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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 Three Kingdoms
作者: 陳壽 Chen Shou
  《三國志》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全書六十五捲,《魏書》三十捲,《蜀書》十五捲,《吳書》二十捲,共六十五捲。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衹有傳,沒有紀。
  《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晔、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作者介紹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麯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瀋(?-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睏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瞭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衹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三國志》特點與質疑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傢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衹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竜·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衹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衹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衹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睏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捲,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瀋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藉鑒,搜集史料就非常睏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註意搜尋,《蜀書》纔僅得十五捲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衹好捨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鬆之《三國志註》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册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衹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衹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幹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鬍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纔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麯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3)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之舉。陳壽在這裏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衹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塚嗣,啓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麯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麯,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捲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藉,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纔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衹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纔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後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後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後但當順旨。’太後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後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後全然不知。陳壽《魏書》“反載太後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麯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絶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後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嚮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麯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麯筆,不竟讓趙翼睏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麯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麯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傢必須恪守的準則,麯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麯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註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衹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鬆之便為其作註,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裴鬆之介紹
  
  裴鬆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鬆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鬆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鬆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鬆之擔任新野太守。裴鬆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並,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鬆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鬆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鬆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鬆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鬆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三國志》裴鬆之註本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註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傢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註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註也加以批評。裴註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傢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瀋傢本統計,註中引書“經部廿二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註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註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鬆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註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他認為:“作註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註《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註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註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鬆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註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阔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註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傢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産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註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註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註》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後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註》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註》引鬍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傢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註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鬆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捲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竜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鬆之註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註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註》,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捲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註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註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註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註多38014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註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註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註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捲十五)。趙翼統計裴註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捲六)。趙紹祖統計裴註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捲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製,類書,文章,別集,傢傳,別傳為類,統計裴註引書160餘種(《三國志辨疑》)。