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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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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u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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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巴九公2012-02-27 04:32:51“清华简”之造作者大约有两个目的,一、用“出土文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作,取信于学界。二、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中国历史断代工程。 蘭臺出版社2012-01-12 12:58:14袅袅婷婷豈淡妆,容华本該自然香,丽质用來矜权贵,风雅多半事孔方。。。。。。。。
哈哈哈哈哈,到此一遊。。。 胡礼忠2010-11-15 05:18:52拜访老师、颂冬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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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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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书经》或者《尙书》,是六经之一,为儒学重要典籍。秦始皇34年戊子(前213),下令焚书,先秦典籍,多化灰蝶。其中对《诗》《书》处置最为苛酷。秦亡后,百家典籍相继复出,唯《尙书》面世最晚,曲折最多,“命运”最为坎坷。晋东迁,有所谓《古文尙书》亡佚之事,复有梅赜(颐)献《书》之举;至南宋,吴棫、朱熹始疑其伪,元之吴澄、明之梅鷟继称其伪,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魏王肃之手,近世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伪造,《古文尙书》为伪书,几成定谳。近年众多学人力攻“伪”说,余亦以为“伪”说大谬不然。
史称秦博士济南人伏胜(字子贱),于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屋壁中,入汉后,搜求遗书,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书教于齐鲁间。至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在位)时,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学。伏生此时已九十余岁,目盲手颤,口音含混,《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说伏生其时“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只能由其女通传口授。
其所著录,乃用汉隶写成,是为今文《尚书》;后存二十八篇,复得《泰誓》,又为二十九篇。
伏生壁书,为古文?今文?当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灭⿑,统一全国。此年始,秦王政始称始皇帝,伏生当于此年或稍后入秦,无论秦有无《尚书》,或用何种文字写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东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写成之《书》,他只熟悉这种文字,即使入秦后从头学习秦文,也必带古文《书》,以便参照学习。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书,坑杀四百余诸生于咸阳,伏生当于是年逃回济南,此时焚书令已颁,挟书之律当已执行,带大量竹简逃回济南,一不方便,二冒风险,可以认为伏生未㩗带今文(小篆或秦隶)《书》回济南,其藏入壁者,当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书》。
晁错颖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大概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以其意属读而已”。“以其意属读”说明其所读当是东土文字,若为秦文隶、篆,晁错等直录伏生《书》可也,至少不会读也读不下去,所谓意,或者文意,或者会伏女口语之意。这样录出之文质量不会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学官。故伏生所传《书》与孔壁所出《书》,孔安国所献《书》均为东土虫书本,伏生齐人,齐鲁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国所献本应是同一版本《尚书》,晁错用今文书写,故称今文《书》。
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扩建宫室,在夹壁中发现多种典籍,《尙书》在其中,全用东土文字写成,是为《古文尙书》。
