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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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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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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海子与顾城的比较》

一、凋零：世纪末的景观

“存在或者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给我们一个形而上的哲思。关于生存或者死亡我们讨论的很多。生，太为困难，所以人们乐于讨论死，然而死对于平凡的我们来说又是恐惧的。不是万不得已，不是无路可走人们不会选择死亡，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活着。
80年代末到90年代，20世纪最后十年是一个美丽而又混乱的年代。在诗歌界，死亡成为一场劫难。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决绝的选择了死亡。接下来的是其好友，27岁的骆一禾突发脑溢血身亡。两年后，1991年9月24日，24岁的戈麦（储福军）留下一纸遗书和诗稿，自沉于北京西郊万泉河。其间还有蝌蚪（陈洋）、方向、胡宽等诗人一个个回应式的走向死亡。还有后来不忍病痛折磨跳楼自杀的老诗人昌耀和徐迟。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童话诗人”顾城挟着梦幻的破灭，用斧头砍杀妻子谢烨后投环自尽，年仅37岁。
自屈原始，到王国维止，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个年代诗人们梦魇似的如此热衷死亡。20世纪后10年，诗人之死留给我们一个沉重的话题，至今想起仍隐隐作痛。
在这些青年诗人中，自杀仿佛一种宿命和承担，他们选择了，义无反顾。而在走向死亡的原因、途径和意义上，海子和顾城无疑又是非常典型的。因此，我想通过他们的比较，来透视一些什么，给我们也给后人留下一些思考和警醒。
在生如夏花般绚烂的日子，两位年轻的诗人选择了走向死亡。我们无奈也好，我们叹息也罢，即便是恶毒的谴责也终不能再唤起他们的回首。两个人走了，留给我们一片哗然。
1989年3月26日黄昏，这将是一个永远被文学史铭记的黄昏，25岁的海子燃尽了他的生命，这个歌唱生命的痛苦和永恒的朋友走了，扔下我们，大地一片荒凉。海子选择如此结束的方式，至死也是不肯忘记为这片他曾热爱的土地洒下一腔热血的。那个黄昏他是一只美丽的蝴蝶，舞成我们心头永远的伤。山海关，那至龙家台的火车慢行道上，他的生命绽放得如此热烈而绚烂。25岁，如此年轻却如此决绝。
劫难是不肯结束的。四年后，在新西兰一个荒凉的小岛上，又一位年轻的诗人走了。顾城，朦胧诗派的领军人物，舍下他的童话王国，血腥而又残酷地演绎了一场杀人与自杀的惊人场面。37岁的顾城，举起他的斧头，掠取了谢烨最后生的机会。猛击她的头部，甚至不放过自己的孩子，也许它是真的想带他们全家一起走的，但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他走了，投环自尽，把自己高高地挂在树上，像“一架古老的挂钟/梦的游丝还在颤动”[1]，然而这只表是真的“老了”、“坏了”，因为时间停滞——1993年10月8日，激流岛。

二、凝视：诗人之死的背后
一个25，一个37，无疑他们都是年轻的，诗人们的自杀如此惊人的相似，不约而同，他们选择了自残，选择了自我的结束。不同的是，海子走了，一个人；而顾城不肯，他是要拉上他的家人的。冰凉的铁轨承载了海子热烈的诗歌，他枕在那里望着即将到来的星空永远的睡了。顾城把自己挂起来，他一定以为站得高一点离他最初的童话王国就会近一点的。

关于生，关于死，一切都是复杂的，顾城不是海子，海子也终不是顾城。我想更进一步的走近他们的死亡，希望不会扰了他们的安眠。

海子，1964年3月①生于安徽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那是一个清贫的小村落。之所以要写到这里是因为海子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5年，贫困的生活给他的内心埋下了最初的印记，我想朦朦胧胧这或许对他以后的心理以及创作是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的。家庭的贫困使他性格变得比较要强和自闭，虽后来有所改善但这种阴影始终在他心头挥之不去，成为他孤独和自卑最初的缘起。他单纯、敏感、纤弱和忧郁，这一点和顾城是很相像的。他们对诗歌理想和艺术追求都是天真而美好的，然而诗人往往又是清高的，所以他们又是承受不住打击的，更无法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人情世故他们天真的像个孩子任人欺负。然而纯洁的向往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厌恶和反感进而产生厌世和自杀的情绪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说诗人的敏感是财富也是灾祸。有人说“生，是需要理由的”，当他们再也寻不到生的理由和意义，他们就走向了死亡，起码是精神上的崩溃，精神上的死亡。

