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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１８９３—１９７３），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建立起以遗传为中心的真菌分类体系，确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系统；对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个书礼世家的旧式大家庭里，兄弟辈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静好学，１７岁到上海震旦中学学习。这个学校注重法语，因此他的法语有良好的基础。１９０９年美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改充为选派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费用，并委托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考选。１９１３年戴芳澜考入预备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以后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１９１９年获得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回国后，在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当时戴芳澜不仅教植物病理学，还兼教其他课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广东期间，他和丁颖教授结成知交。此后，受康奈尔大学的同学邹秉文之邀，到南京东南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课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国，他被聘为金陵大学的教授兼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华大学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其任务除开展研究工作外，还招收研究生。当时清华大学又聘戴芳澜担任该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适值俞大绂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金陵大学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学的工作。戴芳澜自此离开金陵大学，先去美国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后，才到清华大学上任。经过他的艰苦筹建，到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刚刚可以开始进行工作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接近战区的许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向内地搬迁。清华大学先迁湖南长沙，后转迁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平原址。当时，农业科学研究所改为农学院，他改任该院植物病理学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１９５２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澜学识渊博，为科学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澜被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新一届理事长；１９５５年，他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１９６２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曾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
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之初，就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既能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服务，又能把这一学科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国肯学农的就少，肯学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的人则更少。他从广东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平，一贯坚持他主持的单位要以植物病理学研究室为名，而其工作则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为主。所以，在他的指导下，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树病害的研究，在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资助和鼓励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同时也资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时，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资助，这些科研工作是开展不起来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名录》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是振兴中国的植物病理学。
１９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外籍教授在我国少数几所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偶尔也有中国教授授课，但他们并非植病专业人员，而大多是植物学家或昆虫学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后，就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自己对国内农作物病害的调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调查资料充实了他的讲授内容，使植物病理学这门课程有了一个系统。他讲授内容的特点是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在那个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确立的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系统的基础，至今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他一生的抱负是要为我国培养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鼓励他的学生们向植物病理学范围的各个方面发展。在他５０余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他确实培养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业乐道”的植物病理学家和真菌学家，如魏景超、黄亮、林传光、仇元、王清和、周家炽、裘维蕃等等。现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当时的会长邹秉文忙于其他事务，会务工作主要落在戴芳澜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戴芳澜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会员商议复会，并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复会大会，临时推选他为理事长负责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５３年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之前，戴芳澜就着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分会，重新登记并吸收会员；全国推选出代表２０余人，加上邀请列席的共计８０余人。在这次全会上正式推选他为理事长，编辑《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极力保护这些档案资料，使中国植病学会至今有档可稽。
１９６２年困难时期，范长江建议昆虫学会和植物病理学会联合活动，组成“植物保护学会”。戴芳澜考虑到这样联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植保工作，同时可节省国家开支，同意暂时成立“中国植保学会”，但主张保留《中国植物病理学报》的独立性，以维持学科的发展，并在适当时期恢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独立活动。其后他担任了第一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可惜，当１９８５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脱离中国植保学会而独立活动时，戴芳澜已辞世１２年了。