从伏生学尚书者,还有汉之名人孔安国。安国为孔子后裔,以治《尙书》为汉武帝博士,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汉书•艺文志》载其献《古文尙书》事。
孔安国所献之《书》,或非孔壁原件,其内容则与孔壁出者一致。许慎《说文解字》祡字条:“祡:烧柴尞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古文祡,从隋省。”段注:“许自序称《书》孔氏,知《古文尙书》作祡,不从木作柴也。”《书》孔氏即孔安国所献《古文尙书》。段注又谓:“既称《古文尙书》作祡矣,何以言壁中作????也?凡汉人云《古文尙书》,犹言古本《尙书》,以别于夏侯(胜,其子建)、欧阳(高)《尙书》。如祡字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即小篆祡字,改从小篆作祡是。”“孔氏《古文尚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
有三㸃值得注意,一、许慎称《书》孔氏,则至迟在东汉许慎时,孔献古文《尙书》已经流行。二、“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为小篆祡字。”即孔安国能读蝌蚪古文,并以今文(汉隶)读,“翻写”了古文《尙书》,同时否定了“壁书”文字无人能识的说法。三、“孔氏古文《尙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段之说法很正确,壁书出世后,后儒必定用今文抄写,以广流传,因其原为蝌蚪文书写,故仍称《古文尙书》,后人言今、古,指其版本,非言字体。
后世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亦指所研究经文之版本,不在于一用隶书,一用虫书书写。
从东汉许慎引用《古文尙书》字例看,以今文抄写之古《书》一定在学者中广为流传,后人(直至魏晋)所说之《尙书》或《古文尙书》,皆指用今文书写之壁书,或孔安国所献之书,因为壁书中既然包含今《书》中之所有篇目,且从无人指出古《书》中之今《书》篇目,与今《书》中文字上有何重大差异,文字确有差异,下面将会看到。前已论证,伏《书》与孔《书》均来自同一版本。东汉古文经学兴盛,无必要仍分今、古,至少古文经学家所称之《尙书》,就是古本尙书。
东汉灵帝熹平四(176)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主持其事,由蔡邕书丹,刻《六经》文字于石碑,立洛阳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因其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刻,故称三体石经。所刻之《书》当是古《书》,史称《尙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里,而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佚。此段记载可作这様觧读,一、古文《尙书》为经文主体。二、将欧阳与夏侯《书》差异处刻于校记,这种差异或与当年晁错抄写《尚书》以意属读有关。三、从“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看,所刻当是古文《尙书》,伏《书》不再单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书之源头问题,除伏生书,即晁错所录书,数传至欧阳等,看不到别的源头。
史称碑初立之时,观瞻者,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摩写者必写《尙书》,据此推断,从熹平石经抄录古文《书》者,不下数千家,此数千古文《尙书》,必定流传民间。
曹魏齐王芳正始中,邯郸淳用古文、小篆、汉隶刻写经文,立于汉碑西,中有《尙书》,亦称三体石经;石经所刻古文一体,是用东汉末人们想象的蝌蚪文写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却反映了由汉及魏古文《尙书》面貌,熹平石经尙在,不过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经,也许正是熹平石经犹有不足,例如,或许新刻《尚书》古文一体,将熹平石经欧阳、夏侯二书与古文经差异处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完全一样,实在没有必要再立,至少无必要在熹平石经之西侧更立正始石经。虽然三国分立,正始石经不及熹平石经传播广远,但在魏及后继晋境内,仍会广为流传。除两通石经,两汉以来,读、传、习、注古文《尙书》者不少,特别东汉以来,如卫宏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书》,并着有《尙书训旨》。贾逵习《古文尙书》,史称其一生所著经传训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许慎从贾逵受古学,其主要著述《说文觧字》包含古文《书》中许多资料,足见许深黯古文《书》。马融注《尙书》等典籍十余种。蔡邕等着《五经》传记,自着《尙书章句》等,虽未明说其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学,已有定本,何须再注?其《尙书章句》当是古文《书》章句。郑玄从张恭祖学《古文尙书》,从马融学古文经,遭党锢之祸,闭门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釆今文经学,遍注包括《尙书》在内之羣经,王肃注《尙书》等。这些著述,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去。
