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九公的博客

汉字古读今声小议

2011-03-05 05:41:26

[size=18]汉字古读今声小议[/size]
汉字存在了五千年以上，其读音却随时代而变。不仅韵变，声母也有很大变化。如被项羽烧掉之阿房宫，有人以为应读阿“旁”宫。这就是古读与今读之区别。因为古声母迄至唐时，尚无唇齿音四声母非、敷、奉、微，只有重唇音或双唇音帮、滂、并、明。房之读音古为符方切，声母为并母。为b声母之浊音，一般标记为bh，今普通话无此读。故读阿“旁”宫也不是古读。又如汉之名人陈蕃，今之注古书者亦注为蕃读为波。大约因古土蕃之蕃读波，故陈蕃也沾光读波。查《广韵》所载，蕃之古读有二，一为附袁切，并母合口三等元韵。一为蒲烦切，帮母开口三等元韵。其韵母除介音外，均为an。今皆无此读。《集韵》蕃音皮，皮之古韵在歌部，波、婆、碆等皆从其得声。
由以上二例，窃以为，古之地名、人名、建筑物名称等，只要今不读古名，不妨用今音读，或读今音可，读古音亦可，不必强求一律。否则，不仅阿房宫要读阿“旁”宫，房玄龄也要读“旁”玄龄。鲜卑要读“三”卑。因为鲜古为相然切，心母。那就不胜其烦，事实上也办不到。
不过，像西藏古称土蕃，蕃仍要读波。因为现在西藏之音译仍是Tibet，古译土伯特,傅说之读要麻烦一点，傅不必读古读，傅《广韵》之读为方遇切，帮母遇韵。现在已无古读，故今读fù可也，但“说”经典仍有读悦者，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故傅说仍须读傅“悦”。等等。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因为没有统一规定，下愚譾陋，或不知有此规定。只能视情况而定。
这又涉及一字多读。不知从何时起，据说规定多音字只读一声。如胜字只读去声，将阴平声屏除。如高处不胜寒，胜任等之胜均读去声。这样一读，就将词意模糊、混淆。致有学者在大庭广众中闹笑话。现在也有一些学者渐恢复一字多读之原本读音。如骑有“其”“计”之别，说有“shuō”“税”之异，都是可取之读法。至少做学问者应当区分。一些汉字本有多音，其义亦随之有别。强读一音，往往造成误解。
汉字误读，也是存在问题之一。汉字有数万，常用也有三四千，若要顺畅地读古文经典，非掌握六千以上单字不可。读别读误，不可避免，偶一误读，无可厚非。不过作为专家学者，登上讲坛，面对广大受众，仍须慎之又慎，不可信口误读，特别并不十分冷辟之字。如嚚本读银，《书•尧典》：“父顽，母嚚。”有学者一而再地读成嚣，就有点说不过去。再有，如陈寅恪之恪，传媒上屡屡被读成què，无论今音古音抑或方言，均无是读。如果是陈先生之徒子徒孙或至亲好友，要如此读，可听其便，可怪者要求读音标准之传媒播音员也如此读，就有点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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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2010-10-30 20:22:19

