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本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对张作霖曾多年交涉，终未能如所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作霖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弄得吉田很难堪。之后，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在北京就任“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1928年，国民政府军北伐，奉系接战不利，张作霖决心退出北京，日本对这种局面很不安，6月1日，据说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张作霖像
6月3日凌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节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3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6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累累，惨不忍睹，张作霖重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伤重，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3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罪证如山难抵赖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
河本还想好了掩饰责任的办法，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由他找到售卖吗啡的3名乞丐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乞丐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乞丐。
事前河本曾付刘戴明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账。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在北京的张学良闻讯后，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回沈阳，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本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本人信以为真。张作霖的遗嘱，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学良根据这道“伪造文书”，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使关东军再无可乘之机。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很失望。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政府对军队控制的失败，反而使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从教科书中知道北洋军阀的头子张作霖死于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最近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却说，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但实际上普罗霍罗夫并非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在俄罗斯都名气很小的历史小说家,他的话不足以作为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