瀋傢本將裴註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三國志註引書目》)。王鐘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註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捲,1945年)。王祖彝除“諸傢評論與裴氏自註,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註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註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註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註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鬆之與〈三國志註〉》,《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註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註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註“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註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鬆之三國志註”條裴註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註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註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鬆之〈三國志註〉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鬆之註《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註〈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裏統計裴註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註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註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鬆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註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三國志》裴註引用書目
  
  二畫
   《九州島春秋》(司馬彪撰)
   《九州島記》(荀綽撰。註:此書總名《九州島記》,則分為《冀州記》、《兗州記》等各篇)
  三畫
   《三輔决錄》(趙岐撰)《三朝錄》
   《三國評》(徐衆撰)《山陽公載記》(樂資撰)
   《山濤啓事》
  四畫
   《太康三年地記》
   《文士傳》
   (註:《曹休傳》註中說是張隱所撰,《荀彧傳》註中說是張衡所撰,《王粲傳》註中說是張騭所撰,待考)
   《文章志》(摯虞撰) 《文章敘錄》(荀勖撰)
   《孔氏譜》 《孔融集》
   《王氏譜》 《王朗傢傳》
   《王朗集》 《王弼傳》(何劭撰)
  五畫
   《世語》=《魏晉世語》(郭頒撰)
   《四體書勢》(衛恆撰)
  六畫
   《江表傳》(虞溥撰) 《交廣記》(王隱撰)
   《交廣二州春秋》(王範撰)《先賢行狀》
   《汝南先賢傳》 《任嘏別傳》
   《列書》《列異傳》
   《决疑要註》(摯虞撰)《百官志》
   《百官名》
  七畫
   《吳書》(韋曜撰。註:韋曜本名昭,晉朝史官避司馬昭諱改)
   《吳歷》(鬍衝撰) 《吳錄》(張勃撰)
   《吳紀》(環某撰) 《吳質別傳》
   《序傳》(司馬彪撰)《阮氏譜》
   《志林》(虞喜撰)《杜氏新書》
  八畫
   《辛憲英傳》(夏侯湛撰) 《典略》(魚豢撰)
   《邴原別傳》 《明堂論》(蔡邕撰)
   《抱樸子》(葛洪撰) 《東阿王辯道論》
  九畫
   《後漢書》(謝承撰) 《英雄記》
   《兗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風俗通》(應劭撰) 《鬍氏譜》
   《姚信集》
  十畫
   《晉紀》(幹寶撰) 《晉書》(王隱撰)
   《晉書》(幹寶撰) 《晉書》(虞預撰)
   《晉諸公贊》(傅暢撰) 《晉陽秋》(孫盛撰)
   《晉泰始起居註》 《晉惠帝起居註》(陸機撰)
   《益州耆舊傳》 《益部耆舊傳》(陳壽撰)
   《益部耆舊雜記》(陳壽撰。註:此書應為《耆舊傳》之附錄)
   《高貴鄉公集》 《高士傳》(皇甫謐撰)
   《烈女傳》(皇甫謐撰) 《荀氏傢傳》
   《荀彧別傳》 《袁氏世紀》
   《孫氏譜》 《孫資別傳》
   《孫惠別傳》 《馬先生序》(傅玄撰)
   《書林》(應璩撰)《神仙傳》(葛洪撰)
  十一畫
   《陳留耆舊傳》《陳氏譜》
   《曹瞞傳》(吳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別傳》 《庾氏譜》
   《郭氏譜》 《崔氏譜》
   《陸氏世頌》 《陸氏祠堂像贊》
   《陸遜銘》(陸機撰) 《啓蒙註》(顧愷之撰)
   《通語》(殷基撰) 《異同雜語》(孫盛撰)
   《異同評》(孫盛撰) 《異物志》
   《異林》(陸某撰)
  十二畫
   《華陽國志》(常璩撰)《華佗別傳》
   《博物志》(張華撰) 《博物記》
   《嵇氏譜》《嵇康傳》
   《嵇康集》《程曉別傳》
   《費禕別傳》《傅子》(傅玄撰)
   《傅鹹集》《張超集》
   《逸士傳》(皇甫謐撰)《搜神記》(幹寶撰)
  十三畫
   《蜀記》(王隱撰) 《蜀本紀》
   《蜀世譜》(孫盛撰) 《楚國先賢傳》
   《零陵先賢傳》《會稽典錄》
   《會稽邵氏傢傳》《虞翻別傳》
   《楊都賦註》(庾闡撰)《萬機論》(蔣濟撰)
  十四畫
   《漢紀》(張璠撰)《漢紀》(袁宏撰)
   《漢書》(華嶠撰)《漢魏春秋》(孔衍撰)
   《漢晉春秋》(習鑿齒撰) 《漢末名士傳》
   《管輅別傳》《趙雲別傳》
   《裴氏傢紀》(傅暢撰)
  十五畫
   《鄭玄別傳》《潘尼別傳》
   《潘嶽別傳》《潘嶽集》
   《劉氏譜》《劉廙別傳》
  十六畫
   《冀州記》(註:即《九州島記》其中一篇)
   《戰略》(司馬彪撰) 《盧諶別傳》
   《諸葛氏譜》 《諸葛亮集》(陳壽次定)
   《諸葛恪別傳》 《機雲別傳》
   《默記》(張儼撰) 《褒賞令》
  十七畫
   《襄陽記》(習鑿齒撰)《鍾會母傳》
  十八畫
   《魏書》(王瀋撰) 《魏略》(魚豢撰)
   《魏紀》(殷澹撰) 《魏氏春秋》(孫盛撰)
   《魏末傳》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孫盛撰)
   《魏世譜》 《魏都賦》
   《雜記》(孫盛撰)《禮論》
  十九畫
   《廬江何氏傢傳》
  二十畫
   《獻帝傳》 《獻帝記》
   《獻帝春秋》(袁暐撰) 《獻帝起居註》
   《譜敘》(華嶠撰)
  二十一畫
   《續漢書》(司馬彪撰) 《顧譚傳》
  二十四畫
   《靈帝紀》(劉艾撰)
   上所引書一百五十六種,不包括引用古書以為註釋者。
   附錄
   1撰人着一書以上者
  荀綽:《九州島記》(《兗州記》《冀州記》等)
  魚豢:《典略》《魏略》
  習鑿齒:《漢晉春秋》《襄陽記》
  傅暢:《晉諸公贊》《裴氏傢紀》
  傅玄:《馬先生序》《傅子》
  華嶠:《漢書》《譜敘》
  摯虞:《文章志》《决疑要註》
  葛弘:《抱樸子》《神仙傳》
  何劭:《王弼傳》《荀粲傳》
  陸機:《晉惠帝起居註》《陸遜銘》
  王隱:《交廣記》《晉書》《蜀記》
  皇甫謐:《高士傳》《烈女傳》《逸士傳》
  幹寶:《晉紀》《晉書》《搜神記》
  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諸葛亮集》
  司馬彪:《九州島春秋》《序傳》《戰略》《續漢書》
  孫盛:《晉陽秋》《異同雜語》《異同評》《蜀世譜》《魏氏春秋》《魏世籍》《雜記》
   2同名著述
  張璠《漢紀》、袁宏《漢紀》
  幹寶《晉書》、王隱《晉書》、虞預《晉書》
  
  分析與評價
  
  作《後漢書》的范晔和裴鬆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範長二十歲,範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範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鬆之則用來註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註相同的。
  裴註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註《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鬆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註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註尤博贍可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鬆之註《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鬆之受詔為註,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傢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麯;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傢,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衹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傢對裴註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鬆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註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註,更應關註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麽裴鬆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鬆之“纔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鬆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傢,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傢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註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註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註”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捲。”)雲: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註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鬆之《三國志註》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註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鬆之、劉孝標、酈道元的註,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纍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傢合本子註傳統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纔是裴註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註似乎沒有什麽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註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註的産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註釋方法與裴註的不同在於一是經註、一是史註。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啓發。錢大昭說:“註史與註經不同,註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註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註與史註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註的義理闡釋,轉嚮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註演變為史註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註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註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註,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麽《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麽裴鬆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註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瀋《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决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捲48《孫皓傳》雲‘皓舉傢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282)。