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庭坚 Huang Tingjian
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号涪翁，自号山谷道人，分宁(今属江西)人。治平(1064-1067年)进士，历官北京国子监教授、《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郎、起居舍人等。卒，私谥文节先生。黄庭坚思想上兼受儒释两家的影响，政治上属旧党，屡遭贬谪，坎壈终生。山谷一生具有多方面的成就：擅行草，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长于文，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同出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尤工于诗，和苏轼一道，成为变化唐音、奠定宋格的代表诗家，世称“苏黄”。刘克庄评其“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奠口笔，穿异穴，间作古律，自成一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而门人亲党，竞相推重，衍为末流，遂成江西诗派。黄庭坚平生著述甚丰，有《山谷内外集》四十四卷，别集二十卷，词一卷，简尺二卷，均收入《四库全书》，并行于世。《宋史新编》、《东都事略》、《皇朝名臣言行续录》、《元祐党人传》、《皇宋书录》均有传。宋人任渊有《山谷年谱》。
黄庭坚论诗之语甚多，惟无诗话之作传世。蔡梦弼《草堂诗话》书中稚引有《黄山谷诗话》之目，郭绍虞“疑时人纂辑为之，非出山谷自著，今其书亦无传本”。《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草堂诗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皆有录存，今据以辑选二十七条。
黄庭坚论诗，本儒家诗教，一方面认为诗“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反对讥弹时政，以詈骂讪谤为诗。如果诗人表现了“讪谤侵陵”的思想，以致“承戈”“受矢”，因诗得祸，就必然有“失诗之旨”(见《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他指出东坡的“短处在好骂”，要后学“慎勿袭其轨”(《答洪驹父书》)，王张诗人“抱道而居”，语不涉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文章“乃道之器也”(《次韵报扬明叔》)，“诗要书一代之事”，要有益于世，“非有为而不发”，强调诗人“情之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一定要使“闻者有所劝勉”，“其兴托高远，则附于国风，其忿世疾邪，则附于《楚辞》”(《胡宗元诗集序》)。这两种出自一人，看似矛盾的主张，其实是有其社会的和文学史的原因的。作为诗人，他不能无视诗歌的社会作用和思想内容，但又缺乏胆识，于是转而埋头于形式的研究；在诗歌创作上，有天才、能独创者向不多见，而有志于为诗者却不乏其人，于是转而讲求布置法度，成了他们的需要；山谷出于苏门，才不及苏，又慑于苏之遭际坎坷，意欲独辟蹊径，以期全身免祸，津津于儒家诗教，提倡规摹古人，实属势所必然。
在诗歌创作的源泉问题上，黄庭坚认为诗是人的感情的表现，“诗者人之情性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此亦古代诗话中的常见之论，但他作了新的发挥，回避了现实生活的内容，强调熟读古书，追摹古人，把书本作为创作的源泉，认为“词意高胜，要从学问来”，又谓：“若欲作楚词，追配古人，直须熟读楚词，观古人用意曲折处，讲学之后，然后下笔。”他还认为诗有“未至”者，都是由于“探经术未深”。王观复之所以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就是因为“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文章，未能及得其规谋。黄庭坚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诗之伟大仅在其学识渊博，“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大雅堂记》)。无视杜甫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营养的一面。他所欣赏的也只是“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第二首》)，因此他不谈杜诗中积极的思想内容，而单纯追求它的艺术技巧。他所极力肯定的也只是杜甫到夔州以后所写的那些律法精严的作品。这不但说明了他未能真正领会杜诗的伟大价值，而且也导致了他以流为源的诗论主张的错误。然而他主张继承和学习古代优秀诗人的遗产，以提高艺术表现技巧，又有其合理的一面。
为了矫正和反对西昆体华艳柔靡之风，黄庭坚反对庸俗，排除淫艳，声言“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赠高子勉四首》之一)，力图另觅新路。但他又认为“人才有限，诗意无穷，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能尽也”(《冷斋夜话》)。于是他沉醉于艺术技巧的探求，高谈句律，旁出法度，深究诗病，多用奇文硬语、险韵拗律，甚至“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字不工，不使语俗”，并把东坡提出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论诗主张，加以改铸和夸大，作为创作的基本纲领。在黄庭坚看来，所谓“以俗为雅”，即以经史雅言、文语俗语，熔铸为诗，进而“钩深入神”，避俗去熟，造成一种新的句法风格；所谓“以故为新”，即后来被江西诗派奉为“不传之秘”的形式上的“点铁成金”和内容上的“脱胎换骨”等法。“点铁成金”，即劝古人陈言”加以点化；“脱胎换骨”，即取古人之意加以形容。“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模其意，而形容之，谓之脱胎法。”(《野老纪闻》引，又见《冷斋诗话》)黄庭坚称此为“诗人之奇”，是创作中“百战百胜”的“孙吴兵法”(《再次韵扬明叔小序》)。点化前人诗句，加以推陈出新，使比原作更加丰富生动，更加深刻凝炼，原是诗歌创作中之一法。由此观之，山谷之论，并非全无是处，不应以“剽窃之黠”(王若虚《滹南诗话》)一概斥之。但把它视为创作的不二法门，以借鉴代替创造，却又是有害的。黄诗风格奇峭，别成一家，但毕竟“终在古人后”，这完全是由他忽略内容偏于形式所使然。当然，他也不是完全不要内容，他尝谓：“凡作文章，皆须有宗有趣”，又谓诗“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词顺”(《与王观复书第一首》)。这里的“理”，既指写文章之法度规则，也含有社会道德规范、规律的内容；至于“宗”、“趣”，就是指作品的主题和思想旨趣。他讲究技巧，却并不以雕琢工夫为最高成就，赞扬杜甫“无意于文”而“意已至”(《大雅堂记》)，杜诗“不烦绳削而自合”(《与王观复书第一首》)；论谢灵运、庾信之作，则病其伤于雕琢。由此可见，黄庭坚的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和江西诗派及其末流的形式主义倾向，还是有所区别的。
哈哈儿据《山谷集》、《中国历代诗话逊、《宋诗话全编》等摘录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