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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某政治团体或派别中的人员任官职及限制其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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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禁止某些政治上的朋党参政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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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作“ 党固 ”。 东汉 桓帝 时宦官专权，士大夫 李膺 、 陈蕃 等联合太学生 郭泰 、 贾彪 等，猛烈抨击宦官集团。宦官诬告他们结为朋党，诽谤朝廷， 李膺 等二百馀人遭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 灵帝 时， 膺 等复起用，与大将军 窦武 谋诛宦官。事败 膺 等百馀人被杀，并陆续处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事见《后汉书·党锢传》。后泛指禁止党人担任官职并限制其活动。《隋书·卢恺传》：“自 周氏 之降，选无清浊，及 愷 摄吏部，与 薛道衡 、 陆彦师 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譖，遂及於此。” 元 独乐园主 《咏史》：“ 西园 粥爵诚可耻，党錮忠士灾何延。” 清 方文 《宛陵哭梅郎三兼示令弟季升》诗之四：“昔曾忧党錮，今果见诛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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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卖官卖爵，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黑暗不堪。当时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恶痛绝。公元１６５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膺。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活动的人）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火。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膺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并不害怕，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滂也跟陈寔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锢”就是禁锢的意思）事件。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到了后来，因黄巾起义的爆发，北地太守皇甫嵩面对势如怒潮的黄巾义军，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从而提出了相当中肯的建议——解除党锢之禁，借以缓和内部矛盾对付黄巾，这也是个十分大胆的建议。事实上，不久之前的熹平五年（西元176），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为企图为“党人”翻案而惨遭杀害。而在此危急时刻，汉灵帝却不得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与自己身边最具政治见识的宦官吕强商议后，灵帝接受了建议，赦免“党人”，而所谓的“党人”事实上自然不是谋反者，相反，他们是更具热情与才具的汉王朝忠实拥护者，赦令一下，绝大多数人自然感念皇恩浩荡，纷纷奔赴沙场或运筹帷幄，为朝廷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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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gu
党锢
东汉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党锢的政争自延熹九年(166)，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
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延熹二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从此，宦官独揽朝政，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越演越烈，封建统治日趋黑暗。
除外戚、宦官之外，官僚士大夫也是当时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中不少出身于世家豪族。有的大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天下，俨然成为颇具权势的领袖人物。安、顺二帝时为笼络儒生，相继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员多达三万余人。这些为数众多的太学生是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僚士大夫慑于日益频繁的农民起义，为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感到担忧。他们对外戚、宦官把持政权感到不满，但是，在这两种势力的争斗中，他们更倾向于外戚一边。这不仅因为官僚士大夫在经济上与外戚集团有着更多的联系，而且在他们眼中，宦官不过是地位卑贱的“刑余之人”，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后贿赂公行，原先作为察举、征辟依据的封建伦理受到冷落，堵塞了士大夫的仕进之路,直接触犯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于是，官僚士大夫很自然地把抨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宦官。
本来，东汉后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就盛行一种褒贬人物、左右舆论的风气，称为“清议”。这种风气传到太学，诸生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与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以及王畅等人也互相推崇,当时太学中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其中李膺名望最高，士人得到他的赏识，被誉之为登龙门，从此身价十倍。太学诸生与这些官僚由臧否人物进而抨击时政，他们把“国命委于阉寺”看成是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的主要根源。这种清议与外戚反对宦官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对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形成严重的威胁。例如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宦官们只好小心谨慎，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于是，宦官集团伺机进行反击，党锢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李膺像
延熹九年，司隶李膺捕杀交通宦官、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桓帝于是通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范滂等二百余人均被收执，太尉陈蕃也以用人不当被策免。次年，桓帝又下诏将“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公愤。他们互相标榜，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人为八俊，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张俭、翟超等八人为八及，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由此，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灵帝幼年继统,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他与太傅陈蕃起用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后因事机泄漏而失败，陈蕃被杀，窦武自杀，李膺及为陈蕃、窦武所荐举者及门生、故吏等皆免官禁锢。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又使人诬陷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考杀虞放、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冤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次党锢前后延续了十几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下诏赦免党人，党锢至此才告结束。
（田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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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autocratic rule, one-party dictat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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