到此为止,虽然古文《尙书》面世以来,最初因大多数人不识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蛊事未立学官,因王莽末天下大亂弃置不问,东汉末终算走出低谷,成为显学。
学界习称: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乱亡佚。东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亦作頣)奏献汉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尙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颖达作疏,即今《十三经》中之《书经》。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为伪作,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于魏王肃之手,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为伪造。
又有人以为“伪造”者为郑冲,《太平御覧》卷609引《尙书正义》:“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于私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梅赜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古文也。”还有人认为《尙书》经过两次伪作:一次为王肃,一次为郑冲。陈梦家先生在其《古文尙书作者考》中又认为是东晋孔安国着。
笔者以为:古文《尙书》亡佚不可信,伪造不可能。
一、亡佚不可信:“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便大不可信。前已指出,正始石经于魏齐王芳时立于太学,石经中包括古文《尙书》,曹芳在位,已是魏之中晚期,终西晋之世,熹平、正始两石经未被毁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通石经,百余年间朝夕立于斯,古《书》魏、晋时何曾只藏秘府?三国魏人王肃尙在为古文《书》作注,这些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包括前人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必大量留存民间,魏、晋间无挟书之禁,搜书之律,更无焚书之举,无论正史稗官,从未著录魏、晋有收缴古文《尙书》之事,且魏、晋收缴古《书》何为?既未收缴,亦未焚烧,何以只能秘府有之?“唯秘府有之”之论如何得出?作过全国暜查?民间古《书》都到哪里去了?永嘉之乱,晋氏东迁,秘府所藏书籍散失,絶不只古《书》,别的书既未因秘府藏书散失絶版,古《书》断无独失之理!如果说《古文尙书》专指蝌蚪古文所写之《书》,此说尙可成立,因为鲁恭王出壁《书》,孔安国献《书》,至此已四百余年,今文所写古《书》早已通行,蝌蚪文少有人能认识,民间乃至士夫,家中不再保存虫《书》,在情理中,但虫文古《书》散失,不等于《古文尙书》散失。
以秦火之烈,秦令之严,秦法之酷,入汉之后,不断有人献书,单《古文尙书》,除鲁恭王献、还有孔安国献,河间献王献,河内女子献,杜林献。东汉而后,蔡侯纸广泛运用,汉隶书写比虫书更容易,汉晋以来读书人远比七国对峙时多,何以无一人献《古文尙书》?这只能说明民间所存之《古文尙书》,应当称为《尙书》,与“梅赜所献之书”,或许是虫书,内容完全一致。此节下面还要讨论。
梅赜《晋书》无传,更不载其献书之事,其名仅见于《世说新语•方正》第五,是否史有其人,献书其事,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二、伪造不可能:清人丁晏着《尙书余论》,认为今之《古文尙书》为魏人王肃伪作。
王肃(195--256),郯人,王朗子,字子雍,仕魏,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善贾逵、马融之学,称其为与郑玄争胜,作《圣证论》,专攻郑玄,并伪托孔安国《尙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以佐其说。王肃女为魏权臣司马昭之妇,其子司马炎为晋开国主。称其伪托孔安国为《尙书》作传,或可能;称其伪造《孔子家语》,可能;伪造《古文尙书》则絶不可能。
第一、肃主要活动在建安时期及魏文帝、明帝两朝,古《书》至此已流通近四百年,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取得独尊地位;五经为儒学重要典籍,东汉末古文经学取得压倒性成功,古《书》尤为研究重㸃,且熹平石经尙在、正始石经也在其生前刊出,曹魏朝中,才士云集、建安七子,何晏、嵇、阮等,博学能文,王肃伪作,能瞒天下耳目?他应当知道张霸伪造古文《尙书》的故事,即使伪托孔氏作传,也会有人指证其非。除非预见到其外孙司马炎要当晋武帝,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后人大遭杀戮,接着晋室东迁,秘府所藏之古《书》散佚,其外重孙晋元帝司马睿要将其伪作立于学官。他的伪作才真该藏之秘府,否则,等待他的是贻笑天下。
第二、何以只造古《书》?前已论及,古、今《书》早已合于一体,此外,《诗》《礼》《乐》《易》《春秋》都在可造之列,或局部或全书,如同其造《书》。
第三、王肃伪造古文《尙书》何为?有人称其为攻郑玄及郑学。此說不通之甚,要反对郑氏学,只能就其著述发难,伪造古《书》,古《书》存时,自取其辱;古《书》不存,郑注古《书》也不存在,将无从比对而毫无意义,或者竟让孔冠作者之名,流传千古?
