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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南京大屠殺
作者: 徐志耕 Xu Zhigeng
資料來源:江蘇文藝出版社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就,製造了慘絶人寰的大屠殺事件,遭難者達三十萬人。這三十萬中國人排起來,可以從南京連到杭州;這三十萬中國人的血,凝起來有一千二百噸。然而,日本至今尚有人根本上否認發生過“南京大屠殺”,尚有人著書撰書為侵略者開脫罪現。而我們國內尚無一部較全面、較完整地反映這一事件的著作。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殺》,從紀實文學方面填補了這一空白。作者飽蘸國人的血淚、歷史的風煙,以詳盡的事實和資料,將這一事件的始未告訴給讀者。
南京大屠殺 The Rape of Nanking
作者: 張純如 Iris Chang
南京大屠杀
  原書名為《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戰被遺忘的大屠殺》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II
  
  作者從三個方面解讀了“南京大屠殺”的真相。一是聽取了當年親歷事件的日本人的證言;二是記錄作為大屠殺受害者和幸存者的中國人的回憶;三是挖掘出當時置身“國際安全區”的外國人的記錄。張純如首次發現的《拉貝日記》,已成為記述“南京大屠殺”的著名歷史檔案。
  純如走了,但她發現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成為嚮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張純如在1997年以英文寫成《南京大屠殺》,2005年譯成中文版出版,10年後其日文版終於出版,這是一個“對純如在天之靈的安慰”。
  純如最喜歡的座右銘是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亞納的名言:忘記歷史的人將重蹈歷史覆轍。“衹有吸取歷史教訓,才能有未來的和平,”
  
  以下是部分書摘:
  導言
  位歷史學家估算,如果南京城死難者手拉手連在一起,其長度可以從南京延伸到杭州城,橫跨的距離為兩百公裏。他們流出的鮮血重量達到1200噸,他們的試題可以裝滿2500節鐵路車廂,把他們的屍體一個個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層大樓相比高。
  --吳志鏗的估計。(聖何塞《麥哥裏新聞》1988年1月號)
  
  敲響的宣佈死亡鐘聲——僅僅是中國的一個城市所敲響的,便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傢在整個戰爭時期所敲響的數字。(大不列顛失去了總共61000位公民,法國失去108000人,比利時市區101000人,荷蘭也失去了242000人。)有的人仔細琢磨,飛機轟炸應該是做這種集體消滅事情上,最為可怕的工具;然而,即使是戰爭中最猛烈的空中襲擊,也沒有超過大屠殺給南京帶來的災難,在南京死亡的人數似乎比英國對德纍斯頓轟炸以及隨後到來的火海中喪生的人數更多。(當時國際上認可的數字是225000,但如今更為客觀的統計數字認為,德纍斯頓案例死亡60000人,傷殘至少也有30000人。)確實,在南京死難的人⑥,無論我們采用最保守的數字260000人,還是最高的數字350000人,當想到南京的死難人數大大超過美軍轟炸東京的死難者(估計為80000到120000人)、甚至超過超過1945年中在廣島和長崎兩次敲響喪鐘加起來的數量(估計分別為140,000與70,000人)
  關於廣島及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死亡人數,參見理查德羅德著《原子彈的製造》,第734、740頁,羅德宣稱,在1945年的原子彈爆炸中,大約有14萬人死於廣島,7萬人死於長崎。不僅如此,因為原子彈爆炸造成的疾病使死亡在繼續,在五年後,廣島總共有20萬人死亡,長崎有14萬人死亡。值得註意的是,即使是在五年後兩個城市的死亡人數之和,也少於對南京暴行中死難人數的最高估計。
  
  一種答案都會引發一個新的問題,而且我現在也弄不明白,為什麽這一罪行的受害人不曾呼喊着要求爭議。也許他們確實呼喊過,那為什麽他們的痛苦不曾被認可?事情很快便讓我弄清楚了,沉默簾子的幕後操縱者是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甚至美國,都因為某些深深植入二戰的原因,要對這一事件的被歷史性忽略負責。在1949年中國的共産主義革命成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也沒有,嚮日本要求戰爭賠償(如同以色列要求德國那樣),因為這兩傢政府競相要求和日本貿易,並取得對方政治上的承認。而至於美國,面對蘇聯與中國大陸的共産主義威脅,為尋求其過去的敵人日本的友誼和忠誠,也不曾提起此事。於是乎,冷戰的緊張態勢,許可日本逃脫了許多猛烈的鑒定性檢查,而日本戰時的盟國們卻被迫經受過。
  
  除此之外,日本國內的高度壓抑氣氛,也不許可公開和學術性地,討論南京大屠殺,進而獲取對事件的認知。在日本,表述對中日戰爭的真實見解,會受到——也將繼續受到——丟掉飯碗、甚至丟掉性命的威脅(1990年,日本的一名槍手,開槍打中了長崎市市長的胸部,衹因為他說日本天皇裕仁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負一定的責任)。這種普遍覺察到的恐懼感,使得許多嚴謹的學者都不敢訪問日本,去查閱檔案,實施他們對此題目的研究;我在南京聽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很少允許他們的學者去日本旅行,因為唯恐危害到學者們的人身安全。在這種環境下,日本島國之外的人們,想要獲得南京大屠殺原始檔案資料,那是非常睏難的。另外,許多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退伍老兵,也不願意就他們的這份經歷接受采訪;雖然近年來也有少數人不怕受排斥,不怕死亡威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世。
  
  第一章 走嚮大屠殺之路
  世紀20年代,日本軍隊中年輕的激進分子就不斷地論證軍事擴張關係到國傢的生死存亡問題。陸軍中校橋本欣五郎在他那本《緻青年人》的書中寫道:
  要想從人口過剩的壓力下解脫出來,擺在日本面前的衹有三條路……移民,打人國際市場,和領土擴張。第一扇門,即移民,已由於其它國傢的反日移民政策而對我們關閉,第二扇門……由於關稅壁壘和廢除通商條約而正在關閉。當三扇門中的兩扇門拒絶讓日本通行時,日本應該怎麽辦?
  
  第二章 六個星期滔天罪惡
  東史郎實在不能理解中國人為什麽不與敵人戰鬥到死。當他發現俘虜的人數超過捕捉者的人數的時候,他對中國人的鄙視加深了。
  
  第三章 南京的陷落
  四天失守之謎
  一。空軍被蔣帶走了。
  二。先進的通訊設備也被帶走了。
  三。軍隊不是來自同一地區,相互間語言溝通有睏難。
  四。這些士兵大多從未握過槍桿子。
  五。中國士兵沒有團结一致協同作戰的觀念。指揮官之間的表現不比士兵好一些,他們相互都不信任。
  
  第四章 六周暴行紀實
  在日軍穿過南京城門的時候,那些但凡有點錢、有點權或有點先見之明的人早已不知逃到什麽地方去了。大約原來人口的一半離開了這裏:戰前南京本地居民超過100萬,但12月減到大約50萬。然而,這個城市卻充斥着成千上萬的鄉下人,他們離開鄉下到城裏來,是因為他們相信在城墻的保護下是安全的。那些在軍隊撤退後還留在城裏的人實際上是最無能力保護他們自己的人:孩子,老人,以及那些太窮或身體太弱而無法安全逃出城去的人。
  即使懷疑論者把太田的交待當作一紙謊言而不予理睬,人們也必須記住,就算沒有他的估計,南京關於掩埋屍體的記錄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在大屠殺中死亡的總數至少在20萬人。我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記錄中發現的法庭證據材料(見下表)證實了孫的研究。把慈善機構估計的掩埋屍體的數字(後來孫的論文中提到)和由其他個人提供的數字(孫的論文沒有提到)加在一起,法庭判斷約26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殺害。記住這一點是重要的,即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數字並沒有包括日本人掩埋的中國死亡者的數字,如果加上這個數字,那麽死亡人數將達30萬或40萬之多。
  南京日本大屠殺受難者人教估計
  崇善堂................................................ 112,266
  紅十字會.............................................. 43,071
  下關區.................................................26, 100
  魯甦先生的陳述.........................................57,400
  於、張、楊先生的陳述...................................7,000或更多
  吳先生的陳述...........................................2,000或更多
  根據無名遇害者墓的記載................................ 3,000或更多
  共計(約計)...........................................260,000
  資料來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記錄。法庭證據文件,第1702號文件,第134盒,194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犯罪檔案集,第14項,第238組檔案,美國國傢檔案館。
  近年來其他學者支持孫宅巍的研究,並相信在南京大屠殺中的死亡總數可能超過30萬人的理由。例如,南伊利諾伊大學名譽歷史教授吳天成在他的論文“讓全世界都瞭解南京大屠殺”中,估計南京陷落前的城市人口大約是63萬,他承認這個數字遠不是精確的,但可能相當接近實際數字。他準備了詳細的有關南京人口編年史數字的研究資料,並對這些數字進行了仔細考察,然後他斷定,在這場大屠殺中的死亡總數超過30萬人——或者是34萬人,其中19萬人被集體屠殺,其餘15萬人分別遇害。
  如果蔣介石不下達那個無意義的在緊要關頭撤離南京的命令,而是堅持抗戰到最後一個人去保衛這座城市,那麽南京城的命運將會有所不同。對這種說法我們也必須再次小心慎重。正面的對抗肯定是不行的。日本人有更好的裝備,受過更好的訓練,他們早晚會打敗中國的部隊。但是一場長期持久的運用遊擊戰術的鬥爭將挫敗日軍的士氣,並激昂中國軍隊的鬥志。即使沒有別的作用,這種戰略戰術也將使更多的日軍在與中國人的戰鬥中被消滅,而且衹有勇猛的抵抗才能打掉他們對中國士兵的狂妄驕橫之氣。
  
  第五章 南京安全區
  在此期間,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英勇行動是如此之多(他們的日記長達數千頁),以至於在這裏無法叔述他們的所有事跡。基於這個原因,在記述整個安全區委員會的功績之前,我决定先專門談談3個人的活動——一名德國商人,一名美國外科醫生及一名美國傳教士。從表面上看來,他們實在是三種截然不同的人。
  也許在南京暴行這段歷史中脫穎而出而又最富吸引力的人物就是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對南京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薩”,一位南京國際安全區的傳奇首領,他保全了成千上萬個中國人的性命。但是對日本人而言,拉貝是一個奇怪的和討厭的拯救者。因為他不但是一名德國公民——一名與日本結盟國傢的公民——而且是納粹黨在南京的負責人。
  從1996年開始,我對約翰·拉貝的生平進行了一番調查,並最終發現了拉貝和其他納粹黨人在暴行期間保存下來的數千頁日記。這些日記使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約翰·拉貝是“中國的奧斯卡·辛德勒”。
   南京城唯一的外科醫生
  南京城的外科醫生都撤離了南京,衹有羅伯特·威爾遜先生留了下來,這並不奇怪,他出生在這裏,井在這裏度過童年時代,南京在他心目中占據着特殊的位置
  
   隨着局勢的惡化,醫院裏的工作人員減少了。中國醫生和護士們加入了成千上萬南京居民嚮西遷移的行列,逃離南京,威爾遜竭力勸阻他的同事們要留下來,並堅持認為,南京陷落以後在戒嚴法的保護之下,他們沒有什麽可害怕的危險。然而最終他未能說服他們。到12月的第一個周末,金陵大學醫院裏僅剩下3名醫生:羅伯特·威爾赴,C· S·持裏默和一名中國醫生。城中的另一位美國外科醫生理查德·布雷迪也因他的小女兒在牯嶺病重而離開南京,這樣威爾遜就成為唯一的一位每小時都要做一例截肢手術的外科醫生。“這簡直太令人難以置信了,”他在12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我是這座被戰爭破壞的大城市中唯一的外科醫生。”
  
  威康明娜·沃特林(大多數人叫她明妮·沃特林)在日軍占領之前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係主任及院長,南京大屠殺開始後的幾周裏,留在城中的西方婦女屈指可數,沃特林便是其中之一。許多年後人們都會記得她,不僅因為她為保護數千名婦女兒童免遭日軍欺辱時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勇氣,而且因為她所保留下來的日記尤為珍貴。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日記最終會像安妮·弗蘭剋的日記一樣為世人承認,其重要性在於它闡釋了在戰爭大劫難期間一名見證者的精神。
  南京的暴行使沃特林身體非常疲乏,但她每天都要經受的精神折磨遠比其休力上的消耗更為糟糕。“唉,上帝,請扼製今晚南京城日本兵的殘酷獸行……”她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日本婦女知道了這些可怕故事的真相,她們將會多麽地羞恥和慚愧。”
  在如此之大的壓力下,沃特林仍然打起精神去安慰別人,並爭取重新喚起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感。這是多麽的不尋常啊。當一個老太太到金陵學院的紅十字會食堂要一碗米粥時,得知粥已經沒有,沃特林立刻把自己正在喝的粥給了她並對她說:“你們不要擔心,日本會失敗的。中國將不會滅亡。”另一次,當她看見一個男孩戴着一個標有日本象徵的圖案——正在升起的太陽的袖章以保證安全時,沃特林指責他說:“你不需要戴這個有太陽圖案的袖章。你是一個中國人,而且你的國傢還沒亡。你應該記住戴這個袖章的日子,你永遠也不應該忘記。”沃特林一而再地鼓勵校園內的中國難民千萬不要對未來失去信心。“中國還沒有滅亡,”她告訴他們,“中國將永遠不會滅亡。而日本註定最終將失敗。”
  
