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用
1、積極作用(明清之前)：
① 利於多民族封建國傢的建立、鞏固和發展，利於維護祖國統一與領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産活動和經濟建設以及救災行動，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③ 在統一的環境下，利於各民族的融合，利於各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2、消極作用：
① 皇權專製極易形成暴政、腐敗現象，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現為獨尊一傢，鉗製了思想，壓抑了創造力。
③ 助長了官僚作風和貪污腐敗之風。
④ 在封建社會末期，阻礙了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産關係萌芽的發展，束縛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妨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否定君主專製思想的出現：
元明清時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制度漸趨衰落。
早期的民主啓蒙思想也在潛滋暗長。宋代的鄧牧曾著書大膽斥責皇帝是最大的掠奪者和剝削者，否定封建君主專製統治。鄧牧的非君思想，對明清進步思想傢有一定影響。明後期，思想傢李贄，指責儒傢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否定孔子是“天生聖人”。他揭露道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李贄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的色彩。對封建君主專製進行最激烈批判的要數明末清初的黃宗羲，他認為君主專製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黃宗羲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歷史評價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建立於封建經濟基礎之上的。封建經濟的分散性要求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來維護國傢統一和社會穩定，以保障封建經濟的發展。封建地主階級為維持統治，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權來鎮壓農民的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分散的個體小農，也需要依賴於政治上強大的力量，以穩定社會，抵禦外敵和抗擊大的災害。
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與中國封建生産方式相適應的。作為封建國傢的管理體製，其承擔着兩方面的國傢職能：一方面壓迫、剝削、鎮壓人民，另一方面也起着組織公共事務的職能。
其歷史作用是：它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傢的形成和發展，鞏固了國傢統一，為封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也有利於民族融合，使中國産生了高於同一時期世界上其他國傢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強了對人民的控製，影響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潑發展。這種制度又往往取决於君主個人政治品質的優劣，因為皇帝個人因素對政局影響巨大，統治集團內部的各種矛盾鬥爭(宦官專權、朋黨之爭、外戚幹政等)可以說都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副産品。其消極作用在封建社會後期越來越大，特別是明清以後，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禁錮了人們的頭腦，造成了生産力的停滯。這也是中國長期停滯於封建社會的重要政治原因。
自古以來，衹要國傢存在，就會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權力分配問題。至於怎樣分配才能使國傢得到穩定的同時又能促進社會的發展，始終是政治一直要解决且每一個時期都不易解决的問題。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也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各國都會根據不同的國情采用不同的政治體製，以促進各自國傢的發展。一般而言，如果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發展就是失去活力，地方衹是聽命於中央而沒有太多的自主權，地方的發展就不會主動，沒有地方的主動發展衹依靠一個中央政府則全國的發展肯定就會受到製約。但是如果地方權力過大，中央不能統領控製地方，則地方權力的分散就會造成地區發展的不均衡，進而也會影響國傢的發展；這種兩難境地是擺在任何一個國傢領導者面前的難題，具體到中國，中央與地方的行政關係往往被人形象地概括為“一統就死，一放就亂”，怎樣統而不死活而不亂是政治所要追求的目標，實現起來很難。如果一個國傢的人民民主意識強，則更多地喜歡自己管理且有能力自我管理，那麽大多希望是地方權力多一些，如果一個國傢的民主意識相對薄弱，人們習慣於領導做主，且領導願意做主，則希望權力集中一些，地方權力就不能過大。而領導對權力十分嗜好且缺乏民主監督機製則領導也希望權力集中，這樣的國傢則更多的采取中央集權制度。總的來說，從目前的社會現狀看，大多的國傢希望是二者的結合，一種中庸狀態是最理想的，即便如此，對中庸的理解也各有差異。
