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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着良知诗写(创作谈)
揣着良知诗写(创作谈)
李静民
结缘于诗,无非是个性使然,也可说是对自己个性的一种放逐。我是个好静且热爱孤独的人,不喜热闹的娱乐及纷杂的环境。于是,在那个没有电脑与网络的时代,只有移情于阅读和诗写才能让自己的个性随心所欲。那时,年轻的我,眼前所见到的无非是小桥、流水、人家,而歌咏的也无非是她诗情画意中的美。对良知的认识,也只流于不做坏事不入污流。阅读似乎成了我那时惟一的快乐,我仿佛站在灰蒙蒙的水雾中寻觅光明,品味文字里被麻木的历史和经验,这让我重新获得认识,并同时获得了自我。我感觉书和诗正在包裹着我,自我不过是诗的元素,而且还充满着元素的活力!读诗就像和一个透明的灵魂进行神秘的交流,在诗的“神示”下获得感悟,还获得真理的“敞亮”,诗在勤勉地“去蔽”,存在栖居于诗!阅读让我义无返顾地成为诗的捍卫者,诗歌坚贞的守望者!
然而,风景的美丽不是人的美丽。随着阅读的深入,同时也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目睹了一些难见阳光有悖正义的人事,我才发现,原本被我歌唱的小桥、流水、人家并不是诗情画意的乐园。我发现桥边的草木被人任意蹂躏,河中的鱼族哀哀鸣泣,人家烟囱吐出的是火焰……我目睹的这些现状,正被一些人冠以艺术之名美化着、粉饰着。同时,在芸芸众生中,我目睹了一些君子人性扭曲的过程。他们将上帝布道时飞溅在脸上的唾沫作为荣耀,将其的脚垢作为此生的财富并向后代炫耀,却不知自己作为人身体内的一切坚质已改变原状,学会了哈腰走路,更改了血液的温度。触及到这些冰冷的内在后,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才理解了良知的真正内涵。我无法安宁,因为我的灵魂不允许我蒙上双眼歌唱。我知道,作为一个有骨有血的大写的人,无论是诗者还是其他,必须要有良知。面对那些至高而下的浊流,你可以是无奈者,可以是隐遁者,亦可是观望的沉默者,却不可是推波助澜者,不可用艺术加以冠名,更不可抛弃良知或哈腰断骨狺狺相随。
然而,身边总有一些熟知的人,渐渐地背叛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知,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他们让自己诗意贫乏,诗心更改。面对他们,除了远离和沉默我无权指责,但他们成了我反思的原因。每当写到那些目睹、亲历的事件与人时,我的心会抽搐,我的灵魂会歇斯底里,恨不能抽骨为鞭取血为火,因为我看到了不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人的人,正在以上帝的名义用各种手段蹂躏同类,那是一群患有软骨病不值得怜悯的人。这让我的思考有了更深一层的拓展,良知渐渐浮现于自己的灵魂。
我知道自己发现的仅是一个缩影,亲历的也仅是一个小点,而就在这个缩影和小点中,曾有多少蝗虫毁灭了春景,多少蝗卵正孕育其中。每每想此,我的灵魂便如烧似焚,让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暗泣中。可我能做什么,一个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一只被一口唾沫就能淹灭的蚂蚁。然而,血液与直立的骨质告诉我,将一切火焰燃于心中,把所有的话语言于诗中,让灵魂的血泪流于骨中,用一块净地插骨为峰,以血为水吧!于是,一次巨大的蜕变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是一个从天堂到炼狱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不可能将我诗写的内涵彻底换血,尤其是我诗写的风格,加之阅读面的窄小,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成熟,这让我无法突破,无奈之中,只能返回原地,从头起步。于是,我便从自身或身边写起,用灵魂写,用良知写,写出灵魂的声音,写出心中的爱憎。