  ——安全區最終安置了20萬到30萬名難民——幾乎占了留在城裏的人口的一半。
  根據後來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可看出這是一個令人發指的統計數字。有一半的原南京居民在屠殺前離開了南京。而大約一半留下的人(南京陷落時,60萬到70萬中國難民、當地居民和士兵中的35萬人)被殺。
  “如果說在大屠殺最猖狂時有一半南京人口逃入了安全區,那麽另一半人——幾乎是每一個未能進入安全區的人——大概都慘死在日本人手裏了。”
  
  第六章 世界知道些什麽
  據觀察傢估計,日本人損壞的公共財産按1939年的美元計算,總共約8.36億美元,而私人財産損失至少1·36億美元。這些數字還不包括被日本軍隊拿走的無可替代的文物的價值。
  
  第七章 日軍占領下的南京
  幾年之內南京便從廢墟中站了起來。1938年春天,人們開始冒險回到這個城市。有些人回來查看損失情況,有些人回來找工作,因為他們的錢已經花完,還有一些人看看情況是否足夠安全,能把他們全家迂回。南京重建開始時,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很快地便把更多的人吸引回來,不久之後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就參加到嚮南京遷移的人流中。在一年半的時間裏人口翻了一番,從1938年3月的25萬一30萬人增至1939年12月的57.6萬人以上。雖然尚未達到這個城市在1936年的100萬人口的水平。到了1942年人口達到了最高點約70萬,並在戰爭持續期間穩定在這一水平上。
  在日本人統治下的生活遠談不上愉快。但很多人逐漸相信徵服者將留下來,一種屈服的情緒在這座城市蔓延開來。偶爾有一些地下的反抗--間或有人跑進坐滿日本軍官的戲院,扔一顆炸彈。但一般來說,這類造反是零星的和罕有的,大多數反抗日本人的敵意的表示是非暴力的,例如反對日本人的招貼、傳單和在墻上的塗畫。
  
  第八章 審判日來臨
  更添混亂的是學者之間關於徵服世界的日本的帝國陰謀是否曾經存在的爭論。人們相信,在1927年遠東會議期間,首相田中義一曾嚮天皇呈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報告稱為“田中備忘錄”
  (即《田中奏摺》。--譯註),據說概括了當時日本的野心。報告斷言:“如欲徵服世界,必先徵服支那。”“惟欲徵服支那,必先徵服滿、蒙,……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徵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嚮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業也。”
  如今,學者們普遍認為這份報告是偽造的,可能是從俄國人那裏傳出來的。但是,1929年9月這份備忘錄第一次在北京出現的時候,它使很多人相信,日本侵略中國是其徵服全球的、計劃周全的陰謀的一部分。田中備忘錄的英文本後來在上海的報紙上以英文刊出,而且甚至激發了一部典型的好萊塢影片《太陽血》。在影片中,詹姆斯·卡格尼為了拯救世界企圖偷取日本的總計劃。如今,田中備忘錄仍大大地左右着世界的想象力:許多中國歷史學家認為田中備忘錄是可信的,而中國的百科全書、辭典,以及英文報紙和電訊社文章繼續把備忘錄作史實引用。
  當前,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日本歷史學家相信日本有一個徵服世界的預謀。對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國傢行政機構的混亂狀況進行的調查表明,這樣一個密謀是不可能的:日本的陸軍憎恨海軍;在東京的最高司令部不知道在滿洲的關東軍在幹什麽,等到知道已為時太晚;外交部和武裝部隊之間的關係是冷淡到守口如瓶。
  然而,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裕仁一定知道南京暴行的事。(赫伯特·比剋斯個人認為,"裕仁可能不知道"是"難以置信”的。)首先,它是世界報社的頭版新聞。其次,他自己的弟弟該會告訴他駭人聽聞的細節。1943年,裕仁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宮崇仁親王曾在日本皇軍侵華遠征軍的南京司令部當過一年參謀,他在那裏聽一個年輕軍官說過用中國俘虜作刺刀練習的活靶以訓練新兵。這名軍官告訴親王,"這樣能幫他們提高膽量"。驚駭萬分的三笠宮把這種練習描述為“真是一個恐怖的場面,衹能叫作大屠殺”。“出於要結束戰爭的強烈願望”,親王發給年輕的參謀們一份調查表,徵詢他們對戰爭的意見;準備一次演講,譴責日本侵略中國,並寫了一份報告:《一個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反省》。這篇文章被認是有爭議的和危險的,但因為三笠宮有皇族血統,他沒有因為寫了它而受到懲罰。後來,日本軍方沒收並銷毀了多數的文本,但有一份幸存下來,最後在國傢議會檔案館收藏的縮微膠片中發現。
  
  第九章 幸存者的命運
  在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中,不衹一人認為,在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之後,正義沒有得到伸張。當許多曾經蹂躪南京人民的日本人從日本政府領取全部養老金和其他津貼的時候,成千上萬的受難者卻默默地忍受貧窮、恥辱,或是漫長的身心痛苦。
  這種正義的顛倒是伴隨着冷戰開始的。美國起初打算在日本推行民主,清除日本捲入戰爭的領導人的統治。但是戰後的蘇聯違背了其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承諾,占領了波蘭和德國的部分領土。當東歐共産主義的“鐵幕”降臨之時,毛澤東領導的共産黨軍隊擊敗了蔣介石,並迫使其政府撤退到臺灣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有100萬朝鮮人、25萬中國人和3.4萬名美國人死去。由於中國、蘇聯和北朝鮮成為美國新的戰後敵人,美國突然把日本當作一個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國傢。基於此,華盛頓决定保持一個穩定的日本政府,以挑戰亞洲的共産主義力量。美國幾乎完全保留了日本戰前的官僚體係,並允許許多戰犯逍遙法外。就這樣,當納粹制度被推翻,大量的納粹戰犯被捕獲並帶上法庭的時候,許多日本戰時高級官員卻重新大權在握,如日中天。在1957年,日本的一位曾被囚禁的甲級戰犯竟然被選作首相(指1957年被任為首相的岸信介。--編註)。
  與此同時,幾乎所有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卻從公衆的視野中消失了。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南京處於一種與國際社會相隔離的狀態。在幾十年裏,中國政府不僅斷絶了同西方的來往,還驅逐了很多留在南京的外國人,甚至包括那些曾作為南京安全區負責人員拯救了很多中國人生命的外國人。
  國際人權律師卡倫·帕剋認為,雖然中國多次發表對日本人寬宏友善的聲明,但從未與日本簽訂放棄對日本戰爭罪行索取國傢賠償的協定。另外,帕剋還指出,即使簽訂一個這樣的協定,但根據不容否定法的原則,該協定也不能侵犯作為個人的中國人索取戰爭賠償的權利。
  但是,我在南京遇見的幸存者大多不知道國際法的這些錯綜復雜之處,而是認為已經剝奪了他們索賠的權利。一個男人在南京暴行中幾乎被活活燒死,他告訴我,當他聽到中國原諒日本罪行的謠言時,禁不住痛哭失聲。
  同樣值得深思的是許多曾經組織南京安全區的外國人的命運。儘管他們竭盡全力幫助南京的中國人,但他們從未從生活和後人那裏得到他們所應得的。還沒有一本描寫這些被遺忘的二戰英雄的著名圖書,當然也沒有一部像《辛德勒的名單》那樣強烈地吸引起全世界人民註意的影片。他們的精神主要藏在從柏林到美國森尼韋爾的檔案和閣樓中--由於他們曾像活菩薩一樣拯救過南京,他們的精神也為中國的幸存者們銘記在心。
  在多數南京的幸存者知道安全區的領導人做過的事,但幾乎無人瞭解他們後來的遭際。一些這樣的外國人後來備受羞辱,被逐出中國,回到祖國後又遭到審訊和隔離,身心都受到了無法愈合的創傷,有人甚至絶望自殺。當我在中國談話的幸存者聽到這些時,他們十分痛苦。這些外國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遲來的受難者。
  萊因哈特擔心嚮世界公開這些日記的影響。她認為這些日記會成為破壞中日關係的炸彈,在我的催促下,也是在為聯合國工作的曾擔任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聯合會主席的邵子平先生的催促下,萊因哈特决定將日記公開。她用了15個小時將日記影印出來。邵子平擔心日本右翼分子會闖進萊因哈特傢,毀掉日記或是用重金買走原件,固就很快把萊因哈特及其丈夫用飛機送到紐約。在紐約,日記的副本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捐給了耶魯神學院圖書館,該日記首先在《紐約時報》披露。之後,在1996年12月12日--南京陷落59周年,彼得·詹寧斯又在美國廣播公司電視臺、有綫新聞廣播公司及其他世界媒介組織做了報道。
  歷史學家們對這一日記價值的看法完全一致。許多歷史學家認為,該日記是南京大屠殺確實發生過的更具結論性的證據,同時,這是一份從納粹分子的角度寫出的東西,更令人感到意味深長。拉貝的記述增加了美國關於這場大屠殺的報道的真實性,不僅是因為一位納粹缺乏編造南京暴行的動機,更是因為在拉貝記錄中,將美國人日記從英文譯出的內容與原文一字不差。在中國,學者們在《人民日報》上聲明,拉貝的日記印證了中國很多現存的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資料。在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史教授威廉·柯比告訴《紐約時報》:“這是一份扣人心弦、令人壓抑的紀實資料,細緻地運用了大量的細節和衝突。它以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使人們將重新審視南京的暴行,通過它,人們能夠瞭解每一天的事情,為早已廣為人知的南京暴行再增加100到200個故事。”
  日本的歷史學家們也聲明了拉貝日記的重要性。宇都宮大學的中國現代史教授笠原十九司在《朝日新聞》上聲明:"這份報告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出自一個日本盟友的德國人之手,還在於拉貝曾將這份報告呈交希特勒,以使其瞭解南京發生的暴行。拉貝曾是納粹黨在南京的副主席,他懇求日本盟友的最高領導希特勒干涉這次大規模的屠殺。幹葉大學的日本現代史教授秦鬱彥補充說:“這份報告的意義在於,一個自己的祖國同日本是盟國的德國人客觀地描述了南京的暴行。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歷史文件,它的價值超過了美國傳教士的證詞。當時,德國正對站在日本還是中國一邊舉棋不定。但是,裏賓特洛甫(納粹戰犯,1938年起任德國外交部長,1946年被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絞刑--譯註)就任外交部長促進了德國與日本結盟。在這樣緊要時刻,拉貝還試圖讓希特勒瞭解南京的暴行,拉貝的勇氣實在令人敬佩。”
  
  第十章 被遺忘的大屠殺:再次凌辱
  今天,在美國任何一個地方,或是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有哪一個孩子沒有看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哪一個孩子沒有讀過年輕的安妮·弗蘭剋在集中營裏悲慘遭遇的故事片斷呢?的確,至少在美國,大部分學生都受到了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的毀滅性後果的教育。但是,如果去問多數美國人--無論成年人還是孩子,包括受到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他們是否知道南京的暴行,你會發現,絶大多數人對60年前南京發生的事一無所知。一位著名的政府的歷史學家告訴我,在她讀研究生期間,這個題目從未被提起過。一位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律師很羞愧地告訴我,她甚至不知道中國與日本之間曾發生過戰爭,她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太平洋戰爭的瞭解僅限於珍珠港和廣島。這種無知甚至也存在於亞裔美國人之中。一位婦女曾問我:“南京?是什麽,是一個朝代?"從中可以看她也少得可憐的地理和歷史知識。
  60年前曾是美國報紙頭版消息的事件,現在看起來已經消失了。好萊塢從未製作過一部關於這場屠殺的主流影片--即使這一事件包含着與《辛德勒的名單》相似的戲劇成份。另外,直到最近,大多數美國的小說傢和歷史學家也沒有準備寫這件事。
  在聽到這樣的說法之後,我感到一陣恐懼:30萬中國人被殺害的歷史可能會消失,就像他們在日本人的占領下消失一樣;有一天,世界會真的相信日本政客的話,南京的暴行是一個騙局,是捏造出來的--大屠殺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為寫作本書,我強迫自己不僅深入研究歷史,同時也研究歷史的編寫--去檢驗歷史的力量,檢驗歷史的製作過程。究竟是什麽使某些事件留在歷史之中,而讓其他的歸於烏有呢?具體地說,像南京的暴行這樣的事件,是怎樣從日本(以至世界)集體的記憶中消失的?
  