关于顾城，有人认为在他幼年时代，“文革”的黑暗意象悄然沉淀和潜伏在他的脑海中，从而对他以后的灵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他出生年代的关系，笔者认为他是属于“后红卫兵”一代的，虽见过“文革”的混乱和恐惧，然而毕竟他小了几岁，就是这要命的几岁，他没有经受理想迷狂的洗礼，内心没有得到释放，使他潜意识里有的只是黑暗、压抑和恐惧，这种潜意识在暗地里独自的生长直至充斥他的脑海。这些观点虽不一定科学，但我想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并非一文不值的伪科学，他在探索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方面还是有些可取的。所以顾城这种潜意识里黑暗意识的沉淀很可能是他最后走向狂乱和杀人的最初源头。

在这里我们又要提到诗人乃至文人的“生存困境”问题，我想这一点对于海子对于那些真正的诗人是适用的。前面提到过，海子的家境非常贫困，六口之家全靠作为裁缝的父亲一人艰难维持着，贫穷和饥饿可想而知。从海子的体型和面庞我们可以看到，矮小、瘦弱，很可能是由于少年时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引起的。所以他在后来的诗句中大段大段的写到粮食写到饥饿写到“养我性命的麦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少年时期饥饿给他留下的深层潜意识，所以他在最后还幻想“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它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2]，对于饥饿他是如此刻骨铭心。然而这个词用在顾城身上就多少有些不妥了，虽然他家境也不是很好，也曾长期待业，但总体上他的情况要比海子好很多，他的道路应该算是平坦和顺利的甚至可以用浪漫和辉煌来形容。他有那么一个爱她而又美丽的妻子，诗歌受到极高的赞誉，他的“困境”从何而来，起码是物质上没有困境的，他以一名小学生的身份，推开一所所大学的校门，演讲、报告，不亦乐乎。甚至频频出访，走进一个又一个的诗歌盛会，享用人们的鲜花、掌声和益美之辞。这些海子是无福享受的，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奢侈的幻想甚至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是孤独、清贫而寂寞的。

真正的生存困境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不只是形而下的更是形而上的。80年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本初形态的侵蚀，商业化、市场化，社会的喧嚣和欲望的膨胀使诗人们无法承受，他们的焦虑、偏执和脆弱在这个时候暴露无疑，人们找不到自我的生存价值，精神恐慌混乱，作为诗人敏感的他们更是几近崩溃的边缘。

海子这个时候是焦虑的。他在诗文中对死亡的反复咏叹正是他内心慌乱的外显，这是一种无处安放的痛苦，它内在的摧残着海子的生命。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诗人，错就错在他使命般的承担了太多。在这个混乱的年代，他独自坚守着诗歌的审美方向，一个人奋战，恪守纯粹的诗歌理念，擎起浪漫主义的传统战旗。他坚守个人化写作立场受到“第三代诗人”的蔑视和指责。外在社会以及来自诗人们的双重压力使他举步维艰。他勇敢然而孤独。更让“第三代诗人”无法接受的是他对“大诗”（或史诗、长诗）的构想与尝试，他不被理解，甚至被指责他写长诗是“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他收到的没有鼓励和支持，只有冷嘲和热讽，他内心的痛苦是巨大的。他这位“精神的战士”也只有苦闷和彷徨了。信仰开始产生危机，精神的支柱面临倒塌，而诗是他的全部，人们居然那样指责他，他真的迷惘了[3]。

