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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尚希1987年參加工作，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1990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曾出訪過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亞、南非等二十多個國傢，對國外同領域的問題有較廣泛的瞭解。調查研究的足跡遍及全國所有的省市，並在二十幾個省市政府部門及大學做過專題性學術演講。多次主持或參與國內重大課題研究和國際合作課題研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理論與政策，包括公共風險、公共財政、財政風險、公共分配、公共政策等。
作為財政部科研所的學術帶頭人之一，早在1989年就入選了當時惟一的《中國當代經濟科學學者辭典》（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2年出版的博士論文《收入分配循環論》一書，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僅僅着眼於收入流量的常規，從流量與存量循環的角度構建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對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令人睏惑的問題，做出了新的解釋，在1995年第二次全國財政理論研究成果評選中獲得一等奬。
1991年承擔中國社科規劃重點項目（於光遠主持）“中國理論經濟學史1949—1989”中的“財政篇”，對建國以來的財政理論演變和發展作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1993年撰寫的《非國有經濟：中國未來經濟的主體》和主持《統一財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課題的研究等，其成果《沒有統一的財政，就沒有統一的政權》發表以後，引起了廣泛的關註，作為優秀改革理論成果，被收入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改革成果通報》。
1995年參與組織《墨西哥金融危機比較研究》和《 95 及 2010 年財政發展戰略研究》兩大課題的研究，作為總報告執筆人，其研究成果受到當時王丙乾副委員長和劉仲藜部長的充分肯定。
主持“國企高負債對財政影響的預警性分析”課題研究。該項成果在《管理世界》（1996 年 5 期）發表以後，引起了廣泛關註。新華社《了望》周刊記者曾就此做了采訪和報道。
1997年初發表的研究報告《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引起了全國人大財經委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並做了重要批示。之後一直追蹤研究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財政風險分析框架。
主持 1998 年全國財政係統協作課題“財政支出管理”的研究。該課題在大量調查研究材料的基礎上，對當時財政支出管理中的問題和矛盾做了深入的實證性分析，並在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前，就明確提出了設立該機構的設想。
在研究財政風險的過程中，發現公共風險是個更為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因而轉嚮研究這個問題。研究成果《論公共風險》（ 1999 年發表於《財政研究》）對政府、制度、組織以及財政的産生、發展及其本質做了一個全新的理論解釋，並運用於公共財政問題的現實分析。
還有對減稅問題的研究、對個人所得稅的研究、對部門預算的研究、對農業綜合開發的研究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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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循環理論的研究。
首次從存量與流量的關係來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其成果的核心思想是收入流量的分配是受存量製約的，政府政策對其影響不大，除非有新的制度安排。這為我國現實的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所證實。
二是公共風險理論的研究。
在我國，公共風險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獨創性地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公共風險的理論，並一直以此為觀察現實問題的一種方法，用來分析和解釋現實問題。 2002 年從公共風險出發，提出了界定公共支出範圍的兩種方法：風險歸宿法和反嚮假設法。這項成果發表在我國經濟學界的權威雜志《經濟研究》，為解决政府財政長期存在的“越位”和“缺位”問題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三是財政風險理論的研究。
作為我國最早係統地研究財政風險的學者，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即運用“不確定性分析”來重新解讀財政運行、財政制度、財政改革與財政發展。自 1997 年發表《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之後，形成了一係列的關於財政風險問題的研究成果。
四是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製的研究 。
這項研究是從 2003 年上半年我國發生“非典”危機引發出來的。面對經濟社會中的突發性事件，財政該如何做出反應？如何實施危機管理？這是一個現實性、理論性、係統性都很強的問題，為此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並闡述了“構建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製”的新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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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
《收入分配循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中國公共政策的熱點與難點》（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公共收入》（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部門預算：理論與實踐》（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地方政府或有負債：隱匿的財政風險》（主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版；
《財政風險理論及其防範對策》（主筆），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載於財政部科研所《研究報告》 1997 年 4 月；
