幹。
劉承幹（1881—1963），字貞一，號翰怡，南潯人，清末秀纔。他的祖父劉墉（1825—1889）經營蠶絲致富。然輕富重文，竭力鼓勵子孫念書做官。父親劉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學，光緒二十年（1894）中進士，撰有《續皇朝文獻通考》、《南潯備志》、《堅匏庵詩文抄》等著作。
劉承幹秀纔出身。從小受到詩書藝文的熏陶，及長與著名考古學者王國維、羅振玉、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繆荃孫等相交往，愛好古籍賞鑒，並有承襲其父史學及繼父劉安瀾（劉錦藻的長兄）藏書遺志。早在辛亥革命前就開始聚書，憑着他雄厚的資財，加上嗜書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資，肯出高價，“凡書商挾書往者，不願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備之書，不論新舊皆購之”，書商聞風不遠千裏而來，不數年他花資近30萬元之巨，“幾有萬傢之勢”，先後收購了甬東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結一廬”、豐順丁氏“持靜齋”太倉繆氏“東倉書庫”等十數傢的藏書。故劉氏藏書幾萃北京、揚州、蘇州、杭州等地藏書傢之精華。1920年，他在南潯故居小蓮莊的西側，建造了這座藏書樓，歷時 四年，於1924年竣工，占地面積20餘畝。在他所撰寫的《嘉業堂藏書樓記》中講到：“餘少席先芬，習嚮庭潔，緬懷鄉先，竊抱斯志……乃歸鷓鴣溪畔。築室為藏書計。糜金十二萬，拓地二十畝。庚申之鼕，斷於甲子之歲”，正是寫的這段歷史。
嘉業堂藏書樓坐落於南潯的鷓鴣溪，與小蓮莊隔溪相望，有小橋通連。藏書樓掩映在園中，樓外有園，園中有池。園內古木參天，濃蔭蔽日，夏日，池中緑荷亭亭，紅蓮怒放。有亭三座，曰“明瑟”、“漳紅”、“沅碧”。更樹有三座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玲瓏剔透，十分珍貴。最奇者，園內竪有一石，腹有小孔，人嘴對準吹氣，會發出一種巨響，極似虎嘯，幾可亂真，石上鎸有清代大學者阮元題“嘯石”兩個朱字，遊人到此頗多一試者。
嘉業堂藏書樓是一座中式建築，坐北朝南，大門楣上“嘉業堂藏書樓”五個大字出於劉廷琛和筆。劉承幹建藏書樓而要以“嘉業”命名，是因清末劉承幹曾捐巨資助修光緒陵墓，宣統曾賜以“欽若嘉業”的匾額，他以此為榮，故以“嘉業”命名。樓呈“□”字形回廊式兩進兩層走馬樓，整幢樓共計52間。原來珍藏着宋版本木《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四部史書；兩側為“詩萃室”，存放古本詩詞，主要是清人集部，及主人父子所編之《清朝正續詩萃》。樓上為“希古樓”，存放經部古籍。外面一間為“黎光閣”，存珍本《四庫全書》1954册。裏面正房名“求恕齋”，原存放史部古籍。
建成這座藏書樓花了十二萬元，購買書籍約三十萬 餘元，刻書印書二十餘萬元，加上聘請人員編書、校訂、抄書、鑒定等約花十萬元，總共花的銀元達八十萬。
對嘉業堂藏書樓的藏書數量及其來源，歷來衆說紛紜。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曾任藏書樓第一任編目（即負責人）的周子美先生和劉承幹嫡長子劉訴萬先生提供的材料是較為可靠的。
藏書樓鼎盛時期的藏書全部為五十幾萬卷，號稱六十萬卷，共十六、七萬册。其中：
宋、元兩代精槧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完整的一百另六部；
《永樂大典》珍貴孤本四十二巨册；
《四庫全書》（翁覃溪手纂）原稿一百五十册。
劉承幹還特別註重明清兩朝的詩文集，有明代槧本二千種，清代槧本五千種，還有抄本近二千種。
此外，尚有全國地方志，從州志、郡志、府志、縣志、鎮志共收有一千二百餘種，三萬三千三百八十捲，其中海內秘本有六十二種。藏書數量之巨大，使不少藏書傢亦瞠乎其後。
劉承幹還聘請一部分人專門外出到全國一些藏書樓去抄書。最著名的是《清實錄》和《清史列傳》兩部書的底稿，均在北京國史館內，社會上已經絶跡，劉氏竟出資二、三萬元派專人花數年時間，把這兩部書全部抄回來。