不過具體到中國古代則較為簡單，居於中央的帝王為了統治的穩定是不願意將權力過多的下放給地方的，雙方自古就是上下關係，平等都是奢望，權力集中於中央當時一種普遍的政治體製，這一點從秦朝開始體現的很明顯。雖然地方權力有時會威脅中央，但集權是一個常態這應該是沒有異議的。中國自秦朝以來就是中央集權制度一致體現於整個古代政治制度，這一點是學術公論自無異議。但是集權制度什麽時候結束，到現在還存在嗎？則意見很難一致。歷史問題特別是歷史上在常人看來是污點的問題一旦探討其現實的依存則往往使學者們支支嗚嗚，自動失語，學者們也很難體現歷史智慧對現實的批判，實在是因為批判現實往往會引來麻煩，歷史研究難以發揮其現實作用而成為單純的象牙塔中的屠竜術，歷史的無用有時是因為缺乏勇氣。但這樣的委瑣衹能導致學術的衰微，實際上對這個問題已經有學者進行了研究，我想衹要是守住學術的原則，這樣的思考應該是難能可貴且應該得到支持的。於是“有觀點認為現在中央集權並沒有消失，而是隱藏於民主政體之下”隱性存在，也有觀點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實行民主集中製的人民代表大會製，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相結合，既保證中央統一領導，集中處理國傢事務，同時又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地方享有一定的自主權。”
君主專製問題
君主是國傢的最高首腦，在中國古代，君主自秦朝以後基本被稱為皇帝。皇帝的地位無疑是高貴的。為了保持這樣的高貴，皇帝們挖空心思做了許多的規定以保證這樣的高貴，如皇權的世襲、至尊、他人不可僭越等。但高貴並不等於大權獨攬，也不能說是君主就是獨裁，二者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特別是在現在社會更是如此，歐洲很多國傢現在還有君主，還有皇室，但沒有一個人說他們可以獨裁。然而這種現實並非古來如此，君主不能“聖躬獨斷”在西方是資産階級革命的結果，君主何時專製何時權力受到限製，在西方的歷史上分解綫是十分明顯的。學界都承認一般是民主制度的確立，而民主制度使伴隨着資本主義發展而逐步確立起來的。而具體到中國，卻頗有些躊躇，因為作為皇帝的君主自秦到清，衹存在了這樣一段時間，現在並沒有君主。作為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帝製能不能以“專製”二字謚之，原來是衆口一詞，都認為帝製是萬惡的淵藪，現在卻有些異議。
雖然從秦朝開始中國就確立了皇帝制度，中央除此之外尚有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上實行了郡縣制度。這些制度的創設使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先秦時期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依靠血緣和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被依靠才能和皇帝任命的官僚政治所取代，全體官員都是皇帝的打工仔，“主奉爵祿臣賣智力”的模式成為中國政治的常態。這樣的制度之下，皇帝擁有至尊的權力是毫無異議的。但是在權力掌握上能不能說是專製則要看歷史事實，我們的思考習慣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可以說是一種定嚮思維：在現代，我們看西方的制度，能夠理解國王與政府是分開的，皇室與政府不是一回事。但是看中國歷史則十分籠統地將政府和皇室看成一體。這樣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中國的皇帝在明清時期確實是可以稱為君主專製，因為丞相被廢了，政府的機構直接由皇帝控製。皇帝不僅控製政府，還控製着朝臣，一切都可以稱為大權獨攬。但是在明朝以前說皇帝的君主專製是否如此，則很難下斷論。翻看錢穆先生《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就不難明白，在秦漢時期，皇室與政府不是一回事，皇室有皇室的機構，政府有政府的機構，丞相是政府的首腦。按照錢先生的觀點，政府的秘書機構比皇室都要龐大，相府的十三曹與皇室的六尚相比，相府的權力顯然是很大的。相權到明朝初年纔徹底消失，其作用似乎也不能單從為皇權服務以利君主專製這個角度去看，實際上，相權與皇權的之間的製衡與牽製也使明清以前的君主能否專製大打折扣，也正因為如此，錢穆先生根本就不認為中國古代明以前的政治是君主專製的。錢先生的觀點可能有些地方過於熱愛自己的國傢“敝帚自珍”，但是他的論據也是十分充分的。我們沒有辦法無視那些機構那些制度那些中央內部權力製衡的制度架構而因為皇帝處於最高地位就認為皇帝專製。但是如果從西方角度去觀察，很顯然中國的皇帝從秦朝建立之後，其權力就不曾遭到削弱而在不斷的加強，這一點與西方的不同，也許就是君主專製的鐵證，再如軍權的控製，人事的任免，甚至司法的審判，這些分屬不同部門的權力在中國古代政治中似乎也經常看到皇帝插手乃至直接控製的影子，從這些表現上看，似乎皇帝又是專製的，君主專製在我們國傢是自秦朝就存在，教科書明清部分君主專製的加強似乎也暗示着明清之前政治上君主專製的存在，否則何來加強之說？但是君主專製真的是自秦朝就存在嗎？似乎海外的學者又很多的異議，他們的質疑也有道理，即使贊成中國古代秦朝以後就存在君主專製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宦官專權，丞相專權，外戚專權等皇權旁落的現象存在，當然他們會說這正是皇權專製制度的副産品，恰恰證實了君主專製的弊端。而現實是這些專權存在的時候，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稱之為君主專製，因為那時的君主根本就沒法管理政治，有的昏庸無纔者也不願意管理政治，何來君主專製？再加上前面所述，相權與皇權的矛盾，很難就得出結論說中國古代自秦之後就是君主專製。中央集權是有的，但是皇權專製，恐怕未必如此，許多問題用君主專製難以說明。
在古代，中央集權與君主專製往往被看成一對孿生兄弟，而實際上，是否如此，需要再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