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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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

作者: 司马光 Sima Guang

阅读《资治通鉴 General Mirror for the Aid of Government》!!!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主编，刘攽、刘恕、范祖禹等编辑，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与考异各三十卷，有胡三省注。为编年史，上起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下终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欲资宋朝皇帝治理国事的借鉴。书中网罗宏富，举凡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事，并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意，文繁义博，体大思精，越十九年而书始成。
　　
　　司马光（西元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哲宗初，入朝为相，罢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卒赠温国公，谥文正，世称为涑水先生。着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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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书名。编年体史书。北宋司马光著。成书于1084年。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取材极广，内容以政治、军事为主，亦记载经济、文化等。

简介 Introduction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1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享年68岁。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举荐兴国之才——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福建兴化军城西驿前街府西巷（即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其故居尚存）黄太常寺卿第。北宋景祐甲戌进士大理寺评事黄宠之子。黄中庸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祐四年（1052）中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赴京会试第一即会元；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以司马光温国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对《资治通鉴》称誉 On the "Mirror" reputation

对《资治通鉴》称誉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如今了解司马光其人其书，学习和研究《通鉴》，有助于人具体地认识这部书在我国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有助于我们批判继承和发扬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助于今人以历史为镜子，为创建新社会新文化而积极工作。

历史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

名字的由来 Origin of the name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作者简介 About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散文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年方20，中进士甲科。宋英宗（赵曙，1032－1067）继位前任谏议大夫，宋神宗（赵顼，1048年-1085年）熙宁（1068-1077）初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次年，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即位，还朝任职。元丰八年(1085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数月后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观点方面，司马光主张法制永远不变，其政治思想比较保守。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与王安石是政敌。
　　关于作者：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11月17日），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 “光”。司马光家世代官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敏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七岁时，他便能够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一、司马光砸缸
　　此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1038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谓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出青年司马光不图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此后，他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考中进士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这件事，到了司马光晚年，被他写进家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要注意节俭。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他的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些，可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籍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籍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籍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籍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籍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资治通鉴》内页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乐、律历、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尤其用心。