第四、郑冲造或其它人造,都不可能。《晋书•列传第四十五》荀崧传称:元帝践祚,“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其时间虽不能确指,但大体可以划定一个时区,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汉烈宗(匈奴人)刘聪军攻破洛阳,俘怀帝司马炽,宫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书当于是年被焚。史称:“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
《晋书》称:“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壬子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书三字何觧?若是官称,司马睿即后来之东晋元帝,当时以建业(今南京)一带为根据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书,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炽所封,炽时为臣虏,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当是《尚书》,何以在兵荒马乱时上《尚书》,史书未说明,或者司马睿借上《尚书》向怀帝表示尽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职,怀帝虽是刘聪俘虏,晋室并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也许还有以《尚书》励志,明君臣之义,倡士夫之节,望怀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书,还能上别的什么?这与本文讨论者无关。
注意,怀帝虽被俘,天下仍用怀帝之永嘉年号,所上之书绝非梅赜所献,因为梅在元帝时“方献伪书”。郑冲为魏晋两朝大员,尤其助司马炎受魏禅有功,晋位公爵,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辞世,如何来得及伪造?
这条事实说明,至少在南都建业,还有《尚书》存在,且绝非孤本,至少司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书》定为古文(古本)《书》,前已论及,至迟在正始年间,伏生书已不再单刊,因此所谓“唯藏于秘府”,实在是不经之语。
元帝睿于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即帝位,建元建武。若于是年立学官,则《古文尚书》早已存在,不劳梅赜上献。郑冲要造伪书,必定在311年,确知古《书》已佚之后,在317年立学官前。五六年时间内造出一本伪《古文尚书》,诚非易事,要瞒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何况,郑冲已于公元274年辞世,如何造书?造书何为?
陈梦家认为古《书》出东晋孔安国之手,更加没有根据。征之《晋书•列传四十八》,安国为孔瑜少子,史称其小诸兄三十余岁,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408)卒,赠左光禄大夫。
东晋孝武、安帝两朝,已是东晋末叶,风雨飘摇,兵荒马乱,义熙间刘裕已经兴起,并积极准备篡晋,孔安国身居高位,常在军旅,军政之不暇,焉有时间从事艺文?晋书不载其有任何文事。下面将会看到,元帝时《古文尚书》孔氏已立学官,孔安国造书何为?
建业因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王导初至建康,听人多作洛阳音,说明东晋初,不少洛阳人到了建康,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读书人、学者,应当读过古文《尚书》,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刚才提到的荀崧,应当读过《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书,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书》与他看到的正始石经有很大差别,几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当能发觉,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同样能发觉,因为他们离开洛阳不过五六年,最多十来年,当年读书的方法是将书读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几十篇书不同都感觉不到。仍然是荀崧事,史称:“元帝践阼,(荀崧)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注意简省二字,所谓简省即精简原有机构,节省人力财力。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后元帝批复,准置博士十八人。
从这段文字,可得出如下结论:
1、《尚书》郑氏,郑擅古文经学,曾注古文《尚书》,杜林漆《书》;杜书为古文,篇目与今文同,杜《书》篇目与今《书》篇目如此吻合,窃以为,杜漆书或即伏生《书》之古文摩写本。《古文尚书》孔氏与《尚书》郑氏并称,可以作两种觧读,第一、《尚书》郑氏为壁书,非孔安国所献,当然也无孔传,但包含杜林漆书内容,其注释间采今文三家说。第二、为杜林漆书,此似不可能。不管那一个版本,已非今文《尚书》,再次证明今文《尚书》东汉末已不传,魏、晋时不单独立于学官,卽魏晋人不习今文《尚书》。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如果魏晋时古文《尚书》,无论是壁书、孔书、河间书、河内书、杜林书都只藏于秘府,伏生书已不传,则自魏黄初(220)至西晋建兴末(317),近百年间,学者再也无人读《尚书》,可能吗?