《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书经》或者《尙书》，是六经之一，为儒学重要典籍。秦始皇34年戊子（前213），下令焚书，先秦典籍，多化灰蝶。其中对《诗》《书》处置最为苛酷。秦亡后，百家典籍相继复出，唯《尙书》面世最晚，曲折最多，“命运”最为坎坷。晋东迁，有所谓《古文尙书》亡佚之事，复有梅赜（颐）献《书》之举；至南宋，吴棫、朱熹始疑其伪，元之吴澄、明之梅鷟继称其伪，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魏王肃之手，近世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伪造，《古文尙书》为伪书，几成定谳。近年众多学人力攻“伪”说，余亦以为“伪”说大谬不然。　
　　史称秦博士济南人伏胜（字子贱），于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将《尚书》藏于屋壁中，入汉后，搜求遗书，仅得二十九篇。伏以此二十九篇书教于齐鲁间。至汉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在位）时，始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学。伏生此时已九十余岁，目盲手颤，口音含混，《汉书•儒林传》注引卫宏《书古文训旨•序》说伏生其时“老不能言，言不可晓也”，只能由其女通传口授。
其所著录，乃用汉隶写成，是为今文《尚书》；后存二十八篇，复得《泰誓》，又为二十九篇。
　　伏生壁书，为古文？今文？当为古文。伏生⿑人，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始灭⿑，统一全国。此年始，秦王政始称始皇帝，伏生当于此年或稍后入秦，无论秦有无《尚书》，或用何种文字写成，伏生携入秦者，必是东土文字，即用蝌蚪古文写成之《书》，他只熟悉这种文字，即使入秦后从头学习秦文，也必带古文《书》，以便参照学习。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焚书，坑杀四百余诸生于咸阳，伏生当于是年逃回济南，此时焚书令已颁，挟书之律当已执行，带大量竹简逃回济南，一不方便，二冒风险，可以认为伏生未㩗带今文（小篆或秦隶）《书》回济南，其藏入壁者，当是入秦前留下之古文《书》。
晁错颖川人，听齐方言有困难，大概有十之二三听不懂，只“以其意属读而已”。“以其意属读”说明其所读当是东土文字，若为秦文隶、篆，晁错等直录伏生《书》可也，至少不会读也读不下去，所谓意，或者文意，或者会伏女口语之意。这样录出之文质量不会很高，所以未能列入学官。故伏生所传《书》与孔壁所出《书》，孔安国所献《书》均为东土虫书本，伏生齐人，齐鲁相距咫尺，故伏生本、孔壁本、安国所献本应是同一版本《尚书》，晁错用今文书写，故称今文《书》。
　　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扩建宫室，在夹壁中发现多种典籍，《尙书》在其中，全用东土文字写成，是为《古文尙书》。
　　从伏生学尚书者，还有汉之名人孔安国。安国为孔子后裔，以治《尙书》为汉武帝博士，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汉书•艺文志》载其献《古文尙书》事。
孔安国所献之《书》，或非孔壁原件，其内容则与孔壁出者一致。许慎《说文解字》祡字条：“祡：烧柴尞祭天也。虞书曰：‘至于岱宗，祡。’????：古文祡，从隋省。”段注：“许自序称《书》孔氏，知《古文尙书》作祡，不从木作柴也。”《书》孔氏即孔安国所献《古文尙书》。段注又谓：“既称《古文尙书》作祡矣，何以言壁中作????也？凡汉人云《古文尙书》，犹言古本《尙书》，以别于夏侯（胜，其子建）、欧阳（高）《尙书》。如祡字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即小篆祡字，改从小篆作祡是。”“孔氏《古文尚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
　　有三㸃值得注意，一、许慎称《书》孔氏，则至迟在东汉许慎时，孔献古文《尙书》已经流行。二、“壁中简作????，孔安国以今文读之，知????为小篆祡字。”即孔安国能读蝌蚪古文，并以今文（汉隶）读，“翻写”了古文《尙书》，同时否定了“壁书”文字无人能识的说法。三、“孔氏古文《尙书》，出于壁中云尔，不必仍皆壁中字形也。”段之说法很正确，壁书出世后，后儒必定用今文抄写，以广流传，因其原为蝌蚪文书写，故仍称《古文尙书》，后人言今、古，指其版本，非言字体。
　　后世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亦指所研究经文之版本，不在于一用隶书，一用虫书书写。
从东汉许慎引用《古文尙书》字例看，以今文抄写之古《书》一定在学者中广为流传，后人（直至魏晋）所说之《尙书》或《古文尙书》，皆指用今文书写之壁书，或孔安国所献之书，因为壁书中既然包含今《书》中之所有篇目，且从无人指出古《书》中之今《书》篇目，与今《书》中文字上有何重大差异，文字确有差异，下面将会看到。前已论证，伏《书》与孔《书》均来自同一版本。东汉古文经学兴盛，无必要仍分今、古，至少古文经学家所称之《尙书》，就是古本尙书。
　　东汉灵帝熹平四(176)年，蔡邕、与五官中郎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主持其事，由蔡邕书丹，刻《六经》文字于石碑，立洛阳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因其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刻，故称三体石经。所刻之《书》当是古《书》，史称《尙书》用欧阳、大小夏侯二家异文刻于校记里，而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佚。此段记载可作这様觧读，一、古文《尙书》为经文主体。二、将欧阳与夏侯《书》差异处刻于校记，这种差异或与当年晁错抄写《尚书》以意属读有关。三、从“伏生所传今文本已亡”看，所刻当是古文《尙书》，伏《书》不再单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欧阳，大、小夏侯所传书之源头问题，除伏生书，即晁错所录书，数传至欧阳等，看不到别的源头。
　　史称碑初立之时，观瞻者，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摩写者必写《尙书》，据此推断，从熹平石经抄录古文《书》者，不下数千家，此数千古文《尙书》，必定流传民间。
曹魏齐王芳正始中，邯郸淳用古文、小篆、汉隶刻写经文，立于汉碑西，中有《尙书》，亦称三体石经；石经所刻古文一体，是用东汉末人们想象的蝌蚪文写成，不是先秦真正古文。但却反映了由汉及魏古文《尙书》面貌，熹平石经尙在，不过六七十年又新立石经，也许正是熹平石经犹有不足，例如，或许新刻《尚书》古文一体，将熹平石经欧阳、夏侯二书与古文经差异处完全删除。若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完全一样，实在没有必要再立，至少无必要在熹平石经之西侧更立正始石经。虽然三国分立，正始石经不及熹平石经传播广远，但在魏及后继晋境内，仍会广为流传。除两通石经，两汉以来，读、传、习、注古文《尙书》者不少，特别东汉以来，如卫宏从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尙书》，并着有《尙书训旨》。贾逵习《古文尙书》，史称其一生所著经传训诂及论难百余万言。许慎从贾逵受古学，其主要著述《说文觧字》包含古文《书》中许多资料，足见许深黯古文《书》。马融注《尙书》等典籍十余种。蔡邕等着《五经》传记，自着《尙书章句》等，虽未明说其为古文今文，但今文立三家之学，已有定本，何须再注？其《尙书章句》当是古文《书》章句。郑玄从张恭祖学《古文尙书》，从马融学古文经，遭党锢之祸，闭门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釆今文经学，遍注包括《尙书》在内之羣经，王肃注《尙书》等。这些著述，一定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开去。
　　到此为止，虽然古文《尙书》面世以来，最初因大多数人不识蝌蚪古文而被冷落，因巫蛊事未立学官，因王莽末天下大亂弃置不问，东汉末终算走出低谷，成为显学。
　　学界习称：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至永嘉之乱亡佚。东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亦作頣）奏献汉孔安国作传之《古文尙书》，比今文多二十五篇。唐孔颖达作疏，即今《十三经》中之《书经》。至宋，朱熹、吴棫始疑其为伪作，清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列举一百二十八例，证其伪作；清丁晏作《尙书余论》，定其出于魏王肃之手，近代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康有为亦疑其为伪造。
　　又有人以为“伪造”者为郑冲，《太平御覧》卷609引《尙书正义》：“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于私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梅赜奏上，始列于学官，此则古文也。”还有人认为《尙书》经过两次伪作：一次为王肃，一次为郑冲。陈梦家先生在其《古文尙书作者考》中又认为是东晋孔安国着。
　　笔者以为：古文《尙书》亡佚不可信，伪造不可能。
　　一、亡佚不可信：“古《书》魏晋时唯秘府有之”便大不可信。前已指出，正始石经于魏齐王芳时立于太学，石经中包括古文《尙书》，曹芳在位，已是魏之中晚期，终西晋之世，熹平、正始两石经未被毁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两通石经，百余年间朝夕立于斯，古《书》魏、晋时何曾只藏秘府？三国魏人王肃尙在为古文《书》作注，这些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包括前人注释及摩写石经之文，必大量留存民间，魏、晋间无挟书之禁，搜书之律，更无焚书之举，无论正史稗官，从未著录魏、晋有收缴古文《尙书》之事，且魏、晋收缴古《书》何为？既未收缴，亦未焚烧，何以只能秘府有之？“唯秘府有之”之论如何得出？作过全国暜查？民间古《书》都到哪里去了？永嘉之乱，晋氏东迁，秘府所藏书籍散失，絶不只古《书》，别的书既未因秘府藏书散失絶版，古《书》断无独失之理！如果说《古文尙书》专指蝌蚪古文所写之《书》，此说尙可成立，因为鲁恭王出壁《书》，孔安国献《书》，至此已四百余年，今文所写古《书》早已通行，蝌蚪文少有人能认识，民间乃至士夫，家中不再保存虫《书》，在情理中，但虫文古《书》散失，不等于《古文尙书》散失。
　　以秦火之烈，秦令之严，秦法之酷，入汉之后，不断有人献书，单《古文尙书》，除鲁恭王献、还有孔安国献，河间献王献，河内女子献，杜林献。东汉而后，蔡侯纸广泛运用，汉隶书写比虫书更容易，汉晋以来读书人远比七国对峙时多，何以无一人献《古文尙书》？这只能说明民间所存之《古文尙书》，应当称为《尙书》，与“梅赜所献之书”，或许是虫书，内容完全一致。此节下面还要讨论。
　　梅赜《晋书》无传，更不载其献书之事，其名仅见于《世说新语•方正》第五，是否史有其人，献书其事，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二、伪造不可能：清人丁晏着《尙书余论》，认为今之《古文尙书》为魏人王肃伪作。