《論公共風險》，載於《財政研究》 1999 年第 9 期；
《政府債務：風險狀況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 2002 年第 5 期；
《怎樣看待稅收的增長和減稅的主張》，《管理世界》 2002 第 7 期；
《中國當前的財政政策：回顧與展望》，載於劉國光等主編的經濟藍皮書《中國經濟前景分析—2002年春季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公共支出範圍：分析與界定》，《經濟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中國公共財政管理體製研究》，《經濟研究參考》 2002 年 56 期（F-6）；
《財政風險：一個分析框架》，《經濟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構建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製》，《財政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及其定位》，《稅務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構建公共財政的應急反應機製》，《財政研究》 2003 年第 8 期；
《中國：經濟運行變化引緻的財政風險分析》，《經濟研究參考》2003年36（B-7）；
《面臨挑戰的國傢財政安全》，《財政與稅務》 2003 年 12 期；
《個人所得稅：如何發揮調節功能》，《稅務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銀行改革的四種結局》，《改革內參》 2004 年第 23 期；
《中國財政風險的制度特徵：“風險大鍋飯”》，《管理世界》 2004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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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國模式的“靈魂”——將學習和創新內化為國傢精神
編者按：60年艱辛探索，新中國創造了“中國奇跡”，成功開闢了前途坦蕩的“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條中國共産黨團结帶領人民探索和實踐馬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一條社會主義中國大踏步追趕時代發展潮流的奮進之路，是一條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進一步探討新中國60年來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啓示，從9月29日起，人民網理論頻道特別推出“中國道路·理論探索”係列專訪，係統論述新中國60年來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啓示。
近幾年一直在熱議的中國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是否受到了挑戰？為何全球對中國模式如此熱衷？中國模式過去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成功衹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綫上。如何進一步探討中國模式，才能對未來的中國道路有所啓示？中國模式的永恆價值在哪裏？或者說，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麽？
財政部財政科研所副所長、博導劉尚希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然而，成功的經驗衹代表過去，衹有把握了“中國模式”的靈魂，纔可能不會被其“形”所束縛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將代表過去成功的模式教條化。敢於學習、善於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這纔是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靈魂。中國共産黨正是將這種學習與創新精神轉化為國傢的精神，纔有中國模式的成功。
精彩觀點：
●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
●中國模式的“靈魂”：中共將學習創新精神轉化為國傢精神
●“舉國體製”凸顯中國模式在經濟危機中的優勢
1、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
記者：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取得了什麽樣的成就？近幾年一直在熱議的中國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是否受到了挑戰？為何全球對中國模式如此熱衷？
劉尚希：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中國近30年的發展無疑是成功的樣板。其突出表現首先是在經濟方面的成就。中國年均經濟增長達到近10%，遠遠超出這個時期的世界平均增長速度，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規模實現了“超英”，這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喊出的口號如今真的落實了。為紀念那個時代而取名為“超英”的許多人們，到今天總算是“名至實歸”。不僅如此，正朝着“趕美”的目標穩步前進。去年，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預測中國GDP規模大約在2035年左右趕上美國。按照當前這樣的經濟增長速度，GDP總量趕上美國是指日可待的。對於中國的經濟成就，發達國傢贊賞，發展中國傢更是羨慕。令世人稱贊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貧睏人口大幅度減少。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貧睏人口，從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減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見的。世界銀行統計，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13億人口的大國，經過30年的發展，成功地使絶大多數人脫離了貧睏狀態。相比於印度、越南以及非洲國傢，中國的這種脫貧速度簡直是“奇跡”。
正是上述的成就，凸顯出“中國模式”的價值，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註。尤其是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模式”不但經受住了考驗，而且逆勢上揚，經濟增長逐季加快，第三季度達到8.9%，前三季度達到7.7%，預計2009年經濟增長可超過8%。對於那些還在𠔌底徘徊的西方發達國傢來說，中國的這種增長狀態更是覺得不可思議，無法用西方現有的理論來解釋。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在證明“中國模式”的魅力。這由此引發了“中國模式”熱，成為全球關註、討論的焦點。
