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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的国际奥委会履历 Ku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resume |
孔祥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经历。
1939年孔祥熙当选为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个国家可以有一至三个国际奥委会委员。但可以有不等于一定有，这与当时各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有关。
在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王正廷明显感觉到中国话语权的单薄和中国体育运动接轨国际的步履艰难。他迫切希望在中国能够再产生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便于形成合力，共同应对相关问题。
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需要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推荐，由奥委会执委会批准即可。于是王正廷便广泛游说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成员。在对增加一名中国委员基本达成共识后，王正廷便在1939年英国伦敦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会议上，正式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得到执委会批准。这样孔祥熙便成为继王正廷后中国第二个国际奥委会委员。
孔祥熙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并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是中国行政和经济事务的最高长官,而他唯独与体育事业毫无关联。一个从未提倡过体育的人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让很多人一头雾水。其实，这正是王正廷的匠心所在。他推举孔祥熙并非从体育事业的本身考虑，而是另有所图。数年后，他对时任中国体协董事会总干事的董守义有过一番表述： “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政府说话的人，有找钱能力的人才行。”
在王正廷眼中，孔祥熙正是“有找钱能力的”最佳人选。其实也难怪王正廷出此之策。不过，这样的理由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当年董守义闻知后亦有所怀疑，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初听起来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在当时乱哄哄的局面下，体协本身都没有人管，王正廷并没有在其他方面擘划怎样恢复体协的工作，却会想得这样远，为将来参加奥运会筹款方便起见，这时就放长线，请财神，那就不易令人理解了。”董守义的怀疑也道出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真正原因并不简单。事实上，这其中有很深的私人情感因素。
当年，王正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日本东京分会总干事，不久，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因之陷于低谷，内部产生分裂。王正廷亦在一片不和谐声中被迫辞去总干事职务。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当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同学孔祥熙。其中王正廷的鼎力相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王正廷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欲取代德国攫取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终于达成归还协议。1922年3月，“鲁案”公署在济南成立，北洋政府特派王正廷为督办，处理有关事宜。王正廷到任后，又力邀孔祥熙为其处理“鲁案”的助手。孔祥熙为此专电征询孙中山意见，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前往就任。孔祥熙随即向阎锡山辞去省参议之职，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员，并由此步入仕途。可以说，王正廷是孔祥熙入仕的重要提携人。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而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孔祥熙以后虽然仕途得意，但与王正廷始终私交甚笃。这样的历史渊源，就解开了王正廷推荐孔祥熙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之谜。“私谊”是其最恰当的注脚。
孔祥熙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依然没有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事业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据查相关资料，他在任期内所涉及到与体育相关的事务仅寥寥几项：1935年11月1日，王正廷向行政院正式提出参加第11届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计划及经费预算。蒋介石大笔一挥，给予批准。依照体协原先计划，代表团由80名运动员和20名相关职员组成，总计往返车船、制装及训练等费用，约需17万。孔祥熙在审核时，并未作难，而是爽快地如数拨付。这种做派在孔祥熙是很难得的。但后来教育部要派出30多人的考察团随行，情况发生变化，预算费用需追加5万。孔祥熙对此则不予认账。王正廷被迫向张学良、商震、龙云、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等筹款，才得以成行。
抗战胜利后，旧中国体育逐渐复苏。1945年9月7日，中国体协在重庆召开理监联席会议。会上，王正廷提出争取1952年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中国举行案，曾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此后，王正廷请中国体协总干事董守义专程征求孔祥熙意见。毕竟孔祥熙是国际奥委会委员，有投票权。孔祥熙闻之后并未表现出热情，可能政局的云谲波诡让他无法对8年后的情势保持乐观。但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还是表示原则支持，但要求体协与政府商定申办具体地点后再说。结果，政府并不热衷此事。中国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之议就此胎死腹中，成为天方夜谭。