　　王肃（195--256），郯人，王朗子，字子雍，仕魏，官至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善贾逵、马融之学，称其为与郑玄争胜，作《圣证论》，专攻郑玄，并伪托孔安国《尙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以佐其说。王肃女为魏权臣司马昭之妇，其子司马炎为晋开国主。称其伪托孔安国为《尙书》作传，或可能；称其伪造《孔子家语》，可能；伪造《古文尙书》则絶不可能。
　　第一、肃主要活动在建安时期及魏文帝、明帝两朝，古《书》至此已流通近四百年，儒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取得独尊地位；五经为儒学重要典籍，东汉末古文经学取得压倒性成功，古《书》尤为研究重㸃，且熹平石经尙在、正始石经也在其生前刊出，曹魏朝中，才士云集、建安七子，何晏、嵇、阮等，博学能文，王肃伪作，能瞒天下耳目？他应当知道张霸伪造古文《尙书》的故事，即使伪托孔氏作传，也会有人指证其非。除非预见到其外孙司马炎要当晋武帝，接着是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后人大遭杀戮，接着晋室东迁，秘府所藏之古《书》散佚，其外重孙晋元帝司马睿要将其伪作立于学官。他的伪作才真该藏之秘府，否则，等待他的是贻笑天下。
　　第二、何以只造古《书》？前已论及，古、今《书》早已合于一体，此外，《诗》《礼》《乐》《易》《春秋》都在可造之列，或局部或全书，如同其造《书》。
　　第三、王肃伪造古文《尙书》何为？有人称其为攻郑玄及郑学。此說不通之甚，要反对郑氏学，只能就其著述发难，伪造古《书》，古《书》存时，自取其辱；古《书》不存，郑注古《书》也不存在，将无从比对而毫无意义，或者竟让孔冠作者之名，流传千古？
　　第四、郑冲造或其它人造，都不可能。《晋书•列传第四十五》荀崧传称：元帝践祚，“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其时间虽不能确指，但大体可以划定一个时区，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汉烈宗（匈奴人）刘聪军攻破洛阳，俘怀帝司马炽，宫室被焚，四海南奔，秘府藏书当于是年被焚。史称：“帝蒙尘于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
　　《晋书》称：“六年（312）春正月，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壬子为二月初一，癸丑初二，上尚书三字何觧？若是官称，司马睿即后来之东晋元帝，当时以建业（今南京）一带为根据地，不是京官，如何能作尚书，且上字分明是睿上，而非炽所封，炽时为臣虏，如何能封睿官？故睿之所上，当是《尚书》，何以在兵荒马乱时上《尚书》，史书未说明，或者司马睿借上《尚书》向怀帝表示尽臣子之忠，履臣子之职，怀帝虽是刘聪俘虏，晋室并未另立新君，仍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也许还有以《尚书》励志，明君臣之义，倡士夫之节，望怀帝勿忘帝王之尊。且除了上书，还能上别的什么？这与本文讨论者无关。
　　注意，怀帝虽被俘，天下仍用怀帝之永嘉年号，所上之书绝非梅赜所献，因为梅在元帝时“方献伪书”。郑冲为魏晋两朝大员，尤其助司马炎受魏禅有功，晋位公爵，于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辞世，如何来得及伪造？
　　这条事实说明，至少在南都建业，还有《尚书》存在，且绝非孤本，至少司马睿要留底本。所上之《书》定为古文（古本）《书》，前已论及，至迟在正始年间，伏生书已不再单刊，因此所谓“唯藏于秘府”，实在是不经之语。
元帝睿于丁丑（317）年三月，在建康即帝位，建元建武。若于是年立学官，则《古文尚书》早已存在，不劳梅赜上献。郑冲要造伪书，必定在311年，确知古《书》已佚之后，在317年立学官前。五六年时间内造出一本伪《古文尚书》，诚非易事，要瞒天下人耳目，更非易事，何况，郑冲已于公元274年辞世，如何造书？造书何为？
　　陈梦家认为古《书》出东晋孔安国之手，更加没有根据。征之《晋书•列传四十八》，安国为孔瑜少子，史称其小诸兄三十余岁，以儒素显。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再为会稽内史、领军将军。安帝隆安中下诏曰：“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出内播誉，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必能导达津梁，依仁游艺。”后历尚书左右仆射。义熙四年（408）卒，赠左光禄大夫。
　　东晋孝武、安帝两朝，已是东晋末叶，风雨飘摇，兵荒马乱，义熙间刘裕已经兴起，并积极准备篡晋，孔安国身居高位，常在军旅，军政之不暇，焉有时间从事艺文？晋书不载其有任何文事。下面将会看到，元帝时《古文尚书》孔氏已立学官，孔安国造书何为？
　　建业因避愍帝司马邺之讳，改名建康。王导初至建康，听人多作洛阳音，说明东晋初，不少洛阳人到了建康，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读书人、学者，应当读过古文《尚书》，不少人，包括朝中大臣，例如刚才提到的荀崧，应当读过《正始石经》中的古文书，将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是小事，如果他看到的古文《尚书》与他看到的正始石经有很大差别，几十篇文章不同的差别，当能发觉，别的有同样经历的人，同样能发觉，因为他们离开洛阳不过五六年，最多十来年，当年读书的方法是将书读得倒背如流，不至于几十篇书不同都感觉不到。仍然是荀崧事，史称：“元帝践阼，（荀崧）征拜尚书仆射，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注意简省二字，所谓简省即精简原有机构，节省人力财力。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后元帝批复，准置博士十八人。
　　从这段文字，可得出如下结论：
　　1、《尚书》郑氏，郑擅古文经学，曾注古文《尚书》，杜林漆《书》；杜书为古文，篇目与今文同，杜《书》篇目与今《书》篇目如此吻合，窃以为，杜漆书或即伏生《书》之古文摩写本。《古文尚书》孔氏与《尚书》郑氏并称，可以作两种觧读，第一、《尚书》郑氏为壁书，非孔安国所献，当然也无孔传，但包含杜林漆书内容，其注释间采今文三家说。第二、为杜林漆书，此似不可能。不管那一个版本，已非今文《尚书》，再次证明今文《尚书》东汉末已不传，魏、晋时不单独立于学官，卽魏晋人不习今文《尚书》。这就派生出一个问题，如果魏晋时古文《尚书》，无论是壁书、孔书、河间书、河内书、杜林书都只藏于秘府，伏生书已不传，则自魏黄初（220）至西晋建兴末（317），近百年间，学者再也无人读《尚书》，可能吗？
　　2、《周易》王氏，此王氏当是王弼，而于其先人王肃之学，未立一于学官，可见晋室不以亲疏判别学术优劣取去，实在难得。
　　3、“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咸宁、太康为武帝司马炎早期年号，永嘉为怀帝炽年号，即从武帝到怀帝，西晋灭亡前一个皇帝，上列人等都领国子博士，应当认为，这些人虽不必为大德硕学，至少对儒家经典多所涉猎，应当读过古文《书》。
　　4、“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犹须注意“祖述前典”，前典云何？至少有两方面意蕴：第一：一般性的建制：经始明堂，营建辟雍等都是；第二、学术上的措置，具体有：“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可注意者是石经古文，此石经当然指立于洛阳太学外的熹平及正始石经，特别提到古文，魏晋间所说古文自是古文经学，其所提到之贾、马等可以说全为古文经学家，其中章句传注众家之学，虽不必全指古文经学众家之学，却绝对包含古文经学众家之学，所提到之《古文尚书》孔，孔当指孔安国，立于学官必有师说，其《书》必是孔传古文《书》，这是在祖述前典，即西晋之典，非所新创，更不是几千几百年前旧制。
　　山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战火纷飞，东晋草创之初，继前典之乏力，不可能新设，事实也是如此。荀崧有曰：“伏闻节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旧置十九人，今五经合九人，准古计今，犹未能半。”简省下来，犹设《古文尚书》孔学博士，其必为西晋旧典无疑，旧典立之不全，遑论新设？
　　西晋到东晋，永嘉到建武不过数年时间，纵令秘府典籍亡失殆尽，记忆是不会立即磨灭的。何况熹平、正始石经尚在，要取得准确经文，完全可以派人潜入洛阳，或摩拓碑文，或民间收购。当时洛阳虽为刘聪、石勒势力所控制，并无明确国界，平民少量往来，当不受限制。　
　　荀崧两晋重臣，元帝倚重，元帝薨，羣臣议庙号，崧不畏得罪权臣王敦，不辞失去司空高位，坚持已见，终得上司马睿中宗庙号，致开罪王敦，见其骨鲠。史称其“年虽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可见崧博学羣经，通晓典章，非泛泛之辈。崧“咸和三年薨，时年六十七。赠侍中，谥曰敬。”晋成帝衍咸和三年为公元329年，317年元帝睿建元建武，始为东晋，荀崧在西晋生活了五十五年，其所言前典，当是亲见，而非传闻。故晋书此段叙述，应是当年实典，而非空言比附。至此可以结论：孔传、郑注古文《尚书》自西晋咸宁年始，已立学官，设有博士，所谓魏晋间古文《尚书》“唯藏于秘府”，因晋室东迁而佚亡，便是弥天大谎！阎若璩等所谓今传《尚书》为伪书说之前提不成立，不攻而自破，何须跟着他去玩章句疏证游戏？
　　师承关系，无须深究，两汉间，因书籍缺乏，学者稀少，故师承关系，脉络分明，魏晋以降，蔡侯纸大量应用，记得洛阳纸的典故？石经已立，拓片盛行，书籍得来较前容易，读书人越多，授业之师自然更多，师承关系更趋复杂也更见淡化，陶潜受业于谁？业师对其有何影响？
　　朱熹等以结屈聱牙为气格高古，文从字顺为气格卑弱而怀疑《尚书》某些篇章为伪作，实在偏颇，唐宋八大家之韩栁，柳文有些篇章不免简涩，韩文有些篇章则滔滔不绝，汪洋恣肆，用其比较，莫非韩为唐人，柳为商周人？同一人之文，亦有简涩流畅之别，莫非涩者为真，畅者为伪？不成名器。
　　六经以外之书或可伪造，六经絶不能伪造，因为它流传太广太久，地位太神圣，如同欧人伪造《圣经》，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过去典籍全凭人工书冩，有时一人读，一人录，兼以书写工具简拙，通假字、错别字所在多有，多抄几字，少写几字，把批注抄到正文上去，都有可能，也不排出有整理者，根据自己学识、见觧、兴趣、需要，擅加改动。立熹平石经、正始石经，雕板印刷使用前所立种种石经，都在做统一版本，校刊文字工作，即使雕版印刷术广泛使用，即使今日，版本问题也非一劳永逸地觧决了。所以一篇之中，即使出现几个不该出现之字，不能据此否定其篇；一书之中，更不能以某篇有不该出现之字句而否定其书。
　　结论：《古文尚书》不是伪作，阎若璩等之论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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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花雪月