2、《周易》王氏,此王氏当是王弼,而于其先人王肃之学,未立一于学官,可见晋室不以亲疏判别学术优劣取去,实在难得。
3、“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咸宁、太康为武帝司马炎早期年号,永嘉为怀帝炽年号,即从武帝到怀帝,西晋灭亡前一个皇帝,上列人等都领国子博士,应当认为,这些人虽不必为大德硕学,至少对儒家经典多所涉猎,应当读过古文《书》。
4、“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犹须注意“祖述前典”,前典云何?至少有两方面意蕴:第一:一般性的建制:经始明堂,营建辟雍等都是;第二、学术上的措置,具体有:“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可注意者是石经古文,此石经当然指立于洛阳太学外的熹平及正始石经,特别提到古文,魏晋间所说古文自是古文经学,其所提到之贾、马等可以说全为古文经学家,其中章句传注众家之学,虽不必全指古文经学众家之学,却绝对包含古文经学众家之学,所提到之《古文尚书》孔,孔当指孔安国,立于学官必有师说,其《书》必是孔传古文《书》,这是在祖述前典,即西晋之典,非所新创,更不是几千几百年前旧制。
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战火纷飞,东晋草创之初,继前典之乏力,不可能新设,事实也是如此。荀崧有曰:“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简省下来,犹设《古文尚书》孔学博士,其必为西晋旧典无疑,旧典立之不全,遑论新设?
西晋到东晋,永嘉到建武不过数年时间,纵令秘府典籍亡失殆尽,记忆是不会立即磨灭的。何况熹平、正始石经尚在,要取得准确经文,完全可以派人潜入洛阳,或摩拓碑文,或民间收购。当时洛阳虽为刘聪、石勒势力所控制,并无明确国界,平民少量往来,当不受限制。
荀崧两晋重臣,元帝倚重,元帝薨,羣臣议庙号,崧不畏得罪权臣王敦,不辞失去司空高位,坚持已见,终得上司马睿中宗庙号,致开罪王敦,见其骨鲠。史称其“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可见崧博学羣经,通晓典章,非泛泛之辈。崧“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晋成帝衍咸和三年为公元329年,317年元帝睿建元建武,始为东晋,荀崧在西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其所言前典,当是亲见,而非传闻。故晋书此段叙述,应是当年实典,而非空言比附。至此可以结论:孔传、郑注古文《尚书》自西晋咸宁年始,已立学官,设有博士,所谓魏晋间古文《尚书》“唯藏于秘府”,因晋室东迁而佚亡,便是弥天大谎!阎若璩等所谓今传《尚书》为伪书说之前提不成立,不攻而自破,何须跟着他去玩章句疏证游戏?
师承关系,无须深究,两汉间,因书籍缺乏,学者稀少,故师承关系,脉络分明,魏晋以降,蔡侯纸大量应用,记得洛阳纸的典故?石经已立,拓片盛行,书籍得来较前容易,读书人越多,授业之师自然更多,师承关系更趋复杂也更见淡化,陶潜受业于谁?业师对其有何影响?
朱熹等以结屈聱牙为气格高古,文从字顺为气格卑弱而怀疑《尚书》某些篇章为伪作,实在偏颇,唐宋八大家之韩栁,柳文有些篇章不免简涩,韩文有些篇章则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用其比较,莫非韩为唐人,柳为商周人?同一人之文,亦有简涩流畅之别,莫非涩者为真,畅者为伪?不成名器。
六经以外之书或可伪造,六经絶不能伪造,因为它流传太广太久,地位太神圣,如同欧人伪造《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过去典籍全凭人工书冩,有时一人读,一人录,兼以书写工具简拙,通假字、错别字所在多有,多抄几字,少写几字,把批注抄到正文上去,都有可能,也不排出有整理者,根据自己学识、见觧、兴趣、需要,擅加改动。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雕板印刷使用前所立种种石经,都在做统一版本,校刊文字工作,即使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即使今日,版本问题也非一劳永逸地觧决了。所以一篇之中,即使出现几个不该出现之字,不能据此否定其篇;一书之中,更不能以某篇有不该出现之字句而否定其书。
结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阎若璩等之论不经。
2010-10-30 20:2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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