这些日子里他与孤独为伍，尤其是在昌平的那段时间简直可以用可怜来形容，处处他都是那么格格不入。他实在太寂寞了，太想与别人交流了。他的好友西川在《死亡后记》中曾这样写道：“有一次他走进昌平一家饭馆。他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而饭馆老板的答复则是‘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别在这儿朗诵。’”[4]寂寞如此无处不在。我想顾城怎么也没有受到过这些“礼遇”吧！

像很多人说的，顾城的杀人与自杀已经萎缩成一个婚外情的情杀，虽多少有些偏颇，但我还是基本表示认同的，起码这是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顾城最初的恋情是幸福而完美的，他拥有着天使般纯洁美丽深爱她的妻子谢烨，可以说这是他的福但最后也成为他的祸，真是应了那句“女人啊，祸水是红颜”。提到顾城的爱情不能不提英儿，因为这对于他，对于他的自杀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英儿是顾城在昌平诗会时认识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单纯的喜欢诗歌仰慕顾城的小女孩，后来就发展成为“情人”了，俨然一副小妾的样子。这些少不了顾城妻子谢烨的“成全”和“支持”。他们在新西兰起初境况也不是很好,她用卖鸡蛋换来的钱为英儿办了绿卡邀请英儿去激流岛，英儿就傻傻地去了。她一定以为她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适时地离开的，但很可惜她没能。谢烨的这些表现实在是令外人费解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根据他们的好友文昕和英儿后来的自述，这完全是一个阴谋，谢烨受够了长期保姆式的生活，她渴望着有自己的一份自由了，所以她精心导演了这场闹剧。据文昕在《顾城绝命之谜》中记载，英儿和顾城是一见如故的，她说：“我其实第一眼看见顾城，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躲不开的！”顾城也说：“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雷（对谢烨的爱称）不一样，雷是我造的……”，可见他们的倾心。他们天真的孩子似的相爱了，这正给已经累了的谢烨一个逃离的机会，所以她才那么大度，那么从容。“她的平静越显得天然，越说明她在内心里曾经死过一次，她的灵魂肯定曾经痛哭不已”，关于他们的爱情这里不能记述太多，我只是想透过此来直视一些什么，来揭开顾城自杀的真正内幕。

最后英儿的离开“把它整个的童话世界打碎了！把顾城的心灵打碎了！”单纯可怜的顾城他以为他可以同时深爱两个女子，而那两个女子也能为他相处得很好，然而他显然是错了。文昕写道：“如果说，英儿的离去，是杀死了顾城的精神，那么，到了雷的终于离去时，顾城的一切就全被炸平了！……”，这个时候她一无所有，已经陷入了极度的自责和恐慌之中。他错了，两个女人暗地里费尽心机的较量，最后都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她们都输了。懊恼也罢，嫉恨也罢，她们知道怎样摧残和报复顾城。雷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复印件）直截了当地说：“我希望他早点完蛋，可又怕他真的死掉。”在信中她毫不掩饰自己对顾城的深深厌恶和责备。顾城也十分明白，只要雷再离开他，他就真的完了，他在给文昕的信中写道：“谢烨只要离开我，死就到我面前来了……”“我说不出来的事，我希望她能说，变成一个歌飞走，比让鸟吃了好，我不喜欢土葬。”果真，他就真的“飞走了”，没有让泥土沾了他一点的身躯。他说他们是些小凉玻璃，碎了就扎人。“我刚想活，死就到来了”，他刚想过他想要的生活，打击就轰然而至，摧毁了他。他真的绝望了，他说“醒了，才知道人心有多冷。”“死要死得少花钱，便宜一点”，他意识到他活不久了，雷要离开他了。雷与那位德籍华人陷入的恋情使他绝望，他写《英儿》向雷忏悔，他希望通过忏悔来挽回雷，他曾对别人说：“我能在书里把自己杀死，真好。雷救了我，她让我写书。现在我不用去死了。”可见在绝望之后他是有过一点希望的，可惜雷没有给他最后的机会。其间据称雷曾开着自家的小汽车不辞而别，顾城请邻居家的小伙子开车追回了雷，然而雷是铁了心的。最终，悲剧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5]。

对于海子、对于顾城，爱情是致命的，然而只有爱情他们不会死，他们的死亡还是有着深厚的复杂原因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存在着死亡的意象，或者说他们根本性的就存在着死亡情节。

