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作者: 陈寿 Chen Shou 三国志 》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 》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 》尊魏为正统。《三国志 》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 》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 》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三国志 》。
三国志 》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 》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三国志 》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 》特点与质疑
三国志 》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 》，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 》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 》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 》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 》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 》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国志 》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 》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 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 ·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 》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三国志 》，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 》，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 》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 》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 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三国志 》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三国志 ·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 多回护”写到：
三国志 》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 辩疑序》）
三国志 》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 》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三国志 》裴松之注本
三国志 》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 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 》，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 》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 》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 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 》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国志 》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三国志 》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５０８３３字，裴注为３２２６４３字（《三国志 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 选注》，台北中正书局，１９７２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 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５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 》为３６６６５７字，裴注为３２０７９９字（《略谈〈三国志 〉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３６８０３９字，裴注为３２２１７１字（《三国志 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 》为３６７３２７宇，裴注为３２０８０５字（《〈三国志 〉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 》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 》也比裴注多３８０１４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 》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 〉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三国志 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 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２５６种（《三国志 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 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６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 注〉》，《历史教学》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２０３种（《三国志 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 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 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２２４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 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 》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 〉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 〉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２２９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２５０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 〉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 〉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页）。
三国志 》裴注引用书目
三国志 。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三国志 》，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 》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 》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三国志 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三国志 》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 》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三国志 》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 》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 》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 》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 》卷４８《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 》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国志 》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 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 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 》，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 》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 》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三国志 》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 》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 》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三国志 》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补撰，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 补表三十种》。今胪列有关《三国志 》的补表补志于下：
三国志 三公宰辅年表》。
三国志 世系表》。据南宋本《世说新语》所附人名谱，补录不见于陈寿书中者多人。
三国志 世系表补遗附订》。
三国志 》的工具书，有哈佛燕京学社所出引得编纂处的《三国志 及裴注综合引得》，中华书局所出高秀芳、杨济安编的《三国志 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处较广。但编者在选定条目编入引得时，着眼不宽，只注意习见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对于某些词语，尤其是具有时代特征而较少见的词语，反未收录。如“三史”、“人伦”、“人流”、“羌胡谷”、“虏谷、“楼梦”、“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类词语进行研究。又如“中国”、“中州”、“部曲”等条目下所列出处，亦有脱漏。引得约纂处所出其他引得，与本段历史有关的如《世说新语引得》，亦存在类似问题。
三国志 刻本有四种：一、百衲本，据宋绍兴、绍熙两种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据明北监本校刻（铅印石印各本都据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据明南监冯梦祯本校印；四、江南书局刻本，据毛氏汲古阁本校刻。这四种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余三种虽然在重刻时还不免增加了一些错字，但都经过认真校勘，并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错误。我们的校点工作，就用这四种通行本互相勘对，择善而从。
三国志 》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二十余家，都能根据本书前后文互证，并参考它书，对于宋、元以来各种版本相沿未改的错误，分别提出意见，或批注书眉，或成为专门著作刊布。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 》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 集解》，可供读《三国志 》时参考。
三国志 》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搜罗到了各种《三国志 》的今注今译本共有十二种。有中、韩、日三个语种。中文最早的是中国台湾学者王静芝等人的《白话三国志 》（台北河洛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学者陆续推出了下面九种译本：
三国志 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三国志 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三国志 现代文版》（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２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三国志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翻译了“陈志”和少量“裴注”，没有注释）
三国志 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三国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仅翻译了“陈志”，没有注释）
三国志 注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仅翻译了“陈志”，有注释）
三国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三国志 》分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仅翻译了“陈志”， 没有注释）。 作者: 陈寿 Chen Shou等 书名。纪传体三国史。西晋陈寿著。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无表志。三志原独立，北宋时合为一书。该书文笔简练优美。南朝宋时裴松之为之作注，广征博引，史料甚丰。 《三国志 》是晋代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２２０）到晋武帝太康元年（２８０）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 》全书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 》尊魏为正统。《三国志 》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 》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三国志 》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三国志 》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 》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三国志 》和裴松之注的史料，根据他个人对社会人生的体悟，创作了《三国志 通俗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称“嘉靖本”，本书24卷。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辨正史事、增删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百二回本《三国演义》。 陈寿（２３３－２９７），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待御史等职。２８０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