我很小就失去父亲,他英年早逝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是形成我孤癖、自封,甚至自卑的源头。这是一个时刻笼罩我整个少年时代的阴影。成年后,这种灾难与阴影成了我思考之一而进入了我的诗歌。父亲之前的祖祖辈辈都是渔夫,我目睹父亲的兄弟及他们的后代们,月升而出月落而归的生活,他们卑微与贫穷的日子,他们善良且美好的心境,他们不顾渔人忌讳救助溺水之童的义举,都让我对渔业和渔夫有感恩之情。他们虽为布衣,而在我心中,至今仍是大写之人。我为此创作了大量有关渔业和渔人的诗歌,并用自己的思考注入诗中。《人间词语》中的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创作的,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抒情。
在我的理解中,抒情是诗者对灵魂的全部沉浸,抒情是一个幻像对另一个幻像的执着召唤,诗人摆脱不了抒情,海子说:“抒情是血”。抒情者一直在追寻民族的材料,制作共同的形象,人们执着地追寻着。就像萨福最终找到了古希腊最纯真的声音。有诗就有抒情。抒情也是对幻像的召唤和创造,但丁把维吉尔作为幻像,最后升华为整个罗马的灵魂,贝雅德成了他自己的幻像。歌德把浮士德作为幻像,最后升华为整个欧罗巴的灵魂。与大师相比,我的抒情是渺小的,但饱含了我灵魂及骨血中热烈的爱。无论是天地众生,江河湖海,草木物体,我都倾注了作为一个诗写者来自灵魂与内心的爱,尽管这片爱里布满痛心疾首的指责、鞭挞,但这都源于爱。同样,这种爱超越了个体的范畴,蔓延到诗中各个领域,且带有一种中性的色彩,不是清幽素淡而是浓墨重彩的惆怅的感伤的掷地有声的爱。当然这种爱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犹如空气拥抱人类,人类却从未察觉。这种爱中,流淌着我汩汩的良知。
有人曾戏言我的诗歌与我的性别、性情相悖,不应该抹杀性别具备的天赋。而我并不为然,更无需争辩。我深知自己并非是那种匍匐在桃金娘树下一味风花雪夜的女子。人的一生,要爱的面积辽阔博大,良知不允许我驻足于某个点上。如果这样,对于我来说何言良知,何言为人,更无法继续诗写。因为,我深知性别是注定的,但良知却与此无关。一旦抓住了某个诗写主题,是良知而不是性别让我看见了众多与主题有关的各种幻象。无论任何诗写物,它们都会以人的形象与情感抓住我的良知,喜怒哀乐的音容笑貌,时刻牵动着我的心绪,无法驱除,让我与他们同悲同喜同生共死。我每一首诗的成功,往往都是我良知与爱的体现。
从1990年代初到中期,我的诗歌以自己独特的抒情和思想内涵,在各种诗刊杂志全方位铺开,也备受关注,但我认为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开始对诗歌的思想内涵与创作方向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源于我从各种民刊上读到大量的优秀诗歌,这些诗歌给我的震撼力不亚于帕斯的《太阳石》和金斯堡的《嚎叫》,以及《恶之花》中的一些诗歌,我感受到了自己阅读面的狭窄和知识的贫乏,于是,我决定让自己的阅读来一次换血。我的老师石光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动“整体主义”诗歌运动的主要诗人之一)为我开了数十张读书单,从这些书单中我认识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于是,我开始大量地阅读,而不是仅仅选择自己偏爱的抒情作品。通过长时间的阅读和汲取、冶炼,我的诗写有了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向与诗写方式。
那时的中国诗坛,喧嚣繁盛,旗帜林立,诗歌革命之风渐劲,大量民刊上的优秀诗歌,以电闪雷鸣般的声音与姿态,覆盖了以往的诗坛。这让我看到无数的诗人都在用自己的良知诗写着,这让我彻底地成为诗歌的追随者,同时也为自己择定了诗写方向。然而到了末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物质以不可抗拒之力轻松毁灭了绝大多数诗爱者和诗人的理想宫殿,不少诗人不再做缪斯女神的信徒,跟随瞀目的物质和黄金奔跑,诗人堕落了,诗堕落了,诗歌精神更改了,诗坛被时髦、流行、流派纷呈所替代,民刊上让我推崇的优秀诗歌和诗人,随着气候的影响,似乎步调一致地被渲染上这种疾病,不痛不痒随波逐流地诗着、歌着、徘徊着……他们在为自己写诗,心中装的无非是名与利,这让我伤感、痛心、愤怒,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地在心中呐喊:诗人何在,良知何在?!