2010-10-15 17:38:17

风花雪月
青蘋之末起雌雄，催绽时花扫落红。
拂面不寒堪惠我，卷茅有恃欲欺穷。
罗纬香暖襟何碍？椿树枝残山也空。
莫倩蒲公檄封氏，留将一炬助江东。

姹紫嫣红艳若霞，明黄净白也风华。
沉香亭北颜如玉，西子湖滨影净沙。
百亩空劳骚祖惠，一篱可避净宗哗。
已生幽谷堪清赏，莫羡缠头二尺纱。

边声彻夜鸣金铁，浴出华清妃子热。
帐下笙箫舞袖长，城头士卒雕弓折。
程门不耐迎青女，谢韫何能歌玉阕？
一段梅香方煮酒，炭翁已始随车辙。

对影成三樽底竭，砧声无奈万家歇。
何时虚幌成双照，几度昭关哀独越？
叫彻寒山乌夜啼，鸣过赤壁鹤宵谒。
风花雪月原如此，野水荒烟拂断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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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秦始皇

2010-10-13 20:30:07

也说秦始皇

秦始皇已经死去两千多年，其功其过已经成为不可易移的史实。昔人云“盖棺论定”，秦始皇之所以棺已盖而论不定，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因为需要，需要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例如焚坑一事，有人鼓掌喝彩，有人破口大骂；也许正因为“焚坑”，始皇帝才使人不能忘情，才那么叫座。
本文不对秦始皇作全面评价，只对几个问题说说看法。

秦始皇之功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没有功绩，有，但不如一些论者估计的那样伟大。不少论者把秦始皇视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中国自唐虞起，经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国家，在其疆域内，有定于一尊的天下共主，他不仅拥有天子的名号，而且是拥有实权的最高仲裁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是说，制度的厘定，律令的颁发，国家的稳定，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甚至邦国内政等，都是天子要料理之事。有人称三代之体制有如今之联合国，天子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这是极不恰当的比喻（非本文所讨论）。周至幽王失政，平王东迁，方始王纲坠绪，大权旁落，诸侯力政，霸主迭兴，春秋之后，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方出现七国相争局面。秦始皇不是统一天下第一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人，他不过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众多历史人物之一。