  結語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法想象日本士兵和軍官在何種心理下犯下這些滔天罪行的。但有很多歷史學家、目擊者、幸哿者以及當年的作惡者自己都總結了是什麽驅使日本皇軍犯下這些赤裸裸的罪行。
  一些日本學者相信,中日戰爭中的南京暴行及其他殘暴行為是由一種叫“壓迫的傳導”現象造成的。據《隱藏的恐怖:在二戰中的日本戰爭罪行》的作者田中雄喜所說,日本現代軍隊自其誕生之日起就有巨大的暴行隱患。原因有二:首先是日軍官兵中存在的獨斷專行和殘酷虐待,再就是日本社會由天皇身旁的人支配的森嚴的等級制度。在侵占南京之前,日軍對自己的士兵也長期施加羞辱。士兵被迫為長官洗內衣,或是溫順地站着任由長官摑耳光,直至鮮血橫流。用喬治·奧威爾的話說,日本士兵時常受到的這些抽打,是來自長官的“愛的行動”;而日本海軍用“鐵拳”加強的殘暴紀律,則被叫做“愛之鞭”。
  人們常說,權力最小的人一旦握有對社會等級中更低微人們的生殺大權,常常會變成最殘暴不仁的人。日本士兵來到海外後,因為森嚴的等級制度而壓抑的殘暴突然得到了發泄。在外國領土或殖民地上,作為天皇的代表,日本士兵享有巨大的權力。在中國,即使是最低級的日本列兵,其地位也要超過最有權有勢的中國人。由此不難看出,長期被壓抑的憤怒、仇恨和對權力的恐懼就是如此在南京爆發成無法控製的暴力。日本士兵沉默地接受了長官施加的一切,那麽中國人也必須接受他們選擇的一切暴行。
  可悲的是,世人仍以消極的態度面對日本的第二次暴行--日本人拒絶為他們在南京的罪行道歉,甚至拒絶承認發生過大屠殺,更有甚者,日本的極端分子還試圖在世界歷史中塗抹掉這一事件。要瞭解這種不公正的程度,人們衹須比較一下日本和德國政府在戰後的賠償就一清二楚了。雖然僅金錢本身不能使死難者復生,也不能磨去幸存者痛苦的記憶,但至少可以說明罪孽的元兇究竟是誰。
  作為賠償,德國政府已至少支付了880億德國馬剋,還要在2005年賠償200億德國馬剋。如果把所有的賠款加在一起,包括個人受難者賠償、財産損失賠償、撫恤性賠償、國傢法定賠償、特別問題最後賠償,以及根據國際協定對以色列和16個其他國傢戰爭損失的賠款,這些共計1240億德國馬剋,折合600億美元。日本人則幾乎沒有為自己在戰爭中的罪行付出任何賠償。有一個時期,就連瑞士都拿出數十億美元補償戰爭中受到損失的猶太人的帳戶,而許多日本重要官員卻繼續相信(或是假裝相信)他們的國傢從未做過任何應當賠償或是道歉的事。他們還詭辯說,他們的政府被指責所犯下的許多暴行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那些確鑿的證據不過是中國人和其他辱沒日本的人捏造出來的。
  今天,日本政府認為所有的戰爭賠償事宜都已被1952年舊金山和平協定所解决了。但讀一下這個協定就會發現,問題是要擱置到日本經濟條件好轉之後再進行解决。協定第五章14款規定:“日本應嚮各盟國進行賠償已是共識。但是日本目前資源匱乏的情況也有目共睹,所以,須等其經濟復蘇,再嚮各國的所有損失和痛苦進行徹底的賠償,並同時履行其他義務"。
  冷戰時期最有諷刺意味的一件事是,日本不僅躲避了賠償的責任,還從美國得到了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使其從美國的敵對國成為經濟強國和競爭者。現在,亞洲人民十分關註日本人中軍國主義擡頭的跡象。在裏根當政時期,美國幫助日本加強軍事力量--這引起了許多曾多年遭受日本戰爭侵略的民族的警惕。菲律賓外交部長、普裏策奬獲得者、二戰期間麥剋阿瑟將軍的副官卡洛斯·羅慕洛說:"忽視歷史的人更容易成為歷史的受害者"。他對日本文化所激發的競爭性的民族精神有很深的理解:"日本人是一個執著的民族,也很有頭腦。在二戰末期,沒人能想到日本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傢--但他們做到了。如果你給他們成為軍事強國的機會--他們將真的會成為軍事強國。"
  但冷戰已經結束了,中國正從封閉走嚮開放,並迅速發展起來,其他曾在戰爭期間受到日本欺凌的亞洲國傢也在世界經濟競技場中崛起,能夠同日本相匹敵。在今後的幾年裏,人們會看到針對日本戰爭罪行的積極的大跨步行動。美國社會正在更民主地融入亞洲人。與他們密集於科技領域聽父輩們不同,年輕的華裔美國人和華裔加拿大人正迅速地擴大在法律、政治和新聞業中的影響--在北美歷史上,亞洲人很少在這些領域涉足。
  從我開始寫作本書到脫稿期間,公衆對南京大屠殺的關註大大地增加了。在90年代,出現了大量關於南京暴行以及關於慰安婦、日本用戰爭受難者進行醫學試驗和其他有關暴行的小說、歷史著作和報刊文章。舊金山的學校正計劃將南京的暴行納入課程表,華人地産商也已規劃了建立中國屠殺紀念館的藍圖。
  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美國政府已開始對社會活動傢的要求作出反應,嚮日本施加壓力,迫使其面對戰爭的暴行。1996年12月3日,美國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戰犯的名單,禁止他們進入美國。1997年4月,前美國駐日大使沃爾特.蒙代爾對新聞界說,日本必須誠實地面對歷史。他希望日本為其戰爭罪行充分道歉。另外,南京的暴行成為一項提案,不久將會進入美國衆議院。1997年春,議員們同人權活動傢一道起草了一項提案,譴責日本在二戰期間虐待美國和其他國豪戰俘,要求日本嚮戰爭受難者正式道歉和賠償。
  當今一代的日本人正面臨一個重大的選擇。他們可以繼續自欺欺人,把日本侵略戰爭當做“聖戰”,而日本的戰敗僅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實力。或者同本民族過去的殘暴行徑决裂,認清這樣的事實:正是因為日本戰敗,它纔無法將其可怕的“愛”施加到更多的人身上,這個世界纔變得更加美好:如果當代日本人不采取行動去堅持真相,歷史就會給他們帶來如同其先輩一樣聲名狼藉的危險。
  對於自己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日本不僅在法律上有責任,更在道義上有義務去承認。至少,日本政府應當嚮受難者發表聲明正式道歉,並賠償浩劫中的受難者。更重要的是,要將大屠殺的真相教育給將來的每一代日本公民。如果旱本還期望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並合上自己歷史上污跡斑斑的黑暗篇章的話,這些早就應該做到的工作對日本十分重要。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is a bestselling 1997 non-fiction book written by Iris Chang about the 1937–1938 Nanking Massacre, the massacre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after it captured Nanjing, then capital of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t documents the events,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leading up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atrocities that were committed. The book also presents the view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not done enough to redress the atrocities. It is one of the first major English-language books to introduce the Nanking Massacre to Western and Eastern readers alike, and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The book was a source of fame for Chang but was also controversial; it has been praised as a work which "shows more clearly than any previous account just what [the Japanese] did", 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criticised as "seriously flawed" and "full of misinformation and harebrained explanations". It was received with both acclaim and criticism by the public and by academics. Chang's research on the book was credited with the finding of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and Minnie Vautrin, both of whom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a designated area in Nanjing which protected Chinese civilians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The book prompted AOL executive Ted Leonsis to fund and produce Nanking, a 2007 documentary film about the Nanking Massacre, after he read it.
  
  Inspiration
  
  When Iris Chang was a child, she was told by her immigrant parents, who had escaped from China via Taiwan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that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the Japanese "sliced babies not just in half but in thirds and fourth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ape of Nanking, she wrote that throughout her childhood, the Nanking Massacre "remained buried in the back of [her] mind as a metaphor for unspeakable evil". When she searched the local public libraries in her school and found nothing, she wondered why nobody had written a book about it.
  The subject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entered Chang's life again almost two decades later when she learned of producers who had completed documentary films about it. One of the producers was Shao Tzuping, who helped produce Magee's Testament, a film which contains footag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tself, shot by the missionary John Magee. The other producer was Nancy Tong, who, together with Christine Choy, produced and co-directed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a film containing a series of interviews with Chinese, American, and Japanese citizens. Chang began talking to Shao and Tong, and soon she was connected to a network of activists who felt the need to document and publicize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December 1994, she attended a conference on the Nanking Massacre, held in Cupertino, California, and it was what she saw and heard at the conference that motivated her to write The Rape of Nanking. As she wrot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while she was at the conference, she was "suddenly in a panic that this terrifying disrespect for death and dying, this reversion in human social evolution, would be reduced to a footnote of history, treated like a harmless glitch in a computer program that might or might not again cause a problem, unless someone forced the world to remember it".
  [edit]Research
  
  Chang spent two years on research for the book. She found that raw source materials were available in the US, contained in the diaries, films, and photographs of American missionaries, journalists,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o were in Nanjing at the tim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dditionally, she traveled to Nanjing to interview survivor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o read Chinese accounts and confessions by Japanese army veterans. Chang did not, however, conduct research in Japan, and this left her vulnerable to criticisms on how she portrayed modern Japan 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deals with its World War II past.
  Chang's research led her to make what on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rticle called "significant discoveries"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the forms of the diaries of two Westerners that were in Nanjing leading efforts to save live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The first diary was that of John Rabe, a German Nazi Party member who was the leader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a demilitarized zone in Nanjing that Rabe and other Westerners set up to protect Chinese civilians. The other diary belonged to the American missionary Minnie Vautrin, who saved the lives of about 10,000 women and children when she provided them with shelter in Ginling College. The diaries documented the eve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ir writers, and provided detailed accounts of atrocities that they saw, as well as information surrou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 Chang dubbed Rabe the "Oskar Schindler of Nanking" and Vautrin the "Anne Frank of Nanking". Rabe's diary is over 800 pages, and contains one of the most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t was published in 1998 by Random House as a book on its own, called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Vautrin's diary recount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n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it, an entry reads, "There probably is no crime that has not been committed in this city today." It was used as source material for a biographical book about Vautrin and her role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called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written by Hua-ling Hu.
  [edit]The book
  
  The Rape of Nanking is structur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The first part uses a technique that Chang called "the Rashomon perspective" to narrate the event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at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the Chinese victims, and the Westerners who tried to help Chinese civilians. The second part was written on the postwar reaction to the massacre, especially the reaction of the American and European governments. The third part of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examining the circumstances that, Chang believed, have kept knowledge of the massacre out of public consciousness decades after the war.
  [edit]Atrocities
  The book depicted in detail the killing, torture, and rap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Chang listed and described the kinds of torture that were visited upon the residents, including live burials, mutilation, "death by fire", "death by ice", and "death by dogs". Based on the testimony of a survivor of the massacre, Chang also described a killing contest amongst a group of Japanese soldiers to determine who could kill the fastest. On the rape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massacre, Chang wrote that "certainly it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mass rapes in world history." She estimated that the number of women raped ranged from twenty thousand to as many as eighty thousand, and stated that women from all classes were raped, including Buddhist nuns. Furthermore, rape occurred in all locations and at all hours, and women both very young and very old were raped. Not even pregnant women were spared, Chang wrote, and that after gang rape, Japanese soldiers "sometimes slashed open the bellies of pregnant women and ripped out the fetuses for amusement". Not all rape victims were women, according to the book, Chinese men were sodomized and forced to perform repulsive sexual acts. Some were forced to commit incest—fathers to rape their own daughters, brothers their sisters, sons their mothers.
  [edit]Death toll
  Chang wrote of the death toll estimates given by different sources; Chinese military specialist Liu Fang-chu proposed a figure of 430,000, officials at the Nanjing Massacre Memorial Hall and the procurator of the District Court of Nanjing in 1946 stated at least 300,000 were kill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 judges concluded that more than 260,000 people were killed, Japanese historian Fujiwara Akira approximated 200,000, John Rabe, who "never conducted a systematic count and left Nanking in February", estimated only 50,000 to 60,000, and Japanese author Ikuhiko Hata argued the number killed was between 38,000 and 42,000.
  The book discussed the research of historian Sun Zhaiwei of the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a 1990 paper entitled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the Nanking Population, Sun estimated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killed at 377,400. Using Chinese burial records, he calculated that the number dead exceeded the figure of 227,400. He then added estimates totaling 150,000 given by Japanese imperial army major Ohta Hisao in a confessional report about the Japanese army's disposal efforts of dead bodies, arriving at the sum of 377,400 dead.
  Chang wrote that there i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at the time, believed that the death toll may have been as high as 300,000. She cited a message that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Hirota Koki relayed to his contacts in Washington, DC in the first month of the massacre on January 17, 1938. The message acknowledged that "not less than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civilians [were] slaughtered, many cases in cold blood."
  [edit]Acclaim
  