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註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註引書索引》,裴註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决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鬆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註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鬆之就此解釋說:“臣鬆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鬆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瀋《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衹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鬆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晉書》捲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衹是到南朝裴鬆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後人補充與考證
  
  在北宋以前,魏、蜀、吳三書是各自成書的。《舊唐書·經籍志》以《魏書》為正史,歸《蜀書》、《吳書》入編年,分類極不科學,然其可證三書,當是時仍是互相獨立的三部。北宋雕板刻書,始合三書為一種。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北宋鹹平六年(1003)的國子監刻本。
  《三國志》沒有表和志,清代以來不少學者補撰,雖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書和裴註,但經過分類排比,眉目清醒,有關地理、職官的表志,尤為有用。這類補表補志絶大多數收在《二十五史補編》和《後漢書三國志補表三十種》。今臚列有關《三國志》的補表補志於下:
  萬斯同:《三國大事年表》。
  周嘉猷:《三國紀年表》。
  謝鐘英:《三國大事表》。
  張守常:《三國大事表補正》。
  萬斯同:《三國漢季方鎮年表》。
  萬斯同:《三國諸王世表》。
  萬斯同:《魏國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魏方鎮年表》。
  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
  萬斯同:《吳將柏大臣年表》。
  黃大華:《三國志三公宰輔年表》。
  周明泰:《三國志世係表》。據南宋本《世說新語》所附人名譜,補錄不見於陳壽書中者多人。
  陶元珍:《三國志世係表補遺附訂》。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曹魏官製大異於漢,而兩晉南北朝的職官多淵源於此,所以表中凡初建置者皆特著出。此表合職官志與表為一,每官下列前後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見官職高下和遷轉。
  吳增僅、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吳氏訂正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三國分列,按諸帝次序,依州郡縣列為表。楊氏補正。
  謝鐘英:《三國疆域表》。列三國最後疆域所包括郡縣名,並註清末今地。
  洪亮吉、謝鐘英:《補三國疆域志補註》。洪氏撰,謝氏補註,以三國最後疆域為斷。縣下註城鎮山川等及有關當地故實。
  謝鐘英:《三國疆域志疑》。
  金兆豐:《校補三國疆域志》。
  侯康:《補三國藝文志》。
  姚振宗:《三國藝文志》。
  陶元珍:《三國食貨志)。
  清代楊晨編《三國會要》二十二捲,分十六門。引用正史為正文,裴註等書低格寫。此書與以後朱銘盤所編南朝宋、齊、梁等會要一樣,都不能提供新史料,但可作分類的索引利用。
  關於《三國志》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所出引得編纂處的《三國志及裴註綜合引得》,中華書局所出高秀芳、楊濟安編的《三國志人名索引》。前者是全面的索引,用處較廣。但編者在選定條目編入引得時,着眼不寬,衹註意習見的人名、地名、官名等,對於某些詞語,尤其是具有時代特徵而較少見的詞語,反未收錄。如“三史”、“人倫”、“人流”、“羌鬍𠔌”、“虜𠔌、“樓夢”、“保官”等,因而不能利用引得排列此類詞語進行研究。又如“中國”、“中州”、“部麯”等條目下所列出處,亦有脫漏。引得約纂處所出其他引得,與本段歷史有關的如《世說新語引得》,亦存在類似問題。
  現代最通行的三國志刻本有四種:一、百衲本,據宋紹興、紹熙兩種刻本配合影印;二、清武英殿刻本,據明北監本校刻(鉛印石印各本都據武英殿本翻印);三、金陵活字本,據明南監馮夢禎本校印;四、江南書局刻本,據毛氏汲古閣本校刻。這四種刻本,除百衲本影印外,其餘三種雖然在重刻時還不免增加了一些錯字,但都經過認真校勘,並改正了原本的不少錯誤。我們的校點工作,就用這四種通行本互相勘對,擇善而從。
  歷代研究《三國志》及裴註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顧炎武、何焯以下約二十余家,都能根據本書前後文互證,並參考它書,對於宋、元以來各種版本相沿未改的錯誤,分別提出意見,或批註書眉,或成為專門著作刊布。民國時,盧弼匯集歷代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和裴註所作的註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註釋和按語統一編纂為《三國志集解》,可供讀《三國志》時參考。
  除各種選註選譯本外,完整翻譯陳壽《三國志》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搜羅到了各種《三國志》的今註今譯本共有十二種。有中、韓、日三個語種。中文最早的是中國臺灣學者王靜芝等人的《白話三國志》(臺北河洛出版社,1980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進入20世紀九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陸續推出了下面九種譯本:
  1、蘇淵雷主編《三國志今註今譯》(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2、田餘慶、吳樹平主編《三國志今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3、劉國輝等譯《三國志現代文版》(紅旗出版社,1992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4、曹文柱等主編《白話三國志》(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翻譯了“陳志”和少量“裴註”,沒有註釋)
  5、戴逸主編《三國志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6、杜經國譯《文白對照三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僅翻譯了“陳志”,沒有註釋)
  7、方北辰註譯《三國志註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僅翻譯了“陳志”,有註釋)
  8、上海古籍出版社譯《白話三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9、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三國志》分册)(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僅翻譯了“陳志”, 沒有註釋)。
三國志 Three Kingdoms
作者: 陳壽 Chen Shou等
  裴鬆之註本
No. 3
  書名。紀傳體三國史。西晉陳壽著。六十五捲,分魏、蜀、吳三志,無表志。三志原獨立,北宋時合為一書。該書文筆簡練優美。南朝宋時裴鬆之為之作註,廣徵博引,史料甚豐。
全書簡介 About the book
  《三國志》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全書六十五捲,《魏書》三十捲,《蜀書》十五捲,《吳書》二十捲。陳壽是晉朝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衹有傳,沒有紀。
  《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記載時間順序第四位,與《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晔、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三國志》取材精審,作者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慎重的選擇,對於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核,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的選擇取材之源。這雖然使《三國志》擁有了文辭簡約的特點,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
  元末明初羅貫中綜合民間傳說和戲麯、話本,結合陳壽《三國志》和裴鬆之註的史料,根據他個人對社會人生的體悟,創作了《三國志通俗演義》,現存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年所刊刻的,俗稱“嘉靖本”,本書24捲。清康熙年間,毛綸毛宗崗父子辨正史事、增刪文字,修改成今日通行的百二回本《三國演義》。
作者介紹 About the Author
  陳壽(233-297),字承祚,西晉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學,就有志於史學事業,對於《尚書》《春秋》《史記》《漢書》等史書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師事同郡學者譙周,在蜀漢時任觀閣令史。當時,宦官黃皓專權,大臣都麯意附從。陳壽因為不肯屈從黃皓,所以屢遭遣黜。入晉以後,歷任著作郎、治書待御史等職。280年,西晉滅東吳,結束了分裂局面。陳壽當時四十八歲,開始撰寫《三國志》。
  陳壽寫《三國志》以前,已出現一些有關魏、吳的史作,如王瀋(?-266)的《魏書》,魚豢的《魏略》,韋昭的《吳書》等。《三國志》中的《魏書》、《吳書》,主要取材於這些史書。蜀政權沒有設置史官,無專人負責搜集材料,編寫蜀史。《蜀書》的材料是由陳壽採集和編次的。
  陳壽寫書的時代靠近三國,可資利用的他人成果並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沒有條件獲得大量的文獻檔案。閱讀《三國志》時,就會發現陳壽有史料不足的睏難,內容顯得不夠充實。陳壽沒有編寫志,瞭解三國時代的典章制度,衹好藉助於《晉書》。陳壽還著有《益部耆舊傳》、《古國志》等書,整理編輯過《諸葛亮集》,可惜這些書後來都亡佚了。
全書目錄 The book catalog
  捲一 魏書一 武帝紀第一
  捲二 魏書二 文帝紀第二
  捲三 魏書三 明帝紀第三
  捲四 魏書四 三少帝紀第四
  捲五 魏書五 後妃傳第五
  捲六 魏書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
  捲七 魏書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捲八 魏書八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捲九 魏書九 諸夏侯曹傳第九
  捲十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捲十一 魏書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捲十二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捲十三 魏書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捲十四 魏書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捲十五 魏書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捲十六 魏書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捲十七 魏書十七 張樂於張徐傳第十七
  捲十八 魏書十八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捲十九 魏書十九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捲二十 魏書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
  捲二十一 魏書二十一 王衛二劉傅傳第二十一