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之一
戴芳澜毕生研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这是因为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联系到植物病害的实际。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标是用来解决植物病害问题。
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澜共发表了９篇《中国真菌杂录》。从这９篇记述的内容来看，可知他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包括锈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对农作物病害关系极大的菌类。那时期，在一无条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在教学之余，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办不到的。他在那时亲自采集标本、搜集文献资料，把标本逐个解剖测微，鉴定其目、科、属、种，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特别是当时他根本没有助手，然而他竟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戴芳澜经过多年的真菌分类研究后，已不满足于静止的、一般形态的描述和鉴定。他逐渐认识到：
真菌分类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发掘真菌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进化中的关系，而不仅是识别个体的名称，并将其罗列成表，这种工作只是分类工作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真菌分类学必须向前看，必须把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考虑。为此，他常常提到德国真菌学者奥斯卡·布雷菲尔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经典工作。布氏是第一个用单孢子培养来观察一种真菌的整个发育成长动态的。如果真菌学者能照此行事，那么真菌个体之间的比较就有了统一的标准，避免了把两个不同龄的个体来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为微生物所真菌学习小组报告了《布雷菲尔德对真菌的进化观点在真菌分类中所起的影响》。当他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只一次地说过：“真菌分类学的未来必然以遗传学为核心”。他的意思是说，真菌只有通过遗传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本人曾和纽约植物园的真菌学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脉孢菌的遗传变异。他也非常赞赏Ｇ．Ｗ．贝德尔（Ｂｅａｄｌｅ）用脉孢菌做过的生化和遗传的工作。实际上，他晚年对真菌分类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戴芳澜最初的愿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国植物病原真菌的种类及其形态与生境，作为植物病理学的基础。以后又发展到想搞清中国真菌或菌物资源的全貌。他知道凭他一个人和一个单位的力量是难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他指派给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属于不同大类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这些大类在短期内调查研究得十分完备，那也无妨，以后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国的真菌资源搞清。他本人较早就曾研究过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广东研究过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对毛霉目的笄霉（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霉菌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更正了国外对笄霉属个别种的错误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导沈善炯和相望年等进行水生藻菌的研究。关于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开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发表了一个新属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后对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脉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并发展我国云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个模式标本产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时，他研究了分布非常广泛而有致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尾孢菌属》一文。在担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胶锈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锈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与此同时，他也调查并记录了中国的多种锈菌。在高等担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间，指导了裘维蕃研究云南的伞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并和洪章训研究了鸟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于他的规划和促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开展了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国的真菌学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带动了我国其他单位，例如药物学方面，也开展了真菌调查和药用真菌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戴芳澜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门弟子加以扫尾完卷，称为《中国真菌总汇》（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于１９７９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本巨著总共参考了７６８篇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语种，并对２００年来有关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学名，以及分布地区名称的改动，都一一加以订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还亲自写好了一个“前言”。此书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冢直秀在《日本菌学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卷２期）发表了悼念戴芳澜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卷３期）也介绍了这本著作。
正气凛然，书生本色
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行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或不道德之事，则疾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他的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作私事，也不允许大手大脚浪费科研材料。由于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大家衷心钦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旧中国，他看到当局媚外无能，对国家资源既不关心，更不会去进行调查研究，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而愤慨。１９３２年他写了一篇《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就是为了揭露这一类事实。解放后他又运用新学到的马列主义分析法，重新写过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后１９７９年才发表。