三国志 》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２６６）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 》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三国志 》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卷一 魏书一 武帝纪第一
《三国志 》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 》，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 》一直流传到现在。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 》，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三国志 》便尊曹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没有纪。记刘备则为《先主传》，记孙权则称《吴主传》。这是编史书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例子，也是《三国志 》的一个特点。
三国志 》总起来说记事比较简略，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陈寿是三国时人，蜀国灭亡时三十一岁。他所修的《三国志 》在当时属于现代史，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的，比较真切，按说是有条件搜集史料的。但因为时代近，有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同时，因为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也给材料的选用和修史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国志 》时，魏国已有王沈的《魏书》，吴国也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这给陈寿搜集史料提供了极大方便。而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蜀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事迹，记载都十分简略，可见蜀汉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另外，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陈寿也可能舍弃了一些材料，如牵涉到司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写，只好舍弃了。
三国志 》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 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２０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 ·文帝纪》中，只用一篇１７３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 》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三国志 》，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 》，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 》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
三国志 》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１９３）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 考证》中指出：“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书》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指出：《晋书》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订《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恶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由此可见，《晋书》贬陈寿之说，实为不实之词，不可尽信。
三国志 》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三国志 ·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六中“三国志 多回护”写到：
三国志 》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 辩疑序》）
三国志 》也有其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三国志 》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出生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 》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 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 》，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 》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 》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 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读《三国志 》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三国志 》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三国志 》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 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 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 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 》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 〉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 322，171字（《三国志 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 》为367，327宇，裴注为 320，805字（《〈三国志 〉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 》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 》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 》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 〉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三国志 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 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２５６种（《三国志 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１９４５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 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６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 注〉》，《历史教学》１９６３年第２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２０３种（《三国志 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 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０月，第３３１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 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２２４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 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 》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 〉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３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 〉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４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２２９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２５０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 〉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 〉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８７页）。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４４５），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 。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三国志 》，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 》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 》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
三国志 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三国志 》及其裴注，实际上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三国志 》写得如此简略？第二，为什么裴松之要不避繁琐征引那样多的史籍？
三国志 》写得简略。这种意见有一定道理，因为裴注中所征引的许多书在陈寿写《三国志 》时确实还没有问世。但这样解释也有问题，因为毕竟还有些书是陈寿有可能见到的。陈寿撰写《三国志 》在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之后。据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所列，在此之前，专记三国历史的史书如王沈《魏书》、韦昭《吴书》，鱼豢《魏略》、《典略》已经问世。此外，如赵岐的《三辅决录》、谢承的《后汉书》、王粲的《汉末英雄记》、司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国志 》的成书年代，史无明文，杨翼骧先生书编于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语说明道：“考《三国志 》卷４８《孙皓传》云‘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集于京邑。五年，皓死于洛阳。’此为《三国志 》中记事最晚之一条，则陈寿着成全书必在太康五年孙皓死后，故编于本年。”据同书，着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的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２８２）。陈寿写《三国志 》时见到皇甫谧书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这些书裴注中都征引了。据《三国志 人名索引》附录《三国志 裴注引书索引》，裴注引用《魏书》一百九十条、《魏略》一百七十九条、《典略》四十九条、《吴书》一百一十九条、《三辅决录》九条、《后汉书》十二条、《英雄记》六十九条、 《九州春秋》二十六条、《帝王世纪》一条、《高士传》六条。这些材料陈寿应能见到，但他并没有以此来充实《三国志 》，倒是南朝的裴松之完成了这个工作。《三国志 》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载文帝与吴质书，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就此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关于曹魏屯田，据杨翼骧先生统计，《武帝纪》中仅用了“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十三个字来叙述。在《任峻传》中又用了“是时岁饥旱，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四十一字。而裴松之在《武帝纪》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来，对《三国志 》的简略不能只从陈寿所见材料的多寡这个角度来加以解释，还必须另想办法。
三国志 》写得简略，而这样的意见在他以前是未曾见过的。《三国志 》刚问世时，获得了一片赞誉声。《晋书》卷８２《陈寿传》称：“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本传又称：“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 》，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东晋时，习凿齿从正统论的角度对陈寿书以魏为正统的写法提出异议，在其所着《汉晋春秋》中坚持以以蜀汉为正统。正统问题是政治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仍然不见对《三国志 》的批评。看来，简略在晋人眼里是不成问题的，只是到南朝裴松之才将其视之为缺点。这就提示我们应当从时代学术风气变化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三公宰辅年表 魏志宰相三公表
三国志 》姜维传、诸葛亮传查证，此时董厥实为“辅国大将军”，“大将军”应为姜维。查洪诒孙《三国职官表》、杨晨《三国会要·职官卷》、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等，皆言其时“大将军”为姜维，董厥为“辅国大将军”——眼镜。）
《三国志 》（系列）是日本KOEI株式会社（光荣公司）推出的历史模拟游戏系列。
三国志 9游戏的主题是三国。
三国志 9及其加强版应该算是半即时制，下命令与电脑执行分离。
三国志 11》）由于光荣有出PK（威力加强版）的习惯，所以最新应该算是《三国志 11威力加强版》。
三国志 》系列相比（KOEI在PS2上的《真·三国无双》系列更是成为风靡世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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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曹操传 人物 三国演义 三国 魏八虎骑 曹操 中国小说史略 让县自明本志令 五子良将 魏国将军 历史人物 魏 西晋 中国历史 古代人物 陈寿 历史 谋士 更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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