大痛大怒之后,我决定避离诗坛,站在诗坛之外冷静地思考,痛苦地创作,写自己灵魂的声音和精神历程,写“众生”之吁请,用带血的声音歌唱着,不张扬、不狂躁,以沉着的抒写语言和气势恢宏的意象,营构我血液中站立的神话。的确,我似乎在自己的诗歌里自弹自唱,用自己的思考将一种景象揭示得更为清晰,任时间累积的沙石集聚于内心,忍受愤怒的烈焰将我炙烤。同时也试图想用自己的思考和诗写方式去颠覆当下的诗歌气候,去颠覆流行、流派和时髦。当然避离诗坛,并不是说我远离了诗歌,我的热爱依然,我的创作依在,只是让自己与诗坛隔绝,不愿去随波逐流,更不愿为诗坛的一席之地扼杀自己的人格和良知。在这种毅然绝然中,同时为了生存,在朋友的提议下办了一个家庭作文培训班。孩子们如歌般的心灵,如诗般的眼睛,充满美好的幻想,给我带来许多震撼,同时我也常常感慨,他们所想所说所赞美的,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正在渐渐缺失。思考之余,我为自己无法给予或挽回而难过,同时,从他们身上也折射出一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从“从小见大”的古语中,我看到了令人担忧的人性现象。这个现象同时也进入我的诗歌中,成为我创作的题材之一,每每在诗中写到他们时,痛心的泪水会浸湿诗稿。
我的诗歌中承载了大量的意象,且赋予了宗教的色彩,这完全是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缘故,我用人性和理性两大标尺衡量现实,终无法对其进行完全的审判,只能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立于现实的人间。我想用我的诗句敲醒现代物质人麻木的神经,用自己的思想呼唤一些死亡或正在死亡的东西,用自己的良知揭示或鞭挞一种丑陋的存在。我知道,这是一个诗写者应有的责任,当然这种责任谁也没有命定我,但作为人应有的良知我义不容辞。每当我诗写时,眼前和脑海里便有许多幻象呈现,他们是今人与古人,生者与死者,更是灭绝或正在灭绝的物种或是随处可见的植物、静物及动物,他们用自己的身世告诉我这个世界的曾经与未来,于是在我诗中便有了承载大地的总体意象,这种意象追随着我,让我无法驱除。
十几年来我远离诗坛,更疏于网络,拒绝过多的应酬和交际,拒绝庸俗的喧嚣,在日常状态中总是保持一种沉潜、宁静、闲适的心态,较多的是沉浸在诗的弥想中。从不去为诗而诗,不去逐潮,也不像当下一些浮躁的诗人一样一味玩技巧、玩表达,写生活琐屑,哗众取宠。原因是我不愿让自己因眼花缭乱而影响已择定的诗路方向,我认为创作需要孤独更需要孤立,它不是赶集,并不因谁叫嚣最响而成为主角,诗坛更需要颠覆者,冲击一下歌舞升平的表象气候,尽管这些冲击对庞大的诗坛没有任何效果,但作为一个诗写者能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良知创作,本身就是效果。 这个时代的诗歌现场由于与气候有关,许多颠覆者都不在场,我何必去凑热闹,还是坚守自己灵魂的净地,想自己心中愿想的事,写自己心中愿写的诗,其他违心的一切我无法背叛自己的良知,哪怕是含泪而歌,戴镣铐蹈舞。
《苍天在上》、《众生之惑》就是我避离诗坛十年后的成果。收入了我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近年的部分诗作,其诗作的叙事、抒情、思辩、结构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可当作一部有着中心主题的长篇抒情诗去阅读。我用自己的抒情方式诠释了痛苦、奋争、灵魂的归宿、忏悔、死亡、刑罚等作为存在的生命的诸多元素。在揭示诗性的同时也在启示众生,从而用带血的笔将浮世中的爱恨情仇等诸多情愫作了刻画,洋溢着我作为人的母性之爱,良知之爱。