当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执教时，植物系主任美国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现译斯图尔德——编者注）作风专横。戴芳澜当时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史氏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戴芳澜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去重庆参加了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为院士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参加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他不愿为这个宴会壮声势而返昆明。还有一件事：在昆明时，国民党曾给他送去许多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请。他接到后，深为气愤，把这些表格统统撕掉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和正义感来。
严谨的学者，善诱的导师
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对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对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因此，他培养的人都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戴芳澜具有丰富的国学知识，而且精通几种外语。凡熟悉他的人，对此没有不钦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近８０高龄，仍顽强地从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澜当年担任教授时，非但亲自讲课、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还亲自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或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当他在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时，植物病理学是整个农学院各系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门大课，而真菌学则是一门小课，选读的人很少。他讲授植物病理课是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资料很丰富，都是他从当时国际上最新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并编订成册。当他讲至某一章、节时，即指定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资料中的某一篇，同时，也指定当时美国大学用的一本教科书，作为基本参考教材。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已知的重要植病问题；在实验室里，观察的也是在国内采集来的标本。国外的参考资料则丰富了学生对这类问题的视界，并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此外，他也很注意实际操作，常亲自带领学生到果园中去喷波尔多液防治苹果锈病，并且不以自己为教授而不亲自操作。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他讲授真菌学时，因学生不多，就亲自看实验。除了一个助理员协助他准备标本和显微镜之类的条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实验前，他作一些介绍并提出要求。隔些时他在室内巡视一番，看看一些学生的作图。对画得对的，他可能会指着作图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称。对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重画，并要他再去看看书本和实验指导；因此，所有学生都无不仔细认真地去完成实验课的要求。作图经他签字后，方可带回去作实验报告，而未经签字的，要以后重做。除课堂实验外，他还不时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这种采集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分布及生态的兴趣，而且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窍门。至于他在学风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实事求是，凡不是由他亲自参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来不要挂上他的名字，只允许在文下加个脚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热心爱护别人的科研成果，特别对他学生作出的工作成绩十分珍惜。当抗日战争胜利时，有些同他共同工作过的晚辈尚在海外，但他们的许多研究资料留在昆明，戴芳澜在迁返北平之时，亲自将全部科研资料带回，以备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深切怀念，绝不是偶然的！
简历：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 生于湖北省江陵县。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上海震旦中学肄业。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 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结业。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 先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 任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 南京东南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 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美国纽约植物园及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真菌遗传学。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 清华大学教授兼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农学院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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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１８９３—１９７３），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建立起以遗传为中心的真菌分类体系，确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系统；对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个书礼世家的旧式大家庭里，兄弟辈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静好学，１７岁到上海震旦中学学习。这个学校注重法语，因此他的法语有良好的基础。１９０９年美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改充为选派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费用，并委托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考选。１９１３年戴芳澜考入预备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以后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１９１９年获得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回国后，在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当时戴芳澜不仅教植物病理学，还兼教其他课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广东期间，他和丁颖教授结成知交。此后，受康奈尔大学的同学邹秉文之邀，到南京东南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课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国，他被聘为金陵大学的教授兼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华大学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其任务除开展研究工作外，还招收研究生。当时清华大学又聘戴芳澜担任该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适值俞大绂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金陵大学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学的工作。