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己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人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1•直谏忠臣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触犯龙颜，宁死直谋，当廷与皇上争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的皇上的忌讳，群巨都缄口不言。司马光此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马上应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当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继承人，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大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皇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命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的六个人据理力争，都被罢官。司马光为他们求情，没有得到恩谁，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坚持这种原则，被称为 “社穆之臣”，宋神宗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如果常在我的左右，我就可以不犯错误了。”
　　2•高谋远略
　　司马光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
　　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当，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
　　韩琦说想用突然增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琦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戍边，司马光表示不信。不出十年，事情果然如司马光所料。
　　仁宗（赵祯一○二三－－一○六三，北宋第四代皇帝）宝元（一○三八—— 一○四○）初中进士，英宗（赵曙，一○六四—— 一○六七）继位前任谏议大夫，神宗（赵顼，一○六八—— 一○八五）熙宁（一○六八—— 一○七七）初拜翰林学士（唐时始设此官，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兼顾问，参予机要，宋代以后权位日低）、御史中丞（官名，始于周期，东汉以后专司弹劾之任）。他在政治上是保守派，顽固地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曾自请任西京御史台（御史府长官），退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哲宗（赵煦，一○八六—— 一○○）继位后任尚书左仆射（yè）（秦始设，后分左右，即正副宰相），上任后立即废除新法，数月后，卒。追赠太师，温国公，谥（shì）文正，著作收在《司马文正公集》中。
　　司马光治学勤苦，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chì）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一○六六至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八四）。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四○三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yìn）（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资治通鉴》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历代“纪传体”断代史（所谓“正史”）之外，还采用了大量的“杂史”、文集、笔记等有关著作，考订史实，舍弃“符瑞”等神怪材料删繁就简、取精用宏，先由“当代通儒（博洽多闻的学者，即今之史学家）（司马光的助手）刘攽（fēn）、刘恕、范祖禹等分段撰写，再经司马光删削润色总其成，所以全书读来如出一人手笔，很少有自相矛盾之处，文字也简洁流畅，富有文学色彩。
　　书由神宗赐名并做序；另外又由司马光编写了《通鉴考异》卅卷、《通鉴目录》卅卷，以备参考和检阅；又由刘恕另写《通鉴外纪》，记述庖羲至周的历史。
　　《通鉴》的编写，为我国提供了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它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又一历史巨著；然而就其编写目的而言，正如题名一样：“鉴于往事，资以治道”，是为使后代统治者吸取前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所以它着重于政治、军事，而缺少社会经济变动的记载。
　　就作者说，他的正统观念是很强的，在他的那些“臣光曰”（见《通鉴》的史评）中体现得是很充分的。他主张法制永远不变，他曾说：“先王之法，不可变也”；他认为，象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斯等为诸侯，是弃“先王之礼”，废“祖宗之法”。同时，他还把人们的思想活动，尤其是统治者的政治活动做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些观点当然要贯串于《通鉴》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还有一件事表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性谅祚。即使侥幸得胜，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从此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且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 “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凤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四、编写《资治通鉴》
　　著史，也是司马光从政治国的一种方式。1071年，王安石为相，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请求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这个闲差，退居洛阳，专门研究历史，希望通过编写史著，从历史的兴衰成败中提取治国的经验。