这两本诗集,是我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历程,我大规模地借助诗歌元素和现代诗歌表现技法,用独特的抒情方式,甚至碎片,表达我对苦难的深度关怀,对当下人命运和诗歌命运的人文关怀。也是一部揭示现代人心灵的新神话体抒情诗,用思想和思考的意象展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状况与心态,同时也揭示了作为生命的无奈与卑琐。透过诗歌话语背后的侠气,让读者有所振奋。生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世界,我渴望自己的诗是一缕明丽的阳光,捻亮“众生”阴暗潮湿的心灵。罗曼•罗兰在100年前呼吁:“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明丽的阳光是我们需要的,自由的空气和英雄的气息也是我们需要的。
在出书之前,我将这些诗稿整理打印好后从不示人,直到丈夫楚子准备为我出书时,我才厚着脸皮找到从未交流过的诗坛大师彭燕郊老师,渴望他能为我的书写几行评语。彭老师看了我的诗后当即应允,并用两个月时间为我的书写下了近七千言的《我们向往什么?追求什么?》的序,远在故乡的诗人、诗评家沈泽宜教授,也不顾年老体弱为我的书写了万言的《英风侠气,忧患深沉》、《知更鸟的忧患与警示》两篇评论,他们一致地肯定了我的诗写方式和思考方向。
从这个时候起,我感到我的颠覆至少没有白费心机,因为在我的诗中,没有那种小女人情调,更没有谑戏的成份,而是带着沉重的使命感正气盎然地吟唱着,使字里行间贯满精气,那是一种昂扬的诗歌精神,犹如豪士挥舞宝剑闪烁的锋刃之光,给人以视觉冲击,给人以灵魂震撼。这是当代诗歌所缺失的。正因为我用自己的思考与良知诗写的这些作品,才让这两位老诗人感到了震惊,因为他们无法相信这些诗作出自我这个弱女子之手。书出版后,在彭老师的建议和参与下,为我的书开了作品研讨会,从一些教授、学者和诗歌研究者、诗歌创作者的发言中,我感到自己并没有顺流而行,而是流行、流派、时髦诗坛上的叛逆者,当然这种自诩换来的褒与贬,对于我来说已不重要,甚至对自己是否在线于诗坛从不上心。因为作为一个真正的诗写者,不应该违逆所想所思的心灵,更要将一种使命与良知自觉承担起来,为博一席之地而更改骨质或含泪歌唱的方式,对于我,直立的人格和良知不允许。
不管我诗写的作品在读者眼中是优是劣,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在数学概念里是相等的,当然我并不是需要概念里的数字,而是需要颠覆的效果。因为诗写者永远是歌者,神灵的歌者,众生的歌者,良知的歌者,人类悲剧和理想的歌者。诗者是人类灵魂幽暗深处的光亮,是人的灵魂代言者。虽然“文化霸权”依然横行,且越来越庸俗狭隘的利己主义成为日常状态的今天,在物质大规模统治人麻木人腐败人的今天,良知往往被邪祟所掩蔽,个人的欲望空前膨胀甚至掩埋一切,作为一位自觉的诗写者,我坚守自己沌洁的诗心,从不苟同于任何一种嘈杂的声音,不屈服任何一种诗学,我始终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用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诗写自己不昧良知的诗歌。
2013-09-16 08:50:49 |
山城子 ?2013-09-17 22:57:47?? | |
光辉的诗写历程——学习! |
博弈 ?2013-11-15 13:52:46?? | |
引用: |
作为一位自觉的诗写者,我坚守自己沌洁的诗心,从不苟同于任何一种嘈杂的声音,不屈服任何一种诗学,我始终保持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用自己独立的生命体验,诗写自己不昧良知的诗歌。 |
好!
多經多歷,還要能放空才行。
“外面都是騙人的”--我的丈母娘的一句名言。
比起我說的“學校都是騙人的”更警世。
真不真,自己知道,也最難。當最真的時候,通常也就放空了。
(可以接受的模糊,最真等於真,沒有比較級或最高級) |
现代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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