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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繆（Camus，1913―1960），在悲觀中樂觀地生存，積極地介入生活與社會，與命運抗爭，與一切不正義的現象抗爭；他愛生命，愛藝術，承認生命的荒謬，但是他絶不是一個單純的虛無主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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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加繆，法國作傢，1913年11月7日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法屬阿爾吉利亞，父親是歐洲人，母親是西班牙血統，自己卻在北非的貧民窟長大。父親作為一戰的士兵戰死疆場，加繆直接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抵抗運動。從少年時代起，貧窮與死亡的陰影就與加繆長相伴，這使加繆更能深切地體會人生的荒謬與荒誕，在他的一生中，無論是他的作品還是他的現實人生，他都在與荒誕作鬥爭。處在思潮動蕩的時代，加繆一直糾纏在藝術傢和政治傢之間。1942年，加繆離開阿爾及利亞前往巴黎，他開始秘密地活躍於抵抗運動中，主編地下刊物《戰鬥報》。在這個時期，加繆不躲避任何戰鬥，他反對歧視北非穆斯林，也援助西班牙流放者，又同情斯大林的受害者……他的許多重要作品如小說《局外人》、《鼠疫》，哲學隨筆《西西弗神話》和長篇論著《反抗者》都在這個時期出世。1957年，他因為“作為一個藝術傢和道德傢，通過一個存在主義者對世界荒誕性的透視，形象地體現了現代人的道德良知，戲劇性地表現了自由、正義和死亡等有關人類存在的最基本的問題”，被授予諾貝爾文學奬。
加繆1935年開始從事戲劇活動，曾創辦過劇團，寫過劇本，當過演員。戲劇在他一生的創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劇本有《誤會》（1944）、《卡利古拉》（1945）、《戒嚴》（1948）和《正義》（1949）等。除了劇本，加繆還寫了許多著名的小說。中篇小說《局外人》不僅是他的成名作，也是荒誕小說的代表作。該作與同年發表的哲學論文集《西西弗的神話》，在歐美産生巨大影響。長篇小說《鼠疫》（1947）曾獲法國批評奬，它進一步確立了作傢在西方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因為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1957年加繆獲得諾貝爾文學奬。1960年，在一次車禍中不幸身亡。
加繆在荒誕的車禍中喪身，實屬辛辣的哲學諷刺。因為他思想的中心是如何對人類處境做出一個思想深刻的正確回答……人們毫不感到意外，我們的時代接受了加繆的觀點。血腥的再次世界大戰，可怕的氫彈威脅，這一切使現代社會能夠接受加繆嚴肅的哲學，並使之長存於人們的心中。
——《紐約時報》對加繆之死的評論
加繆在50年代以前，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1951年加繆發表了哲學論文《反抗者》之後，引起一場與薩特等人長達一年之久的論戰，最後與薩特决裂，這時人們纔發現，加繆是荒誕哲學及其文學的代表人物。
加繆的創作特色是用白描手法，極其客觀地表現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筆簡潔、明快、樸實，保持傳統的優雅筆調和純正風格。他的“小說從嚴都是形象的哲學”，藴含着哲學家對人生的嚴肅思考和藝術傢的強烈激情。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他贏得了遠遠超過前輩的榮譽。他的哲學及其文學作品對後期的荒誕派戲劇和新小說影響很大。評論傢認為加繆的作品體現了適應工業時代要求的新人道主義精神。薩特說他在一個把現實主義當作金牛膜拜的時代裏，肯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作品：《誤會》、《卡利古拉》、《戒嚴》、《正義》、《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話》、《鼠疫》等。
小說簡介：
小說《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加繆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着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翻開加繆的《局外人》，我們看到的第一句話是“今天，媽媽死了。”可是陡然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包含了無限意味。“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衹會出自孩子的口中，可是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默而索的年輕人。默而索不用成年人說的“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藴藏着多麽溫柔多麽純真的感情啊！可是他接到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他糊裏糊塗地看着母親下葬，甚至不知道母親的年齡……尤其令我們感到憤慨的是：在母親下葬後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濱遊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就是那個看起來對母親飽含深情的默爾索麽？可是不止於此，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老闆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毫無熱情。對於巴黎這個國際大都市，他說：“很髒。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對自己的婚姻大事，他表示無論什麽都行。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在法庭上他一點也不關心法庭對自己的審判。在就要被處死的前夜，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大概覺得這還不夠，他又說了這樣一句讓人莫名其妙的話：“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默而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着於瞬間的人生等無疑具有一種象徵的意義：荒誕，這個存在主義作傢們一直念念不忘的關鍵詞。《局外人》正是荒誕人生的一幕。莫爾索也是西西弗的兄弟。而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着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絶對和真實的激情。”這也許是不錯的，莫爾索就是加繆心目中那種“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的人，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正符合加繆的想法：“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産生於荒誕的發現”。默而索是在監獄裏獲得荒誕感的，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於是，默而索成了荒誕的人，也就是加繆所以為的幸福的人。
《局外人》是法國作傢加繆的成名作，同時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出作品之一，該書以一種客觀記錄式的”零度風格”，粗《局外人》綫條地描述了主人公默而索在荒繆的世界中經歷的種種荒繆的事，以及自身的荒誕體驗。從參加母親的葬禮到偶然成了殺人犯，再到被判處死刑，默而索似乎對一切都無動於衷，冷漠的理性的而又非理性的存在着，他像一個象徵性的符號，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存在，又像是一個血紅色的燈塔，具有高度的警示性。主要因為這部小說加繆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奬。
《局外人》的主人公莫爾索是阿爾及爾一個公司的法國職員，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小說通過自述形式來表現出莫爾索對一切都似乎漠不關心，無動於衷。具體的細節不加贅述。小說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敘述莫爾索回到鄉下參加母親的葬禮，以及到他莫名其妙地在海灘上殺人。這一部分按時間順序敘述，像記流水帳，顯得有些囉嗦。我們看到的莫爾索是那麽冷漠，簡直衹是個純感官的動物，沒有思考。莫爾索殺人僅僅是因為太陽，這看起來真的顯得荒謬，可事實就是如此。
第二部分是莫爾索被審訊的過程。這一部分主要通過莫爾索在監獄裏的生活，他逐漸習慣了失去自由，靠回憶打發日子。他想的東西很多，但是他對死並不感到恐懼和悲哀，他認為30歲死或70歲死關係並不大。他拒絶神甫為他祈禱，他因為不耐煩而終於爆發。“他人的死，對母親的愛，與我何幹？……他所說的上帝，他們選擇的生活，他們選中的命運，又都與我何幹？”死亡的前夜，莫爾索第一次嚮這個世界敞開了心扉，他覺得自己過去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至死都是這個世界的“局外人”，他感受到了自己生之世界的荒謬，他至死幸福。
《卡裏古拉》講述的是古羅馬時代的故事。古羅馬皇帝卡裏古拉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悟到了人生的真理－－人難逃一死所以並不幸福。世界的荒誕令人無法容忍，而人們卻偏偏缺乏認識，生活在假象中。在荒誕面前，在惡的命運面前，人們麻木不仁，於是他采取極端的辦法，把自己裝扮成命運的模樣，實行暴政，任意殺戮，使人們深感難以活下去從而清醒，認清命運的真正面目。可悲的是卡裏古拉自己倒成了惡的化身，荒誕的代表，最終走嚮了毀滅。
《西西弗的神話》：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謬的英雄，是因為他的激情和他所經受的磨難。他藐視神明，仇恨死《西西弗的神話》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而這是為了對大地的無限熱愛必須付出的代價。”當加繆這樣看這個古代神話中的人物時，存在主義的哲學之眼就進入了那個古代的神話。他贊美西西弗這個抗拒荒謬的英雄。加繆的一生也可以這麽看，在悲觀中樂觀地生存，積極地介入生活與社會，與命運抗爭，與政敵抗爭，與一切不正義的現象抗爭；他愛生命，愛藝術，他承認生命的荒謬，但是他絶不是一個單純的虛無主義者。