  捲二十二 魏書二十二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捲二十三 魏書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捲二十四 魏書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捲二十五 魏書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捲二十六 魏書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捲二十七 魏書二十七 徐鬍二王傳第二十七
  捲二十八 魏書二十八 王毌丘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捲二十九 魏書二十九 方技傳第二十九
  捲三十 魏書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捲三十一 蜀書一 劉二牧傳第一
  捲三十二 蜀書二 先主傳第二
  捲三十三 蜀書三 後主傳第三
  捲三十四 蜀書四 二主妃子傳第四
  捲三十五 蜀書五 諸葛亮傳第五
  捲三十六 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捲三十七 蜀書七 龐統法正傳第七
  捲三十八 蜀書八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捲三十九 蜀書九 董劉馬陳董呂傳第九
  捲四十 蜀書十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捲四十一 蜀書十一 霍王嚮張楊費傳第十一
  捲四十二 蜀書十二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郤傳第十二
  捲四十三 蜀書十三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捲四十四 蜀書十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第十四
  捲四十五 蜀書十五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捲四十六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捲四十七 吳書二 吳主傳第二
  捲四十八 吳書三 三嗣主傳第三
  捲四十九 吳書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捲五十 吳書五 妃嬪傳第五
  捲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
  捲五十二 吳書七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捲五十三 吳書八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捲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捲五十五 吳書十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
  捲五十六 吳書十一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
  捲五十七 吳書十二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捲五十八 吳書十三 陸遜傳第十三
  捲五十九 吳書十四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
  捲六十 吳書十五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
  捲六十一 吳書十六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捲六十二 吳書十七 是儀鬍綜傳第十七
  捲六十三 吳書十八 吳範劉惇趙達傳第十八
  捲六十四 吳書十九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捲六十五 吳書二十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特點疑點 Features doubt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傢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衹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竜·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衹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衹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衹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睏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捲,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瀋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藉鑒,搜集史料就非常睏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註意搜尋,《蜀書》纔僅得十五捲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捨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衹好捨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鬆之《三國志註》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册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衹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捨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衹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三國志》行文簡明、幹淨。它常用簡潔的筆墨,寫出傳神的人物。《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使劉備韜晦的心情,躍然紙上。
  《周瑜魯肅呂蒙傳》記載的曹操聽到劉備占據了荊州之時,“方作書,落筆於地”的情態,生動烘托出劉備在曹操心目中和當時局勢中的地位。書中寫名士的風雅、謀士的方略、武將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卻栩栩如生。
  陳壽在書中表現出品題人物的興趣。他說劉備是英雄,曹操是人傑,孫策、孫權是英傑,諸葛亮、周瑜、魯肅是奇才,龐統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劉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鬍質是彥士,王粲、秦宓是纔士,關羽、張飛、程普,黃蓋是虎臣,陳震、董允、薛綜是良臣,張遼、樂進是良將,這都反映了當時的時代風氣。
  陳壽所著的《三國志》,與前三史一樣,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後,尚書郎範頵上表說:“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朋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由此可見,《三國志》書成之後,就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好評。陳壽敘事簡略,三書很少重複,記事翔實。在材料的取捨上也十分嚴慎,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史學界把《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視為紀傳體史學名著。
  陳壽還能在敘事中做到隱諱而不失實錄,揚善而不隱蔽缺點。陳壽所處時代,各種政治關係復雜,歷史與現實問題糾纏在一起,陳壽在用麯折方式反映歷史真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國志》對漢魏關係有所隱諱,但措詞微而不誣,並於別處透露出來一些真實情況。如建安元年(193)漢獻帝遷都許昌,本是曹操企圖挾天子以令不臣之舉。陳壽在這裏不用明文寫曹操的政治企圖,這是隱諱。但寫遷都而不稱天子,卻說董昭等勸太祖都許,這就是微詞了。另外,他在《荀彧傳》、《董昭傳》和《周瑜魯肅呂蒙傳·評》中都揭露了當時的真實情況。陳壽對蜀漢雖懷故國之情,卻不隱諱劉備、諸葛亮的過失,記下了劉備以私怨殺張裕和諸葛亮錯用馬謖等事。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個表現。
  但是,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為陳壽因為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晉書·陳壽傳》關於陳壽索米的這條史料,衹有少數幾位史學家如北周的柳虯、唐朝的劉知幾等相信,而多數的史學家則認為這條史料不合事實,是假的。清朝的潘眉在《三國志考證》中指出:“丁儀、丁廙,官不過右刺姦掾及黃門侍郎,外無摧鋒接刃之功,內無升堂廟勝之效,黨於陳思王,冀搖塚嗣,啓釁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隨之,斯實魏朝罪人,不得立傳明矣。《晉書》謂索米不得不為立傳,此最無識之言。”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也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姦,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過也。又《亮傳》後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由此可見,《晉書》貶陳壽之說,實為不實之詞,不可盡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說過一些公道話:“以理而論,(陳)壽之謬萬萬無詞;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看來,從東晉習鑿齒以來掀起的正統之爭,無不具有現實的目的和為當代政權服務的用心,知人論世,知世論史是至關要緊的,沒有永恆不變的正偽標的。
  陳壽受後人批評的另一弊病是書中時有麯筆,多所回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說“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麯,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的醜事緘口無言,為之回護。在《三國志·魏書》中確實沒有看到劉知幾所論的內容,對此,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捲六中“三國志多回護”寫到: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不言晉侯所召,而以為天子巡狩,既已開掩護之法,然此物為尊者諱也。至於孩父之事,則大書以正之,如許止、趙盾之類,皆一字不肯假藉,所以垂誠,義至嚴也。自陳壽作《魏本紀》多所回護,凡兩朝革易之際,進爵封國,賜劍履,加九錫,以及禪位,有詔有策,竟成一定書法。以後宋、齊、梁、陳諸書悉奉為成式,直以為作史之法固應如是。然壽回護過甚之處,究有未安者。
  趙翼在回顧自《春秋》以來即有回護現象的存在,認為陳壽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於是趙翼列舉一些例證,如漢獻帝遜位之後,魏封其為山陽公,到他死時,纔追謚為獻帝,陳壽隱去曹王篡漢封山陽公一節,在《魏紀》中衹稱漢獻帝。同樣常道鄉公遜位,為陳留王,到死時纔追謚為元帝,陳壽也為之諱隱掩飾。司馬師廢齊王曹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一芝入宮,太後方與帝對弈,芝奏日:‘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後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後但當順旨。’太後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後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於司馬師之主意,太後全然不知。陳壽《魏書》“反載太後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如此等等。
  最為嚴重的麯筆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據《漢晉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語》、《魏末傳》所載是高貴鄉公曹髦見司馬昭跋扈專橫,專權禍國,心不能甘,“發甲兵於凌雲臺,親討司馬昭。司馬昭令賈充拒之,時府兵尚不敢動,賈充即令成倅、成濟曰:‘公蓄養汝等,正為今日。’成濟乃抽戈犯帝,刃出於背而崩。”而陳壽《魏書》但書“高貴鄉公卒,年二十”,絶不見被弒之跡。反載太後之命,言高貴鄉公之當誅,欲以庶人禮葬之。並載昭奏,稱“公卒兵嚮臣,臣即敕將士不得傷害,騎督成倅弟成濟橫人兵陣,傷公,遂至殞命,臣輒收濟付廷尉,結正其罪。”……這樣,趙翼感嘆道:“本紀如此,又無列傳散見其事,此尤麯筆之甚者矣,然此猶曰身仕於晉,不敢不為晉諱也。至曹魏則隔朝之事,何必亦為之諱。”趙翼的責難,尖銳深刻,例證還多,餘如曹操徵陶謙時濫殺無辜,記曹魏對蜀之戰“專以諱敗誇勝為得體”,最後,趙翼認為陳壽不僅牽涉到當權統治者的本紀多回護,而列傳中也多所諱。這樣的回護麯筆,不竟讓趙翼睏惑不解:“豈壽以作史之法必應如是,回護耶?抑壽所據各國之原史本已諱而不書,遂仍其舊,而不復訂正耶?”
