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schools of philosophy > Changzhou school



Contents ·No. 1 ·No. 2 ·More results... No. 1 　　New Text school of the Qing Dynasty. Chuang, founder of deposit due with ﹑ Changzhou Liu Fenglu are people, hence the name. Initially under the New Text "ram" through that help maintain the idea of feudal rule, it also known a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zhen ﹑ Wei Yuan to "ram" through righteousness, to play politics, criticized the decadent feudal autocracy. Dynasty, the Liao Ping of classical studies, detail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Heritage and literature, that the old Department of forgery, this study is to Confucius Kang from innovative use of the system ◇ New Text "Institutional Reform",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Movement. Translated by Google No. 2 　　cháng zhōu xué pài 　　清代今文经学派。因创始人庄存与﹑刘逢禄都是常州人，故名。最初根据今文《公羊》经说，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故亦称"公羊学派"。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光绪间，廖平分析经学，详论汉今古文学的歧异，以为古学系伪造，今学乃孔子自创新制。后来康有为利用今文"托古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 　　常州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 　　常州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与吴派、皖派一样，其涵盖面不局限于常州府。如曲阜孔广森、吴县宋翔凤、江都凌曙、句容陈立、仁和龚自珍和邵阳魏源等，他们推崇西汉今文经，研究兴趣在《春秋公羊传》，援用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理论，也隶属于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有一个明显特征，其成员多近亲。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宋翔凤，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是血缘的纽带联结起来的。 　　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就性质言，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研究导源于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该书据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的“公羊学”，专力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稍后的孔广森著《春秋公羊通义》、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都是一脉相承地阐抉“微言大义”为宗旨。《春秋公羊传》是一部传解《春秋》的著作，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从唐代起，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公羊传》对整个《春秋》书法进行了寻绎，它以“大一统”为宗旨，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来阐释《春秋》义理，如庄存与、刘逢禄认为“大一统”，要“以诸夏辅京师，以蛮夷辅诸夏”，才是“天无二日，世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显然大一统的核心是“尊君”，是拱奉王室。正是如此，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公羊》学“微言大义”的重点是所谓的“三科九旨”，尤以“存三统”、“张三世”作为解《春秋》微言大义的统贯。刘逢禄认为《春秋》就是“立百王之制，能三统之义，损周之文，益夏之忠，变周之文，从殷之质”，从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清朝去古虽远，但只要“继体守文”，就能深刻理解《春秋》之法以制驭其政。唯有如此，“三代之治未尝不可复，其乱未尝不可弭”。这就表明，刘逢禄研究《公羊》，意在“后王有作”。刘逢禄十分重视阐释《公羊》学以“三世”就为中心的变易理论，他重新梳理和明确了《公羊》学的“统绪”，认为《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才得了孔子真传；汉代董仲舒对《公羊》学的贡献是“讲明而达其用”，东汉何休则有“继绝辟谬之功”；强调《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经贯之”，否则就会“此通而彼碍，左支而右绌”。这样的观点和方法，虽然是依托儒家经典，试图“复三代之治”，挽救这即将倾危的封建古厦，但预示了一种新的、先进的意识，启迪和激励龚自珍和魏源对“三世说”的彻底改铸。龚自珍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改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魏源不仅批评孔广森别创“三科九旨”，还将《公羊》学说的变易观点，揉合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之中，提出了“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形势的大变局。龚自珍与魏源对“三世”说的改铸，带有更为直接的“通经致用”思想，对社会政治改良提出新的价值取向。这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所遵循，成为他们理论建设中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想传统。从王闿运、皮锡瑞、廖平到康有为、谭嗣同直至梁启超，他们托“公羊改制之义”以倡维新变法，其思想源头可以直接追溯到龚自珍和魏源。因此，自近代始，儒家经学的研究重点转向今文经学，主要就是《春秋》公羊学”。 　　常州学派的今文经研究风格，有别于拘守马、郑古文经学的吴派和皖派，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如庄存与虽与戴震是同时代人，治学途径却截然不同，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治《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榖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信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又如孔广森敢于越出古文经的壁垒，认为“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之托?托之《春秋》”。刘逢禄也认定：“圣人之道，备乎五经。而《春秋》者，五经之管钥也。” 　　二、不拘门户，兼采汉、宋。清代今文经学起于古文经学之后，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甚至是从古文经的营垒中倒戈而出的。庄存与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孔广森受业于皖派大师戴震、陈立作《公羊义疏》，沿袭汉唐以来注疏的体式，其内容包含：版本的异同，文字的校勘，语词的音义；更多的是援据各种经、传，甚至将《左传》杜预注，《毅梁》范于注，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并列。又如刘逢禄运用考据方法考证出《春秋》是太史公所据旧名，冒名的《春秋左氏传》仍是东汉以后的以讹传讹，而其作俑者实为刘欲。庄述祖博考三代、秦汉韵文以明许学，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而是同汉学有着若明若暗的联系。龚自珍是皖派大师段玉裁的外孙，也曾研究过汉学。常州学派的上述治学特征，亦为近代今文经研究者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