戴芳澜自此离开金陵大学，先去美国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后，才到清华大学上任。经过他的艰苦筹建，到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刚刚可以开始进行工作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接近战区的许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向内地搬迁。清华大学先迁湖南长沙，后转迁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平原址。当时，农业科学研究所改为农学院，他改任该院植物病理学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１９５２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澜学识渊博，为科学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澜被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新一届理事长；１９５５年，他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１９６２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曾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奠基人
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之初，就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既能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服务，又能把这一学科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国肯学农的就少，肯学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的人则更少。他从广东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平，一贯坚持他主持的单位要以植物病理学研究室为名，而其工作则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为主。所以，在他的指导下，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树病害的研究，在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资助和鼓励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同时也资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时，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资助，这些科研工作是开展不起来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名录》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是振兴中国的植物病理学。
１９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外籍教授在我国少数几所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偶尔也有中国教授授课，但他们并非植病专业人员，而大多是植物学家或昆虫学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后，就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自己对国内农作物病害的调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调查资料充实了他的讲授内容，使植物病理学这门课程有了一个系统。他讲授内容的特点是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在那个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确立的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系统的基础，至今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他一生的抱负是要为我国培养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鼓励他的学生们向植物病理学范围的各个方面发展。在他５０余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他确实培养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业乐道”的植物病理学家和真菌学家，如魏景超、黄亮、林传光、仇元、王清和、周家炽、裘维蕃等等。现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当时的会长邹秉文忙于其他事务，会务工作主要落在戴芳澜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戴芳澜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会员商议复会，并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复会大会，临时推选他为理事长负责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５３年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之前，戴芳澜就着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分会，重新登记并吸收会员；全国推选出代表２０余人，加上邀请列席的共计８０余人。在这次全会上正式推选他为理事长，编辑《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极力保护这些档案资料，使中国植病学会至今有档可稽。
１９６２年困难时期，范长江建议昆虫学会和植物病理学会联合活动，组成“植物保护学会”。戴芳澜考虑到这样联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植保工作，同时可节省国家开支，同意暂时成立“中国植保学会”，但主张保留《中国植物病理学报》的独立性，以维持学科的发展，并在适当时期恢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独立活动。其后他担任了第一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可惜，当１９８５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脱离中国植保学会而独立活动时，戴芳澜已辞世１２年了。
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之一
戴芳澜毕生研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这是因为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联系到植物病害的实际。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标是用来解决植物病害问题。
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澜共发表了９篇《中国真菌杂录》。从这９篇记述的内容来看，可知他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包括锈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对农作物病害关系极大的菌类。那时期，在一无条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在教学之余，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办不到的。他在那时亲自采集标本、搜集文献资料，把标本逐个解剖测微，鉴定其目、科、属、种，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特别是当时他根本没有助手，然而他竟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戴芳澜经过多年的真菌分类研究后，已不满足于静止的、一般形态的描述和鉴定。他逐渐认识到：
