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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前途，我们还有退路？
如果没有前途，我们还有退路？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诗歌之窥
时代的气旋是强大的，我不能控制的将对诗歌现实处境的揭示卷入“机遇与挑战”的话语模式，的确，诗歌不仅没有淘汰反而卷入新一轮的灵肉角逐中，网络媒介的出现似乎轻易的卸下了诗歌的沉重包袱，在一些大小型网络刊物上、个人网页上我们可以轻易读到分行的文字，然而很多人说这个时代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很多，其实未必，作者本身即是第一读者，从另一方面说，诗歌之于一些泛滥的轻浮读物是花朵和糖块的区别，诗歌缺乏的读者不是逐流的蚁群而是勤劳的蜜蜂。
不可忽视的是，诗歌的窘境已经成为诗歌的一部分，其中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在一些过于晦涩的诗歌那里，阅读瓶颈的刻意塑造使诗歌彻底成为观赏花瓶。而在一些粗制轻浮的口语诗那里，随性而为已经跌出了诗歌的底线，诗歌不是婴儿的奶嘴，“母性”（规范或者本质）的替代直至丧失将让诗歌成为诗人笔下的弃儿（而绝非长大成人）。此外，过多不成熟的诗歌被大力的标榜张扬着，众多捧场者对先声夺人的诗歌面目的猜想脱离了本体，由于异想而伪造的诗人太多了，在一些规范的批量化生产的刊物那里，工业化气体的弥漫不是在制造“爱丽丝梦游的仙境”而是让我们对（诗歌的）“雾都孤儿”的救赎更加困难。除此还有许多问题是一言难尽的，我还将在下文中具体阐述。
从儿时对唐诗宋词的朗声咏怀到如今对网络诗歌马蹄声（键盘声或者心声）的谛听，一个面对悠远一个置身空旷，两种不同的姿态却一致的指向了为诗歌招魂的初衷。作为一个评说之人，谛听决不是我的全部，多年以来，我企图将我个人相对开放的诗歌梦境调适到与诗歌处境契合的地步，然而我陷入到理想主义的失败定式中，我的梦境破裂了，然而梦境的破裂与诗歌破碎处境的呼应由此而来，于是我藉于蒙昧之墙的裂隙得以对诗歌的现世处境窥视一二。
一、不可一世的现状
诗歌，与生俱来的分行格式，使其具备了醒目、惹眼等效果的形式要件，随着网络阅读写作时代的到来和成熟，诗歌或者分行文字在诸多方面具备了比分段文字更优越的先天条件。这种先天的优越不仅体现在读者那里，更体现在写作者那里。写作者借助诗歌意义上的分行迅速向铺张虚浮的无纸化时代跃进，阅读者则心有灵犀的一次次挑战了一目十行的大跃进指标。这些似乎都透露出诗歌已被快餐化的迹象。
分行文字取代了诗歌，分行写作者取代了诗人，在敲击键盘或调整工具栏来完成行距分隔的简易操作下，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心灵危机的复杂、人际关系的复杂、社会矛盾的复杂等，这样说，诗歌是否在新境遇下完成了化繁为简的大任务呢？所谓的诗歌成品是否正是向虚拟的圈子化的市场倾销的垃圾食品呢？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诗歌，少有杰作，但这并不悲哀，悲哀的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动辄冠以中国某某（大量赞词）诗歌等口号标榜的招牌都体现出一种中国式的农业学大寨之风。中国经济政治的强大不能弥补文化实力上的缺失，文学在文化产业中适应性变革也是快餐化商业化的，如朱大可所言这是一个空心文学的时代，诗歌这个在产业化的市场中淘汰到不能推向大众的边缘文本，也终因其内部的空洞变得轻若鸿毛，随着网络文化这类经过变种的生力军的云集，诗歌的象牙塔遭到蚂蚁般密集群众的啃噬，消解，直至它倒塌被分食，诗歌或者说分行文字一时间成为值得炫耀的战利品一般，出现在任何可能书写的场地上。