  
  
  Second edition (1998) of the book.
  The Rape of Nanking sold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copies when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S, and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received general critical acclaim. Iris Chang became an instant celebrity in the US; she was awarded honorary degrees,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nd to discuss the Nanking Massacre on shows such as Good Morning America, Nightline, and The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 and was profil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well as featured on the cover of Reader's Digest. The book wa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est Seller list for 10 weeks and sold more than 125,000 copies in four months. Hillary Clinton invited her to the White House, US historian Stephen Ambrose described her as "maybe the best young historian we’ve go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named her National Woman of the Year. The book's popularity prompted a lengthy book tour, with Chang visiting 65 cities in over a year and a half.
  The book received praise from news med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rote that it wa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is Chinese imperial city", and that Chang "skillfully excavated from oblivion the terrible events that took place". The Atlantic Monthly wrote that it was "a crushing indictment of the Japanese army's behavior". The Chicago Tribune wrote that it was "a powerful new work of history and moral inquiry" and that "Chang takes great care to establish an accurate accounting of the dimensions of the violence."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wrote that it was a "compelling account of a horrendous episode that, until recently, has been largely forgotten", and that "animals do not behave the way the Japanese troops of the Imperial Army behaved."
  According to William C. Kirby,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Chang "shows more clearly than any previous account just what [the Japanese] did", and that she "draws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laughter in Europe and in Asia of millions of innocents during World War II". Ross Terrill, an associate in research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wrote that the book is "scholarly, an exciting investigation and a work of passion". Beatrice S. Bartlett, 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wrote, "Iris Chang's research on the Nanking holocaust yields a new and expanded telling of this World War II atrocity and reflects thorough research."
  [edit]Chang's death
  The book was the main source of fame for Iris Chang, who was well-respected in China for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in the Western world. At the same time, Chang received hate mail (primarily from Japanese ultranationalists), threatening notes on her car and believed her phone was tapped. She would respond overwhelmingly to any question of the validity of her work. Her own mother said the book "made Iris sad". Chang suffered from depression and was diagnosed with "brief reactive psychosis" in August 2004. She began taking medications to stabilize her mood. She wrote:
  I can never shake my belief that I was being recruited, and later persecuted, by forces more powerful than I could have imagined. Whether it was the CIA or some other organization I will never know. As long as I am alive, these forces will never stop hounding me.
  Succumbing to her battle with depression, Chang took her own life in November 2004. After her suicide, a memorial service was held in China by Nanking Massacre survivors at the same time as her funeral in Los Altos, California, and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in the Nanjing Massacre, a memorial site in Nanjing built to commemorate the victims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dded a wing dedicated to her in 2005.
  In the US, a Chinese garden in Norfolk, Virginia, which contains a memorial to Minnie Vautrin, added a memorial dedicated to Chang, including her as the latest victim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drawing parallels between Chang and Vautrin, who also took her own life. Vautrin exhausted herself trying to protect women and children dur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and subsequently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Nanjing, finally suffering a nervous breakdown in 1940. She returned to the US for medical treatment, committing suicide a year later.
  [edit]Criticism
  
  Joshua A. Fogel, Canada Research Chair at York University, argued that the book is "seriously flawed" and "full of misinformation and harebrained explanations." He suggested that the book "starts to fall apart" when Chang tried to explain why the massacre took place, as she repeatedly commented on "the Japanese psyche" which she sees as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centuries of conditioning that all boil down to mass murder" even though in the introduction, she wrote that she will offer no "commentary on the Japanese character or the genetic makeup of a people who could commit such acts". Fogel criticized that part of the problem is Chang's "lack of training as a historian" and another part is "the book's dual aim as passionate polemic and dispassionate history". David M. Kennedy, a Pulitzer Prize winning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lso pointed out that while Chang noted that "this book is not intended as a commentary on the Japanese character," she then wrote about the "'Japanese identity'—a bloody business, in her estimation, replete with martial competitions, samurai ethics, and the fearsome warriors' code of bushido", making the inference that "'the path to Nanking' runs through the very marrow of Japanese culture." Kennedy also suggested that "accusation and outrage, rather than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are this book's dominant motifs, and although outrage is a morally necessary response to Nanjing, it is an intellectually insufficient one." Roger B. Jeans,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refers to Chang's book as "half-baked history", and criticizes her lack of experience with the subject matter:
  In writing about this horrific event, Chang strives to portray it as an unexamined Asian holocaust. Unfortunately, she undermines her argument—she is not a trained historian—by neglecting the wealth of source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on this event. This leads her into errors such as greatly inflating the population of Nanjing (Nanking) at that time and uncritically accepting the Tokyo War Crimes Tribunal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gures for the numbers of Chinese civilians and soldiers killed. What particularly struck me about her argument was her attempt to charge all Japanese with refusing to accept the fact of the 'Rape of Nanking' and her condemnation of the 'persistent Japanese refusal to come to terms with its past.'
  Jeans continued what he calls "giving the lie to Iris Chang's generalizations about 'the Japanese'" by discussing the clashing interest groups within Japanese society over such things as museums, textbooks, and war memory.
  Robert Entenmann,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St. Olaf College, criticized the work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Japanes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hang presents is clichéd, simplistic, stereotyped, and often inaccurate." On Chang's treatment of modern Japanese reaction to the massacre, he writes that Chang seemed "un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some members of the ultranationalist fringe and other Japanese", and that "her own ethnic prejudice implicitly pervades her book." Stating that Chang's description of the massacre is "open to criticism", Entenmann further commented that Chang "does not adequately explain why the massacre occurred".
  Journalist Timothy M. Kelly described Chang's work as exhibiting "simple carelessness, sheer sloppiness,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and shameless plagiarism." Kelly further criticized Chang for her "lack of attention to detail".[note 1] Finally, Kelly charged that Chang also had plagiarized passages and an illustration from 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 by David Bergamini.
  Kennedy criticized Chang's accusation of "Western indifference" and "Japanese denial" of the massacre as being "exaggerated", commenting that "the Western world in fact neither then nor later ignored the Rape of Nanking" and that "nor is Chang entirely correct that Japan has obstinately refused to acknowledge its wartime crimes, let alone express regret for them." Chang argues that Japan "remains to this day a renegade nation," having "managed to avoid 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ivilized world that the Germans were made to accept for their actions in this nightmare time." However, according to Kennedy, this accusation has already become a cliché of Western criticism of Japan, most notably exemplified by Ian Buruma's The Wages of Guilt (1994), whose general thesis might be summarized as "Germany remembers too much, Japan too little." Kennedy pointed out that a vocal Japanese left has long kept the memory of Nanking alive, noting the 1995 resolution of Japan's House of Councillors that expressed "deep remorse" (fukai hansei) for the suffering that Japan inflicted on other people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clear apologies (owabi) for Imperial Japan's offenses against other nations from two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Sonni Efron of Los Angeles Times warned that the bitter row over Iris Chang's book may leave Westerners with the "misimpression" that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in Japan about the Nanjing Massacre, when in fact the National Diet Library holds at least 42 books about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Japan's wartime misdeeds, 21 of which were written by liberals investigating Japan's wartime atrocities. In addition, Efron noted that geriatric Japanese soldiers have published their memoirs and have been giving speeches and interviews in increasing numbers, recounting the atrocities they committed or witnessed. After years of government-enforced denial, Japanese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now carry account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as accepted truth. Fogel also writes: "Dozens of Japanese scholars are now actively engaged in research on every aspect of the war.... Indeed, we know many details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Japanes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comfort women,' and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fare used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trailblazing research" of Japanese scholars.
  [edit]Responding to criticism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a photograph used by Chang—the accuracy of the caption in the book is disputed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taff Writer Charles Burress wrote that Chang's quote of a secret telegram sent by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in 1938 was incorrectly cited as "compelling evidence" that Japanese troops killed at least 300,000 Chinese civilians in Nanjing. According to Burress, the figure of 300,000 Chinese civilians killed actually came from a message sent by a British reporter, concerning deaths not only in Nanjing but in other places as well. Additionally, Burress questioned her motivation for writing the book on whether she wrote it as an activist or as a historian, citing that the book "draws its emotional impetus" from her conviction to not let the Nanking Massacre be forgotten to the world. Burress also cited Ikuhiko Hata, a Japanese history professor at Nihon University, who argued that 11 photos in the book were misrepresented or fake. One particular photo shows women and children walking across a bridge with Japanese soldiers, and captioned as "The Japanese rounded up thousands of women. Most were gang-raped or forced into military prostitution." Hata stated that the photo originally appeared in 1937 in a Japanese newspaper as part of a series of photos that showed peaceful scenes of Chinese villagers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hang attempted to respond to Burress' criticism in a letter written to 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but the letter was not published by the newspaper. In the letter, she offered criticism of her own concerning Burress' article. Chang found that it was a "disturbing tendency" that Burress quoted right-wing Japanese critics "without demanding evidence to back up their allegations". Furthermore, she argued that Ikuhiko Hata, a source cited by Burress, was not "regarded as a serious scholar" either in Japan or in the US, because he was a regular contributor to "ultra right-wing" Japanese publications. One such publication had published an article from a Holocaust denier which argued that no gas chambers were used in Germany to kill Jews. This has caused the parent publisher to shut down the publication. On Burress' criticism of her inaccurate photo captioning, Chang disputed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caption was wrong. She wrote that her book dealt with the "horror of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at the caption reading "The Japanese rounded up thousands of women. Most were gang-raped or forced into military prostitution" contained two statements of indisputable facts.
  Chang also issued a rejoinder against Burress' argument that she incorrectly cited a telegram sent by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he wrote that while the original figure of 300,000 Chinese civilian deaths in Nanjing was reported by a British reporter, this figure was cited in a message that Japan's foreign minister sent to his contacts in Washington, DC. Being a figure used by a high-ranking Japa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Chang argued that this was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cognized 300,000 as the number of Chinese civilian deaths. Finally, she criticized Burress for his "nitpick" of small details in order to draw attention away from the scope and magnitude of the Nanking Massacre, writing that such was a "common tactic" of Holocaust deniers.
  [edit]Reaction in Japan
  
  
  
