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ng-Zhu xuepai
程朱学派
school of Cheng brothers and Zhu Xi
中国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哲学学派。该学派肇端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二程，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是理学中最大的学派。程颢、程颐早年受业于周敦颐，接受其道德性命之学的观点。但他们自称“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他们利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提出理是“形而上者”,器是“形而下者”,形而上之理是 “所以阴阳者”。认为 “天下只是一个理”，就是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道德之理，这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天下之定理”。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但程颢、程颐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程颢强调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和性无内外之说，提出“只心便是天”的观点；程颐则强调“性即理也”。这些不同倾向对理学的演变有重要影响。在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二程以洛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学派，即所谓洛学。其弟子甚多。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尹□等人，张载弟子吕大临等人后来也转向这一学派。二程去世后，其弟子多流于禅学。被称为“洛学之魁”的谢良佐以“觉”为仁，提出仁便是“生意”，主敬便是“常惺惺”。
南宋洛学大家杨时（1053～1135），继承二程思想，提倡由诚意正心,推之以“平天下”的内外合一之学,强调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区别。罗从彦在杨门“独得其传”，主张穷理、无欲,行“理之所必然”,论《中庸》在尽心知性，论《大学》在知所止，是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李侗从学罗从彦，主张默坐澄心以体验“未发”以前气象，并强调理一分殊。他再传朱熹时曾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熹深受其影响。
朱熹不仅继承、发展了二程思想，而且集诸儒之大成，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他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并发挥了“理一分殊”说；他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张载关于世界统一于气的思想，系统地论述了理气的关系；他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起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由于他的学说以二程思想，特别是以程颐思想为基础，以理为最高范畴，而与以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在心中的思想有所不同，后来的学者把他和二程联系起来，统称为程朱学派。
朱熹殁后，由于其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程朱学派在发展中发生分化。朱学正统派除坚持以理为最高范畴之外，一部分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心性学说，统理于心，把朱熹哲学发展为心学。一部分人批判朱熹的理学体系，改造他的理气论和格物致知说，发展成以气为本的哲学。
朱熹的弟子黄□，发挥了朱熹的道统论和体用说，论证了理一元论哲学。较有影响的弟子陈淳在《北溪字义》中系统地解释了朱熹哲学的重要范畴，发挥了理气论、心性学说和知行说。南宋末年,真德秀、魏了翁发展了朱熹的心性之学。真德秀提出以心为仁、以仁为“归宿之地”的成己成物之学。魏了翁提出心即太极，“天只在此心”的命题，以求其本心为主要方法。黄震批判了“道心人心”说,提出理在物中、道在器中的思想。文天祥提出道不离天地万物的思想。元朝的许衡和吴澄，调和朱、陆思想。许衡反对章句训诂之学，以尽心知性为格物致知，强调反求诸心；吴澄公开提出以“尊德性”为本，不可“外心而求道”的心学方法。另一理学家刘因,则反对心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明初的薛□和吴与弼都重视道德践履，但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朱熹哲学。薛□批判了理先气后、理生气说，吴与弼提出心含宇宙、天人一体的心学观点。吴与弼的弟子胡居仁继承了理学理想，另一弟子陈献章提出心与理一、宇宙在吾心的命题。罗钦顺批判地改造了朱熹理学、建立了以气为本的哲学，从朱学中分化出来。此后，陈建、吕楠等人坚持格物之学。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全面地批判总结了朱熹哲学，陆世仪、张履祥等人批判改造了朱熹的心性说，李光地、陆陇其等人坚持正统理学，但无重要发展。
程朱学派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哲学学派。从南宋后期起,它逐渐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历经元、明、清三代，一直居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蒙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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