诗歌门派分类标榜的泛滥，成为料峭的春风，诗歌的破冰之旅来到了，来涉水的是一批怎样的人呢？批评家的媚俗化、出版商的商人本性、传媒的泡沫形态都为这批人的出现造云，你看到必是一批从天而降的致富者，文学现代性的诸多不严肃，纵容了他们，像万贯家财的富豪可以登临太空一样，许多人通过那么多与文学毫不相干的干系顺利完成了青年时代文学情结的圆梦之旅。还有一些文学模仿秀的火热竟然弑父般的派生出许多掩耳盗铃的“新秀”，他们在一开始就在势必蹈辙的末路上走动，时刻准备用文学的生命一命抵一命的脱身。
在这些写作者群体那里，“诗歌同仁”间的寒暄不断融化着审美标准的冰峰，他们的趣味和底线越来越低，他们在小文人的眉间局促、他们在小女人的团扇中幽怨、他们怨生不逢时、他们叹佳人难再得，他们的目光再远看到的也只是自己拉长而虚张的背影，真正关注现实具备危机意识的却寥寥无几，集体无意识或个体小意识，都成为他们最大的弊病。在冒尖的新一代小诗人那里，在得到提携和捧举的新锐诗歌作者那里，我看到了根正苗红的一代，我看到在古诗词的裙裾下意淫的早熟一代，我看到在功利哲学的喂养下营养过剩的一代，我看到没有希望的一代。
二、命运的围观者
对文学命运的普遍关注并非一件好事，文学的生命远不是靠大锅饭来维持的，文学的自足性才是需要重申的，从脱俗到通俗再到媚俗的过渡，文学的良性改革彻底变作恶性的僭越，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纯文学的隐退和匿迹。诗歌，作为内心化强烈的文学形式，成为据守文学的最后要塞之一。这个要塞是偏僻的，也是陡峭的，难以想象在某些世纪它也是文化大陆上的中原，而在文学萧瑟的年代，诗歌写作的必要，不是逃亡者迁徙的必要，而是出走者返乡的必要。
诗歌的颓唐是“文学已死说”的一大症状，在众多诗歌写作者那里，他们像置身风云变幻的股市中的股民一样，不知该把手中的笔投向哪里才能让已经低迷的诗歌重新高蹈，继对八十年代泛泛抒情的排斥，九十年代的众多叙事性气质的诗歌把琐碎的现实拉入诗人的生活场景里，以此暗暗表明诗人存活的事实，然而在围观者那里这个所谓的幸存者记录，是遭遇漠视的，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诗人与诗歌没落后的慈善仪式，许多伪批评家伪诗人开始登台义演，为诗歌的入殓募集善款，围观者的参与意识得到激发，纷纷陷入喧嚣的民间舞台，并被冠以艺术性的口号，围观的怪圈终于在那个黑洞洞的坟坑四周前清晰起来，成为摄影聚焦的一个瞬间。
诗歌写作者生活在民间，对自我的围观构成了一种错综的效果，他们面对殊异的诗人个体开始互相控诉质问，什么才是真正的诗歌？那个死亡的诗歌尸首到应该让何人认领？诗人死了是否意味着诗歌死了呢？然而这些话题日渐形成一种围观之势，他们在这个日渐缩小的围观之圈里维持着自我定位上的相对转动，终于螺旋般的逼近了一个焦点，那就是“这尊无名之尸是出于何时何地何因何果的被抛尸在文学的圣地？”
然而这些已经不再重要，在一些破除迷信的弑父者移开那具无名之尸后，他们发现了诗神的缺席。
三、优秀是诗歌的骂名
当优秀成为诗歌评判中极为醒目的一层时，众多诗歌对它的主动接近堵塞了“优秀”上下移动的前后路，优秀成为一种瓶颈，优秀失去相对价值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优秀成为诗歌评语中的病态符号。优秀表面的岿然不动实际是气血不畅导致的严重偏瘫，这时候优秀就是诗歌的骂名。
优秀的相对性被粗略的理解为模糊性。我这样说不是否定评判者的感觉，而只是觉得他们的感觉缺乏责任，优秀这一词语被从学生作业的评语中抄袭而来，在诗歌评判中以假乱真，最终导致一种新的消费观的诞生，即诗歌作品被优秀心理轻易消费掉了，就像现实中“不买最好的只买最贵的”炫富心理一样，这种得到惊人简化的相对观，成为诗歌遭遇戕害的元凶。