　　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司马光担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凡间屋子都是史书，浩如烟海的史籍，即使一个人穷其一生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的想法，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的兴衰得失。他的想法得了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
　　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把自己创作的史书《历年图》二十五卷呈献给英宗，过了两年又呈上《通志》八卷本。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供给费用，增补人员，专门进行编写工作。司马光深受鼓舞，召集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共同讨论书的宗旨、提纲，并分工由刘班撰写两汉部分、刘恕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范祖禹撰写隋唐五代部分，最后由司马光总成其书，由其子司马康担任校对。
　　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并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还亲自为此书作序。神宗还将颖邸旧书三千四百卷赏给司马光参考，写书所需的笔墨纸砚以及伙食住宿等费用都由国家供给，这给司马光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同时也促进了这部史书的编修工作。到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此书终于完稿，这部书的修订前后共用了十九年时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个年头的历史。全书共计二百九十四卷，另三十卷，《考异》三十卷。这部书选材广泛，除了有依据的正史外，还采用了野史杂书三百二十多种，而且对史料的取舍非常严格，力求真实。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也的确比较详实可信，历来为历史学家所推崇。而且《通鉴》记事简明扼要，文笔生动流畅，质朴精练，不仅可以作为史学著作阅读，有些篇章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资治通鉴》的著述意义己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也为全社会提供了一笔知识财富。清代学者王鸣成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通鉴》已和《史记》一样，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也代代相沿，使其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通鉴学”。
　　当然，这些都与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分不开。在洛阳的十五年，他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在完书后他曾上表皇上说：“臣现在骨瘦如柴，老眼昏花，牙齿也没几颗了，而且神经衰弱，刚刚做过的事情，转过身就忘记。臣的精力全都耗费在这部书里了！”司马光为编书经常废寝忘食，有时家里实在等不到他回来吃饭，便将饭送至书局，还要几次催促，他才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而且上面没有一个草书，全是一丝不苟的楷书。书成之后，仅在洛阳存放的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可见他为这本书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
　　司马光一生著述很多，除《资治通鉴》外，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五、司马相公
　　《资治通鉴》写成以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他在洛阴居住了十五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宰相，老百姓都尊称他为司马相公，而司马君实这个名字，妇孺皆知。神宗逝世时，司马光赴丧，卫士望见他，都说：“这就是司马相公。”他所到之处，百姓夹道欢迎，以至于马都不能前行，老百姓对司马光说：“您不要返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救百姓吧。”
　　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司马光已是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的四朝元老，颇具威望。他建议太后广开言路，于是上书奏事的人数以千计。当时天下百姓，都拭目以待，盼望革新政治。但有些人却说：“三年之内不能改变先皇的政策。”于是，只改革了一些细小的事，堵堵人们的嘴巴。
　　此时，司马光上书直言：“先帝之法。好的即使是百世也不能改变。而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制订的制度，已经成了天下祸害，应该像救火灾、水灾一样急迫地去改变它。况且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制度，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律。”这样大家的意见才统一下来。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不再设保乌；废除市量法，把所储藏的物资都卖掉，不取利息，免除所欠钱物；京东铁钱及菜盐的法律都恢复其原有的制度。
　　晚年的司马光疾病缠身，但是不把新法完全废除，他死不瞑目。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今天就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上书论免役法五大害处，请皇上下诏废除，并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边地的策略以与西戎讲和为主；又建议设立十科荐士之法。这些建议都被朝廷采纳。
　　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又废除了青苗法。两宫太后听任司马光行事。当时司马光功高盖主、权重无边，连辽国、西夏派来的使者也必定要询问司马光的身体起居，他们的国君对戍守边境的将官说：“大宋用司马光做宰相，你们轻易不要惹出事非，使边境出问题。”
　　司马光对于朝廷可谓 “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带病处理各种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别人劝他注意身体，他却说：“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病危时，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还不停地呓语，说的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和哲宗亲自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听到噩耗，都停工前往吊祭;岭南封州的父老乡亲，也都备办祭祖；都城和周围地区都画了司马光的遗像祭祖，吃饭时必定为之祈祷。