藏書樓不僅藏書，還聘請專傢刻印書，用的是紅梨木書版，共有三、四萬塊。刻印書有《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吳興叢書》、《留餘草堂叢書》、《希古樓金 石叢書》以及《景宋四史》、《舊五代史註》、《晉書？註》、《章氏遺書》、《北瓊室金石補正》等，共二百幾十種，約三千捲。
劉承幹還刻印了不少清朝禁書，有屈大均的《安竜逸史》、《翁山文外》，蔡顯的《閑漁閑閑錄》，李清的《三恆筆記》等。
劉承幹對刻書、校書非常嚴肅認真，每刻一書必請名傢鑒定，當時的著名文人學者如王國維、吳昌碩、鄭孝胥、況周頤、張元濟、羅振玉、葉昌熾等學者都為劉氏刻書作出過貢獻。印書的印刷鋪則有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齋，揚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著名印書處。所以嘉業堂刻印的書，質量俱屬上品，深受國內外人士的贊賞。魯迅在給楊霽雲的信中稱劉承幹“還不是毫無益處的人物”。並風趣地稱劉是“傻公子” 嘉業堂藏書樓全盛時期約十年左右。抗日戰爭前；劉氏傢道逐漸中落，加上劉承幹是富傢公子，衹會花錢，不會賺錢，又不善經營。因此，部份珍貴書籍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先後賣掉。如宋刊本《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等四史，和《魏鶴山集》、《竇反聯珠集》等賣給寶禮堂潘明訓；《宋會要》賣給了北京圖書館；《明實錄》手抄本售與中央研究院；《永樂大典》售給大連滿鐵圖書館，（這部書現存北京圖書館）抗戰以後，明刊本一千三百餘種、抄本三十多種，以二十五萬元的代價售與重慶中央圖書館，這批書現在臺灣。解放後還把二千多種書售與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僅收費數千元，係半送半賣。故至1949年藏書僅 存十萬册左右。 六十多年來嘉業堂藏書樓經歷兩場大災難——日寇侵華和十年“文革”。
第一場災難是1937年日寇侵華，南潯淪陷，日軍縱火燒房，全鎮一片廢墟，然而嘉業堂藏書樓竟安然無恙。這是何故？原因有三：據說劉承幹刻印古籍，樂於贈送別人，時有日本漢學家鬆崎鶴雄，抗戰前曾多次來信嚮藏書樓討書，劉承幹是有求必應，滿足他的要求。鬆崎之妻舅為“牧少將”，在侵華前，鬆崎一再叮囑，如到浙江南潯，務必保護嘉業堂藏書樓。事情果然，“牧少將”侵華時成了駐南潯日軍的司令官，他下令保護藏書樓，此是第一說。劉承幹深知日本人喜愛中國古籍但鄙薄殘本，故在日寇侵華時，已將藏書每部抽去一至二册，成為殘缺不全的書，故日軍對殘本不屑一顧，而未掠奪，此是第二說。第三說是劉承幹在日寇未到南潯時，已將大部份珍貴書籍運往上海租界住宅中，得以保存。此是三種說法，似都有道理，也許三者兼備，待考。第二場災難是“文革”十年。紅衛兵曾把藏書樓目為“封、資、修”的老窩，是破“四舊”的主要目標。但此時幸虧藏書樓有一位管理員湯福璋（已故世），他在所有大理石屏風和書櫥上都用紅色顔料塗上《語錄》，這些紅衛兵一進藏書樓大廳，滿目都是紅色《語錄》，竟然瞠目結舌，你想想，誰敢砸掉語錄牌呢？真是“吉人天相”，嘉業堂藏書樓絶處逢生，經過十年動亂，竟然完好如初。
南潯鎮於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軍南下時，周恩來同志十分關心浙江兩大藏書樓（南潯的嘉業堂和 寧波的天一閣），曾要陳毅司令員派兵保護，不使損失。故解放軍專門派一連戰士駐守藏書樓，保護了這批珍貴書籍。1951年11月，劉承幹寫信浙江圖書館，“願將書樓與四周空地並藏書，書版連同各項設備等，悉以捐獻與貴館永久保存”。當時由浙江圖書館和嘉興地區圖書館派幹部接收。接收時藏書有十一萬册左右，雜志三千餘册，紅梨木書版三萬餘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給藏書樓帶來了新生。浙江省人民政府1984年撥款二十二萬元作了修葺。如今的嘉業堂藏書樓房屋已修繕一新，園林也整治有序，大樹參天，緑荷細柳，亭子出新，麯徑通幽，人歷其境，似處身世外，榮辱皆忘，心曠神怡。一些海內外名人學者大都慕名前來參觀訪問，這座藏書樓重又名噪於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