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學派 : 中國倫理學 > 公羊學派
目錄
No. 1
  清代的今文經學派。根據今文《公羊》經說﹐發揮其倫理思想或政治主張。其創始人莊存與﹑劉逢祿均為常州人﹐故又稱"常州學派"。因今文經學特別重視公羊傢的《春秋》學﹐故亦以泛指今文經學。
No. 2
  公羊學派,是儒傢經學中專門研究和傳承《春秋公羊傳》的一個學派,它屬於今文經學內部最重要的一個分支學派。
  《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着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據舊時經學家的一般觀點,公羊學派始自戰國時的齊人公羊高,以後又長期在公羊傢族中傳承,故得名。公羊學派從戰國至西漢初的傳授係統,據唐代徐彥在《公羊傳疏》中引戴宏序雲:“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鬍毋子都著於竹帛。”從這則材料來看可知兩點。其一,公羊學派自孔子弟子夏傳經後開始形成的,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係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鬍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弟子鬍毋子生(子都)“著於竹幣”纔使《公羊傳》成書。地這一傳統的說法,近人崔適表示懷疑,他在《春秋復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適的懷疑是頗有見地的。根據《公羊傳》的內容來看,其中明文有引“子瀋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等六人遺說,可證明“公羊學”的早期傳授决非限於公羊氏傢族內部。一般說來,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纍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增刪,“公羊學”同樣不能例外。
  西漢景帝時期,立治《春秋》“公羊學”的博士鬍毋生、董仲舒(當時的博士還不是專經的博士)。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其中的《春秋》博士就是公羊學派,而傳授係統就是鬍毋生和董仲舒兩條綫索,其中鬍毋生的傳授係統更清晰一些,現將兩派係統列表於第368、369頁。
  在石渠會議以前,《春秋》學專指“公羊學”。漢宣帝始立《觳梁》博士,“觳梁學”得與“公羊學”並立為官學。“《公羊》善於讖,《觳梁》善於經。”(鄭玄《六藝論》)西漢晚期,讖緯之學風行,《公羊》學受到高度重視,東漢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時,把《觳梁》博士取消了。然而,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公羊學”面臨着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地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公羊學派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衹貴文章,不重義理,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是以講誦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這時,公羊學派中出現了何休這個大師。何休,是漢初鬍毋生、董仲舒以後最大的《公羊》學者。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曾為太傅陳蕃召用,參與政事,後受到黨錮事件的牽連,廢官而居,他决心繼承漢初以來“公羊學”的事業,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春秋公羊解詁》,“略依鬍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繩墨焉”(《公羊解詁》自敘)。《公羊解詁》是兩漢“公羊學”的集大成者著作,它博採衆傢精華。何休自序雲遵照鬍毋生的“條例”,他還鑽研過“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東塾讀書記》)。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顔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學說。何休在總江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孔廣森《公羊通義》)。所謂“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疏通,並提出一係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綜觀何休《公羊解詁》,“條例”大約有三類:一是承襲先師的條例,二是串解疏通經文後提出的條例,三是何休自設的條例。通過這些“條例”,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係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休企圖重振“公羊學”的努力。《春秋公羊解詁》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中。為了反擊古文經學家的攻擊,何休還撰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肩》、《觳梁廢疾》三書,言《公羊傳》義理深遠,不可駁難應當“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所謂“膏肩”、“廢疾”,則喻《左氏傳》和《觳梁傳》之疾不可為也。漢代之後,公羊學派沒有大的發展。唐代出現了一個徐彥,為何休的《公羊解詁》作了疏義。
  公羊學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後期,十八世紀中晚期,常州學派的出現,標志着“公羊學”的重新崛起。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屬於清代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當時中國學術中的主流學派。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龔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學”旗號,探究何休所謂《公羊傳》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藉經學義政事、改風俗、思人才、正學術,把“公羊學”研究與經世、救亡、圖存的政治目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學派大多繼承龔、魏的傳統,其中的精銳者更成為新思潮的弄源兒,康有為、梁啓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學”的“三世”、“托古改製”等學說,作為其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