　　六、盖棺定论
　　司马光一生忠孝节义、恭俭正直，他安居有法、行事有礼。在洛阳时，司马光每回去夏县老家扫墓，都要去看他的哥哥司马旦。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不仅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还像照顾婴孩一样照顾他。
　　司马光一生从不说谎话，他评价自己时说:"我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平生的所作所为，皆问心无愧?百姓全部敬仰信服他，陕州、洛阳一带的百姓被他的德行所感化，一做错事，就说:“司马君实会不知道吗？”
　　司马光一生清廉简朴，不喜华靡。史书上记载着他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传为美谈。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很钦佩他的品德，愿意与他为邻。据说，司马光的妻子死后，家里没有钱办丧事，儿子司马康和亲戚主张借些钱，把丧事办得排场一点，司马光不同意，并且教训儿子处世立身应以节俭为可贵，不能动不动就借贷。最后，他还是把自己的一块地典当出去，才草草办了丧事。这就是民间流传的所谓司马光 "典地葬妻"的故事。
　　司马光的品格德行、修学治史，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但对他的政绩，人们却时褒时贬。
　　保守派主政的时候，对其政绩大加褒扬，宋哲宗还赦令保守派的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是赞美之辞。
　　而改革派当政时，司马光不仅漫有政绩可言，而且被列人奸相之列。宋绍圣年间，御史周铁首论 "温公(司马光死后谥号)诬谤先帝，尽废其法，当以罪及"。朝廷不仅夺去了所有封号，而且还把其墓前所立的巨碑推倒。王安石的学生章淳、蔡京主政时，为报复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将其与三百零九名朝臣列入“元祐奸党”，并要在朝堂和各州郡立 "奸党碑"。但是在立碑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石匠安民对蔡京说:"小人是愚民，不知道立碑的意图。但司马相公海内都称道他为人正直，现在却要列人奸党，小人不忍心做。"蔡京一怒之下便要处罚他，吓得安民一面求饶，一面哭诉:"大人的命令，小人不敢违抗。只是小人有一个请求:碑上刻匠人名字时，不要把小人安民的名字署上，以免留下千载骂名。"蔡京仔细一想，司马光虽然有错，但毕竟为人正直，享有威望，于是改变了主意，将司马光排除在奸人之外。
　　可见，司马光的人格不仅为百姓所称道，甚至连对手也为之折服。在封建时代，司马光是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同样在孔庙享配。时至今日，人们仍记得历史上有一"涑水先生"，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书摘 Extract

　　1）峻兵入台城，司徒导谓侍中褚翜曰：“至尊当御正殿，君可启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闿共登御床，拥卫帝。以刘超为右卫将军，使与钟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庙。时百官奔散，殿省萧然。峻兵既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动，呵之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岂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后宫，宫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见掠夺。峻兵驱役百官，光禄勋王彬等皆被捶挞，令负提登蒋山。裸剥士女，皆以坏席苦苫草自鄣，无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号之声，震动内外。
　　初，姑孰既陷，尚书左丞孔坦谓人曰：“观峻之势，必破台城，自非战士，不须戎服。”及台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无他。
　　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太官惟有烧馀米数石以供御膳。
　　或谓钟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寇仇，盍早为之计！”雅曰：“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各遁逃以求免，何以为臣！”
　　丁巳，峻称诏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导有德望，犹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峻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许柳为丹杨尹，马雄为左卫将军，祖涣为骁骑将军。弋阳王羕诣峻，称述峻功，峻复以羕为西阳王、太宰、录尚书事。
　　峻遣兵攻吴国内史庾冰，冰不能御，弃郡奔会稽，至浙江，峻购之甚急。吴铃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呤啸鼓枻，溯流而去。每逢逻所，辄以杖叩船曰：“何处觅庾冰，庚冰正在此。”人以为醉，不疑之，冰仅免。峻以侍中蔡谟为吴国内史。
　　温峤闻建康不守，号恸；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对。庾亮至寻阳，宣太后诏，以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鉴司空。峤曰：“今日当以灭贼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将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峤素重亮，亮虽奔败，峤愈推奉之，分兵给亮。
　　后赵大赦，改元太和。三月，丙子，庾太后以忧崩。
　　苏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后赵将石堪攻宛，南阳太守王国降之；遂进攻祖约军于淮上。约将陈光起兵攻约，约左右阎秃，貌类约，光谓为约而擒之。约逾垣获免，光奔后赵。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温峤将起兵讨苏峻，而道路断绝，不知建康声闻。会南阳范汪至寻阳，言“峻政令不壹，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有倒悬之急，宜时进讨。”峤深纳之。亮辟汪参护军事。
　　亮、峤互相推为盟主，峤从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峤乃遣督护王愆期诣荆州，邀陶侃与之同赴国难。侃犹以不豫顾命为恨，答曰：“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峤屡说，不能回；乃顺侃意，遣使谓之曰：“仁公且守，仆当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参军荥阳毛宝别使还，闻之，说峤曰：“凡举大事，当与天下共之。师克在和，不宜异同。假令可疑，犹当外示不觉，况自为携贰邪！宜急追信改书，言必应俱进；若不及前信，当更遣使。”峤意悟，即追使者，改书；侃果许之，遣督护龚登帅兵诣峤。峤有众七千，于是列上尚书，陈祖约、苏峻罪状，移告征镇，洒泣登舟。