真菌分类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发掘真菌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进化中的关系，而不仅是识别个体的名称，并将其罗列成表，这种工作只是分类工作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真菌分类学必须向前看，必须把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考虑。为此，他常常提到德国真菌学者奥斯卡·布雷菲尔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经典工作。布氏是第一个用单孢子培养来观察一种真菌的整个发育成长动态的。如果真菌学者能照此行事，那么真菌个体之间的比较就有了统一的标准，避免了把两个不同龄的个体来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为微生物所真菌学习小组报告了《布雷菲尔德对真菌的进化观点在真菌分类中所起的影响》。当他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只一次地说过：“真菌分类学的未来必然以遗传学为核心”。他的意思是说，真菌只有通过遗传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本人曾和纽约植物园的真菌学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脉孢菌的遗传变异。他也非常赞赏Ｇ．Ｗ．贝德尔（Ｂｅａｄｌｅ）用脉孢菌做过的生化和遗传的工作。实际上，他晚年对真菌分类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戴芳澜最初的愿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国植物病原真菌的种类及其形态与生境，作为植物病理学的基础。以后又发展到想搞清中国真菌或菌物资源的全貌。他知道凭他一个人和一个单位的力量是难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他指派给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属于不同大类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这些大类在短期内调查研究得十分完备，那也无妨，以后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国的真菌资源搞清。他本人较早就曾研究过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广东研究过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对毛霉目的笄霉（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霉菌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更正了国外对笄霉属个别种的错误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导沈善炯和相望年等进行水生藻菌的研究。关于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开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发表了一个新属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后对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脉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并发展我国云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个模式标本产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时，他研究了分布非常广泛而有致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尾孢菌属》一文。在担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胶锈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锈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与此同时，他也调查并记录了中国的多种锈菌。在高等担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间，指导了裘维蕃研究云南的伞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并和洪章训研究了鸟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于他的规划和促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开展了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国的真菌学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带动了我国其他单位，例如药物学方面，也开展了真菌调查和药用真菌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戴芳澜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门弟子加以扫尾完卷，称为《中国真菌总汇》（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于１９７９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本巨著总共参考了７６８篇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语种，并对２００年来有关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学名，以及分布地区名称的改动，都一一加以订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还亲自写好了一个“前言”。此书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冢直秀在《日本菌学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卷２期）发表了悼念戴芳澜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卷３期）也介绍了这本著作。
正气凛然，书生本色
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行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或不道德之事，则疾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他的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作私事，也不允许大手大脚浪费科研材料。由于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大家衷心钦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旧中国，他看到当局媚外无能，对国家资源既不关心，更不会去进行调查研究，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而愤慨。１９３２年他写了一篇《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就是为了揭露这一类事实。解放后他又运用新学到的马列主义分析法，重新写过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后１９７９年才发表。
当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执教时，植物系主任美国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现译斯图尔德——编者注）作风专横。戴芳澜当时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史氏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戴芳澜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去重庆参加了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为院士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参加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他不愿为这个宴会壮声势而返昆明。还有一件事：在昆明时，国民党曾给他送去许多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请。他接到后，深为气愤，把这些表格统统撕掉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和正义感来。
严谨的学者，善诱的导师