他之功绩，大端有二
一曰废封建而行郡县，关于此，已有许多评论，不赘。要说明一点的是，郡县制也非秦始皇之发明，战国时期，西周封建基本瓦解，其他六国，大致也实行郡县制，如魏之西门豹为邺令，即郡县制之一例，秦始皇不过将其推行于全国，而不封建子孙叔侄。秦始皇也未终结封建制，如汉初封建，西晋封建，明初朱元璋也行封建，都是例子。

二曰统一文字：任何一个统一国家都会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及度量衡之统一。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在文字上选择了秦篆（小篆）与秦隶，虽然那是他熟悉的文字，也是历史给予的机遇，为文字选择了一条适用因而也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至于最高统治者称皇帝，皇帝之称朕称制，不过是称谓上之变化，其实质与夏商周三代之君并无本质区别，虽为历代最高统治者袭用，算不上制度之兴革。

秦始皇之不足

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独裁者，集大权于一身，系天下安危，社稷存亡，百姓祸福，乃至皇族绝续。君明则国治，君昏则国乱。秦始皇算不上明君，更不是好皇帝。

兼并六国前，如果说秦始皇还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翦灭六国，一统天下。其实，这个目标也不是他制定的，而是其数代先人之谋略，秦自孝公起，已经在打天下的主意，秦始皇不过承其余绪，用贾谊的话说，“奋六世之余烈”。

春秋之世结束，进入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阳奉宗周，创建霸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吴越之争，便是由春秋争霸到战国兼并的一例。夫差攻越，虏其王而不灭其国，人多归之夫差妇人之仁，上了勾践之当，还演出了一曲西施当主角的美人计。实则那是春秋时期的霸主章法，越灭吴则已开战国兼并之先河。列国相继走上用武力掠人之地，并人之国，即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而在其兼并的国土内，郡县制实际已经实行。武力兼并他国，既是当时之历史潮流，也是列国自存之道。不是秦始皇有什么高于列国首脑的政治眼光。当然，历史给予秦始皇一个统一中国的机会，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何者当务，何者不当务，何者当急务，何者当缓务，秦始皇是一头雾水，许多事当做而未做，许多事不当做却大做特做。荦荦大者略举如下：

选定治国之理念：夏商周三代之治国理念，可以认为夏尚乐，夏后启作九辩九歌是其征，商尚鬼神，大量卜辞遗存便是明证。周尚礼乐，周公制礼作乐，载之史籍。孔子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是国家体制大转型期，秦始皇又希图一世而至万世，如此重大历史课题，如此重要历史期许，秦始皇似乎并未认真思考治国理念是什么。中国历经春秋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众多学说问世，儒墨并称显学，都可以作为确立治国理念之参考，或者兼取诸家，折中融合，建立适应于新时期的治国理念。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施行法术。在武力兼并列国的军国时期，厉行法术，或有必要，六国平定，天下一统，秦始皇仍采用法家学说作为治国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抉择。

关于法家，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看法，或者有意无意地作错误引导，把法家说成是法律学家，按法家学说治国就是以法治国。《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絶矣。”《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读读韩非著作，李斯文章，就会发现，法家根本立足点不是“一断于法”，不是“信赏必罚”，直如李斯所说，法家的根本立足点是在上者可以肆志广欲，为所欲为，对在下者则用法、术、势厉行督责。用敝乡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挽圈圈，下套套让人去钻。就是玩天下臣民与股掌之间。一句话，法家不是法律学家，法家说不是法律学，法家治国理念不是实行法治，恰恰是实行人治。

法家能否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能否做到信赏必罚？如果说不是绝对做不到，也是很难做得到。赵高，李斯，都是法家，史有明征。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是一断于法？赵高杀李斯，是一断于法？上世纪70年代，吾国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报刊上、广播上、小会发言、大会批判，乃至大、小字报，莫不篇篇颂扬大法家，人人山呼秦始皇，四人帮之徒莫不以当代法家自居，他们能做到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他们根本就无法无天。他们在一段时间倒真正做到了以法术势玩天下于股掌之间。

事实上，法家们有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就是皇帝，他是最高立法者，所谓一言而为天下法；他是最高仲裁者，他却置身于法律之外，肆志广欲，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律条约束。依附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核心，也不受法律约束，如此层层相因，各级土皇帝都可以为所欲为。
历史证明，在一切学说中，法家学说最不符合科学精神，它提倡绝对专制主义，是登龙术、帝王术，与广大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法家治国理念是最坏的治国理念，凡专以法家理念治国，结果都是政令繁苛，民不聊生，所谓冤狱遍于国中，豪强弹冠相庆，其国运都不久长，秦朝不过十五年而终。

兼并六国后，历史给予秦始皇一次机会，可以为他的国家选择一种合适的治国理念，同时也就为其后继者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然而，他却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念，酷行法术，失掉了一次造福千秋的机会，也让秦朝过早夭折。这不能用历史局限来为其开脱，只能说明秦始皇没有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处，缺乏透视历史的眼光，知史不明。

秦一六国，所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就是人民受够了列国纷争之苦，亟需免除刀兵，过太平日子。省徭薄赋，廉洁吏治，厘定制度，选拔人才，崇尚教化，开放言路，安定社会，富裕民生，乃所当务，使民得以休养生息。可惜他几乎一样未做，不当务，不当急务之事，如修驰道，修长城，修陵寝，修阿房宫，旷日费时，虚耗大量民力民财，乃至竭泽而渔之事，却做了许多。使黎民比六国未灭时生活更苦，短短十余年，竟让黎庶有苦秦久矣之感，可谓知世不明。

“异时广招游学”，秦一六国后，更有大量各国各学派之士人入秦。天下底定，偃武修文乃是常例，特别在如此重大历史转型期，更应该广设翰林院、编修局之类机构，优容各家各派，利用其整理各国史乘，整理各家典籍，光大文化事业。也为这些人安顿一只饭碗，安排一条出路。秦始皇却大肆焚书，拑制人口，复重用方士，不惜费巨亿资财，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上当受骗，被数落一顿，直接导致其坑杀诸生，放逐扶苏，造成弥天大错，可谓知时不明。

秦始皇与李斯共事多年，结成儿女亲家，对李斯却没有透彻认识。李斯确有吏治之才，也善谋略，却是一个逢君之恶的筲小，唯利是图的贪夫，缺乏国家栋梁的中正之气，骨骾之节，一到利害攸关，便会不顾信义，不讲原则，待善价而贾。这种人只可作干员，秦始皇却依为心膂，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沙丘之变，如果李斯有一点忠臣之节，良相之操，完全可以坚持先帝遣命，阻止胡亥与赵高阴谋篡夺。则李斯不仅德高秦室，也保住了自己之官、之命，更使无量数黔首免去一场刀兵之苦。