以优秀为评判标准的消费心理刺激了诗歌生产厂家的生产欲望，二者成为一种上下其手的敛财和融资之势，以至于难分彼此，成为鸡生蛋的纠结命题。然而这个表面的优秀诗歌的聚宝盆却是一个巨大的死穴。在诗歌的写作群体中，很多人会出于各种贫乏的原因结为一定范围的圈子（注意和流派的区别），圈子的圈揽集结表意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造势还是起哄它都是极有效的，聚义文化传至今朝已经失去了本真的兄弟情义，它隐含的意义（潜规则）被深度发掘了，离群索居是难以生存的，所以聚族而居的理念成为诗歌界星罗棋布的大小圈子存在之实的理论支柱（哪里又不是这样的呢，可这是有区别的）。然而圈子在充当这个聚宝盘的同时也隐藏着真正的危机，聚宝盘凹陷的地貌成为诗歌写作的掩体，长期以来它使圈子中的诗歌沉溺在母体的盆腔中，整体的稳定性掩盖和化解了个体的风险性，诗歌的写作省略了历练的长途，原地不动的消极创作造成了九九归一的假象。优秀带上了明显的圈子气息，诗歌写作者在圈子的圈养中陷入脑满肠肥的富贵。优秀作为圈子的围栏，不断圈养着众多诗歌写作者，他们陷入了类似“种猪”的命运。
优秀在敷衍式急功近利式的评判中出现的频率也是不低的，这也将优秀一词迷失的意义推向了讽刺的一边，当一些杂志编辑推出不胜枚举的优秀作品后，总不忘遗憾的说一句“对许多优秀作品的难以割舍和遗漏是令人惋惜和无奈的”之类的话时，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优秀”作为诗歌评卷中越来越频繁的流水线用语，已经基本完成了“普度诗人”的义举。
四、到底是谁不甘寂寞
我想这之间肯定存在误会，当一个个二三流作家深陷市场之围，乐不思蜀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在暗中发力，并且在这个真理的大平原上更多落户的是粉丝一类的“新读者”。他们（包括作者与其相对应的读者）看似实力雄厚，富可敌国。其实，我想说的是这真是一个误会，你所看到的繁华局面只是一个个签名售书的书友会现场，这个现场像海报一样被无限复制，张贴的到处都是。在书会的现场，你看到的只是一种称作繁华的拥挤，文字这类虚幻的东西被无限物化了，这种无限称为狂热，你不得不相信，拜物主义的书签在一个最初的随机阅读的时代可能插在书本中的任何两页之间。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略施粉墨便代言了“忧伤”的品牌，继《幻城》以后的每一次新作再出，都湮没在商家“加料不加价”的广告宣传中，这种剧烈的引导在商家来说是不存在歧义的，这是一种极端恰当的方式，商业引导的“导师地位”缘此得到缓慢的确立，这种缓慢的价值变革以温和可信赖的面孔出现，完全弱化了其僭越者的形象，文学作者这位正统的天子，最终会不知不觉的离开他帝王的宝座。他有了自己新的办公室，而且没有“留发不留头”似的作难，他就西装革履的坐上了利益的宝座，乐不思蜀了。
吴怀尧在中国创办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对于此举得议论也是褒贬不一，我不想做过多的谈论，我想说出的是：它极有可能只是众多出版商家近来或眼下的一个个出版书目和热点作家的汇集和总结。在每一个定眼于“畅销书”的出版商那里，这样一个榜单已经刻在了生意经里。如果把这样一份榜单拿到出版商那里，他不会对此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他们眼里这实在是班门弄斧，弄不好都是明日黄花。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富豪榜”却在文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那些相对单薄的零星的数字像破碎的遮羞布，藉此作家们看到了自己捉襟见肘的生存处境。就在今年的作家富豪榜上，一向被认为穷困潦倒的诗人，却因为一些“诗人富豪”的发现而成为焦点。在《怀尧访谈录》中我感到那种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气氛，诗人富豪的嘴脸不断闪烁着说出“万元户”一样的心得，而在采访者那里，从他们小心翼翼的试探到最终对诗人面目的揭示和旁白，都带有了某种专利的意义，他们最终宣布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这些年，诗人就潜伏在你身边！