  陳壽修史中的麯筆、回護的確存在,他顯然是處在曹魏、西晉政權交替過程中的一種避禍方式,作為封建時代的史書,必然會對當權者有所回護,為尊者諱是無法超越的潛在規則。就是趙翼所肯定的秉筆直書的南史、董狐也是經不起推敲的。所謂“趙盾弒君”(《左傳·宣公二年》)也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結論。他們立論的理由是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計賊”,沒有盡到臣子的責任。
  趙翼也為陳壽的麯筆作了歷史考辯,指出:“蓋壽修書在晉時,故於魏、晉革易之處,不得不多所回護。而魏之承漢,與晉之承魏,一也。既欲為晉回護,不得不先為魏回護……,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所參考的魏、晉資料原來就是這樣記載,陳壽未作訂正,也不敢妄加篡改的。為陳所處的特定歷史環境,處於改朝換代之際修史者顧忌更多的實際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貴真實,不虛美,不隱惡應是史傢必須恪守的準則,麯筆是不足為訓的。應當看到,陳壽除了涉及魏晉易代的敏感問題與當權人物之外,其敘寫仍屬翔實可信的。不必諱言陳壽的麯筆,也不能因此而懷疑《三國志》的信史價值。錢大昕所說:“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敘事之可信。蓋史臣載筆,事久則議論易公,世近見聞必確。三國介漢晉之間,首尾相涉,垂及百年,兩史有違失者,往往賴此書正之……予性喜史學,馬班而外,即推此書,以為過於範(曄)、歐陽(修)。”(《三國志辯疑序》)
  《三國志》也有其不足之處,不可不註意。在敘事時,除了在某些人的紀和傳中有矛盾之處外,其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曹魏和司馬氏多有回護、溢美之詞,受到了歷代史學家的批評。另外,全書衹有紀和傳,而無志和表,這是一大缺欠。《三國志》成書之後,由於敘事過於簡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時,著名史學家裴鬆之便為其作註,又增補了大量材料。
註者介紹 Notes were introduced
  出生
  裴鬆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裴鬆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祿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員外郎。裴鬆之從小喜愛讀書,8歲時已熟知《論語》《詩經》諸書。後博覽典籍,學識日進。
  仕途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鬆之任殿中將軍,時年20歲。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聯合兗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敗,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薦裴鬆之擔任新野太守。裴鬆之考慮風險過大,遲遲不肯動身。不久,軍閥火並,庾楷死於桓玄之手。裴鬆之免去了一場殺身之禍。
  義熙初,裴鬆之先後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吳興故鄣縣縣令等職,後升調回朝廷,改任尚書祠部郎。
  義熙十二年(416),太尉劉裕(即宋武帝)率軍北伐。裴鬆之時任司州主簿隨軍北行。劉裕十分賞識裴鬆之,贊他有“廟廊之才”,將他轉任治中從事史。晉軍占洛陽後,劉裕委任之為封國世子洗馬。裴鬆之成為劉裕集團中的重要成員。
裴氏註本 Note the Pei
  東晉時歷仕零陵內史、國子博士等。入宋後任中書侍郎。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他為之作補註。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說,“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註陳壽《三國志》。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所以裴註不僅解釋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於補充原書記載的遺漏和糾正錯誤。同一事幾傢記述不同的,他都收錄進來,以備參考。對於史事和人物,裴註有所評論;對於陳壽議論的不當,裴註也加以批評。裴註搜羅廣博,引書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為了註釋《三國志》,他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達一百五十多種,博引各傢著作的原文,註文字數約超過原文的三倍。據瀋傢本統計,註中引書“經部廿二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由此許多《三國志》中失載的歷史事實得以保存。裴註中也有運用傳統註釋方法的地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蓋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為例不純。”侯康說:“至於箋註名物,訓釋文義,裴註間而有之而不詳,蓋非其宗旨所存。” 楊翼驤先生在《裴鬆之》一文中將這部分裴註歸納為字音、文義、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幹類。他認為:“作註的目的主要是增廣事實,而這一類的批註不過是附帶的工作”。他註《三國志》的重點是補闕和糾謬。正如他在《上三國志註表》中所說:“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納,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忘;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裴註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註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讀《三國志》時,一定要把裴鬆之的註文當作正文來讀。 裴註為史書註釋開闢了新的廣阔道路。
  針對當時史書“疏略寡要”、“時有脫漏”的問題,裴氏將補闕列為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僅僅說明了“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而曹操在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註以180字的篇幅闡明了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為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氏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斐氏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氏引何邵《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傢世,為我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産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註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之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為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工作,為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廬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為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氏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註中,可為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一段,說明“非亮先詣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壽書作為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註》中,錄有王沉《魏書》褒美甄後的記載,與壽書截然不同。裴氏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
  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註》引虞博《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氏徑直判斷為“《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吳書·諸葛恪傳註》引鬍衝《吳歷》所載,裴氏判斷為“《吳歷》為長”。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傢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因與本論題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論,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是本文討論的內容之一。裴氏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註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為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為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
  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體、紀傳體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氏較關註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為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為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氏主張取“事類相從”的原則,他說:“臣鬆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為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為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麽,裴氏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為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升華為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註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註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為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氏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註的字數:“(裴註)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郡齋讀書志》捲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國志》中,李竜官等在校刊識語中更為具體地指出“裴鬆之註更三倍於正文”。