  Japa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published in December 2007
  The Rape of Nanking has caused controversy in Japan.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Sonni Efron reported that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criticism by Japanese "ultranationalists" who believe that the massacre in Nanjing never took place, Chang was also criticized by Japanese liberals, who "insist the massacre happened but allege that Chang's flawed scholarship damages their cause". Associate Professor David Askew of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stated that Chang's work dealt a "severe blow" to the "Great Massacre School" of thought, which advocates for the validity of the findings at the Tokyo Trials, the tribunal that was convened to try the leaders of the Empire of Japan for crimes committed during World War II. Askew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Great Massacre School has thus been forced into the (unusual) position of criticising a work that argues for a larger death toll."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Rape of Nanking, Japanese critic Masaaki Tanaka decided to have his 1987 book on Nanking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Entitled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Nanking: the Refutation of a Common Myth, Tanaka states in his introduc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American researchers] will arrive at the realization that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magnitude alleged by Iris Chang in The Rape of Nanking (more than 300,000 murders and 80,000 rapes) never took place."
  Chang's book was not published in a translated Japanese language edition until December 2007. Problems with translation efforts surfaced immediately after a contract was signed for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A Japanese literary agency informed Chang that several Japanese historians declined to review the translation, and that one professor backed out due to pressure placed on his family from "an unknown organization". According to Japan scholar Ivan P. Hall, revisionist historians in Japan organized a committee of right-wing scholars to condemn the book with repeated appearances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in Tokyo and throughout Japan. They prevailed on Kashiwa Shobo, the contracted Japanese publisher of the book, to insist that Chang edit the book for "corrections" they wanted made, to delete photographs and alter maps, and to publish a rebuttal to Chang's book. Chang disagreed with the changes and, as a result, withdrew the Japanese publishing of the book. The rebuttal piece was nonetheless published in the form of a 288-page book, titled A study of The Rape of Nanking, written by Nobukatsu Fujioka and Shudo Higashinakano.
  Shudo Higashinakano, a professor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at Asia University of Japan, argued in an opinion column that appeared in Sankei Shimbun that the book was "pure baloney", that there was "no witness of illegal executions or murders", and that "there existed no 'Rape of Nanking' as alleged by the Tokyo Trial." He pointed out 90 historical factual errors in the first 64 pages of The Rape of Nanking, some of which were corrected in the 1998 Penguin Books edition of the book.
No. 3
  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侵占南京後,對城內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國軍民進行大規模屠殺。在一個多月中,中國軍民被殺害三十多萬人,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毀。這是日本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重大暴行。
不容忘卻的史實
  南京大屠殺指1937至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在南京保衛戰中失利、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淪陷後,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屠殺。其中日軍戰爭罪行包括搶掠、強姦、對大量平民及戰俘進行屠殺等。屠殺的規模、死傷人數等沒有世界共同認可的數字,但一般認為死亡人數超過30萬。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民族主義的重要關註點。而在日本,公衆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存在着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日本部份極右份子,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於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着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外交及人民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之一。
  而在歐美等西方國傢,南京大屠殺一般英譯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殺)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強姦)等字眼,但總體上人民對其的認知往往遠不如對納粹的種族滅絶過程的認知。
  親歷和目睹“南京大屠殺”的中國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經不可多得了,能作見證的人亦即將與時俱逝。但是,這個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慘案還懸而未决,讓我們活着的,尤其是作為這段歷史的見證人的一代,有責任把“南京大屠殺”這件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中最突出的慘絶人寰的日軍罪行,徹底澄清,以對祖先,以儆子孫,更為“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4萬同胞伸冤。
  日期與地點:在南京審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時,親歷“南京大屠殺” ,曾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梅奇牧師(返美後任耶魯大學駐校牧師)、貝德士教授(金陵大學歷史教授,後任該校副校長,返美後任紐約聯合神學院教授) 及南京紅十字會副會長等出庭作證。貝德士說∶“南京失陷後在兩禮拜半到三禮拜的期間恐怖達於極點,從第六禮拜到第七禮拜的期間恐怖是嚴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司庫和秘書金陵大學社會學教授史邁士也對南京審判法庭說∶“在最初的六個禮拜中,曾每天提出兩次抗議。”於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纔有“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20萬人以上” 的裁定。據此,學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殺”衹為期六個星期。“南京大屠殺”不衹是六個星期,雖然這六個星期的屠殺最為嚴重。
  如果我們需要確切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最嚴重階段,那應該是從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淪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備司令官天𠔌直次郎到任。兩天後,日本上海派遣軍總司令鬆井石根曾下令恢復南京秩序。儘管有鬆井上將和天𠔌少將的允諾,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姦淫、掠奪、放火並沒有顯著的改善。當時納粹德國駐華大使館政務秘書喬治·羅森於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發往柏林外交部的電報還說∶“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統治已達無以復加的程度。”他於3月4日的電報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幾天南京及其周圍的形勢已有些穩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數量上已有減少,但在性質上沒有變化。”羅森還提到直到他動筆寫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還看不到一傢中國商店 。史邁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戰禍寫真》中說,南京市區在1938年3月份,有許多大門還是封着的。再有蔣介石的德國顧問團團長法爾肯豪森,當時留在南京在德國大使館工作,其遺稿中記有“一個日本兵於三月十九日在美國教會院內強姦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報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國人所作之記述。南京失陷後未及逃出的野戰救護處處長金誦盤及其科長蔣公𠔌兩 位醫生於1938年2月15日搭美僑李格斯的汽車作南京陷後對市區的首次巡示 ,蔣氏於其《陷京三月記》有如下之記載∶“出新街口,經太平路,夫子廟,轉中山路,沿途房捨,百不存一,……行人 除敵兵外,絶對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涼凄慘的景象,令我們不忍再看。”
  蔣介石的衛隊中央軍官學校教導總隊的郭岐營長於南京淪陷後三個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淚錄》,連載於1938年8月之《西京平報》。戰後,郭在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出庭作證,對質日軍第六師團長𠔌壽夫為“南京大屠殺”的瘋狂劊子手。郭寫到∶“有人說獸兵剛進來頭三天總是放槍姦淫燒殺的……結果過了一禮拜不見停止,過了三個月仍不見停止!”另一位教導總隊的士兵營長鈕先銘,係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抗戰開始時,正肄業法國軍校,當即遄返報國。南京陷敵後,鈕落發為僧,潛居八個月始逃出南京,現仍健在並息影於美國洛杉磯。在其所著之《還俗記》中,描述他化裝和尚搭京滬 火車脫險,在車廂內的情景∶“當時京滬淪陷已半載有餘了,日軍為了確保他們的統治權,憲兵當然已不便在公共場所明目張膽地殺人,……在鬼子憲兵監視下,我不敢過分地東張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視綫,閉上眼簾,一隻手搓着頸項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狀 。”一位文化人李剋痕於南京城西鄉村躲避兩個多月後,於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離南京,著有《淪京五月記》,連載於1938年7月的漢口《大公報》。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見∶“近來日兵姦淫婦女的事,在白天雖少有見到,但在晚間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見之即趨前阻攔,籍檢查為名,遍摸全身,百般調戲,任意玩弄,但也衹好忍辱含羞,聽其鬍為,否則,刺刀舉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沒有一個婦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的夏天,雖然明顯的在3月中旬以後,屠殺和姦淫的程度逐漸減少。可以說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殺”時期。最有力的證明就是兩個慈善機關(世界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及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於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記載。林娜在其《血淚話金陵》中道出其緣由∶“從日本兵進城起,到我離開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屍骸的工作從未停止 ,其實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馬上又有一批新的來補充。”南京雖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漢姦自治委員會的成立,以陶寶慶及孫淑榮為正副會長,但未能使日軍的燒、殺、姦、掠稍擱,以致“小屠殺”繼續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鴻志的“維新政府”(3月成立於上海)還都南京時,始得恢復。客觀地判斷,“南京大屠殺”的期限應該說是“半年”,或者說三個月的“大屠殺”和三個月的“小屠殺”,纔與事實符合。“東京審判”的判决說∶“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以上。”又說∶“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內的人稍稍好一點。在南京四周200華裏(66英裏)以內的所有村莊,大體上都處於同樣的狀態。”