海子在1985年时，就写下了“我请求/在夜里死去”，1986年又紧接着写下了《死亡之诗》之一、之二以及《自杀者之歌》，从此死亡的意象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给母亲》1986）“如果我死亡/我将明亮/我将鲜花怒放/……/在麦田上/我真正做到了死亡”（《太阳.土地篇》1987年7月）“太阳用完了我”（《太阳.土地篇》1987年7月)“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赶上最后一次/我戴上帽子　穿上泳装　安静地死亡”（《七月的大海》）“我死于语言和诉说的旷野”（《星》1988年5月）“学的日子/我只想到雪中去死”（《雪》1988年8月）“我把天空还给天空/死亡是一种幸福”（《太阳.弑》1988年9月22日)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春天，十个海子》1989年3月14日）[6]

这些还只是其诗歌中的一部分，另外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其对死亡的倾心我们无需再过多的阐释，他是一个人内心的探索和追求，是一个人潜意识里对死亡的贪恋，在顾城的诗歌里也同样存在着死亡的意象，他们是如此的相像，知音一般。

“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新街口》）“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杀人的时候最苦恼的是时机”他的死亡意象竟如此黑暗和暴力，“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鸟就飞了，飞向以南的火焰”（《失误》）“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墓床》）“生命的美，千变万化，却终为灰烬”（《美》）[7] 他还写道“斧子是砍木材用的，当然也可以砍姑娘家”“我需要死，因为这对我是真切的”[8]

相比较而言，海子的死亡意象是充满生命意识的，是一种痴恋。而顾城起初的死亡还算清澈，后来就显得格外阴暗暴力了，甚至有些血淋淋，我想这也正是他们选择死亡的方式不尽相同的内在原因了。顾城“醉心于对死亡的描写，就陷入了非理性的内心混乱之中，美好的意象也就被刀、斧头等一类极端恐怖的形象所取代。诗人最后冷酷地选择杀妻后自杀，不仅失去了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且用双手打碎了他一生用梦垒砌起来的童话王国。”[9]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海子还写了很多“桃花”系列的诗歌，把生命和死亡的绽放描绘得如此淋漓尽致。他醉心于死亡，痴迷凡高的死亡方式。正如有人评论他最后的死是用“生命的花朵完成了他最后的一首抒情诗，也完成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首浪漫主义诗歌”，多少让人联想到他对桃花的热恋，那脑部绽放的绚丽，这一点燎原在《海子评传》中的《桃花幻象与七封遗书》一章中也是表示认同的。不过，他认为这是海子用脑过度造成的脑体伤残在他意识里留下的体征。因为“有过天才生活的人，大都死于脑子：卢梭过了十二年的天才生活，死于大脑浮肿；荷尔德林的天才生活大约是六年，写了很多颂诗性的作品，最后近于白痴。他们都有一个骤然突起的黄金期，前后都平常，最后都出在脑病上”，好友骆一禾以此来解释海子的死因。而此后一禾死于突发性脑溢血说明他是相信脑海中的这一幻象的，我想这基本还是有道理的。长诗的探索耗尽了他生命的热情，高度剧烈的脑部工作夺取了他的生命。

关于顾城也有人撰文说他“童年时大脑受过伤，患有癔症”，但这点我们无从考证。对他的杀人与自杀大家的意见还是基本一致的，大家都认为婚外情是其产生此行为的最重要原因。而关于海子的死，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就有人提到他个人的自尊心问题。他在“幸存者俱乐部”受到严重的挫伤，自己诗歌理想的不被认同深深地打击了他，对于敏感的他来说这无疑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不可愈合的伤痕。更令海子无法接受的是来自四川那位尚仲敏的刺伤。他如此相信尚，尚却作《向自己学习》一文对海子进行刻薄的批判，使海子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心更加难以愈合。这样的“友情”无疑是可怕的，又一次深深摧残着海子。另外还有某位“君子”竟拿着海子送给他的诗歌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而这个时候海子自己的诗歌却发表无门，这怎能不是对他的又一沉重之击，他的心变得脆弱不堪。