2、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
記者：國外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可謂是五花八門，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評價的？國內學者對中國模式有什麽樣的看法？中國模式具有哪些內涵？是否具有核心內涵？或者大傢較為公認的含義？
劉尚希：國外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儘管是五花八門，甚至是觀點相左，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表面現象或功能上來看中國模式，並以西方學理來解釋、歸納和演繹，得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不同看法。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在探討中國模式的內涵和價值，不少評價是十分中肯的。例如，中國的改革采取了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而且是通過試點，逐步推進，避免了激進改革帶來的不良後果；在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使發展和改革得以持續；既對外開放，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係之中，同時又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綫和製定了求真務實的方針政策，等等。應當說，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
3、探尋中國模式的“靈魂”和永恆價值
記者：中國模式過去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成功衹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綫上。如何進一步探討中國模式，才能對未來的中國道路有所啓示？
劉尚希：從一個模式來看，成功衹是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綫上，未來的成功難以靠現有模式的延續來保證。中國下一個30年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新的探索。因此，解讀過去30年的成功模式，如果衹是着眼於在具體“怎麽做”方面去挖掘、總結，即使是把經驗上升到理論，也難以指導未來的實踐。成功的經驗不僅在空間上不可移植，例如不能從一個國傢移植到另一個國傢，而且在時間上也不可以復製，例如我國過去30年的成功做法也難以復製到今後30年的發展過程之中。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由30年成功發展歷程塑造而成的“中國模式”已經定格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幅精彩畫面，無論它對世界産生了什麽樣的影響，都是過去時和現在時，而不是將來時。
因此，探討“中國模式”，必須找出它的永恆價值所在，這就要超脫於那些“形而下”的東西，發現“形而上”的意藴。“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着眼於未來來探討“中國模式”，必須弄清楚其中的“道”在哪裏？或者說其“靈魂”是什麽？衹有把握了“中國模式”的靈魂，纔可能不會被其“形”所束縛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將代表過去成功的模式教條化。
4、中國模式的“靈魂”：將學習創新轉化為國傢精神
記者：那麽，中國模式的永恆價值在哪裏？或者說，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麽？
劉尚希：那麽，“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麽呢？我認為，歸結起來有兩點：一是學習，二是創新。通過學習，不斷解放思想，及時打破不合時宜的老框框，樹立與時俱進的新觀念。通過創新，探尋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和改革方式，不模仿，不照搬，也就是實事求是。
這兩點，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産黨的傳統。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從一個革命黨成功地轉變為執政黨，靠的就是不斷學習，敢於創新。在當時世界革命的大潮中，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獨特的，依靠農民，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的理論也是獨特的，不是照搬馬列的城市無産階級革命理論，而是形成了農村農民革命的理論，抓住土地這個核心問題，開展廣泛的農民戰爭，通過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來積纍革命力量，最後以弱勝強。
中國共産黨正是憑着不斷學習和敢於創新的精神，纔從失敗走嚮勝利。這種精神已經內化為我黨的一種傳統、一種思維和一種品質，所以成為執政黨之後，也能從挫折中崛起，闖出了一條不同於任何國傢的獨特的中國發展之路--“中國模式”。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是中國共産黨的理論創新，並指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發展的實踐。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目標、任務與1949年之前中國革命面臨的目標、任務是根本不同的，但有一個方面是相同的：不斷學習，與時俱進，獨立自主，敢於創新，最後取得勝利和成功。中國革命的實踐和中國發展的實踐，都用雄辯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並被國際社會命名為“中國模式”，從深層次看，其原因很簡單，就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並不是封閉，更不是故意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帶着自信的一種創新。創新是離不開學習的。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就是嚮外學習的過程，嚮西方發達國傢學習，也嚮發展中國傢學習；學它們的理論、機製、技術、管理各個方面，吸取其長，補己之短。中國搞市場經濟，運用市場機製來提高經濟效率和發展社會生産力，就是嚮西方發達國傢學習的一項最大成果。要學習，就得放下架子，解放思想，自我突破，甘當小學生。在共産黨的骨子裏頭，從來不缺乏這種學習的精神。執政黨的這種學習精神轉化為國傢的精神，這纔有中國30年發展的成功。
5、要敢於學習，更要善於學習
記者：學習，是需要勇氣和胸懷的，然而，學習是更需要方法的。中國共産黨在學習和創新上，都是如何做好，以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中國特色之路的？