20世紀70年代初,黃大受據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的殿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50,833字,裴註為322,643字(《三國志及裴註字數統計表》,載《三國志選註》,臺北中正書局,1972年版捲首。轉引自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頁)。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註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註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註為 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註為 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註》,《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統計最少的《三國志》與統計最多的裴註字數比較,《三國志》也比裴註多38,014字,即便裴註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達到數倍於本書的文字。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復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註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註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註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劉知幾都譏其繁蕪,葉適至認為“註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一九一)。清代學者雖然推崇裴註,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註而不註,有的不應註而註,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業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註)。其實這些都是小缺點,並不能因此掩沒它的長處。裴註引用的魏、晉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種,著錄在隋書經籍志中的已經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後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註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儘管說它“繁蕪”,說它“壽之棄餘”,單就保存古代資料這一點說,也是值得重視的。
  由於裴註引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學價值,因此裴註引書數量和書目的考證成了裴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是分歧最大的問題。錢大昕統計裴註引書“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學無涉者不在數內”,所列書名144種(《廿二史考異》捲十五)。趙翼統計裴註引書“凡(百)五十餘種”,所列書名151種,亦為史部類數目(《廿二史札記》捲六)。趙紹祖統計裴註引書“凡一百八十餘種”,另外,引諸經及諸子字書“又四十餘種”(《讀書偶記》捲六)。錢大昭以時代,地理,人物,官製,類書,文章,別集,傢傳,別傳為類,統計裴註引書160餘種(《三國志辨疑》)。瀋傢本將裴註引書“依《隋書 經籍志》之例分為四部:計經部廿傢,史部一百四十二傢,子部廿三傢,集部廿三傢,凡二百十傢”(《三國志註引書目》)。王鐘翰統計“裴氏註記所引諸書名,凡二百四五十種”,並按錢大昭的分類列書名256種(《三國志裴註考證》,載《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五捲,1945年)。王祖彝除“諸傢評論與裴氏自註,傅子,袁子,孫盛,習鑿齒等論註以及引古書為詮釋者不計”外,統計“裴註徵引之書凡百五十六種”(《三國志人名錄裴註引用書目》,商務印書館,1956年)。馬念祖統計裴註引書“二百零三種”(《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匯編》,中華書局,1959年)。楊翼驤統計“以裴氏所引書目全部而言,為二百一十餘種;若除去關於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則為一百五十餘種”(《裴鬆之與〈三國志註〉》,《歷史教學》1963年第2期)。高秀英,楊濟安統計裴註引書203種(《三國志人名索引·裴註引書索引》,中華書局,1980年)。陳垣統計裴註“所引書在二百三十種以上”(《三國志註引書目》,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第七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頁)。王樹民對趙翼的“裴鬆之三國志註”條裴註引書進行了部分考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2002年修訂版)。周國林統計裴註引用書目為224種,其中“用於箋釋名物訓詁音義的先秦至東漢中期著作及其為之作註的和文字訓詁方面的著作共四十餘種,用於補闕備異懲妄論辯方面的漢末迄晉著作共一百八十餘種”(《裴鬆之〈三國志註〉引書考》,載《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一)》,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高振鐸統計“裴鬆之註《三國志》共引書二百三十六種”(《裴註〈三國志〉引書考訂--兼評〈廿二史札記校證〉》,《漢中師範學院學報》1993年第3期)。虞萬裏統計裴註引書“二百三十五種”(《〈三國志〉裴註引書新考》,《溫州師院學報》1994年第4期)。伍野春統計裴註引書凡229種,“另有十則未註明出處”(《裴鬆之評傳》,第250頁)。張子俠統計“裴氏共引書二百二十七種”。高敏曾與人合作《〈三國志〉裴註引書考》一文,統計引書達二百四五十種(《〈三國志〉說略》,載《經史說略二十五史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頁)。
評價分析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作《後漢書》的范晔和裴鬆之同時,以年齡論,裴比範長二十歲,範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445),裴死更比範後六年。兩人雖然生在同一時期,同樣搜集史料,但他們運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組織所得的史料編或後漢書,裴鬆之則用來註陳壽的三國志。試取陳壽、范晔兩書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傳比較,範書比陳書篇幅增多約一倍,那些多出來的材料,大多是和裴註相同的。
  裴註出現後,引來了許多評議,其中有褒有貶。劉知幾說:“少期集註《三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與劉知幾不同,贊譽裴鬆之者多從保存史料方面對裴註給予肯定。侯康說:“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註尤博贍可觀。”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裴鬆之註《三國志》的評價:“宋元嘉中,裴鬆之受詔為註,所註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傢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麯;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註》、李善《文選註》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傢,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這個歸納是準確的。但又說:“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註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欲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這話毫無證據,衹能認為撰提要者的臆測之辭罷了。關於以往史傢對裴註的評價,楊翼驤先生在前引《裴鬆之》一文中有詳細介紹,可以參看。
  以上對於裴註的評價反映了傳統史學批評的特點。評論者大多不能擺脫是與非、優與劣的思維框架。從史學史的角度來看待裴註,更應關註的是,歷來對史書的註釋都是從名物訓詁的角度着眼的,為什麽裴鬆之卻要發明出一種新的註釋方式?劉知幾說裴鬆之“纔短力微,不能自達”, 章學誠也說:“裴鬆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劉知幾、章學誠雖然都是傳統史學批評的大傢,但這些分析卻有失水準,帶有很強的好惡色彩。所謂“不能自達”、“不足自存”,都是要從註釋傢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釋。
  不帶偏見闡釋裴註出現原因的當首推陳寅恪先生。陳氏認為,裴註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註”的影響所致。他在《支愍度學說考》一文中說:“中土佛典譯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於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註:“三部合異二捲。”)雲: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為?衆僧和聚會,悉受無戒!於僧有何事?答:說戒。僧答言:布薩。不來者囑授清淨說!諸人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陳氏解釋說:“據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夾註小字,子也。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註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 在《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一文中,他又進一步發揮說:“裴鬆之《三國志註》人所習讀,但皆不知其為合本子註之體。” 周一良先生對陳說持懷疑態度。他在《魏晉南北朝史學著作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裴鬆之、劉孝標、酈道元的註,多為補遺訂誤,而非字句出入,往往連篇纍牘,達千百言。這與同本異譯簡單明了的情況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與佛傢合本子註傳統有何淵源吧?”。陳寅恪先生的解釋是從史書編撰的的技術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樣編撰更便於讀者閱讀。對此,周一良先生的質疑是有力的。“補遺訂誤”纔是裴註的本質所在,這與合本子註似乎沒有什麽關係。
  對陳氏觀點也不乏贊成者。逯耀東先生就接受了合本子註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又試圖通過經學與史學的區別來解釋裴註的産生。他的基本思想是,傳統註釋方法與裴註的不同在於一是經註、一是史註。這主要是受到了錢大昭的啓發。錢大昭說:“註史與註經不同,註經以明理為宗。理寓於訓詁,訓詁明而理自見。註史以達事為主,事不明,訓詁雖精無益也。” 逯耀東就此說道:“因此,明理與達事是經註與史註的基本區分。‘達事’是更進一步敘述歷史的真相。” 他又說:“由經註的義理闡釋,轉嚮歷史事實的探討,是經史分途過程中重要轉變的關鍵。”衆所周知,魏晉以後,史學逐漸脫離經學而獨立。以此為背景來解釋經註演變為史註是不錯的,本文也持有同樣的觀點。但是,僅至於此的泛泛之論還是不夠的,因為裴註以後占據主流地位的史註還是經學式的。我們當然不能因此說史學與經學又合流了。
  圍繞《三國志》及其裴註,實際上可以提出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麽《三國志》寫得如此簡略?第二,為什麽裴鬆之要不避繁瑣徵引那樣多的史籍?