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室友，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暗恋对象，你刚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很有可能就是一位诗人；他们在各行各业活跃着，并且以诗歌的方式获得成功。”
这样的结论无所谓对错，它的价值在于对世人对诗人理解的客观反映。在围绕上述论点而举证的十位诗人那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诗歌的“功用说”（整个论述都是围绕“诗歌带给了我什么”来贯穿的），即诗歌被狭隘的理解为座右铭，而诗人则成为因此座右铭而不断励志直至成功的人。诗人与商人、政客面孔的重叠本来不具备太多冲突，但反复的强调却反而暴露了访谈者的无知，诗人和诗歌的意义被无限简化了，（这种简化所带来的过早物化，使得诗歌意义蒙上了急功近利的色彩）这样的理解既颠覆又继承了之前对诗人的“误解”一说，他表面上的“和解”外貌，只是对诗歌“傀儡”的一次投影。（因此不具备深度）。
经由这样一次访谈我们应该看到的，不是大众同诗人和诗歌的和解，而是更为粗暴迅捷的僭越。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以对这个时代的现状得出这样的论断：此诗人非彼诗人，此诗歌非彼诗歌了。
此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谁不甘寂寞？
五、关于文学论坛的批评
论坛是网络文化的产物，与文学有关的论坛也是如此。在所谓的快餐文化司空见惯的今天，我还是不能容忍诗歌这种文化大餐被快餐嘴脸所吞食。诗歌本质是文化大餐，但形式上一般以小包装的外形进入我们的精神市场。这种包装具备了一种有待解构或深究的外在形式。在读者完成拨云见日或乐在其中的抵达时就基本完成了此类文化的实际消费。
但目前论坛的情况却是异样的，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形式是表面形式和内在形式的集合体。一首诗表面的吸引程度与内在的价值是不一的，这和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吸引力的普遍悬殊是一个道理。然而论坛所表现的浮躁和暴力让人咋舌。粗疏的留言、浅薄的评论、无知的发问都表现出一种对诗歌不公的对待。这也许并不算什么，因为在我们进行阅读时，印象是首要的。（在论坛上读诗，那种特殊的环境跟教师批卷子没太大差别）此外，论坛上那种虚浮的诗外的寒暄恭维还被带到了诗歌的评论上，”诗歌好不如人缘好“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诗歌足够深度的思考越来越罕见，对于诗歌这种愈来愈趋于内向的文学形式，有人甚至煞有介事的描绘全民皆诗的幻觉。而一个众生喧哗的论坛，它对误入的取经者的误导和对交流者的话语主动权的先天剥夺，都为千人一面、圈子保护主义、人缘心理等现象的形成铺路和造势了。
继许多文学论坛对商业媒介网站宣传方式的不断袭用和演绎，我感到一种广告文化，才子佳人文化的滋染和复苏正悄然成风。在文化面前越是幼稚的无知无主见的越是可怕。作家王朔说文化这东西太可怕了，不吃就得死，吃了就被左右。的确，商业氛围的温床不断的滋生着点击率论坛的诞生，这样的网站正以指数的惊人爆发力，分裂生殖。而在直接受其影响的诗人个体上，则表现出风格之声的越来越高与诗人之音越来越弱的强烈对比。文化的影响力之大绝不是耸人听闻的，而一些“众人拾柴火焰高”圈子对诗人诗歌的形成更是不惜施予了暴力养成的捏造黑手。而一些写诗之人的因麻木而表现出的驯从，使整个圈子表现出一种其乐融融的假象，足够诱人。诗歌内部的严肃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瓦解了，转而成为一种甜蜜腻人的打情骂俏，而这种近乎猥亵诗歌的行为，在缺失原本的外部幽默的情况下变得滑稽可笑。我谈到诗歌的严肃问题，并非是卫道者的严肃，而是一种汇聚了幽默、深沉、经验、先验、智慧等元素的有待化解和塑造的严肃。从诗经乘兴而歌到今天把诗经当做别具深度的艺术来研究，就体现了这种严肃。