　　陶侃复追龚登还。峤遗侃书曰：“夫军有进而无退，可增而不可减。近已移檄远近，言于盟府，刻后月半大举，诸郡军并在路次，惟须仁公军至，便齐进耳。仁公今召军还，疑惑远近，成败之由，将在于此。仆才轻任重，实凭仁公笃爱，远禀成规；至于首启戎行，不敢有辞，仆与仁公，如首尾相卫，脣齿相依也。恐或者不达高旨，将谓仁公缓于讨贼，此声难追。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顷之顾，绸缪往来，情深义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众见救，况社稷之难乎！今日之忧，岂惟仆一州，文武莫不翘企。假令此州不守，约、峻树置官长于此，荆楚西逼强胡，东接逆贼，因之以饥馑，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仁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参桓、文之功；退当以慈父之情，雪爱子之痛。今约、峻凶逆无道，痛感天地，人心齐壹，咸皆切齿。今之进讨，若以石投卵耳；苟复召兵还，是为败于几成也。愿深察所陈！”王愆期谓侃曰：“苏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虽广，公宁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
　　郗鉴在广陵，城孤粮少，逼近胡寇，人无固志。得诏书，即流涕誓众，入赴国难，将士争奋。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谓温峤曰：“或闻贼欲挟天子东入会稽，当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清野坚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必自溃矣。”峤深以为然。
　　五月，陶侃帅众至寻阳。议者咸谓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侃惊，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曰：“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之谈宴终日，遂与亮、峤同趣建康。戎卒四万，旌旗七百馀里，钲鼓之声，震于远近。
　　苏峻闻西方兵起，用参军贾宁计，自姑孰还据石头，分兵以拒侃等。
　　乙未，峻逼迁帝于石头。司徒导固争，不从。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时天大雨，道路泥泞，刘超、钟雅步侍左右。峻给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闻而恶之，然未敢杀也。以其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殿中监，外托宿卫，内实防御超等。峻以仓屋为帝宫，日来帝前肆丑言。刘超、钟雅与右光禄大夫荀崧、金紫光禄大夫华恒、尚书荀邃、侍中丁潭侍从，不离帝侧。时饥馑，米贵，峻问遗，超一无所受，缱绻朝夕，臣节愈恭；虽居幽厄之中，超犹启帝，授《孝经》、《论语》。
　　峻使左光禄大夫陆晔守留台，逼近居民，尽聚之后苑；使匡术守苑城。
　　尚书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为长史。
　　初，苏峻遣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吏士，使起义兵救天子。会稽内史王舒以庾冰行奋武将军，使将兵一万，西渡浙江。于是吴兴太守虞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从等皆举兵应之。潭母孙氏谓谭曰：“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尽遣其家僮从军，鬻其环佩以为军资。谟以庾冰当还旧任，即去郡以让冰。
　　苏峻闻东方兵起，遣其将管商、张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与战，互有胜负，未能得前。
　　陶侃、温峤军于茄子浦；峤以南兵习水，苏峻兵便步，令将士：“有上岸者死！”会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毛宝帅千人为峤前锋，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视贼可击，不上岸击之邪！”乃擅往袭抚，悉获其米，斩获万计，约由是饥乏。峤表宝为庐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监浙东军事，虞潭监浙西军事，郗鉴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令舒、潭皆受鉴节度。鉴帅众渡江，与侃等会与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该亦以兵会之。
　　丙辰，侃等舟师直指石头，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峤屯沙门浦。峻登烽火楼，望见士众之盛，有惧色，谓左右曰：“吾本知温峤能得众也。”
　　庾亮遣督护王彰击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尔。”亮司马陈郡殷融诣侃谢曰：“将军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为之，将军不知也。”侃曰：“昔殷融为君子，王彰为小人；今王彰为君子，殷融为小人。”
　　宣城内史桓彝，闻京城不守，慷慨流涕，进屯泾县。时州郡多遣使降苏峻，裨惠复劝彝宜且与通使，以纾交至之祸。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耻与逆臣通问！如其不济，此则命也。”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峻遣其将韩晃攻之。纵将败，左右劝纵退军。纵曰：“吾受桓侯厚恩，当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之不负国也。”遂力战而死。晃进军攻彝，六月，城陷，执彝，杀之。
　　诸军初至石头，即欲决战，陶侃曰：“贼众方盛，难与争锋，当以岁月，智计破之。”既而屡战无功，监军部将李根请筑白石垒，侃从之。夜筑垒，至晓而成。闻峻军严声，诸将咸惧其来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垒，必须东北风急，令我水军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贼必不来。所以严者，必遣军出江乘，掠京口以东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帅步骑万馀四面攻之，不克。
　　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今宜遣还，虽晚，犹胜不也。”侃乃令鉴与后将军郭默还据京口，立大业、曲阿、庱亭三垒以分峻之兵势，使郭默守大业。
　　壬辰，魏该卒。（第94卷）