  有一種意見認為,陳壽所見到的材料有限,所以《三國志》寫得簡略。這種意見有一定道理,因為裴註中所徵引的許多書在陳壽寫《三國志》時確實還沒有問世。但這樣解釋也有問題,因為畢竟還有些書是陳壽有可能見到的。陳壽撰寫《三國志》在西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吳之後。據楊翼驤先生《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所列,在此之前,專記三國歷史的史書如王瀋《魏書》、韋昭《吳書》,魚豢《魏略》、《典略》已經問世。此外,如趙岐的《三輔决錄》、謝承的《後漢書》、王粲的《漢末英雄記》、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也早已完成。《三國志》的成書年代,史無明文,楊翼驤先生書編於太康六年(285年)下。案語說明道:“考《三國志》捲48《孫皓傳》雲‘皓舉傢西遷,以太康元年三月集於京邑。五年,皓死於洛陽。’此為《三國志》中記事最晚之一條,則陳壽着成全書必在太康五年孫皓死後,故編於本年。”據同書,着有《帝王世紀》、《高士傳》的皇甫謐卒於太康三年(282)。陳壽寫《三國志》時見到皇甫謐書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以上這些書裴註中都徵引了。據《三國志人名索引》附錄《三國志裴註引書索引》,裴註引用《魏書》一百九十條、《魏略》一百七十九條、《典略》四十九條、《吳書》一百一十九條、《三輔决錄》九條、《後漢書》十二條、《英雄記》六十九條、 《九州春秋》二十六條、《帝王世紀》一條、《高士傳》六條。這些材料陳壽應能見到,但他並沒有以此來充實《三國志》,倒是南朝的裴鬆之完成了這個工作。《三國志》21《王粲傳附吳質傳》載文帝與吳質書,近二百字,而裴註詳引《魏略》所載此書,竟多達八百餘字。裴鬆之就此解釋說:“臣鬆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關於曹魏屯田,據楊翼驤先生統計,《武帝紀》中僅用了“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十三個字來敘述。在《任峻傳》中又用了“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四十一字。而裴鬆之在《武帝紀》中引用王瀋《魏書》的記載,補充了一百四十七字。由此看來,對《三國志》的簡略不能衹從陳壽所見材料的多寡這個角度來加以解釋,還必須另想辦法。
  裴鬆之嫌《三國志》寫得簡略,而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是未曾見過的。《三國志》剛問世時,獲得了一片贊譽聲。《晉書》捲82《陳壽傳》稱:“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着《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本傳又稱:“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範頵等上表曰:‘……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采錄。”東晉時,習鑿齒從正統論的角度對陳壽書以魏為正統的寫法提出異議,在其所着《漢晉春秋》中堅持以以蜀漢為正統。正統問題是政治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仍然不見對《三國志》的批評。看來,簡略在晉人眼裏是不成問題的,衹是到南朝裴鬆之才將其視之為缺點。這就提示我們應當從時代學術風氣變化的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
宰輔年表 Saisuke chronology
  三公宰輔年表 魏志宰相三公表
  黃初元年
  太傅:
  大司馬:
  大將軍:夏侯惇(四月卒)
  太尉:賈詡
  司徒:華歆
  司空:王朗
  二年
  大司馬:曹仁(十月,以將軍遷)
  大將軍:曹仁(四月,以車騎將軍遷)
  四年
  大司馬:曹仁(三月卒)
  太尉:賈詡(六月卒)鐘繇(八月,以廷尉遷)
  七年
  太傅:鐘繇(十二月,以太尉遷)
  大司馬:曹休(十二月,以徵東大將軍遷)
  大將軍:曹真(十二月,以中軍大將軍遷)
  太尉:華歆(十二月,以司徒遷)
  司徒:王朗(十二月,以司空遷)
  司空:陳群(十二月,以鎮軍大將軍遷)
  太和二年
  大司馬:曹休(九月卒)
  司徒:王朗(十一月卒)
  四年
  太傅:鐘繇(四月卒)
  大司馬:曹真(二月,以大將軍遷)
  大將軍:司馬懿(二月,以驃騎將軍遷)
  五年
  大司馬:曹真(三月卒)
  太尉:華歆(十一月卒)
  六年
  司徒:董昭(七月,以衛尉遷)
  青竜三年
  太尉:司馬懿(正月,以大將軍遷)
  四年
  司徒:董昭(五月卒)
  司空:陳群(十二月卒)
  景初元年
  司徒:陳矯(六月,以尚書令遷,七月卒)
  司空:衛臻(六月,以尚書左僕射遷)
  二年
  太傅:司馬懿(十二月,以太尉遷)
  大將軍:燕王宇(十二月,旋免)曹爽(十二月,以武衛將軍遷)
  太尉:滿寵(十二月,以徵東將軍遷)
  司徒:韓暨(二月,以太中大夫遷。四月卒。)衛臻(十一月,以司空遷)
  司空:崔林(十一月,以司隸校尉遷。)
  正始三年
  太尉:滿寵(三月卒)蔣濟(七月,以領軍將軍遷)
  五年
  司空:崔林(十二月卒)
  六年
  司空:趙儼(二月,以驃騎遷。六月卒)高柔(八月,以太常遷)
  九年
  司徒:衛臻(三月,遜位)高柔(四月,以司空遷)
  司空:徐邈(四月,辭不受)王凌(七月,以車騎將軍遷)
  嘉平元年
  大將軍:曹爽(正月免)
  太尉:蔣濟(四月卒)王凌(十二月,以司空遷)
  司空:孫禮(十二月,以司隸校尉遷)
  二年
  司空:孫禮(十一月卒)
  三年
  太傅:司馬懿(七月卒)
  太尉:王凌(五月卒)司馬孚(七月,以司空遷)
  司空:司馬孚(三月,以尚書令遷)鄭衝(十二月,以光祿勳遷)
  四年
  大將軍:司馬師(正月,以撫軍大將軍嗣)
  正月二年
  大將軍:司馬師(正月卒)司馬昭(二月,以鎮東大將軍嗣)
  甘露元年
  太傅:司馬孚(八月,以太尉遷)
  太尉:高柔(九月,以司徒遷)
  司徒:鄭衝(十月,以司空遷)
  司空:盧毓(十年,以左僕射遷)
  二年
  司空:盧毓(三月卒)諸葛誕(三月,徵東大將軍遷)
  三年
  大將軍:司馬昭(五月,為相國,晉公)
  司空:王昶(八月,以驃騎大將軍遷)
  四年
  司空:王昶(六月卒)
  景元元年:
  司空:王觀(六月,以右僕射遷。十月卒)王祥(十二月,以司隸校尉遷)
  四年
  太保:鄭衝(十二月,司徒遷)
  太尉:高柔(九月卒)鄧艾(十二月,以徵西將軍遷,旋誅。)
  司徒:鐘會(十二月,以鎮西將軍遷,旋誅。)
  鹹熙元年
  大將軍:司馬昭(三月,為晉王。)
  太尉:王祥(三月,以司空遷)
  司徒:何曾(三月,以徵北將軍遷)
  司空:荀顗(三月,以左僕射遷)
  二年
  大將軍:司馬昭(八月薨)司馬炎(八月,嗣為晉王。十一月,受禪)
  司徒:何曾(九月,改為晉丞相)司馬望(九月,以驃騎大將軍遷)
  蜀志宰相三公表
  章武元年
  丞相:諸葛亮
  太傅:許靖
  大司馬:
  大將軍:
  尚書令:
  侍中:
  二年:
  太傅:許靖(八月卒)
  建興十二年
  丞相:諸葛亮(八月卒)
  尚書令:蔣琬(八月,以丞相府長史遷,總攬國事。)
  十三年
  大將軍:蔣琬(四月進)
  尚書令:費禕(四月,以後軍師遷)
  延熙二年
  大司馬:蔣琬(三月進)
  四年
  尚書令:費禕(十月,至漢中)
  六年
  大將軍:費禕(十一月進)
  尚書令:董允(十一月,以侍中守)
  侍中:董允
  九年
  大司馬:蔣琬(十一月卒)
  尚書令:董允(十二月卒)
  侍中:陳祗
  十年
  大將軍:姜維(以衛將軍錄尚書事)
  尚書令:呂乂
  十四年
  尚書令:呂乂(卒)陳祗
  十六年
  大將軍:費禕(正月,遇刺)
  十九年
  大將軍:姜維(正月)
  景耀元年
  尚書令:陳祗(卒)董厥
  侍中:樊建
  二年
  大將軍:董厥
  (註:網友雨霖、巴西馬忠據《三國志》姜維傳、諸葛亮傳查證,此時董厥實為“輔國大將軍”,“大將軍”應為姜維。查洪詒孫《三國職官表》、楊晨《三國會要·職官捲》、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等,皆言其時“大將軍”為姜維,董厥為“輔國大將軍”——眼鏡。)
  尚書令:樊建
  四年
  尚書令:諸葛瞻(平尚書事)
  吳志宰相三公表
  黃武元年
  太傅:
  丞相:孫邵
  御史大夫:
  上大將軍:
  大司馬:
  大將軍:
  四年
  丞相:孫邵(五月卒)顧雍(六月,以太常遷)
  七年
  大司馬:呂範(八月卒)
  黃竜元年
  上大將軍:陸遜
  大將軍:諸葛謹
  赤烏四年
  大將軍:諸葛謹(閏月卒)
  六年
  丞相:顧雍(十一月卒)
  七年
  丞相:陸遜(正月,以上大將軍遷)
  八年
  丞相:陸遜(二月卒)
  九年
  丞相:步騭(九月,以驃騎遷)
  上大將軍:呂岱(九月,以鎮南遷)
  左大司馬:朱然(九月,以車騎遷)
  右大司馬:全琮(九月,以衛將軍遷)
  大將軍:諸葛恪(九月,以威北遷)
  十年
  丞相:步騭(五月卒)
  右大司馬:全琮(正月卒)
  十二年
  左大司馬:朱然(三月卒)
  太元元年
  太傅:諸葛恪(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
  太傅:諸葛恪(四月,帝太傅)
  大司馬:呂岱(四月,以上大將軍遷)
  二年
  太傅:諸葛恪(十月,遇害)
  丞相:孫峻(十月,以武衛將軍遷)
  太平元年
  丞相:孫峻(九月卒)
  大司馬:呂岱(九月卒)滕胤(九月,以衛將軍遷)
  大將軍:孫綝(十一月,以武衛將軍遷)
  永安元年
  丞相:孫綝(十月,以大將軍遷。十二月,伏誅)
  御史大夫:孫恩(十月,以武衛將軍遷)
  上大將軍:施績(以驃騎遷)
  大將軍:丁奉(以左將軍遷)
  五年
  丞相:濮陽興(十月,以衛將軍遷)
  左御史大夫:丁密(十月,以廷尉遷)
  右御史大夫:孟宗(十月,以光祿勳遷)
  元興元年
  丞相:濮陽興(十一月誅)
  左大司馬:施績(八月,以上大將軍遷)
  右大司馬:丁奉(八月,以大將軍遷)
  寶鼎元年
  左丞相:陸凱(八月,以鎮西大將軍遷)
  右丞相:萬彧(八月)
  三年
  丞相:
  太尉:
  司徒:丁固(二月,以左御史大夫遷,即丁密)
  司空:孟仁(二月,以右御史大夫遷。即孟宗)
  大司馬:
  大將軍:
  建衡元年
  丞相:陸凱(十一月卒)
  二年
  大司馬:施績(四月卒)
  三年
  太尉:範慎(正月,以武昌督遷)
  司空:孟仁(正月卒)
  大司馬:丁奉(正月卒)
  鳳皇二年
  丞相:萬彧(以憂死)
  太尉:範慎(卒)
  司徒:丁固(三月卒)
  大司馬:陸抗(三月)
  三年
  大司馬:陸抗(七月卒)
  天記三年
  丞相:張悌(八月,以軍師遷)
  司徒:何植(八月,以牛渚督遷)
  司空:滕循(八月,以執金吾遷)
  四年
  丞相:張悌(戰死)
同名遊戲 Of the same name game
  《三國志》(係列)是日本KOEI株式會社(光榮公司)推出的歷史模擬遊戲係列。
  經典版——三國志9遊戲的主題是三國。
  遊戲的主體是回合策略遊戲(SLG)三國志9及其加強版應該算是半即時製,下命令與電腦執行分離。
  每一代遊戲都有不同的風格與側重,一般分為武將視角和君主視角兩大側重。
  目前已出到第11代(《三國志11》)由於光榮有出PK(威力加強版)的習慣,所以最新應該算是《三國志11威力加強版》。
  其精華是對三國歷史細緻的考據,和傳神的人物肖像,對三國時代龐大的政治軍事構架完美的融入SLG遊戲模式。
  國産的三國題材歷史遊戲不可謂不多,其中也不乏一些精品:例如早期前導的《官渡》和近年目標公司的《傲世三國》等,但是總體來講無論是質量上還是在玩傢中的影響力都很難和KOEI的《三國志》係列相比(KOEI在PS2上的《真·三國無雙》係列更是成為風靡世界的遊戲》)。
  相關鏈接:三國志1 三國志2 三國志3 三國志4 三國志5 三國志6 三國志7 三國志8 三國志9 三國志10 三國志11
  其遊戲載入fc,ps,ps2,psp,pc等設備
  【魔獸爭霸.rpg.真三國無雙3.9d】
  真三國無雙3.9d 是目前國內最流行的rpg。
  遊戲的背景是三國的人物。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那麽品茗三國的涵義,即匪唯品鑒而已,兼欲知其興替。
  其是典型的後現代rpg,講究的操作性,對玩傢對遊戲的意識和理解有要求,當然很有娛樂性。
  發展至今,戰術已很固定,一路過來,涌現不少風雲人物和戰隊。
英文解釋
  1. n.: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by Chen S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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