一直以来文化媒介与文化本身都是存在矛盾的，把哑剧放在广播里去传播那就只剩“一鸟不不鸣山更幽”的愚蠢可笑，而在今天，电脑网络的不断覆盖，使得文学又借助了网络的新媒介形式传播了，在这种受众的传播媒介中，肯定是利弊共存的，以上我所言说的也许是普遍现象也许是特殊现象，也许已经是一语成谶的恶言，也许还只是杞人忧天的痴想。无论怎样，我更希望它是后者。
六、从演说词到口水诗
左翼文学曾经大张旗鼓的争辩所谓的“国防文学”，著名诗人戴望舒出于对诗歌的捍卫，不惜站在和左翼对立的位置。他尖锐的地批评国防诗歌的偏狭、粗糙，认为“那些国防诗歌论者不了解艺术之崇高，不知道人性的深邃”，而有些作品“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韵脚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词而已”。
30年代的左翼文学，结合历史背景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打破旧诗格律，不拘字句长短、用白话写的新诗开始诞生。30年代可说是即胡适等人推动的第一个白话诗歌狂潮后的又一个再起大风大浪的时代。而在那个内忧外患革命呼声日渐高涨的年代，在青年诗人们看来诗歌是决不能不问世事的。于是随着中国诗歌会的成立，1935年，“国防诗歌”被作为“国防文学”的一部门提了出来。
“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紧“捉住现实”，以诗歌为武器，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在艺术形式上，大力提倡和实践诗歌大众化”，“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新诗歌‧发刊诗》)。这是中国诗歌会诗歌创作的共同特色。我上文大致交代了国防诗歌产生的背景，在我看来，就艺术意义的周全考虑，国防诗歌的内容主题是无可厚非的。诗人历来是敏感的，身边发生了国破家亡的大时事更是最不能视而不见的。所以，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戴望舒指出的更接近是“国防诗歌”在艺术手法和品位上的不足，对这一点我同样认为是无可厚非的。其实在整体风格的攻讦之外，戴望舒有所强调的说到了“有些作品”，这个有些作品当然是那些在冲在潮流里又乐此不疲的一些人，就像在那个时代有被称为“时代的鼓手”田间敲出的“战斗的鼓点”又有艾青等深沉奔放的“歌唱家”的歌谣同时也有一些争先恐后滥竽充数的庸碌之辈的“有些作品”。这是不足为奇也是不可避免的。
而如今在口语诗歌的大潮后一些抱着“过把瘾就死”之心的人，写出了单调乏味不乏恶搞之意的口水诗。于坚、韩东等一批“民间写作诗人”坚持口语化语言入诗，让新诗面临着新的发展和挑战。而藉此一些同样使用口语的分行文字拿诗歌的沉默当默认不断的挑拨出许多事件，继在成功恶搞赵丽华诗歌后，梨花派、梨花体等新名义下大众以极大的讽刺意味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当诗人”的圆梦行动。而再次受伤的无疑是诗歌本身。口水诗歌让围观众人在面临了诗歌“无解”后又一次面临了诗歌“无数解”的局面。甚至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全民诗人了。而这种贫乏，无聊，徒具分行形式的口水诗是根本不算诗的。