　　2）先是，高肇擅权，尤忌宗室有时望者。太子太保任城王澄数为肇所谮，惧不自全，乃终日酣饮，所为如狂，朝廷机要无所关豫。及世宗殂，肇拥兵于外，朝野不安。于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未能亲政，宜使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以任城王澄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皇后请即敕授。王显素有宠于世宗，恃势使威，为世所疾，恐不为澄等所容，与中常侍孙伏连等密谋寝门下之奏，矫皇后令，以高肇录尚书事，以显与勃海公高猛同为侍中。于忠等闻之，托以侍疗无效，执显于禁中，下诏削爵任。显临执呼冤，直阁以刀镮撞其掖下，送右卫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诏如门下所奏，百官总己听于二王，中外悦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为皇太后。
　　魏主称名为书告哀于高肇，且召之还。肇承变忧惧，朝夕哭泣，至于羸悴。归至瀍涧，家人迎之，不与相见。辛巳，至阙下，衰服号哭，升太极殿尽哀。高阳王雍与于忠密谋，伏直寝邢豹等十馀人于舍人省下，肇哭毕，引入西庑，清河诸王皆窃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扼杀之，下诏暴其罪恶，称肇自尽，自馀亲党悉无所问，削除职爵，葬以士礼；逮昏，于厕门出尸归其家。
　　魏之伐蜀也，军至晋寿，蜀人震恐。傅竖眼将步兵三万击巴北，上遣宁州刺史任太洪自阴平间道入其州，招诱氐、蜀，绝魏运路。会魏大军北还，太洪袭破魏东洛、除口二戍，声言梁兵继至，氐、蜀翕然从之。太洪进围关城，竖眼遣统军姜喜等击太洪，大破之，太洪弃关城走还。
　　癸未，魏以高阳王雍为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为司徒，广平王怀为司空。
　　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庙号世宗。己亥，尊胡贵嫔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为尼，徙居金墉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
　　魏左仆射郭祚表称：“萧衍狂悖，谋断川渎，役苦民劳，危亡已兆；宜命将出师，长驱扑讨。”魏诏平南将军杨大眼督诸军镇荆山。
　　魏于忠既居门下，又总宿卫，遂专朝政，权倾一时。初，太和中，军国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忠悉命归所减之禄。旧制民税绢一匹别输绵八两，布一区别输麻十五斤，忠悉罢之。乙丑，诏文武群官各进位一级。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木石无巨细皆尽，负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
　　魏梁州刺史薛怀吉破叛氐于沮水。怀吉，真度之子也。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兴之围。
　　六月，魏冀州沙门法庆以妖幻惑众，与勃海人李归伯等作乱，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尼惠晖为妻，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刺史萧宝寅遣兼长史崔伯驎击之，伯驎败死。贼众益盛，所在毁寺舍，斩僧尼，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秋，七月，丁未，诏假右光禄大夫元遥征北大将军以讨之。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列辞尚书，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昞，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丙子，魏尊胡太妃为皇太后，居崇训宫。于忠领崇训卫尉，刘腾为崇训太仆，加侍中，侯刚为侍中抚军将军。又以太后父国珍为光禄大夫。
　　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帅众三千降魏。
　　戊子，魏大赦。
　　己丑，魏清河王怿进位太傅，领太尉，广平王情为太保，领司徒，任城王澄为司空。庚寅，魏以车骑大将军于忠为尚书令，特进崔光为车骑大将军，并加仪同三司。魏江阳王继，熙之曾孙也，先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为婢夺爵。继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诏复继本封，以叉为通直散骑侍郎，叉妻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乙未，灵太后始临朝听政，犹称令以行事，群臣上书称殿下。太后聪悟，颇好读书属文，射能中针孔，政事皆手笔自决。加胡国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诏令生杀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胁息。太后既亲政，乃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三司、尚书令。后旬馀，太后引门下侍官于崇训宫，问曰：“忠在端揆，声望何如？”咸曰：“不称阙任。”乃出忠为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领尚书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从之。
　　甲寅，魏元遥破大乘贼，擒法庆并渠帅百馀人，传首洛阳。
　　左游击将军赵祖悦袭魏西硖石，据之以逼寿阳；更筑外城，徙缘淮之民以实城内。将军田道龙等散攻诸戍，魏扬州刺史李崇分遣诸将拒之。癸亥，魏遣假镇南将军崔亮攻西硖石，又遣镇东将军萧宝寅决淮堰。
　　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国珍为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
　　甲午，弘化太守杜桂举郡降魏。
　　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许其优转；太傅雍等皆不敢违，加忠车骑大将军。忠又自谓新故之际有定社稷之功，讽百僚令加己赏；雍等议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难于独受，乃讽朝廷，同在门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复封崔光为博平县公，而尚书元昭等上诉不已。太后敕公卿再议，太傅怿等上言：“先帝升遐，奉迎乘舆，侍卫省闼，乃臣子常职，不容以此为功。臣等前议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权，苟免暴戾故也。若以功过相除，悉不应赏，请皆追夺。”崔光亦奉送章绶茅土。表十馀上，太后从之。
　　高阳王雍上表自劾，称“臣初入柏堂，见诏旨之行一由门下，臣出君行，深知不可而不能禁；于忠专权，生杀自恣，而臣不能违。忠规欲杀臣，赖在事执拒；臣欲出忠于外，在心未行，返为忠废。忝官尸禄，孤负恩私，请返私门，伏听司败。”太后以忠有保护之功，不问其罪。十二月，辛丑，以雍为太师，领司州牧，寻复录尚书事，与太傅怿、太保怀、侍中胡国珍入居门下，同厘庶政。
　　己酉，魏崔亮至硖石，赵祖悦逆战而败，闭城自守；亮进围之。
　　乙卯，魏主及太后谒景陵。
　　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魏益州刺史傅竖眼，性清素，民、獠怀之。龙骧将军元法僧代竖眼为益州刺史，素无治干，加以贪残，王、贾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众心之患魏也，杀魏晋寿太守，以城来降，民、獠多应之；益州刺史鄱阳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张齐将兵三万迎之。法僧，熙之曾孙也。