“南京四周200華裏”應即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這正好是東起於南京城東北,長江南岸之烏竜山,經堯化門、仙鶴門、麒麟門、馬群、蒼波門、 高橋門、上方鎮越秦淮河而西嚮花神廟、吉傢凹,再越江南(即京贛)鐵路,再東北上直趨江心洲對面之上河鎮。實際上,這也就是保衛南京的防綫,主要是南京之東南兩方,也是人煙稠密的區域。同時,這一區域是南京防禦的戰場,村民多在日軍未到前遠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難,所留者多為老弱和婦孺。日軍所至,未及逃避者,幾乎極少幸免。日軍一路屠城殺嚮南京日軍20萬分六路逼嚮南京,一路屠城姦淫,屋捨城墟,人煙絶跡。日軍第六師團於11月5日在杭州灣之金山衛登陸後直接北上破鬆江城。據英國“曼徹斯特 衛報”著名記者田伯烈報道一位英國記者於1938年1月14日親赴鬆江考察後 所發的電報∶“鬆江全城本來可以容納10萬人左右的居民,我卻衹看見五個年老 的中國人,躲在法國教會的一幢宅子裏,流着眼淚,他們已經斷食,懇求我帶到上 海。” 有中國威尼斯之稱的蘇州為日軍第三師團於11月19日攻陷。據1938年 上海《密勒氏評論》一篇文章報導∶“美麗古雅的蘇州城原有35萬居民,日軍占 領該城後,衹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還如下述∶“就是日軍侮辱各種階 層的婦女。獸欲勃發的日本兵到底姦污了多少婦女,恐怕沒有人能夠估計。”穌實 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國婦女作日軍慰安婦》一文中說∶“蘇州城陷後有二千多婦女 被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慶《中央日報》所發 表的《抗戰建國與婦女問題》一文中證實,日軍不僅將被擄婦女編號供姦淫,甚至 當衆將被擄婦女“剝掉衣裳,在肩上刺了號碼。一面讓我們女同胞羞恥,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當他們的獸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稱的無錫,為一工業中心,平時人口達90萬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來幾乎每日均遭日機轟炸。據上述《密勒氏評論》文章所載,11 月10日日軍於一日之內竟投炸彈160餘顆,全城工廠與商業區盡成瓦礫,軍民 死傷無算。惡名昭彰的日軍第十六師團所屬之第二十聯隊(相當於中國的團單位) 於11月26日陷城後,大施屠殺,縱火焚城達十餘日。據該聯隊第三大隊上等兵 北山於1987年公佈之《北山陣中日記》所載,日軍入城後不分軍民一律屠殺。 上述穌實的文章裏報導日軍在無錫擄奪中國婦女3000人,其中為軍官所占有, 隨軍押嚮南京者為數不少。日軍於11月29日陷常州(武進)。按《北山陣中日 記》所載,日軍接上級命令,所擄居民皆殺,結果四千餘人被屠。 鎮江為南京之屏蔽,運河中樞,且係江蘇省會,日軍於12月9日破城後,數 千未能離境之難民皆遭屠殺,婦女被輪姦致死者極多。後來紅十字會收屍共300 0具。當時年僅7歲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鎮江城內,其祖母、母親、大爺和哥哥 皆死於日軍屠刀之下,本人之後背被日兵刺了3刀,後被救活,現居北京,其背後 3刀傷痕仍清晰可見。尹女士已撰文報導其受害經過,在《日本侵華研究》第十六 期發表。 田伯烈在其書中提到∶“中立的外國觀察傢曾赴日軍占領下揚子江下遊三角地 帶旅行視察。據他們的報告,破壞毀滅的情形,决非局限於上海及其附近。……生 産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絶滅比較幾千幾萬人犧牲於姦淫屠殺之下,其影響實在更為可 怕啊!”田氏估計上海附近三個月的戰事,造成中國官兵傷亡至少30萬人,平民 的死傷數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殺”繼踵而至。
  日軍近八個師團約20萬人,此外還有飛機助戰,海軍遊弋長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優於中國軍隊的三倍),分六路圍攻南京。守軍約12萬人(除教導總隊 及憲兵兩團外,有十三個師)。日軍第十三師團之一部連同第十一師團之一部編成 之天𠔌支隊於鎮江北渡長江,先取揚州,再西嚮迂回南京對岸之浦口。第十三師團 的六十五聯隊組成山田支隊沿長江南岸直趨下關。第十六師團於12月5日進據句 容後,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聯隊繞湯水鎮經紫金山(針山)北麓奔嚮下關之東煤炭 港江邊,以其第九及二十聯隊攻麒麟門經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門。第九師團 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聯隊在第十六師團之南並進,奔嚮光華門及通濟 門。第十軍所屬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師團自杭州灣登陸後即西嚮,經太湖之 南,其中第一一四師團繞太湖南岸北上取宜興,經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廟、雨 花臺、而中華門。第六及第十八兩師團西進,於11月30日陷廣德後,第十八師 團及偽滿於芷山旅繼續西進,於12月8日陷江南重鎮蕪湖。第六師團之第十三、 四十七、二十三聯隊即北上為第一一四師團之左翼進攻中華門;其第四十五聯隊由 最左翼直奔下關。另有第五師團之第四十一聯隊,由國崎登旅團長率領之國崎支隊 未參加廣德戰事即北上,經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於馬鞍山之北渡長江而東嚮浦口 ,對南京形成包圍之勢。 12月9日南京外圍要地竜潭湯山、淳化鎮、秣陵關盡失,於是環城防衛戰開 始。12日晨日軍攻陷城西南之中華門。當日下午五時,自告奮勇保衛南京之投機 軍閥唐生智長官召集師長以上人員開會宣佈撤退,部隊由下關渡江北上與正面突圍 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後,南京徹夜槍聲不停,各奔生路,無路可走的官兵 多化裝到老百姓傢,特別是國際安全區藏匿。日軍於13日晨9時許始由中華門及 中山門涌入市區,三個月的“南京大屠殺”隨即開始。三十四萬同胞慘遭日軍屠殺1937年12月13日,日軍進占南京城,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鬆井石根和第6師團師團長𠔌壽夫等法西斯分子的指揮下,對我手無寸鐵的同胞進行了長達6周慘絶人寰的大規模屠殺。
  日軍占領上海後,直逼南京。國民黨軍隊在南京外圍與日軍多次進行激戰,但未能阻擋日軍的多路攻擊。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亂中被日軍占領。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鬆井石根指揮下,在南京地區燒殺淫掠無所不為。
  12月15日,日軍將中國軍警人員2000餘名,解赴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焚屍滅跡。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餘人,被日軍押往海軍魚雷營,除9人逃出外,其餘全部被殺害。
  16日傍晚,中國士兵和難民5000餘人,被日軍押往中山碼頭江邊,先用機槍射死,拋屍江中,衹有數人幸免。
  17日,日軍將從各處搜捕來的軍民和南京電廠工人3000餘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門江邊用機槍射斃,一部分用木柴燒死。
  18日,日軍將從南京逃出被拘囚於幕府山下的難民和被俘軍人5.7萬餘人,以鉛絲捆綁,驅至下關草鞋峽,先用機槍掃射,復用刺刀亂戳,最後澆以煤油,縱火焚燒,殘餘骸骨投入長江。令人發指者,是日軍少尉嚮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進行“殺人比賽”。他們分別殺了106和105名中國人後,“比賽又在進行”。
  在日軍進入南京後的一個月中,全城發生2萬起強姦、輪姦事件,無論少女或老婦,都難以幸免。許多婦女在被強姦之後又遭槍殺、毀屍,慘不忍睹。與此同時,日軍遇屋即燒,從中華門到內橋,從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廟一帶繁華區域,大火連天,幾天不息。全市約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物和財産化為灰燼。無數住宅、商店、機關、倉庫被搶劫一空。“劫後的南京,滿目荒涼”。
  後來發表的《遠東國際法庭判决書》中寫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縱的野蠻人似的來污辱這個城市”,他們“單獨的或者二、三人為一小集團在全市遊蕩,實行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終至在大街小巷都橫陳被害者的屍體。“江邊流水盡為之赤,城內外所有河渠、溝壑無不填滿屍體”。
  1946年2月中國南京軍事法庭查證:日軍集體大屠殺28案,19萬人,零散屠殺858案,15萬人。日軍在南京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槍殺和活埋者達30多萬人。
  中華民族在經歷這場血淚劫難的同時,中國文化珍品也遭到了大掠奪。據查,日本侵略者占領南京以後,派出特工人員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從1938年3月起,花費一個月的時間,每天搬走圖書文獻十幾卡車,共搶去圖書文獻88萬册,超過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東京上野帝國圖書館85萬册的藏書量。 南京大屠殺慘絶千古人寰!
  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資料,為了中國審判戰犯和遠東國際法庭的審理 ,南京市議會自1945年8月即開始收集資料,歷時兩載。首先中國軍事法庭於 1947年2月初審判“南京大屠殺”首要戰犯第六師團長𠔌壽夫。親歷其境之證 人如美籍貝德士及史邁士教授等1250餘人出庭或具結作證,連同物證資料提作 審判依據。3月10日宣佈判决∶ “計我被俘軍民,在中華門花神廟、石觀音、小心橋、掃帚巷、正覺寺、方傢 山、寶塔橋、下關草鞋峽等處,慘遭集體殺戮及焚屍滅跡者達19萬人以上;在中 華門下碼頭、東嶽廟、堆草巷、斬竜橋等處,被零星殘殺,屍骸經慈善團體掩埋者 ,達15萬人以上,被害總數共30餘萬人。” 判决書所定之集體屠殺19萬人及零星屠殺15萬人,係根據身歷其境之12 50餘人,及當時主持掩埋屍體之許傳音、周一漁、劉德纔、盛世徵等具結證明; 具有紅十字會掩埋屍體43071具,崇善堂收埋屍體112266具之統計表; 靈𠔌寺無主孤魂3000餘具之碑文;及𠔌壽夫在法庭上猶洋洋自得敘述其以叢葬 方式集中掩埋之“萬人坑”五處所起出之頭顱數千具;並有衆多的出版物和照片為 物證。 其實,中國政府檢察官陳光虞根據十四個團體的調查,於1946年5月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殺”確定的被屠殺者294911人,未確定的 被屠殺者20萬人。同年九月,陳氏根據繼續收到的確實資料,又增列被屠殺者9 6260人,故確定被屠者應為391171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頗為 重視,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十餘人(包括貝德士、梅奇、威爾遜醫生 、許傳音、伍長德、粱延芳、秦德純等)的口頭證言並接受了百餘件書面證詞,最 後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軍占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 20萬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15.5萬人 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棄了的屍體,投入到長江 ,或以其他方法處理的屍體在內。”
  1981年以來,在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聲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竄改歷史教科書,否認對華侵略和“南京大屠殺”。南京各文化學術團體,尤其是南京大學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組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重新調查研究並編寫“南京大屠殺”的史料與著述。據1984年的調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餘人,他們接受采訪的證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內。這番重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對於19 47年中國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判决作了一些補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殺”的數目為34萬人,即集體屠殺19萬人,零星屠殺15萬人。 “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首先傳到外界是由《紐約時報》駐南京記者竇奠安所發 的電稿《紐約時報》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標題為“南京強姦事件”;其 小標題為“日軍陷南京,屠殺兩萬人”,世界輿論為之大嘩。以後東京審判亦沿用 “南京強姦事件”一詞。事實上,南京淪陷後,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慘沒有了 。日軍隨時隨地不分晝夜強姦我國婦女。東京審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國法官梅汝 敖說∶“強姦和殺人是分不開的,因為日軍在強姦之後,通常是把被姦的婦女,甚 至連同他們的傢屬子女,一齊殺掉的。”曾出席“東京審判”法庭作證的許傳音舉 一實例∶ “水西門外某寡婦,有女三人,長女十八歲,次女十三歲,幼女九歲,均被輪姦,幼女當場死去,長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學校園內,一個十一歲的幼女,被日軍輪姦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個 七十九歲的老婦,被強姦,其子嚮日軍拼命,亦被殺死。兩年前受日本記者訪問之 李秀英,當時懷孕七月被刺三十餘刀而未死之奇跡亦為世人所周知。姦後必殺幾乎 成了日軍的一條規律。在國際檢查處嚮東京審判庭提出的證據裏,有一件是日本軍 部發給戰區司令長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軍士兵歸國後談論他們在華的暴行,並引 用某中隊長關於強姦給士兵的指示∶“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問題,或者是給以金錢 ,或者於事後殺掉。”該命令中又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 大概全都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正如日本《讀賣新聞》隨軍記者小俁行男 在其《中國戰綫隨軍記者的證言》中所說∶“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被姦婦女 )大部分在事後殺掉。” 東京審判確定“日軍入城後的一個月內,強姦中國婦女達2萬名”。國際安全區主席拉貝亦嚮德國政府報告南京被日軍占領一月之內發生不衹2萬起強姦事件。 麥加倫牧師送東京審判庭的證詞有“強姦——強姦——又是強姦,我們計算一夜至 少有一千起”之語。東京審判判决書說∶“全城中,無論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婦 人,多數都被強姦了。”貝德士在作證時說過,從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 年夏天,很多嚴重的暴行還在發生。因此,據“安全區”的國際人士的統計與估計 ,“南京遭受強姦的婦女至少8萬人之多。” 日軍四出強姦婦女而姦殺並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婦女,人人自危。日軍 蹂躪我婦女之方式離奇慘虐,古今史册前所未聞。我婦女堅貞不肯受辱或受姦含羞 而投井和懸梁自盡者何止萬千。