口语入诗在于坚等人的口语诗歌来说，既是源于一种语言的方便性选择，又意在诗歌更广义上的延伸。这种延伸有大众化的意义在内，但是有原则的，甚至是在诗歌内容和形式更高的挑战。而口水诗一旦放开了它那积水的上下嘴唇则是飞流直下，没有约束的。而由于其门槛的低下乃至省略，很快就引来一批好事之徒，而在这种“轮奸诗歌”之后，这些隐藏在群众中的伪诗人，仍然把口语的那一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推给了诗歌，而真正受害的除了诗歌外还有大批的读者和准读者。如果说口语诗歌是诗歌的“农民起义”那么口水诗则是诗歌的“去势手术”。口水诗真正完成了一次对神圣的诗歌公开猥亵或意淫的勾当。而这种闹剧闭幕后，却还有一些人沉浸在这种口水诗歌中，变恶搞为自娱自乐式的分行摆弄，正式成为一种小气的遗老似的的嗜好。
如果说国防诗歌的分行的口号出于战斗的目的，那么口水诗是什么居心呢。这还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
面临新世纪网络文学生力军的兴起，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青年的老化和隐退。而恶搞无疑是随着网络此平台而“发展壮大”的，网络文化本身就具有这种“没有什么是不可恶搞”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霸气。而一直潜在地下的诗歌，更是被作为文学坏死的一条残废手臂，为外作用力挑拨，完成类似招摇一样傀儡式的动作。而这种始作俑者是谁呢，在赵丽华为自己的梨花体诗歌平反后，口水诗似乎失去了主语，最终归于闹剧后的散场。而笔者认为，其幕后导演是那种与精神文化虎视眈眈的俗世观念和那种红卫兵式的“找事”精神。
诗歌一直被作为象牙塔上的艺术来供奉，网络文化尊奉一种“平头文化”，全民明星、全民超人、全民偶像等这无数个“全民”无疑皆是此种文化的杰作。而象牙塔也不可避免的遭遇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口水诗”的理发运动。（当诗歌重新摸到自己的头顶时才发现已经是个平头了）。从整体背景上来看，诗歌既没有特殊对待，也不是第一受害者，所以诗歌也是无需怨天尤人的。而口水诗是否真的会成为时代大锅饭呢，显然面对当下口水诗的逐渐“缩水”，我想那些恶搞之人是没多少“雅兴”的吧。
但这种口水诗歌的影响确在无意中击中了现代诗歌的旧伤。早就一些诗人拿诗歌当摇滚当莫名其妙的抒情体。不断跨越的比喻在丢失了喻体本体后，或向词语的肉感或向并无意义的断然分行前进着。而读来无疑是一场骇人听闻的诗歌脱轨事故。这一切都将诗歌推向了晦涩的中央的中央。口水诗在口水的腥咸之外还带着旧疤复发的血腥味。在众喽啰纷纷退场之后，诗人们才是真正的抚今追昔的鉴证者，他们更应该看到苍蝇体下露出的蛋的缝隙。
而在此之外，在诗歌理去长发之后，则露出了平头下的新伤。一批以诗人名义自居并无理挑三分的人和他的口水诗成为了旧伤之上的新伤。我亲眼见过不愿意写方块文，乐于分行的自我陶醉的人。他们甚至一边以“废话少说”来应对众多质疑，一边又乐此不疲的写着分行文字。这是一批继晦涩的诗意迷失后的另一批自娱自乐的小我群体。在诗歌面前他们本该是一群要“入门”的的人，却把那半掩着的门当作了终点，在门外徘徊不进，并津津乐道。
从演说词到口水诗，无疑不是受制于时代背景的。无论是把诗歌当扩音器的分行口号还是拿诗歌当手纸的口水诗，都是时代母亲产出的畸形儿。优秀的国防诗歌利用艺术的手腕冲着革命举起攥紧的拳头，呐喊狂呼，优秀的口语诗也回到艺术之源的生活里完成了认亲的义举。对于以口水“抹亮”诗歌之发的恶心之举，我们自然要坚决抵制的，诗歌需要读者甚至也需要群众。但正如著名学者敬文东所言“优秀的诗歌在更多的时候并不需要传播，尽管它的被理解确实要仰仗传播。虽然爱默生说过，新的时代的新的经验始终在等待它的诗人，但一个时代能留下来的诗人总是微乎其微的。这中间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新的时代的新的经验不仅需要被发现，更重要的是被发明”。