　　魏岐州刺史赵王谧，干之子也，为政暴虐。一旦，闭城门大索，执人而掠之，楚毒备至，又无故斩六人，阖城凶惧；众遂大呼，屯门，谧登楼毁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击将军王靖驰驲谕城人，城人开门谢罪，奉送管籥，乃罢谧刺史。谧妃，太后从女也。至洛，除大司农卿。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亲祭，欲代行祭事；礼官博议，以为不可。太后以问侍中崔光，光引汉和熹邓太后祭宗庙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祭事。
　　高祖武皇帝四天监十五年（丙申，公元五一六年）
　　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魏崔亮攻硖石未下，与李崇屡约水陆并进，崇违期不至。胡太后以诸将不壹，乃以吏部尚书李平为使持节、镇军大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将步骑二千赴寿阳，别为行台，节度诸军，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萧宝寅遣轻车将军刘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垒；二月，乙巳，又败将军垣孟孙等于淮北。李平至硖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水陆进攻，无敢乖互，战屡有功。
　　上使左卫将军昌义之将兵救浮山，未至，康绚已击魏兵，却之。上使义之与直阁王神念溯淮救硖石。崔亮遣将军博陵崔延伯守下蔡，延伯与别将伊瓮生夹淮为营。延伯取车轮去辋，削锐共辐，两两接对，揉竹为纟亘，贯连相属，并十馀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鹿卢，出没随意，不可烧斫。既断赵祖悦走路，又令战舰不通，义之、神念屯梁城不得进。李平部分水陆攻硖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悦出降，斩之，尽俘其众。胡太后赐崔亮书，使乘胜深入。平部分诸将，水陆并进，攻浮山堰；亮违平节度，以疾请还，随表辄发。平奏处亮死刑，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违我经略，虽有小捷，岂免大咎！但吾摄御万机，庶几恶杀，可特听以功补过。”魏师遂还。
　　魏中尉元匡奏弹于忠：“幸国大灾，专擅朝命，裴、郭受冤，宰辅黜辱。又自矫旨为仪同三司、尚书令，领崇训卫尉，原其此意，欲以无上自处。既事在恩后，宜加显戮，请遣御史一人就州行决。自去岁世宗晏驾以后，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不由阶级，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罪，并宜追夺。”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无宜追罪；馀如奏。”匡又弹侍中侯刚掠杀羽林。刚本以善烹调为尝食典御，凡三十年，以有德于太后，颇专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处刚大辟。太后曰：“刚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于律不坐。”少卿陈郡袁翻曰：“‘邂逅’，谓情状已露，隐避不引，考讯以理者也。今此羽林，问则具首，刚口唱打杀，挝筑非理，安得谓之‘邂逅’！”太后乃削刚户三百，解尝食典御。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魏论西硖石之功。辛未，以李崇为骠骑将军，加仪同三司，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崔亮进号镇北将军。亮与平争功于禁中，太后以亮为殿中尚书。
　　魏萧宝寅在淮堰，上为手书诱之，使袭彭城，许送其国庙及室家诸比还北；宝寅表上其书于魏朝。
　　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
　　或谓康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乃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人所惧开湫，不畏野战。”萧宝寅信之，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犹不减，魏军竟罢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李崇作浮桥于硖石戍间，又筑魏昌城于八公山东南，以备寿阳城坏。居民散就冈垄，其水清澈，俯视庐舍冢墓，了然在下。
　　初，堰起于徐州境内，刺史张豹子宣言，谓己必掌其事；既而康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豹子遂谮绚与魏交通，上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还。
　　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岂宜以一谬弃其馀勋！”复封忠为灵寿县公，亦封崔光为平恩县侯。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将兵拒张齐，齐与战于葭萌，大破之，屠十馀者，遂围武兴。法僧婴城自守，境内皆叛，法僧遣使间道告急于魏。魏驿召镇南军司傅竖眼于淮南，以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将步骑三千以赴之。竖眼入境，转战三日，行二百馀里，九遇皆捷。五月，竖眼击杀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闻竖眼至，皆喜，迎拜于路者相继。张齐退保白水，竖眼入州，白水以东民皆安业。
　　魏梓潼太守苟金龙领关城戍主，梁兵至，金龙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刘氏帅厉城民，乘城拒战，百有馀日，士卒死伤过半。戍副高景谋叛，刘氏斩景及其党与数千人，自馀将士，分衣减食，劳逸必同，莫不畏而怀之。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刘氏命出公私布绢及衣服悬之，绞而取水，城中所有杂物悉储之。竖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为平昌县子。（第148章）
　　全文及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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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资治通鉴》的版本 History of the "Mirror" version

　　（一）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二）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三）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四）民国刊本：
　　1、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波风皆人整理

编撰《资治通鉴》 Preparation of "Mirror"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英文解释

n.: History as a Mi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