  日軍入南京後大肆搶劫放火,不僅把南京商業區搶劫一空,而且縱火焚燒。日 軍入城後,見人就殺,遇屋即燒,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晝。大火延至白 下路、朱雀路、中華路太平路、中山東路,繁華商業區不數日而化為灰燼。日軍總 司令鬆井石根於12月17日抵南京舉行入城儀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後復作有計劃的縱火燒城,市民有敢營救者,盡殺無赦。是日費吳生博士同史邁 士教授駕車外出所見∶ “城內最重要的商業區太平路一帶,烈焰衝天。嚮南行,我們看見日兵在店鋪 內放火。更嚮南行,我們看見日本兵忙着把東西裝入軍用卡車。青年會已起火,尚 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時間顯然不久。我們無心細看,匆匆前進,夜間我從窗 口眺望,十四處的火舌嚮天空飛騰。” 日軍放火是在軍官指揮下,先由他們在認為可燒的門上劃一記號,士兵們再使 用汽油和化學藥品縱火。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曾收集了日軍放火用的幾種化學引火物 的樣品。 費吳生在給他在上海的友人信裏說∶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駕車外出時,還看到四處火警,並目睹日本 兵正在另一傢店鋪動手放火。從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幾乎沒有一天不放火。 前天,剋魯治君曾設法溜出東門,回來告訴我們,他所經過約二十哩的區域內,廬 捨均已焚毀,闃無人跡,連傢畜也看不見。” 羅森於1938年1月15日給外交部的報告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 占領一個多月之後至今還在燃燒;全城三分之一被燒毀。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師在其12月19日信中說∶“整個 過去的一星期,日軍已把南京城搶奪一空,任何東西都要;他們甚至搶走德國領事 館的汽車。”費吳生在其給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說∶“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論是被 占領的或未占領的,大的或小的,中國人的或外僑的,都蒙日軍光顧,劫掠一空。 ”美大使館職員晉欽,女傳教士苞爾,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羅、蒸姆生等之 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損失嚴重。德國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搶劫。 日軍在南京的搶劫是有計劃的,上自師團長下至士兵無不從事搶掠,很多發了 橫財。於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師團長𠔌壽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 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就是滿載而歸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蔣介石的文房四寶。社會學家 史邁士率領國際安全區委員會新培訓之工作人員作三個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縣(即長江北的江浦、六合兩縣,江南的江寧、句容、 溧水、高淳四縣)的農村調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調查,而完成《南京戰禍寫真》由該 會於1938年在南京出版。調查結果南京市內房屋遭破壞者為百分之八十九;其 中因交戰因素毀壞的有百分之二,毀於縱火焚燒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 六十三是由於掠奪和搶劫。城外地區房屋及房內財産損失估計為二億四千六百萬元 (當時國幣三點五元兌換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佈的“南京抗 戰損失調查表”,估計“南京大屠殺”期間公私財物之損失約為國幣兩千三百億元 (當時二十元兌換一美元)。證言幸存者證言
  在我們傢住的附近有個崇善堂,是個慈善團體,滿清時就有這個堂,日本兵進城以後,崇善堂找人收屍埋屍,我去的時候大約三四月光景。頭一天是到水西門外二道埂子金華醬油廠,在這個廠醬油缸打撈屍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國人扔進去的,還有別處收來的屍首。埋屍時,每人發一個背心,前後都有字,白底黑字,寫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會亂抓亂殺的。埋屍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來的壕溝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屍首沒有多少是整體的,工具就是鐵鈎子。埋屍的時候崇善堂有人跟着專門計數。 崔金貴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號,那年12月6號上午11時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們兩人一組被綁起來,帶往長江邊上的下關,那裏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們的面前,四、五十碼遠的地方,對着我們架起了10幾挺機槍。 4點左右,一個日本軍官來了,下令日本兵對我們進行機槍掃射。我在壓得暈了過去。不久,我從堆積如山的屍體中爬了出來,這才能夠逃回去。 尚德義
  日軍進城前,我全家搬至難民區上海路新華巷4號住。日本鬼子進城後,傢裏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後屋。有一天,6個日本兵扛着槍、拿着刀、提着繩子來抓人。我聽到有喊聲,連忙躲到厠所裏。在厠所裏,我看見7個小夥子反綁着被鬼子用繩子連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約半小時後,聽到陰陽營處有機關槍響聲。過後,父親帶領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衹見滿山都是屍體,你有幾百具,血肉模糊,辨認不出自己的親人。大哥、二哥就慘死在鬼子槍下,真是慘不忍睹。 馬鴻有
  南京大屠殺時, 我們一傢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共8口人。當時,因為母親沒有奶水,小弟弟哭着要吃奶。有十來個日軍從堤上經過,順着哭聲找來 , 發現了我母親 , 欲拉出去強姦 . 母親抱着弟弟 反抗 , 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 , 用力摔在地上 . 母親哭着撲倒在地 , 日本人嚮母親背後開了2槍 , 打死了母親。第三天 , 日軍將我父親抓走 , 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 , 日軍看到我11歲的二姐 , 竟要強姦她 , 由於二姐極力反抗 , 一個日軍抽出軍刀 , 將二姐從頭劈為兩半!就這樣 , 在幾天之內 , 日軍槍殺了我母親 , 摔死了我弟弟 , 刀劈了我姐姐 , 又抓走了我父親 , 使我傢破人亡,成為孤兒。 薑根福
  日軍進南京前,我是白天剃頭,晚上拉人力車。 日軍進城的第2天,他們闖進我傢,把我抓走,到第3 天下午2點多鐘,用繩子把我捆起來,和300多個人一起,押到下關煤炭港。大約快到下午4時,到了煤炭港,他們把人集中起來,用機槍掃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過去了。後來,死屍把我壓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點鐘時,我纔醒悟過來。擡頭一看,還有幾個人坐着,有的被繩子捆着,有的沒有捆。我們互相解開繩子以後,就各奔東西。我順着鐵路,走到火車渡江的地方,到江邊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傢要了一件衣服穿起來。第2天晚上纔逃回姑媽傢 潘開明
  加害者證言
  澤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
  第1大隊某中隊指揮班
  2000年7月采訪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變爆發,我們接到動員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邊。當時我是個上等兵。沿長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常熟和無錫一帶。
  我所在的中隊發出了“男女老幼格殺勿論”的命令。這也就是屠殺了。在殘暴的進攻戰中,那種殘暴性一進入南京城馬上就表現出來了。
  下關逃命的中國人的情形很壯觀,有好幾萬人,都跳到了江裏,雪崩似地隨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幾師團,就等在江對岸,一有中國人漂到對岸,就馬上把他殺掉。這就是作戰。不過,江很寬,到達對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遊的人多,這些人我們就動用軍艦來處理。軍艦有兩三艘,我曾經親眼見到他們開槍。
  追趕的時候,士兵拿步槍射擊,殺人殺紅了眼。當時的中國兵手裏已經沒槍了,他們也沒有反擊,總之是衹想盡量保命的樣子,場面混亂至極,總之就是在撤退。
  中國兵撤退的時候,好像是把馬跟其他所有東西都拴在車上渡過江去的。上頭說我們一直保衛着南京,需要保存體力,而敵方不逃就會抵抗,所以就給他們開好了一個逃跑的出口。從那裏套掉的傢夥,根據我們的戰略部署,由實現守在那裏的師團把他們統統殺光。
  沿江漂流的傢夥,無論什麽,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來就跳進去漂走了。這些人群是從下遊上來的軍艦殺的。所以,中國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對岸被殺的。
  我們從最靠近長江的城門進城,然後對殘留的士兵進行了掃蕩。城裏早已經戒備森嚴,沙袋堵住了城門,所以剛快餐我們進不了城。
  對方抵抗到了最後。記得是13日的早上,脅坂部隊從光華門進了城,33聯隊則越過挹紫金山江門進去了。
  掃蕩戰一直在進行。掃蕩戰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這就是問題所在了。
  那時候有俘虜收容所,我們抓了人就往收容所裏送。地點在長江岸邊,外面有士兵監視着。那是在長江岸邊。對岸有重機槍守着,一有東京,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馬上就能射擊。這是各大隊都做過的事。
  出水榮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戰時 第3師團步兵第68聯隊第2機槍中隊
  2001年5月采訪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從名古屋乘海軍的巡洋艦出港,23日抵達揚子江支流黃埔江,從那兒登陸。1937年12月進入南京。
  (俘虜也)同樣是人,很可憐。毫無疑問,對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對方也是服從命令。殺俘虜時,也有人說“趕快殺吧”。
  [問了有關海牙條約的問題]那樣的教育,日本的軍隊沒有,衹說“當俘虜就是死”。抓了俘虜,是殺還是怎樣都沒有辦法。我沒幹過,但看到過砍中國俘虜的頭。中國人有的在砍頭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還有被活埋的。日軍進去的地方,哪兒都有砍頭、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殺的屍體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種各樣,因為是戰爭,所以沒有辦法。不殺的話就被殺,當然是什麽都幹。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圍還有敵人。必須把他們都殺了。要不我們就將被殺。
  所謂徵發就是去偷。自己沒有吃的,就去偷中國人的東西。那時,覺得是理所當然的。誰反抗就殺。想要的東西都去偷。強姦女人的傢夥也有。對方的女人臉上塗了鍋底的炭。即使是滿臉漆黑,但年輕的馬上就能看出,強姦的人也有。我們部隊是不管男的女的,抓來了就讓他們拿行李。人數不確定,都老實地跟着。
  青春時代被戰爭剝奪了,因為是天皇的命令,毫無辦法。那場戰爭不是聖戰。進入了中國的領土,那是侵略戰爭。沒有想轉告給年輕人的東西。不想說這場戰爭的事。我認為是侵略戰爭不能有第二次,殺人的事不願跟兒孫們說。那個時代,天皇的命令是絶對的,所以沒有辦法。現在天皇是裝飾品,不是什麽偉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2大隊
  1999年8月采訪
  我於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時馬上出發去滿洲,接受了現役訓練。最初到的是泰安鎮,在那兒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沒有電和暖氣。還要時常去討伐土匪。
  初夏時節我們乘公務船回來,以後暫時在久居的聯隊,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變”後的8月25、26日前後,天氣非常熱,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動員的召集。那時我26歲,還沒有結婚,徵兵的紅紙就到了。
  我親眼看到過南京大屠殺。不僅僅是在太平門看到屠殺,我自己也直接參與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過一個軍官讓3個支那人面朝江坐下,從後面用軍刀將他們的脖子砍了,然後將頭“嗵”地扔進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語,但那時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個地方的戰鬥,有個村莊好象有共産黨的兵在,上面來命令說:“不管是否負傷,將共産黨的兵全都殺了。”所以就把那村莊點火燒了,從身後冒起了濃煙,裏面傳來嬰兒“哇哇”的哭聲。
  回國以後的一段時間了,當年的事情常常在夢中浮現,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麽也睡不着。妻子聽到了我的呻吟就問我:“他爸,你怎麽了?”夢的內容是大群的中國人嚮我襲來的場面。我明白,因為自己殺了中國人,所以他們在夢中襲來了。現在回想起來自己是幹了非常殘酷的事。想去看看現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實在去不了。
  到現在,東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還在說沒有過南京大屠殺。我認為,石原慎太郎是在“鬍說八道”。南京大屠殺是根據日軍和政治傢的命令發生的,我們直接參加了,所以不是謊言。我不相信政治傢,他們害怕把南京的事實公開出來,說給學校、歷史研究者和老師們聽。我到了這樣的年紀,如果說這樣的話,也許有什麽人聽到,所以害怕,說不出口。我有兒子、孫子,更加不能說。
  回顧一下自己參加的戰爭,戰爭是不應該有的。但當時是沒有辦法,在天皇的命令下,為了國傢去幹,以為是當然的事。現在想來,現在孫子生活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當然,日本把滿洲、韓國當做殖民地的事都可以說成是侵略戰爭。德國把這些事都如實地告訴了年輕人,而日本卻什麽都不說。
  鬼頭久二
  1916年8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步兵第33聯隊第1大隊
  1999年10月、2000年9月采訪
  昭和11年(1936年)1月10日,我進入了久居的33聯隊,開始了現役生活。昭和12年(1937年)戰爭開始了。我們作為現役軍人在9月份直接去了中國。到句容後,經過湯水鎮來到了南京。
  掃蕩的時候是挨傢挨戶進行搜查,如發現女孩子,當場就給強姦了。女孩子們大概都躲在床下或窗簾後邊。被發現的時候,不知是害怕還是什麽原因,反正沒有反抗。因為沒有受到憲兵隊的組織,所以可以隨便幹,沒有限製。女人們臉上都塗着墨水之類。想不起來自己強姦了多少女人,衹有一件事有印象,那是抓到逃跑的母女倆時,母親說女兒還小,所以求我們衹對自己來,我說了句“笨蛋”,把母親推開了。幹的時候是兩三個人一起幹。幹的時候當然覺得不好,也想過,如果日本被占領,自己的女兒或者是女人被強姦該怎麽辦。但是,當時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什麽時候死,所以趁還活着的時候幹自己想幹的事情,這跟天皇的命令什麽的沒有關係。這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我在南京當然有過強姦的經歷,並且是不分場所,有很多空房子,就在空房子裏的床上幹。平時也拿着米去嚮母親要女兒。還有,有的女人是自己從難民區走出來,用自己的身子換大米。米是我們自己吃的大米,一回給裝滿一隻襪子的量(相當於五合[日本的計量單位,一合約0.18升。])。不是在南京城,而是在南京郊外,如果被憲兵隊抓住的話比較麻煩,所以就殺死了女人。我是衹在掃蕩時進城的,也殺過人。從這些事情來看,我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有過的,我認為是幹了壞事。
  小竹嚴一
  1915年12月生
  南京戰時 第16師團輜重兵第16聯隊第1大隊
  2000年11月采訪
  我在昭和12年(1937年)初接受召集,加入了京都的輜重16師團。半個月後在信田山成立了小隊,接着成立中隊,然後編成大隊乘上了船。我們最初去哪兒都不知道,沒人告訴我們。那條船乘了有好幾天。支那事變開始時在上海附近登陸,是個熱天,大概是8月。下船時敵人的炮彈像下雨一樣落下來夥伴中有人中彈了。因為是戰爭,衹有往前進。那是一場激戰。我的運氣特別好,沒中一顆子彈。在占地要是聽班長、分隊長、中隊長等上司的話就沒命了。他們說他們的,我們士兵想我們的,自己的命自己來保。在國內我是號手,所以與中隊長一起行動。在那兒把敵人消滅,占領以後退到後面,休養一個月。如果沒有發現敵人,那就一個月兩個月連續戰鬥,在占領以前得沒白天沒黑夜地戰鬥。休養的時候有露宿的,也有在老百姓傢睡覺的,老百姓傢裏有人的話也害怕得逃跑了。中國人很老實。
  去過南京、徐州、杭州。以中隊為單位前進,但分隊各自行動。戰鬥時以分隊為單位。