是的，在适当忽略诗歌普及率的问题外，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出于忠贞之心义务之心灵敏之心的发明创造。就像国防诗中的分行口号逐渐被人遗忘一样，口水诗歌潮流也终在新老诗人的捍卫和辩护下以倾盆大雨之势完成了一次出于清洁目的冲刷。而以后的诗歌之路更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心灵感化，让该感动的人感动，让匍匐的难于消解的生活敌意变为落落大方的走来走去的人生的诗意。
七、诗歌写作的群体的“边缘化”（群体趋势猜想）
我所理解的边缘是一种视角，诗人边缘化的位置不只是依靠诗人相对于其他人群的位置来度量的，它更重要的标准是依赖诗人置身其中的肉体而定位的，灵与肉的距离是明显的，身居芸众的诗人，它的灵魂却游离于边缘，这种分裂从海子身上得到过不明显的佐证，那其实是一种过于悲观预言，在当下的诗人群体中，这种分裂明显柔和了，成为一种游离，甚至只是一种游离带来的视角，时而微观时而宏观，时远时近，然而这种视角是围绕自身处境而生的，这种相对于己的位置，弱化了其时代触角的险要意义，诗人由说梦人到解梦人的蜕变似乎强化了其时代智者的意义。
90年代的诗人如欧阳江河，其诗歌中变幻而关联的语词场景显然暗示了视角对外在的接纳。但与当下诗歌相比这种接纳是过于粗糙的（似乎验证了经济全球化冲击下那个有些消化不良的时代），在当下得到较多展现的诗人中，陈先发已经不是一个特例(在八九十年代或许是，我在过去几篇针对陈诗的文章中大体分析过其诗的特性，在这里我将把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代表来谈），陈诗中，灵与肉之间所不断切换的视角是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在他一首名为《本体论》的诗歌中，游离而带来的发现是此诗中的关键，“昨夜”、“失而复得”、“瞬间即至”、“匍匐”、“诀别”这些伸缩在他遒劲的诗歌中的“关节”暗示了其游离的灵魂气质，这种游离而来的视角在《异响》中更为明显，只是把游离的视角替换为“冲至腕底的耳朵”的听觉所向罢了。
游离是灵魂与肉体最为融洽的相处方式，在灵与肉的分食和灵与肉的分离之间，灵与肉的游离成为智者的信步之姿，在向孔子所言智者乐水之性靠近后终于暗合。
在一些新近活跃在诗坛上女性面孔中，我还注意到了金铃子、巫小茶等人。
金铃子的诗歌具备了宏大抒情气质，它也由此构成了比陈先发更开放的灵肉游离姿态，女性在诗歌表达中是擅用“谎言”的，这种“谎言”其实是超验气质下的言语模式，其本质仍然是游离带来的“谎言圈子（视角）”，这是一种螺旋上升或下降的言说之圈，既可俯冲也可以爬升的同时具备了缓和的气氛。谎言之圈，游离的轨迹所带来的表达模式，将诗人所欲所感从最初的焦灼冷却到诗中的平静以及平湖之上的涟漪，成为一种人我的感化。
而巫小茶是一个惯于托梦的人，它对现实的描述是依赖童话性的梦境语词缀连的，最初她把视角置于童话世界的低矮影棚下，摆弄着一些大小不适（一般是过大）的“玩具”，这时视角的游离再次成为调节不适的法术，她开始游离，于是眼下的童话世界越来越小，直至与自己相适，而当她要伸手玩弄时，才惊讶的发现双手已经无法触及它们了，也就意味着再次的失去。于是，视角游离带来的痛苦欢乐成为她笔下最为“淘气”的东西。
其实游离也可算作是对自己的围观，这种围观的有趣性就在这里，游离本身需要心灵之轻，但这中轻绝不是轻浮之轻，因为这种围观意味着你要指向自己，无论怎样的视角，其边缘化的游离之圈恰恰暗示了自我的中心指向。所以这种轻是有所轻有所不轻的轻，他所带来的不适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说道这种有趣不得不提的是诗人江非的诗，他的诗歌中那种近乎汪洋恣肆的游离偏偏又具备了朴素简约的气质，于是荒诞成为他诗歌中一个明显的符号，自我围观自我，这样的界限该怎样划定呢，江非不是一个规矩的答卷者，他继续了他游离的状态并忽略了那随着而来尴尬，到此刻，游离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取向了吧。