劉尚希：嚮他人學習，是需要勇氣和胸懷的。中國19世紀的衰落就是拒絶嚮他人學習的結果。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考證，1895年之前，也就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前，中國的GDP規模一直是居於世界第一位，占當時全球GDP的比重與當今美國的情況差不多，可謂是世界經濟大國。但當時的清政府夜郎自大，從康熙到慈禧太後，都不肯放下架子嚮所謂的蠻夷之國學習，缺乏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更是缺乏強有力的軍事工業，以至於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被GDP規模遠遠不及中國的英國所打敗，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時期。儘管一些有識之士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在清政府和當時知識界不肯嚮他人學習的大氛圍下，最終隨着軍事失利而灰飛煙滅。
不僅要敢於學習，更要善於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時期，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改造我們的學習》，批判當時那種不註重對現實狀況的研究，主觀臆斷瞎指揮；衹知道機械地引用馬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用其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决中國革命問題；言必稱希臘，卻不懂的中國的昨天、今天和前天。這對改變當時的學習風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把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洋為中用，敢於創造新鮮事物後來一直成為黨的决策思維。這份政治遺産一直到現在都被黨的高層决策者所繼承，並發揚光大。
6、“舉國體製”彰顯中國模式的優勢
記者：中國模式的成功，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請您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例，闡述一下中國共産黨是如何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中國模式的成功？
劉尚希：世界上搞市場經濟的國傢很多，但因此而成功的不多。除了那些市場經濟自然成長起來的國傢，凡是後來學着搞市場經濟的國傢幾乎都未成功。如印度、俄羅斯以及一些拉美國傢，都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模仿，而不是通過創新走自己的路。不僅模仿經濟運行，而且模仿政治架構，試圖通過制度機製的仿造來實現快速發展，結果適得其反。
如果說中國學着搞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得益於沒有簡單地照搬西方的理論和做法。儘管知識界主流幾乎被西學“洗腦”，但顯得“保守”的决策者始終堅持了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在被認為公有製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大力推行私有化的呼聲中，决策者始終堅持了公有製為主，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在被認為市場經濟需要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構來配套時，决策者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方式。改革開放的30年中，其中不泛模仿和照搬的地方，但從整體來看，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始終都是保持了“中國特色”，即從中國實際出發來搞市場經濟。
因此，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地方都超越了西方教科書的解釋力。例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西方理論中一直都是對立的關係，而在我國的實現中，卻是分工合作多於對立。用西方理論眼光來看，中國的政府過多地妨礙了市場運行，但現實是，中國的政府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市場無法替代的作用。市場競爭和政府之間競爭，構成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雙重動力。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經濟增長能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的原因所在。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能率先復蘇，原因也在於此。再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西方理論視野中，分清各自的事權是必要的，但中國的現實卻是“事權共擔”，作任何事情，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决策下，各級政府共同努力去完成，形成了所謂的“舉國體製”。這種體製不但在應對公共危機時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優勢，而且在實現跨越式發展時，也表現出顯著的宏觀效率。中國基礎設施狀況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顯著的改善，就得益於這一點。中國工業化用6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傢一二百年的路程，也與這種中國特色的體製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藉用市場機製來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把市場當成一個工具或手段來看待的。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就很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這種市場工具論思維，避免了對市場的崇拜和無條件照搬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計劃和市場都是工具、公有製和私有製也都是手段，最終的目標是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改善，也就是國強民富。
如果說，依靠學習和創新的精神，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傢獨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完整的主權國傢，同樣也是依靠學習和創新，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那麽，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完成中華民族復興之偉業，依然離不開學習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就是用學習、創新這個內在靈魂塑造而成的指引方向的新旗幟。
學習、創新，依然是中國未來發展取得成功的法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