李斯是政坛老手，在政治旋涡中打过滚，却缺乏政治眼光，看不准胡亥，看不透赵高，更由于利益驱使，以为支持胡亥篡夺，有拥戴新君之功，立于新朝仍可以大权在握，位极人臣。结果是夷三族，欲牵黄犬出上蔡之东门而不可得！毁了自己也毁了秦朝。

赵高、胡亥一为近臣，一为亲子，限随左右有年，秦始皇只见其奴颜媚骨，苟合取容，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却不知其包藏祸心，更不知其为亡国灭族之祸水。

韓众、侯生等十足骗子，所谓仙人不死药不过弥天大谎，秦始皇不仅被彼等骗得团团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招来一顿臭骂，成为千秋笑柄，以此为诱因，演出了一曲焚坑活剧，用杀戮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在中国历上史开了一个恶例，对先秦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给中国学术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秦朝败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今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不断重复地说到秦始皇，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大约就因为他搞过“焚坑”，习惯上叫做“焚书坑儒”，下愚在拙文《焚书坑儒辩》中说明“焚书坑儒”一词不确切，应当改作“焚书坑士”。此文在网上贴过，现收入拙著《白垩居文萃》中。照贾谊说法，秦皇此举意在愚惑黔首，搞愚民政治，让老百姓都变成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变成会听话的工具，在上者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就可以长治久安，一世而至万世。

搞愚民政治史不乏人，凭借武力，凭借高压，在一个短时间内行得通，不仅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可以搞，瓦岗寨里的翟让，水泊梁山里的王伦，青羊宫里的张宪忠都可以搞。但人心高不可及，人世变动不居，历史证明，没有一种愚民政治可以行之久远。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势力掌控一切，干预一切，用宗教裁判所，火刑柱拑制言论，屠杀一切“离经叛道”者。然而，人类智慧的光芒却在最黑暗的角落迸发出来，哥白尼就是修士，他的日心说与罗马教庭采用的托勒密天文体系的地心说截然不同。文艺复兴不可遏止，人文主义思潮像溃坝的巨流，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决一切阻碍，磅礴于欧洲，泛滥于世界。

秦始皇最不该做的另一件事是遣扶苏于上郡监蒙恬军。

“祖龙虽死秦犹在”，但种因得果，献关虽子婴，亡秦实赢政，亡于焚坑，更直接亡于放逐扶苏。扶苏被放逐到上郡，远离权力中心，使胡亥、赵高、李斯等筲小得以蝇萤苟且，成其篡夺阴谋，将秦朝迅速引向崩溃。若令扶苏继承大统，以其宽仁，任用贤良，纠始皇之苛政猛法，秦朝何至十余年崩解？当时百家精英尚在，若能扬长抑短，任其贤能，国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文化将是另一番景象。有人对看好扶苏提出质疑，并以燕王朱棣行事作反证，实在不伦不类，有必要多说两句。

扶苏是大勇者。一个像样的朝廷，必有拾遗之臣，补阙之官，以匡皇帝之不逮，然而，秦一六国，于始皇当政的十余年中，几乎没有一个言官对秦始皇之举措提出过异议，这是始皇帝积威所致，而史称扶苏数谏上。尤其在秦始皇受方士之骗，受方士之谤之盛怒中，李斯之辈火上浇油，煽其怒焰之时，整个朝堂噤若寒蝉之际，面对不吝杀人，疏于亲情，极端情绪化的始皇帝，只有扶苏站出来，不顾自身荣辱安危，敢于批逆鳞，履虎尾，据理陈词，为诸生请命。遍数历史，试问几人能及！请看扶苏谏词：“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从此还可以看出：

扶苏是大智者：对当时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天下初定”，百废待举，矛盾尚多，六国旧族尚在，多有恢复旧国之想；天下黔首矫首观望，希望皇帝能与民更始，造福苍生，让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这是当时最大的现实，秦始皇却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大兴土木，修长城，修驰道，修陵寝，修阿房宫，务不当务，用严刑峻法施行督责，加重徭役，滥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不仅六国之民苦秦苛政，连秦民也无法忍受。

“远方黔首未集”，扶苏所谓远方，既指地域上之远近，也指异国之民。所谓未集，既指匈奴、西域等地之民，并未怀秦之德，前来归顺，也指六国之民，仍多心怀首心鼠，观望朝廷举措。扶苏此言，既为诸生说情，也乘机提醒秦始皇，国家虽然统一，民心犹未稳定，朝廷所为种种，并未给广大黔首带来福惠，并未将秦地建成黔首赖以生存之乐土，既为民请命，也是对周青臣等面谀之词的驳正。唯扶苏有爱民之心，来远之念，实现天下一家的抱负。

“诸生皆诵法孔子”说明秦始皇也尊敬孔子，至少不反对孔子。焚书令谓：“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郡、尉杂烧之。”《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故《诗》《书》为专指，即儒家经典《诗》《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未闻语百家语者弃市。《诗》《书》为焚之首，语《诗》《书》为惩之极，当始皇坑杀诸生之时，扶苏敢直陈“诸生皆诵法孔子”，至少说明，第一、扶苏具有极高的判别力，早刘彻几两百年，认识到孔学是安天下的大学问，也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来，王室中认识到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中将起巨大作用的第一人。第二、在秦始皇盛怒之时，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认定的真理、学说，有舍身护法之勇气。第三、提醒秦始皇，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些人是社稷之栋梁，治国之能臣，而非韩众、侯生等骗子可比，要秦始皇刀下留人，为国惜才，为国储才，为泰朝之可持续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上皆重法绳之”：所谓皆即不分良莠，不加区别；所谓重法，即轻罪重判，无罪妄判。罚不当罪，即是枉法，无异当面指斥秦始皇滥用权力，滥杀无辜，刑赏乃国大宪，朝廷重器，如此滥施刑戮，岂不等于说秦始皇是昏君！面对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后世几人能至此境界？
“臣恐天下不安”：诸生因学获罪，因言获罪，天下士人何能安？诸生皆诵法孔子，即诸生皆是儒者，儒者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仁者爱人，提倡民贵君轻，提倡保民而王，平心而论，先秦百家中，儒家学说对百姓较为有利。对儒者重法绳之，天下百姓何能安？“臣恐天下不安”，扶苏已经见到天下不安，天下苦秦，委婉向始皇进言。“唯上察之”，希望他能看到实况，从盲目自信中清醒过来，改弦易辙，救百姓之急，脱百姓之困，也是救秦之急，存秦之道。

扶苏是智者仁者勇者，史称长子（扶苏）：“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唯扶苏清醒地看到当时国家之大势，民心之向背，认定了该以孔学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可谓文武兼备，为继秦统之上上人选。陈涉、吴广起义，打着扶苏之旗号，更可见扶苏深得民心。