后期，海子精神呈现错乱恍惚的幻象，西川、燎原等多位友人和评论者认为这是他气功走火入魔的征兆。海子曾练习气功并近乎痴迷，这些他的好友们是知道的。他曾向他的一位好友炫耀说他已经开了小周天。气功是一个神秘的东西，究竟会不会走火入魔，走火入魔又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少知道，但就后期海子表现出来的精神错乱以及他对朋友说脑海中不断出现的幻象来说，我想气功对他的影响是有的。但直接把海子的死亡归结于气功的走火入魔难免过于牵强了，因为神秘所以大部分也只能是猜测，我们很难知道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这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顾城和海子，关于他们的死亡着实是很复杂的，幸者，他们在自杀前都留下了遗书，这对于我们研究和探讨他们的死亡又多了一个极为有力的直接证据。海子在自杀前的几天曾写下了六份遗书，通过他的这几份遗书我们可以看到，海子在自杀前的几天精神是错乱的,常伴有幻听、幻视等现象出现，极大的折磨着他，他实在受不了了。7月25日凌晨3点，有同事听到他发疯似的喊出“我不行了”的疯狂呐喊。他在遗书中多次提到 “上个星期4”这个时间词，正是3月16日，也就是他认为自己说了很多与B初恋中不宜说的往事。他正是从那后开始深深自责并加重了精神错乱的。在遗书中他一再提到常远和其妻子孙舸，认为他的幻听和幻视等现象是他们恶意灌输的，是他们要故意折磨他甚至杀死他。据了解，常远是他的同事，常和孙都是从事过专业的“人体科学研究”的，以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为主要内容。事实上，常远正是与海子一起探讨并修炼气功的友人，这样海子在出现幻听幻视现象后便老感觉常远在搞鬼也就可以解释了。海子出走后常远曾写过两千多字的书面材料对此做出他个人的解释。后来校方和法医的鉴定结果是海子死于“精神分裂”，但其好友骆一禾坚决否定这一结论。据推测在海子自杀前当给一禾写过一封类似遗书的信，里面谈到了自己最近的精神状况，这也正是骆坚持否定这一结论的重要依据，可惜那封信我们再也无缘见到了。海子到底是被人逼迫还是死于精神分裂，我们实在一时难以说清，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如果被逼迫或精神分裂那人们对他的“为诗殉难”的赞誉也就不成立了，从他的那些死亡意象和骆一禾转述的他那封信的内容来看，他无疑绝非是单单死于精神分裂那么简单的。而最后一封遗书那清醒的意识，干净的表达又是极为有力的证据。所以我们相信海子的死是极其复杂的，是存在“为诗殉难、形而上死”的可能的。

与海子一样，顾城在自杀前也写下了四份遗书，他在遗书中一再表示对生活的绝望、对谢烨的绝望，谢的婚外感情让他无法忍受，他觉得他只有去死了，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的这四份遗书是在1993年10月8日下午的出事现场被发现的，字迹潦乱，说明很可能是顾城在砍杀妻子后惊慌中仓促写下的。但思维很清醒，这和海子的遗书相比是大不同的。通过遗书我们又很容易的发现，他的死是与谢烨的背叛有直接关系的，正是他自己也是谢烨的婚外情杀死了他，这一点与前面文昕在《顾城绝命之谜》中的叙述是十分吻合的。通过遗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丝毫没有伤害小木耳的意思，他提到“房子遗产归木耳”还专门写了一封遗书给小木耳。里面也没有提及伤害谢烨的事情，所以有人就推论他是一时失手。但我更认为很可能这个时候谢又给了他什么致命的打击，致使他愤怒中伤了谢，注意我说的是“伤”，也许他不是故意要杀死她的，他只想自己死，因为据称谢并非当场死亡而是在送到医院后抢救数小时后无效死亡的。他在其间向顾乡（顾城的姐姐）说：“我把谢烨打了”，他也许是在想让顾乡来救谢的。是是非非，一切又变得这么纷繁，也许他们只是猜测，我说的这些也只是猜测，我们不愿意相信顾城是蓄意杀人的，他只是想自己离开，不小心伤了他们，我这算是为顾城开脱吗？我想应该不是。斯人已去，真实永远留在了那里，是是非非只有老天最清楚，我们只能是道听途说和无端猜测罢了，有幸猜对了，知道个一二，不幸猜错了也无人笑话。