一边是灵魂的游离，一边是肉体的镇定。在这种奇特而又普遍的诗人状态中，诗人不再是“追风筝的人”而是“放风筝的人”。在我看来灵魂所指的视角的游离起码具备了三重含义，第一是对生活在别处的一种诠释；第二是盘旋之鸟“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困惑；第三是一种具备内省意义的外在仪式，即灵魂指向的视角对大小处境下的自我的反观、旁观、静观等智者姿态。这些特点在我以上列举的诗人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这里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我仍然无法彻底推翻诗歌写作群体的边缘之说，我只是觉得我们可以更加耐心和细微的发现，诗人面对时代的小动作其实正如显微镜下的生命流动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其实，在诗歌写作群体中除了作为中坚力量的老一代外，新生代的崛起也算是大动作了，包括八零末九零一代的新生代对待时代的品质除了我说的游离似乎还具备了更加先锋的气质，而在我所说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他们才算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结语
阅读取向与人的价值观和现实处境有很大的关系，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丛林文学”的兴起就是这样的，所谓诗歌兴衰其实都是某个时代的诗歌之内在价值体系的兴衰。写作的目的不是创造形式却带来了形式，而某种文学形式的存在乃至演变，存在合理的前因后果，从号子民谣到唐诗宋词再到今天的白话诗，这其中除了文体的“进化论”因素，更多的是时代价值之需，当代诗歌生存处境之难不是文体之过，我们需要从写作和阅读两方面看。诗人、学者、科学家之类的称呼除了荣誉指代还有精神督促之意。作为写作诗歌的诗人，价值观中要有继承和创新的所在，此外独立的价值体系更是必不可少，至于最为关键的诗在生活中的位置或者生活的关系即因人而异也需要成败不定的探索。而阅读很大程度上反应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当下许多文学作品中写作者道德的缺席或回避使得阅读成为一种愈来愈不能定性的价值赋予。无论从诗歌的文体优势上还是作品现状上来看，诗歌还是有可能发挥积极的价值意义的。诗歌，它随性自由的形式同样传达了它自由的价值重塑可能（即所谓误读性），它感性与理性的交织具备了感悟人生的灵性和慧根。这些似乎都在驱散我对诗歌前途的担忧，所谓诗歌的前途是诗人写什么怎样写的前途，这样的问题，评论家所能做的是深具内省意味的思考和质疑，而诗人必须具备敏锐的意识和某种独立的精神云云。如此笼统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这篇文章的本意和本能，我想说的是：前途和退路是我们的一对翅膀，即诗歌路上的前瞻和回顾是没有孰轻孰重的，所以我说：如果没有前途，我们还有退路？
寞子瞬 2010
2010-02-10 09:12:27 |
| 山城子 ?2010-02-24 19:00:30?? |  |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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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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