秦始皇任李斯，亲赵高，爱胡亥，信韓众，逐扶苏，可谓知人不明。

有人以为，扶苏远不及燕王朱棣，如果不袭以成败论英雄的老谱，对两人作一对比，将会看到朱棣远远比不上扶苏。人们看好朱棣，贬低扶苏，其理由是扶苏看到胡亥等以秦始皇之名义，矫诏赐其死，扶苏不弄清是非，贸然自杀。朱棣则敢于起兵造反，夺了朱允炆的天下。
关于此，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比较：

第一、扶苏看到的是以秦始皇名义下达的要他死的诏书，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始皇与扶苏，君臣兼父子，当时秦始皇不过五十岁，正是春秋鼎盛之时，扶苏想不到秦始皇已死，连生病也想不到。扶苏深知，其至上郡监蒙恬军，因谏阻焚坑而起，纯系责罚，“诏书”又数其怨望，赐其死，极可能是前罚之延续及加深，以扶苏服膺孔学，忠诚纯孝，不可能怀疑诏书为伪，更不可能逡巡观望，以抗父命王命。

朱棣面对之情况则完全不同。朱棣面对的是他的侄儿，朱允炆是一个仁慈帝王，甚至是一个仁弱帝王，他继承的是一个良臣宿将几被其祖残杀殆尽，人才空乏的朝堂，面对的却是一个积年经营的强藩，久有觊觎皇权之心的叔父。如果朱棣所对是其父朱元璋，同样一角文书，两骑使者，要他自裁，他能抗拒，他敢起兵？

第二、扶苏于始皇盛怒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陈胸臆，疏救与自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之诸生。朱棣以藩王之重，于其父大肆屠杀功臣良将之时，可有半句不然之词，疏救之语？

第三、扶苏为社稷，为苍生失欢于其父，复不忍拂父之意，不愿加兵于国于民而甘愿就死。朱棣因朝廷削藩，这本是加强中央权力，预防地方势力坐大，达至长治久安之举，朱棣阴畜谋士，扩充兵力，乘势发动“靖难之役”，完全不顾瓦拉在北，有进窥中原之心，不顾天下粗安，黎民有重罹兵革之苦，不顾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夺取其父亲定之帝位继承者、其侄朱允炆之位，于朝廷则为叛臣，于其父则为逆子，不顾民族存亡，黎庶死活，则为不义之徒。方孝儒为其父钦定之托孤重臣。骨骾正直，不阿叛逆，朱棣笼络不成，恼羞成怒，滥施杀戮；磔杀方孝儒也就罢了，复夷其十族，行刑七日方止；夷十族也罢了，复将其不及戮之女眷，亲笔批发教坊司“永远做个淫贱才儿”。历代稍有人心之帝王，都有褒忠扬善之举措，纵杀其人亦不忘褒其忠，善待其后。朱棣此举，不要说做了个明成祖，即使做了全世界的大总统，也不是东西。

扶苏忠孝仁义俱全，兼智兼勇，朱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岂可同日而语？如果不是有叛臣向其密报南京空虚可图，朱棣不过吴王濞，赵王伦之流亚，何劳后世为其刷皮靴？

第四、下愚曾议及，如果扶苏于始皇宾天后继统，则秦朝将是另一番景象，天下将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的前进，有时直如处于岔道口的火车，稍一用力，就会驶向不同方向，迎来不同前景。这已经不是假设，而是有例可援的史实。始皇死后，如果扶苏继位，其时天下并未崩解，农民起义之星火并未点燃。朝廷不乏人才，也不乏钱财，以扶苏之宽仁，更其父政之苛猛，不消数月，即可改弦易辙，人民之气消，天下之难除，秦政仍大有可为。秦固不足惜，天下苍生至少可以免除另一场刀兵之苦。

话又说回来，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假设，扶苏毕竟自杀，朱棣终究夺得江山，成者英雄败狗熊，为成功者刷皮靴向有成例，吾辈草民也乐观其刷。

秦始皇于统一天下，社稷初定，国家粗安，本该夙夜匪懈，勤于政事，却于灭齐之次年，27年，开始巡游，复出游于28年、29年、31年、37年，短短十余年间，即有五次远游，大量时间在外，如何勤政？其游历不是体察民情，了解国情，纯粹是游山玩水，复令人刻石，自我吹嘘。昔人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秦始皇却不顾帝王之重，远离国都，命驾出入不测之地，近临不安之民，触风雨，犯寒暑，涉江河之险，越山岳之危，复有染时疫杂症之可能。事实上，29年之游，即遇刺客于博浪沙中，31年于微行咸阳，遇盗，已经向其示警。却自以为万乘之尊，春秋正盛，天与人皆莫奈他何，结果病死于第五次巡游中，可谓知己不明。

如此知时不明，知世不明，知史不明，知人不明，知己不明之君，能是明君？至于嬴政不是好皇帝，就不用饶舌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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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之？