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对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对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因此，他培养的人都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戴芳澜具有丰富的国学知识，而且精通几种外语。凡熟悉他的人，对此没有不钦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近８０高龄，仍顽强地从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澜当年担任教授时，非但亲自讲课、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还亲自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或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当他在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时，植物病理学是整个农学院各系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门大课，而真菌学则是一门小课，选读的人很少。他讲授植物病理课是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资料很丰富，都是他从当时国际上最新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并编订成册。当他讲至某一章、节时，即指定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资料中的某一篇，同时，也指定当时美国大学用的一本教科书，作为基本参考教材。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已知的重要植病问题；在实验室里，观察的也是在国内采集来的标本。国外的参考资料则丰富了学生对这类问题的视界，并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此外，他也很注意实际操作，常亲自带领学生到果园中去喷波尔多液防治苹果锈病，并且不以自己为教授而不亲自操作。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他讲授真菌学时，因学生不多，就亲自看实验。除了一个助理员协助他准备标本和显微镜之类的条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实验前，他作一些介绍并提出要求。隔些时他在室内巡视一番，看看一些学生的作图。对画得对的，他可能会指着作图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称。对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重画，并要他再去看看书本和实验指导；因此，所有学生都无不仔细认真地去完成实验课的要求。作图经他签字后，方可带回去作实验报告，而未经签字的，要以后重做。除课堂实验外，他还不时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这种采集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分布及生态的兴趣，而且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窍门。至于他在学风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实事求是，凡不是由他亲自参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来不要挂上他的名字，只允许在文下加个脚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热心爱护别人的科研成果，特别对他学生作出的工作成绩十分珍惜。当抗日战争胜利时，有些同他共同工作过的晚辈尚在海外，但他们的许多研究资料留在昆明，戴芳澜在迁返北平之时，亲自将全部科研资料带回，以备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深切怀念，绝不是偶然的！
简历：
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生于湖北省江陵县。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上海震旦中学肄业。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结业。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先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任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南京东南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美国纽约植物园及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真菌遗传学。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清华大学教授兼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农学院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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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1893 05.04 - 1973 01.03），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建立起以遗传为中心的真菌分类体系，确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系统；对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人。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出生在一个书礼世家的旧式大家庭里，兄弟辈排行第二。他童年文静好学，１７岁到上海震旦中学学习。这个学校注重法语，因此他的法语有良好的基础。１９０９年美国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决定将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改充为选派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费用，并委托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考选。１９１３年戴芳澜考入预备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以后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１９１９年获得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回国后，在广东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当时戴芳澜不仅教植物病理学，还兼教其他课程，一直到１９２３年。在广东期间，他和丁颖教授结成知交。此后，受康奈尔大学的同学邹秉文之邀，到南京东南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１９２７年在金陵大学担任植物病理学课程的美籍教授博德（Ｐｏｒｔｅｒ）回国，他被聘为金陵大学的教授兼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３４年，清华大学成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其任务除开展研究工作外，还招收研究生。当时清华大学又聘戴芳澜担任该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适值俞大绂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到金陵大学接替了他在金陵大学的工作。戴芳澜自此离开金陵大学，先去美国纽约植物园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工作后，才到清华大学上任。经过他的艰苦筹建，到１９３７年清华大学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植物病理研究室刚刚可以开始进行工作时，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接近战区的许多高等院校不得不向内地搬迁。清华大学先迁湖南长沙，后转迁昆明大普吉，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北平原址。当时，农业科学研究所改为农学院，他改任该院植物病理学系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１９５２年院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１９５９年起，他不再兼任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而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
戴芳澜学识渊博，为科学界所敬重。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１９４３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３年戴芳澜被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新一届理事长；１９５５年，他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同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的荣誉称号。１９６２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曾受到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
