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豐（１９０６—１９５５），原名何剋全，生於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１９２５年夏，凱豐在萍鄉中學畢業，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在此期間，他經常閱讀《語絲》《莽原》等進步書刊。為了抵製湖北的“反赤運動”，凱豐寫了一篇關於武漢“反赤”情形的通訊，登在魯迅主編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該校校刊也不時刊登凱豐署名何剋全的文章，後來他擔任校刊的主編。１９２７年２月，加入了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１２月，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１９３０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産黨。１９３１年初，任團中央巡視員，不久任團廣東省委書記，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
１９３１年５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獄中，凱豐堅貞不屈，３個月後，經黨組織的努力，終於被營救出獄，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東方青年》主編。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愛護並引導學生運動，凱豐在《紅旗周報》《東方青年》等報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歷數國民黨罪行，充分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凱豐還分析了學生運動的特點，指出了學生的鬥爭應與工農的鬥爭密切結合，以及在新的形勢下共青團工作的任務。１９３３年春，凱豐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凱豐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在中華蘇维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维埃共和國執行委員。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奉命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出發前夕，中共中央派凱豐到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隨九軍團行動。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凱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决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一切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擁護。凱豐由於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不支持毛澤東，會後，中共中央撤銷了凱豐所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不久，他改正錯誤並恢復職務。在長徵路上，在與張國燾路綫錯誤的鬥爭中，凱豐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堅决。
１９３７年春，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並常到抗大講政治經濟學課程，作形勢報告。１９３７年初，凱豐寫下了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洛川會議和１２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１９３８年２月，凱豐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並參加黨報《新華日報》編委會。１９３９年１月。凱豐到重慶工作，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統戰工作。１９４０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這期間，凱豐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組織、督促、檢查工作。１９４２年９月，凱豐籌組了中央編譯局，親自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教程》等著作，還編譯了幾本題為《馬剋思列寧主義》的小册子。
１９４５年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瀋陽市委書記。為抓好瀋陽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生産、市政、社會秩序和抗美援朝戰爭後勤工作竭盡全力。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為黨的宣傳理論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１９５３年，凱豐為中宣部編寫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傢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綫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應根據這個宣傳提綱對廣大幹部和群衆進行總路綫的宣傳和教育。
凱豐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於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３日在北京逝世，終年４９歲。
凱豐自１９２７年參加革命後，一直沒有回過家乡。他時刻牢記共産黨員的宗旨，廉潔奉公。１９５１年３月，凱豐得知二女兒淑英成傢並參加了工作，就寫信勉勵女兒、女婿，“在工作中仍應繼續學習，提高政治文化。”告誡他們“應當時時註意廉潔奉公守法”，並在“廉潔奉公守法”幾個字下加了着重號，這充分顯示了一位革命傢的精神風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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