  徵發的時候看到女人被士兵追着到處亂跑。士兵中有一班人都幹過。幹的時候不分例外,不管是路上還是哪兒。在南京是先往普通人傢裏“砰砰”地打槍,往裏窺視。中國人有的在傢中畏縮地躲着,有的躲在草堆中,有的躲在墻後。衹要看到動的東西就“砰”地一槍。中國人一逃就開槍。叫聲“喂”,“砰”地一槍,對方就撲通倒下了。路上屍體重疊着躺在一起,不踩着屍體就無法前進。看到過處置俘虜,他們成群結隊地在一起。揚子江上到處是屍體。從上海到南京糧食很緊張,傢裏人寄來很多東西,但送不到第一綫,找吃的東西很辛苦。所謂戰爭就是爭奪國傢,爭奪生命。糊裏糊塗就沒有了命。因為是在敵區,今天有命不能保證明天也有,所以當然就亂來了。從上海到南京時進攻速度很快,有時就光嚼蘿蔔,沒吃沒喝。餓得要死。這些都不想跟年輕人說了。誰負“南京大屠殺”的責任?34萬中國無辜的男女老少死於日軍的屠刀之下,幾十億美元的財産遭到日軍 的破壞和掠奪,這樣滔天罪行和暴行當然每個直接犯罪者都負有法律和道德的責任 。首先,日軍士兵和軍官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普遍地殺人和強姦。我們前已提到隨軍 記者小俁行男的報導∶“不強姦的士兵幾乎沒有。”另有《每日新聞》社的記者鈴 木二郎出席“東京審判”為“南京百人斬競賽”作證明時說∶ “在城內掃蕩殘留的中國軍人。如果捉到軍官,就綁在楊柳樹上,教新兵射擊 及劈刺的方法當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讓他坐在坑前砍頭。我是二等兵,衹用刺刀 刺中國兵。” 世人多熟知的兩位“殺人競賽”日軍嚮井敏及野田岩兩少尉在入句容縣城(距 南京20公裏)時即分別殺死我無辜平民78和89人,當兩位抵達南京城外紫金 山時,已分別殺至105和106人之數,但兩人相約殺至150人為止。這兩位 “殺人魔鬼”的競賽為東京報紙所贊揚,稱之為勇士。但“殺人競賽”之主兇為田中軍吉大尉,以其“寶刀”砍死中國人300餘人,惜尚未為世人所周知。 事實上,所有來侵略的日本軍官都是“殺人犯”,極少例外。田中、嚮井、野 田三位日軍官僅是比較特殊的例子。曾來紐約參加北美廿世紀中華史學會主辦的七 七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會的前日軍第十二軍軍曹塚越正男在會場上痛哭流涕地說∶“ 當上了下士官,變成了擁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騎兵分隊長,而且被允許佩帶日本刀。 佩有日本刀具有什麽意義呢?變得想殺人,有一個叫試新刀的斬首項目。”塚越說 他在中國四年多,共殺死106個中國人。 凡是被派到中國戰場的排長必須當衆,通常是團長營長和連長的面前,以其戰 刀砍殺中國俘虜,否則便無資格作排長。請見最近在美出版頗引起讀者重視的庫剋夫婦所著之《戰爭中的日本——口述歷史》。最驚人的莫過於中島今朝吾以中將師 團長之尊,在南京當衆以中國俘虜試刀,砍下戰俘兩人的頭顱,其慫恿部下之任意 屠殺我無辜百姓當可想見一斑。派到中國戰場的新兵需再經三個月的訓練始能成為 一個合格的士兵,最後一個訓練節目就是以刺刀刺死一活人。
  由此可見,“南京大 屠殺”不是孤立現象,日軍在華暴行,屠殺和姦淫並未因“南京大屠殺”使舉世震 驚抗議而終止,或真正收斂。 其次,殘暴為日本軍事訓練之核心。日軍以嚴格紀律、打駡、生活幹擾、個人 尊嚴之摧殘,呆板的階級制度造成無條件的服從,使下級或士兵接受任何命令,不 僅來自上級或直接發號施令者,更認為所有命令皆來自大帝國的最高峰,最高統帥 天皇本人。日本之殘酷和輕生與其地理環境、文化、及封建制度也是不可分的。“ 大和魂”(日本民族精神)的思想灌輸了每個士兵,培養其使命感及為“大和民族 ”的自負感。中國受帝國主義數十年之凌辱,尤其是甲午戰爭,使日本人對中國人 普遍輕視。30年代,日本以納粹希特勒為師,增強大和民族的優越感。在“南京 大屠殺”中,很多日軍官兵稱中國人為“清國奴”,任意殺戮。正如宮崎縣的一位 士兵記錄所說∶“殺一個支那人,在我們就如殺一隻貓或狗一樣”;梅奇牧師所說 ∶“日軍像獵取兔子一樣在街上射殺中國平民”;郭岐營長所說∶“敵人視我同胞 之生命簡直不如一蟲蟻了!” 復次,掠奪與徵收也與“南京大屠殺”有關。日本對華的七十年侵略就是搶掠 。在戰時國傢有計劃的侵略掠奪與個人犯罪的搶劫就混而為一了。日軍20萬自上 海和杭州灣嚮南京進攻,交通破壞,部隊分散,糧食無法補給,乃實行“就地徵收 ”。如日軍一排長曾根一夫所述,他們的部隊自距上海三十公裏的太倉開始即“就 地徵收”維持生命。徵收成為各部隊的主要活動,經常進行,迅即演變成為搶劫、 強姦、焚燒及屠殺。曾根並說∶那時已有一部分部隊采取“三光作戰”,“即對敵 人不分軍民全部的殺光,將財物資源全部搶光,將人民居住的市街、村莊全部燒光 。” 最後,“南京大屠殺”的直接責任問題,馬吉與田伯烈在東京審判作證時,都 認定大屠殺係在南京戰地指揮官與東京統師帥部完全知悉與同意下進行的。貝德士 在作證時更說∶“在這秩序混亂的七個星期中,我們一次也沒有看到或聽到過懲辦 這些士兵犯罪行為的情況,更談不上有人受到處分了。”按着上述東京審判所獲的 日軍命令所說∶“如果將參加過戰爭的軍人一一加以調查,大概全部是殺人、搶劫 、強姦的犯人”,則20萬進入南京的日本官兵從上到下幾乎全是犯人,應對“南 京大屠殺”負責。但是,日軍是層層節制,階級服從,迄止日本戰敗,維持不變。
  中外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命令來源多追溯至1932年上海事變禍首之一, 後任日本陸軍部軍務局長田中隆吉少將,在其1948年東京新風社出版之《被割斷的歷史∶戰敗秘話》中所作的回憶。於1938年4月曾在朝香宮指揮下的“上 海派遣軍”任情報主任參謀的長勇中佐(後調任第七十四聯隊長晉升大佐),對田 中誇口說,是他擅用軍司令官的名義下令屠殺俘虜∶ “由於在杭州灣登陸的柳川兵團推進神速,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兵被切斷了退路 ,他們丟下武器,嚮我投降。要處理這麽多俘虜,糧食方面是個最大的問題。我立 即擅自嚮所屬各部隊發出命令∶應全部殺掉這些俘虜。我利用軍司令官的名義,通 過無綫電訊傳達了這項命令。命令的全文,當即燒毀。由於這一命令,大屠殺開始 了。” 我們對田中和長勇的話實在難以相信。以區區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軍司令 官發令,而且是口頭命令,恐在任何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都不可能,何況可謂當時 世界上最講階級服從的日軍。另據第十六師團一位炮兵觀察班長澤田正久的證言∶ “俘虜數目一萬左右,遂報告軍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槍决。” 這個命令顯然來自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因為澤田還批評他說∶在五個月 前在東京聽飯沼演講時,他還講應該善待俘虜,今卻說∶“應立即予以槍决”。參 謀長是幕僚,為主官出謀劃策,處理日常工作,如此關係成千上萬的俘虜的生命問 題,他既無權也不敢擅自處理。參謀長當然可以代主官下達命令,可是處理這樣重 大問題絶不能作主。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王為日皇裕仁的叔父,於1937年12 月2日始被日皇任命繼鬆井(晉升為華中方面軍總司令官)為上海派遣軍司令官, 而於12月5日趕至前綫就職,他勢必與各師團長經常以電話電報聯絡,就近指揮 。另據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的回憶(連同澤田正久之回憶,均載 於畝本正己所著《證言∶南京戰史》(5)1984年8月份《偕行》雜志)∶ “當聯隊的第一綫接近南京城一、二公裏,彼此正在混戰時,師團副官以電話 說是師團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並予以處置。’……師團長中島今朝吾 這個命令我實在無法接受,我曾對參謀長及其他參謀建議過幾次,但未能獲得其同 意,所以我也有責任。” 第三十八聯隊長助川靜二大佐在證言中說,屠殺俘虜的命令是師團長所下的。 中島師團長在其1937年12月13日的日記(《增刊歷史與人物》,中央公論 社,1984年12月)說∶“因采取大體不留俘虜的方針,故决定全部處理(屠 殺)之,……據知,僅佐佐木部隊就處理掉約15000人,守備太平門的一中隊 長處理掉1300人,現集中在仙鶴門附近的,約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虜還在 不斷來降。” 上海派遣軍的第十三師團屬下之山田支隊(即第六十五聯隊)於12月14日 在南京東北幕府山附近獲得中國俘虜14000餘名。經山田少將支隊長上報請示 處理辦法,軍部三次嚮東京大本營軍部請示,第三次復電為“按照軍司令部的責任 去幹”,遂有朝香宮司令官及師團長所下達的一連串“處理掉”的命令,該批俘虜 延至19日上午始動員予以全部殺掉。
  “南京大屠殺”中殺我軍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師團。其次是第六師團。第六師團 是屬於自杭州登陸的第十軍。其軍司令官是日軍皇道派,支持1936年“二二六 ”政變的三將領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將(1879——1945年)。他在杭州灣登 陸的演說中曾說∶“山川草木都是敵人。”該軍“軍參謀長的註意”有“對支那老 百姓的註意”一項∶ “在華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戰場,一般支那老百姓,縱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 孩,很多幹敵人的間諜,或告知敵人以日軍的位置,或加害於日軍的單獨兵等等, 有這樣的實例,故不能粗心膽大,需要特別註意,尤以後方部隊為然。如果發現這 些行為,不得寬恕,應采取斷然處置。”(見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殺》,東京 岩波書店,1988年)。 柳川第十軍的隨軍記者乃說∶柳川兵團的進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為在官兵 之間有“可以任意掠奪、強姦的暗默諒解。” 柳川麾下的第六師團,其師團長𠔌壽夫中將為中國軍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殺” 而判處死刑的最高將領。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師團長中島,𠔌也親自用軍 刀殺人,他本人強姦中國婦女十餘人。第六師團的隨軍攝影記者河野公輝曾在該師 團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級傳達的命令∶“不容許共産主義的暴虐,為粉碎共匪的猖獗 活動,農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婦女兒童皆應殺戮之。”難怪該師團進入南京後 ,立即屠城。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侵華日軍最高統帥鬆井石根大將,於戰後經東京審判以 “南京大屠殺”罪行責任,與東條英機等七人被處絞刑。鬆井於1937年12月 7日發出“南京城攻略要領”之作戰命令∶即使守軍和平開城,日軍入城後也要分 別“掃蕩”。對戰俘問題未提衹字。在“掃蕩”的名義下,不僅可屠殺戰俘和散兵 (日軍稱之為“敗殘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殺平民。南京淪陷第三日(12 月15日),鬆井再發出作戰命令∶“兩軍(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在各自警備地 區內,應掃蕩敗殘兵,收集隱匿之武器與軍需器材,掃除戰場。”所謂“掃蕩敗殘 兵”,意即屠殺戰俘與散兵(見李恩涵∶《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屠殺責任問題》,載 於1990年5月《日本侵華研究》第二期)。 鬆井和各師團長的“不要接受俘虜”,“槍斃俘虜”,甚至“難民”的命令已 昭然若接。事實上,鬆井入城後(17日)山田支隊在幕府山所獲之14000 名俘虜於19日上午纔動員殺掉。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即進駐南京,一直留到 翌年1月。同時,12月21日第十六師團接替第六師團擔任南京城防,不但殺人 放火、強姦、搶劫未能如日駐南京副領事田中及梅奇牧師所期望的減少,而且更行 加劇,第十六師團成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屠殺我軍民最多的部隊。 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獲悉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並報告東京外交部。該部東亞局長 石射豬太郎在其1938年1月6日的日記中寫着∶ “上海來信,它詳報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掠奪、強姦,慘不忍睹。嗚呼!這就 是皇軍?”“這就是‘聖戰’和‘皇軍’的真面目!”(見陳鵬仁譯∶《石射豬太 郎回憶錄》,臺北水牛圖書出版公司1987年。) 石射自那時起便稱之謂“南京大屠殺”,並提出於三省(陸、海省及外務省) 事務局長會議,警告陸相和外相予以製止。“南京大屠殺”當然不可避免地在19 37年11月20日設立的“大本營”會議上討論。大本營的聯席會議,首相、陸 相、法相、外相、參謀總長等及各部門次長和局長都出席的,會議內容由首相親奏 天皇,同時陸相及參謀總長經常不通過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問題之最後 决策均操於天皇之手。裕仁對進攻南京極為重視,支持軍部及內閣之主戰派,擴大 對華侵略戰爭,密切註意南京戰事之進展,何況十天前他纔派他的叔父朝香宮接任 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翌年2月26日,裕仁親自召見鬆井石根、朝香宮及柳川平助 ,對於他們之攻剋南京,予以嘉勉,並各贈一對鑲皇傢菊花的銀瓶為奬。毋庸置疑 的,裕仁對南京大屠殺的責任遠超過這三位受奬的現行戰犯。結語裕仁天皇是富有現代知識的人,在未繼位前,曾漫遊歐洲,特別嚮往英國社會 及皇族,應該瞭解近代英國標榜的人道主義和國際公法的存在;也無須重溫日本為 簽字國之一的1899年海牙第二公約和1929年的日內瓦陸戰公約。裕仁天皇 和普通日本人都會明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和非戰鬥人員是應該予以保護,絶對不可 殺戮的。否則,日本政府及軍部為什麽一直對日本人民隱瞞“南京大屠殺”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沒有相應的實力的時候他們是采取一種迷惑的手段來學習和改進自己,一旦覺得自己的實力足以挑戰任何一個他們野心的對象就會揭下他們的偽裝,暴露出真實的獸性,所以對我們來說,時刻保持對日本的警惕和戰備,時刻將他們設置為我們的假想敵。時刻牢記他們是我們的仇敵,時刻牢記這些人處心積慮要推翻歷史的獸行。
  中國要想不被別人欺負,首先就要牢記歷史,牢記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頭了!
  《南京大屠殺》電影
  導演:Anne Pick, Bill Spahic,張純如
  主演:鄭啓蕙
  類型:記錄 劇情
   年份:2007
  地區:加拿大
  語言:英語
  片長:90分鐘
  ●電影介紹
  一部由加拿大獨立電影公司真相紀錄製片(Real to Reel Productions Inc.)製作,由Anne Pick及Bill Spahic共同導演紀錄片《張純如》正在緊張製作中,計劃於年底全球上映,該片闡述這位年輕女作傢,如何深入探索一段黑暗的人類歷史,並將它還原成文字,著成一本震撼人心的暢銷書。 影片還將活現張純如還原歷史真相的心路歷程,讓世人在認識這段史實同時,可以從這位堅毅勇敢的女性身上得到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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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jing Datusha
  南京大屠殺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軍屠殺中國人民的重大暴行之一。又稱“南京慘案”。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在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鬆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𠔌壽夫的指揮下,對中國軍民進行了長達四十多天的大規模屠殺,殺害了無辜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共三十萬人以上:據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查證的集體屠殺並毀屍滅跡者,共二十八案,被害人數達十九萬多人;日軍還普遍地分散進行屠殺,屍體經慈善團體掩埋者達十五萬餘具。日軍采取的手段極其殘忍,除槍擊外,還有砍頭、剖腹、活埋、火燒、水溺、支解四肢,等等。 (見彩圖1937年12月13日日軍侵占南京,40多天屠殺中國人民30餘萬)
  日軍除瘋狂進行大屠殺外,還滅絶人性地□淫婦女。從幼女到老婦,甚至孕婦都難以幸免,很多婦女在被蹂躪後又慘遭槍殺、刀戳和毀屍。在日軍占領南京的一個月中,市內就發生了約兩萬餘起強□婦女的暴行。此外,日軍所到之處,均遭大規模的搶劫,使十室九空。搶劫之後,縱火焚燒,巨火濃煙,籠罩全城,全市被燒毀的房屋達三分之一以上。
  抗日戰爭勝利後,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血腥暴行得到了清算,鬆井石根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處以絞刑,𠔌壽夫被引渡給中國政府處死。為了紀念這場震驚世界的慘案,1985年,南京人民在當年日軍集體屠殺中國人的現場遺址之一的江東門建立了一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並在展廳陳列了大量的資料、文獻、圖表、照片和實物,揭示了侵華日軍占領南京後殺、燒、淫、掠的種種暴行。此外,還在其他屠殺現場如燕子磯、草鞋峽、中山碼頭、漢中門等遺址及遇難同胞屍骨叢葬地中華門外等處,建立了十五塊紀念碑。
  (段月萍)
英文解釋
  1. :  The Rape of Nanking
近義詞
南京大屠殺:百位幸存者真實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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