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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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之初，就立志要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既能为我国的农业生产服务，又能把这一学科的水平提高到国际水平。他很早就指出我国肯学农的就少，肯学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的人则更少。他从广东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平，一贯坚持他主持的单位要以植物病理学研究室为名，而其工作则以研究植物病害及其防治为主。所以，在他的指导下，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树病害的研究，在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资助和鼓励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同时也资助北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的研究工作。那时，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资助，这些科研工作是开展不起来的。从抗日战争时期他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名录》就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目标是振兴中国的植物病理学。
１９世纪初只有少数几个外籍教授在我国少数几所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偶尔也有中国教授授课，但他们并非植病专业人员，而大多是植物学家或昆虫学家的“客串”植病教授。１９２０年戴芳澜回国后，就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据自己对国内农作物病害的调查研究，以及同代人的调查资料充实了他的讲授内容，使植物病理学这门课程有了一个系统。他讲授内容的特点是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在那个时期，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因此他确立的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系统的基础，至今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他一生的抱负是要为我国培养一代有水平的植物病理学人才和真菌学家，以期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本国的农作物病害问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尽量鼓励他的学生们向植物病理学范围的各个方面发展。在他５０余年的教学和科研中，他确实培养出了大批有水平而“敬业乐道”的植物病理学家和真菌学家，如魏景超、黄亮、林传光、仇元、王清和、周家炽、裘维蕃等等。现在他的弟子及其弟子的弟子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
１９２９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当时的会长邹秉文忙于其他事务，会务工作主要落在戴芳澜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戴芳澜便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会员商议复会，并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复会大会，临时推选他为理事长负责筹备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５３年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之前，戴芳澜就着手组织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分会，重新登记并吸收会员；全国推选出代表２０余人，加上邀请列席的共计８０余人。在这次全会上正式推选他为理事长，编辑《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会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极力保护这些档案资料，使中国植病学会至今有档可稽。
１９６２年困难时期，范长江建议昆虫学会和植物病理学会联合活动，组成“植物保护学会”。戴芳澜考虑到这样联合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植保工作，同时可节省国家开支，同意暂时成立“中国植保学会”，但主张保留《中国植物病理学报》的独立性，以维持学科的发展，并在适当时期恢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独立活动。其后他担任了第一届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可惜，当１９８５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脱离中国植保学会而独立活动时，戴芳澜已辞世１２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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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毕生研究的注意力较多地集中在寄生真菌方面。这是因为他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真菌，而是常常联系到植物病害的实际。他研究真菌的最初目标是用来解决植物病害问题。
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９年，戴芳澜共发表了９篇《中国真菌杂录》。从这９篇记述的内容来看，可知他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就以植物寄生真菌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包括锈菌、白粉菌和尾孢菌等对农作物病害关系极大的菌类。那时期，在一无条件、二无经费的情况下，在教学之余，完成这些工作，如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决心，肯定是办不到的。他在那时亲自采集标本、搜集文献资料，把标本逐个解剖测微，鉴定其目、科、属、种，工作量之大是惊人的。特别是当时他根本没有助手，然而他竟为我国真菌的分类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戴芳澜经过多年的真菌分类研究后，已不满足于静止的、一般形态的描述和鉴定。他逐渐认识到：
真菌分类学的真实意义在于发掘真菌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进化中的关系，而不仅是识别个体的名称，并将其罗列成表，这种工作只是分类工作的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真菌分类学必须向前看，必须把真菌的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联合起来考虑。为此，他常常提到德国真菌学者奥斯卡·布雷菲尔德（ＯｓｃａｒＢｒｅｆｅｌｄ，１８３９—１９２５）的经典工作。布氏是第一个用单孢子培养来观察一种真菌的整个发育成长动态的。如果真菌学者能照此行事，那么真菌个体之间的比较就有了统一的标准，避免了把两个不同龄的个体来相比。因此，他在１９６２年５月为微生物所真菌学习小组报告了《布雷菲尔德对真菌的进化观点在真菌分类中所起的影响》。当他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不只一次地说过：“真菌分类学的未来必然以遗传学为核心”。他的意思是说，真菌只有通过遗传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出它们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本人曾和纽约植物园的真菌学家Ｂ．Ｏ．道奇（Ｄｏｄｇｅ）一起研究脉孢菌的遗传变异。他也非常赞赏Ｇ．Ｗ．贝德尔（Ｂｅａｄｌｅ）用脉孢菌做过的生化和遗传的工作。实际上，他晚年对真菌分类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
戴芳澜最初的愿望是想初步搞清中国植物病原真菌的种类及其形态与生境，作为植物病理学的基础。以后又发展到想搞清中国真菌或菌物资源的全貌。他知道凭他一个人和一个单位的力量是难于达到这一目标的，因此，他指派给他弟子的工作都是属于不同大类的真菌，即使不可能把这些大类在短期内调查研究得十分完备，那也无妨，以后一代一代的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把中国的真菌资源搞清。他本人较早就曾研究过藻菌（Ｐｈｙ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年在广东研究过芋疫菌（Ｐｈｙｔｏｐｈｔｈｏｒａｃｏｌｏｃａｓｉａｅ），３０年代曾对毛霉目的笄霉（Ｃｈｏａｎｅｐｈｏｒａ）和霜霉菌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更正了国外对笄霉属个别种的错误定名，４０年代，他又指导沈善炯和相望年等进行水生藻菌的研究。关于子囊菌（Ａｓｃｏｍｙｃｅｔｅｓ），他在３０年代开始研究白粉菌、炭角菌（Ｘｙｌａｒｉａ），发表了一个新属Ｘｙｌａｒｉ－ｏｐｓｉｓ，其后对竹子上的竹鞘寄生菌，腐生的脉孢菌，寄生在水稻上的“一柱香”菌，地舌菌（Ｇｅｏｇｌｏｓｓｕｍ）都作了研究，并发展我国云南是假地舌菌（Ｈｅｍｉｇｌｏｓｓｕｍ）的一个模式标本产地。在研究子囊菌的同时，他研究了分布非常广泛而有致病性的尾孢菌（Ｃｅｒｃｏｓｐｏｒａ）。１９３６年他发表了《中国的尾孢菌属》一文。在担子菌方面，３０年代他研究胶锈菌（Ｇｙｍｎｏｓｐｏ－ｒａｎｇｉｕｍ）和鞘柄锈菌（Ｃｏｌｅｏｐｕｃｃｉｎｉａ），与此同时，他也调查并记录了中国的多种锈菌。在高等担子菌方面，他在昆明期间，指导了裘维蕃研究云南的伞菌目（Ａｇａｒｉｃａｌｅｓ）和牛肝菌目（Ｂｏ－ｌｅｔａｌｅｓ），并和洪章训研究了鸟巢菌目（Ｎｉｄｕｌａｒｉｌｅｓ）。