总之，两位诗人是这样走了，同或者不同。我在这里写这些并非是患有窥私癖，只是想通过此事，让今后的诗人以及文人更加珍视自己的生命，再不要无畏的放弃自己了，能活我们就活着，“活着，多好！”

三、沉思：生存与毁灭

关于他们的死议论纷纷，十几年来评论不断。

海子是不幸的，然而他又是万幸的。他没有显赫一时，生前寂寞清贫，诗歌不被认同难以发表，死后却被众多诗评者讴歌赞美，甚至推上王者的宝座。他的诗集不断再版，学术评论一再举行，我想在地下有知他也会瞑目了吧。在青少年一代中，海子无疑成了一个“为诗歌而殉难”的“诗歌烈士”，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每一年他的忌日，诗歌界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以告慰逝者在天之灵。《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海子作品精选》等书的出版，对死者还是生着都又是一种告慰。网上以海子或其诗歌命名的网站数不胜数，大型的有“海子的村庄”、“熟了麦子文学网”等等。在海子十八周年祭的时候很多大型文学期刊和网站都推出了纪念专版或专号，人们对他的认同和怀念可想而知。他为中国诗歌尤其是在长诗上的探索必将为人们所记取。作为新时期第一位自杀的诗人，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死亡本身，他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声音，他的死那么纯洁而适时，重新唤醒人们对诗歌的关注和审视[10]。一些论者指责说，他是在用死亡来换取高的成就。请问一个诗歌技艺和水平不够高超的诗人，死亡究竟能换回什么，这个问题接下来自杀的那些年轻诗人不是最好的力证嘛！所以，我敢说海子的死亡是神圣的，他的价值就在于“第一次”他对生命的“极限冲击”。可以说他的自杀给我们带来了远比自杀本身更多的东西。当然我不是在鼓励诗人们去自杀，我只是觉得诗人应该主动承担一些什么，历史需要他们。不过，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真实问题，那就是那些海子狂热的追逐者，年轻诗人们前赴后继似的自杀，多少有些幼稚了。我希望诗人也能坚强起来，在无路可走时能努力开出一条路来。

与海子的死相比，顾城的死就不那么“幸运”了。也许是人们更加冷静和客观，也许是他的死亡本身和行为太为凶残，多少年来，对他的指责一直不断。有人批评说他是一个“死亡的魔鬼”，他的诗学是“死亡诗学”，相对的，一些喜爱顾城或顾城的好友们就站出来和他们针锋相对，他们相信顾城的纯真，说他“少年脑伤”、“一时失手”等等，但他的死再也没有掀起海子似的巨浪，虽然《英儿》、《顾城绝命之谜》等书也曾一度热卖，但也只是人们的好奇心和窥私辟在起作用，一切都慢慢平静了下来，因为实在无趣，毕竟婚外情的情杀是更客观存在的真实，虽然他也存在失手的可能[11]。

诗人死后，他们的文集诗集不断出版，这点两人又是相同的。我们不禁要问，于此，他们是幸哉还是不幸？而我们究竟又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只会拿着他们的死亡来作秀，来满足自己的窥伺癖，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该静下来好好想想了吧。

另外，我们不禁要追问，那个时代究竟怎么了，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让这些诗人们一个个决绝地走向死亡。工业文明的发展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生活速度的加快，精神压力的无可承受，商业化速食化文学的冲击波，一次次摧毁了诗人们的精神家园。边缘的再度边缘，让这些靠精神生活的人们失去了生的理由，归根结底，精神的崩溃成了诗人们走向死亡的致命伤。时代的巨大转型，让他们一时间找不到方向，形而上他们无路可走，他们就是一群丧失了航向的小船，被时代的巨浪一一吞没了。

2008-08-23 19:0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