孔祥熙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任上，从未参加过任何相关体育会议。按《奥林匹克宪章》条款规定，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作辞职论。但奇怪的是孔祥熙仿佛是特殊委员，其名字每年还都在《奥林匹克公报》里出现。
1955年8月，孔祥熙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结束了他的这段特殊经历。 |
孔祥熙的祖籍身世 Kung's native life experience |
孔祥熙是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太谷做官。孔子家族自乾隆年间之後就一直未修家谱，他们这一支系自孔闻美便未能入谱。民国初年，孔祥熙路过山东济南，结识了与孔府血缘关系较近的八府长孙孔祥勉，请其代查族谱，通过孔祥熙提供上溯几代的名字，查实属於孔氏「六十户」中的「纸坊户」。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後十分高兴，以德国设计的青岛电话机械纲络蓝图一份酬谢孔祥勉，日後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孙的身份示以众人。
1930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编修《孔子世家谱》，孔祥熙不仅捐款大洋一千元，还派员四处查访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谱》卷四十九「纸坊户」谱中占据了将近六面。
1943年11月1日，孔祥勉的长子孔令朋於重庆举办婚礼，由孔祥熙任证婚人，他在致词中将了一个故事，说是1937年以特使身份代表国家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礼，泰晤士报曾刊出一幅漫画，画有一棵大树，旁倚一支蘑菇。文字说明是英国王室的历史与孔子家族相比，犹如蘑菇之比大树。在座宾客都认为这是个再好没有的比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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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Xiangxi
孔祥熙
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 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生于山西太谷县,祖籍山东曲阜。其父孔繁慈是贡生,曾任票号文案,后以教书为生。孔祥熙少时,随父读书。1890年，入公理会所办的太谷华美公学。1895年入直隶通州潞河书院学习。1901年秋赴美国留学，190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后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获理化硕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在太谷创办铭贤学堂,自任监督（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孔被推举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直至南北议和告成后去职。孔除办教育外，还设立祥记公司，在晋经销英商壳牌石油，获利颇丰。1913年，孔应中华基督教全国协会之邀去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期间，曾为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并为中华革命党募集经费。1914年春，孔与宋霭龄结婚,1915年返晋,继续办教育和经商，并应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之聘为参议。1922年，孔应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之邀，任督办公署实业处长，次年秋任中俄交涉驻奉代表，1925年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孔曾为孙中山联络北方将领。同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是孙中山遗嘱的签字人之一。
1926年底，孔应蒋介石之邀抵广州，任国民政府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1927年 3月，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孔却赶赴上海支持蒋介石发动政变与成立南京政府。1928年 2月，孔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1932年 4月，孔被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专使，奉命向德、意秘密洽购军械等。1933年 4月，孔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11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首脑。孔上任后，除采用前任宋子文所用增税、借债等办法为蒋介石筹措军政费外，还采取整顿税收等措施，从财政上增强南京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控制;对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增资改组,实行法币政策，统一币制，以垄断金融,操纵国计民生;又整理旧债，为举借新债作准备等。上述措施，制止了白银外流、缓解了财政金融危机，也使官僚资本得以迅速膨胀。1936年西安事变时,孔赞成和平解决。1937年4月以中国特使身分赴英参加英皇加冕典礼，随后赴欧美一些国家，接洽贷款和购买军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初一度任行政院长（1939年12月改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等要职，主管战时财政金融。抗战初期，孔施政尚能注意促进后方的工农业生产和控制通货发行，以利抗战经济；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孔施政无方，并大力发展官僚资本，致使后方的农业和民族工商业日趋衰落，物价腾贵，民不聊生，此时，孔祥熙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成为中国的巨富。与蒋介石、宋子文及陈果夫、陈立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944年11月孔因国内外的压力辞去财政部长职，翌年相继辞去其他职务，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孔祥熙赴美定居，次年辞中国银行董事长职。1962年孔曾赴台湾暂住，1966年以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 8月16日在纽约病逝。
参考书目 《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7。
（朱信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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