由于他的规划和促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真菌研究室开展了真菌各个领域的研究，包括粘菌（Ｍｙｘｏｍｙｃｅｔｅｓ）和地衣（Ｌｉｃｈｅｎｓ），使我国的真菌学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带动了我国其他单位，例如药物学方面，也开展了真菌调查和药用真菌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对中国真菌资源的认识面。
戴芳澜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这本巨著的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由他的及门弟子加以扫尾完卷，称为《中国真菌总汇》（ＳＹＬＬＯＧＥ ＦＵＮＧＯＲＵＭ ＳＩＮＩＣＯＲＵＭ），于１９７９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本巨著总共参考了７６８篇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语种，并对２００年来有关寄生植物的寄生或非寄生真菌的学名，以及分布地区名称的改动，都一一加以订正，其工作量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去世之前不久，还亲自写好了一个“前言”。此书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冢直秀在《日本菌学报》（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卷２期）发表了悼念戴芳澜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ＭＹＣＯＬＯ－ＧＩＡ，１９８０年５月，７２卷３期）也介绍了这本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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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平生正气凛然，待人接物一贯直道而行。他对待幼辈和蔼可亲，与同行同事相处十分谦和；但对不正之风或不道德之事，则疾恶如仇，毫不假以颜色。他对他的学生或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在工作时间，不允许作私事，也不允许大手大脚浪费科研材料。由于他能处处以身作则，因此大家衷心钦佩，“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在旧中国，他看到当局媚外无能，对国家资源既不关心，更不会去进行调查研究，任凭外国传教士和科学工作者到我国各地任意调查和采集标本，运回本国后擅自定名发表。对此他深感痛心而愤慨。１９３２年他写了一篇《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就是为了揭露这一类事实。解放后他又运用新学到的马列主义分析法，重新写过那篇文章，在他去世后１９７９年才发表。
当年他在南京金陵大学执教时，植物系主任美国人阿·恩·史德蔚（ＡｌｂｅｒｔＮ．Ｓｔｅｗａｒｄ，现译斯图尔德——编者注）作风专横。戴芳澜当时任植物病理系主任。史氏办事有倾向性，别的教授不敢和他争辩，而戴芳澜则经常据理力争，毫不买账。
抗战期间，戴芳澜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去重庆参加了院士大会。但他拒绝参加蒋介石为院士所设的招待宴会，因为他认为：参加院士大会是学术性的，而参加宴会就带有政治意义了。他不愿为这个宴会壮声势而返昆明。还有一件事：在昆明时，国民党曾给他送去许多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要求他及他的同事申请。他接到后，深为气愤，把这些表格统统撕掉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和正义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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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一生对他的科学研究是非常严谨的，对他的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但是，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必先做到。他指导工作不是用命令式而是用启发式，让对方自己去思考探索，直到豁然贯通。因此，他培养的人都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戴芳澜具有丰富的国学知识，而且精通几种外语。凡熟悉他的人，对此没有不钦佩的。更使人敬佩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近８０高龄，仍顽强地从事著作，直至逝世。
戴芳澜当年担任教授时，非但亲自讲课、亲自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还亲自管理学生的课堂试验或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和实习。当他在金陵大学讲授植物病理学及真菌学两门课时，植物病理学是整个农学院各系所必修的，因此是一门大课，而真菌学则是一门小课，选读的人很少。他讲授植物病理课是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资料很丰富，都是他从当时国际上最新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的（一般都是英文的），加以打印，并编订成册。当他讲至某一章、节时，即指定学生在课外阅读这些资料中的某一篇，同时，也指定当时美国大学用的一本教科书，作为基本参考教材。他讲的内容大都是国内已知的重要植病问题；在实验室里，观察的也是在国内采集来的标本。国外的参考资料则丰富了学生对这类问题的视界，并提高了学生的兴趣。此外，他也很注意实际操作，常亲自带领学生到果园中去喷波尔多液防治苹果锈病，并且不以自己为教授而不亲自操作。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他讲授真菌学时，因学生不多，就亲自看实验。除了一个助理员协助他准备标本和显微镜之类的条件外，一切都由他自理。实验前，他作一些介绍并提出要求。隔些时他在室内巡视一番，看看一些学生的作图。对画得对的，他可能会指着作图上某一部分要你答出名称。对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重画，并要他再去看看书本和实验指导；因此，所有学生都无不仔细认真地去完成实验课的要求。作图经他签字后，方可带回去作实验报告，而未经签字的，要以后重做。除课堂实验外，他还不时带领学生去野外采集标本。这种采集不仅增进了学生对真菌分布及生态的兴趣，而且学到了许多识别标本的窍门。至于他在学风方面，一言以蔽之是实事求是，凡不是由他亲自参加的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来不要挂上他的名字，只允许在文下加个脚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热心爱护别人的科研成果，特别对他学生作出的工作成绩十分珍惜。当抗日战争胜利时，有些同他共同工作过的晚辈尚在海外，但他们的许多研究资料留在昆明，戴芳澜在迁返北平之时，亲自将全部科研资料带回，以备他日有人求索之用。今天，他的弟子们对他的深切怀念，绝不是偶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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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年５月４日 生于湖北省江陵县。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上海震旦中学肄业。
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 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结业。
１９１４—１９１９年 先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 任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教授。
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 南京东南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
１９２７—１９３４年 南京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美国纽约植物园及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攻真菌遗传学。
１９３５—１９５０年 清华大学教授兼农业研究所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农学院植物病理系主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 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１９５３年起兼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室主任。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年 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
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