《鼠疫》是一部寓言體的小說。它是一篇有關法西斯的寓言。當時處於法西斯專製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着與外界隔絶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着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繆繼續他的存在主義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繆自己曾這樣說：“《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已；《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但是從《局外人》到《鼠疫》加繆的思想已經發生了變化。裏厄醫生不再如莫爾索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展開鬥爭，而且在鬥爭中，他看到愛情、友誼和母愛給人生帶來的幸福。裏厄醫生的人不是局外人，他看到了衹有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畫的人聯合起來戰勝瘟疫，人類社會纔有一綫希望。小說結構嚴謹，人物性格鮮明，對不同處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變化刻畫得深入細緻；人與瘟神搏鬥的史詩篇章、生離死別的動人哀歌、友誼與愛情的美麗詩篇、地中海的奇幻畫面，增加了小說的藝術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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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義思想
加繆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是纏繞着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西弗斯神話》和《局外人》構成了加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着加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荒誕既不能告訴我們幸福，也不能告訴我們不幸，之所以加繆假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衹有幸福的生活纔符合人的尊嚴，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絶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體現尊嚴。加繆在假設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臺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由荒誕的出發點，薩特走嚮焦慮和不安，而加繆走嚮幸福，薩特是思辨後的結論，加繆卻是激情洋溢的獨斷。
二元對立
加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取消，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這是他的一大特點和魅力之所在，加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加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着矛盾，這在別的作傢那裏，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加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復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加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醜等一係列概念，但在加繆那兒，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局外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衹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加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産生讓人睏惑的效果，這在《局外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加繆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嗎？加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簽，但是，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奬的時候，頒奬詞中依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絶非空穴來風。事實上加繆是存在主義者。理由如下：
1、存在主義不是一種理論體係嚴密的流派，而是一種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着尖銳的矛盾。那麽判斷某種思想是否屬於存在主義就不應該看它們是否有相同的方法論和公理預設。存在主義反映的是人面對世界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人處於一種"被拋"的境地，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衹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就象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麽'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産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啓了意識的運動。"在加繆的作品中，對於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在加繆那兒都有表現，而且用的是存在主義的方式。
2、加繆不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但存在主義不是薩特的專利，況且薩特也曾經拒絶過存在主義這個標簽。加繆反對存在主義這個標簽主要也是為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為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加繆與薩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荒誕的思想，和面對荒誕的態度，雖然加繆不強調自由選擇。倆人的分歧主要是對待革命和歷史，以及對蘇聯的態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馬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剋思主義影響，而加繆一貫反對馬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加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加繆的散文裏體現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係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加繆卻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薩特的荒謬意識來源於書齋，加繆可能則來源於山頂上的一陣風。
3、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薩特強調行動，而加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麽意義，特別是《局外人》中，更為明顯。這本書在二戰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加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而強調了行動的《鼠疫》，我卻認為寫得不好，和《局外人》不在一個檔次上，在深刻性上差一些，雖然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加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加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於你怎麽做，而在於你怎麽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絶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於你怎麽想，而在於你怎麽做。加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後，加繆和薩特的矛盾發展到頂點，以後他們至死未再見面。
加繆離開人世已經有數十年，當年的紛紛擾擾不再，我們也能以更超脫的方式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方式，回答他在近半個世紀前提出的種種問題，我們也會對他那些謎一般的作品有種種猜想，無論如何，我們都無法想象將加繆置於我們思考的視野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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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ia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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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爾貝·加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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