2010-07-29 02:37:46

“清华简”之？

　　从网上看到一篇《清华惊现古文尚书》的帖子，据说：“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的约2100枚竹简，被盗墓者盗挖后流散到海外，幸被一位清华校友发现并解囊购回，使它们重回故土。”又据称，经权威专家检定，这批竹简，“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重要文物，大多在迄今已经发现的先秦竹简中还没有见到过，其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清华大学已收藏了这批竹简现简称为“清华简”。
　　“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长度最长的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的，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文字大多比较精整，很少潦草，多数至今非常清晰。
这批竹简数量约为2100枚（包括残片），1700支左右，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文物”。
　　“这批竹简究竟在何时、何地被盗挖，又在海外历经哪些周折？这些疑问目前还都是谜团。”
　　看了这位网友的文章，不仅未能与之一样惊现，而是疑云顿生，至少有下列诸谜团得不到解答。
　　①既然这批“清华简”在何时何地被盗挖都不能确定，凭什么判定其为公元前三至四世纪之物？简上题款？所记史实？文字类型？或者•••？
　　据猜测，王羲之之《兰亭集序》埋到了地下，一说昭陵，一说乾陵，若有人真从昭陵或乾陵中挖出了《兰亭序》，莫非就断定昭陵或乾陵为晋墓？
　　看一看当今之伪造古董，不仅题记、款识、文字、式样伪造得是模是样，连成色也可以乱真。怎么证明这批竹简绝非伪造，绝对可信？这与晋武帝太康二年，不准盗发汲冢，所得竹书之情况大不一样。
　　第一、盗发汲冢之时间十分清楚，《晋书•列传二十一•束晳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晋武帝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
　　第二、盗发冢及竹简归官过程十分清楚，史称：“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不准发冢，在盗取金银珠宝，数十车竹书，不值几何，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虽多烬简断札，仍有大量竹书存留，可见这些竹书，在盗手中之时间不长，少则数日，多则月余。
　　第三、汲冢竹书虽然是重要文物，其所述虽与当时通行典籍有所不同，但并非重要经典，更不具重要经济价值，不久即为官收，当时也没有什么真书，什么伪书那些名目，用不着用这些出土文物证明什么，否定什么。因此，不准等用不着、来不及、以其文化程度，也不可能伪造。
　　第四、魏襄王墓早不过前296年，安釐王墓早不过244年，下及不准盗发，不过五六百年。判定墓为王墓，简为魏简，当有较为充分依据。当时学界对待新出土之文献，态度既十分审慎，又雍容大度，并未因地下出土文物与流行文献有所不同，而修改通行说法。因为那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一种“版本”而已。
　　②据网友称，“清华简”为前三四百年之物，则其产生时间与汲冢简同时甚至更早。汲冢数十车竹书，经整理得夏商周至今王之编年史不过十三篇。而“清华简”不仅“竹简中还有好多内容，似乎与《国语》、《仪礼》、《周易》等典籍中的内容相似，有待将来深入探讨和释读。可以说这都是两千余年来都无人见过的。”而且更为令人惊现的是《尚书》，据称“发现有多篇《尚书》，都是秦火以前的写本（这个自然，因为前三四百年，秦火还未烧起来哩）。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顾命》。”但“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尚书》里没有，或属于伪古文，例如《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不是一回事。这些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其对古史研究的意义不可估量。”多篇是多少？更多是多少？据称，先秦《尚书》有百篇之多，这2100枚“清华简”竟有如此大的容量，确实又是一大惊现。
　　③孔子于鲁哀公16年（前479年，农历二月十一日）辞世。悉知儒学是孔子创立之学派，儒学经孔子弟子、再传弟子，特别是孟子等数代人之传播、弘扬，方成为显学，儒学主要教材之六经，也才逐渐完善并流传开来。孟子生于前372年，卒于前289年，曾北游大梁，见到魏惠王。《孟子》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孟子见梁惠王”。魏惠王在位时间为前369—前319，儒家学说当于此段时间或更早传入魏国，但汲冢竹书中未有一篇儒家经典。
楚昔人称为荆蛮，其文明程度长期低于齐赵韩魏等中原各国。儒家经典传入楚地当比传入中原各国晚，至少不会更早。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卿虽然在前255年及前238年两为楚兰陵令，但时间都不长，且在“清华简”成书百余年后，与其毫无关系。从楚国重要作家，如屈原等作品中，看不到一个儒家重要人物的名字，足见儒家学说对楚地文化影响不深。而“清华简”早于汲冢书达百余年，竟然有类似《国语》、《周易》、《仪礼》等内容，特别有真正的《古文尚书》那么多篇目及非常清晰的文字，宛如为《古文尚书》量身定制，真是一大惊现。
　　④楚地主要处于江汉流域，其地较为潮湿多雨，“清华简”较汲冢书存世之时间长了4倍，还要加上盗挖时的不正规放置，偷运出国的折腾，存放之不中规矩。竟然保存得这样完好，连“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又是一大惊现。
　　⑤“清华简”不知何年出土，若于清初（不至于更早吧？），盗发古墓与不准之目的一样，在于金银财宝，竹简之命运也与汲冢简之命运差不多，不过烧之作炬，以掘财宝。盗绝不会将其搬回家去，再盗运出国，待善价而贾。若为官收，则一定献与朝廷，何劳阎若遽作什么《疏证》，毛奇龄作什么《冤词》？把真正的《古文尚书》一公布，一场公案岂不立即了断？若从清初到现今，三四百年间，私藏于民间，保存得如此完好，确非易事。
　　若于民国，特别甲骨文面世之后，地下竹简之价值渐为盗知，则盗墓者或者一股脑儿将所藏竹简卖给外国人，或自己盗运出国，都有可能。迄今为止，还未见外国私人有收藏竹简之报导。一般而论，外国人购得，其必献与或卖与图书馆或博物馆等学术机构，则这批竹简，特别因其涉及《尚书》真伪，必为学界重视，应早就名扬于世。
　　建国后，改革开放前，盗发古墓，并将2100余枚竹简偷运出国，绝非易事。改革开放后盗发古墓，并将竹简偷运出国，岂能轻而易举？首先，此墓殉有大批竹简，从汲冢竹书看，此墓绝非普通百姓或一般将相之墓，必是王侯一级人物之墓。除竹简，必有更多宝货。盗发必定惊动四邻，甚至惊动国家文物部门。盗发者掠得宝货后必定快速撒离，更用不着清扫现场，竹简必有残留，将此残存之竹简与“清华简”一比对，“真相”不就大白？被盗墓亦必有其他文物残留，如壁画、棺槨、陶器残片等，但至今未闻这方面报导。
　　⑥“清华简”不知在海外逗留了几何年月，盗者未出手，一定是待善价而贾。不知现在一片甲骨文值多少银子，当然甲骨文更古老，但以文物价值而论，两者差异当不会太过悬殊。不知那位“清华校友”是如何得知其人有此一批竹简，又用了多少美钞将其购下？如果当下有一片秦二世时的竹简，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卖，能拍出多少银子？1000美元有人要否？这2100枚竹简，比单株残简学术价值更高，盗者卖给美国的学术机构，要价一百万美元？打个对折，五十万美元值吧？盗者卖给“清华校友”的银子是多少？看一看那些牛头羊头的卖价，及最近黄庭坚一幅字的卖价，大概就可以估量出这批竹简的价值了。
　　⑦即使“清华简”有足够材料证明其为前三四百年之楚简，且有百篇《古文尚书》，也不过是不同版本而已，不能用其来证明如今传世之《尚书》为伪书，正如同齐、鲁、韩、毛四家诗，尊齐诗者不能因其他三家诗内容与齐诗有所不同而认为其余三家诗为伪作。要证明通行《尚书》为伪书，目今只有一法，就是找出孔壁原件，一一比对，若有十篇以上绝然不同，方可判定其为伪书。
今本《尚书》，经众多学人之努力，阎若遽加于其上之“伪”字，已渐渐剥落，如果有人仍要证其为伪书，只要把今人之说法一一驳倒就行。制伪证伪，那叫心劳日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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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九公
2012-02-27 04:32:51

“清华简”之造作者大约有两个目的，一、用“出土文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作，取信于学界。二、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中国历史断代工程。

蘭臺出版社
2012-01-12 12:58:14

袅袅婷婷豈淡妆，容华本該自然香，丽质用來矜权贵，风雅多半事孔方。。。。。。。。

　　　哈哈哈哈哈，到此一遊。。。

胡礼忠
2010-11-15 05:18:52

拜访老师、颂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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