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秦始皇

[巴九公]

也说秦始皇

秦始皇已经死去两千多年，其功其过已经成为不可易移的史实。昔人云“盖棺论定”，秦始皇之所以棺已盖而论不定，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因为需要，需要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例如焚坑一事，有人鼓掌喝彩，有人破口大骂；也许正因为“焚坑”，始皇帝才使人不能忘情，才那么叫座。
本文不对秦始皇作全面评价，只对几个问题说说看法。

秦始皇之功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没有功绩，有，但不如一些论者估计的那样伟大。不少论者把秦始皇视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中国自唐虞起，经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国家，在其疆域内，有定于一尊的天下共主，他不仅拥有天子的名号，而且是拥有实权的最高仲裁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是说，制度的厘定，律令的颁发，国家的稳定，疆土的完整，边境的安宁，甚至邦国内政等，都是天子要料理之事。有人称三代之体制有如今之联合国，天子就是联合国秘书长，这是极不恰当的比喻（非本文所讨论）。周至幽王失政，平王东迁，方始王纲坠绪，大权旁落，诸侯力政，霸主迭兴，春秋之后，兼并之风愈演愈烈，方出现七国相争局面。秦始皇不是统一天下第一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人，他不过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众多历史人物之一。

他之功绩，大端有二
一曰废封建而行郡县，关于此，已有许多评论，不赘。要说明一点的是，郡县制也非秦始皇之发明，战国时期，西周封建基本瓦解，其他六国，大致也实行郡县制，如魏之西门豹为邺令，即郡县制之一例，秦始皇不过将其推行于全国，而不封建子孙叔侄。秦始皇也未终结封建制，如汉初封建，西晋封建，明初朱元璋也行封建，都是例子。

二曰统一文字：任何一个统一国家都会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及度量衡之统一。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在文字上选择了秦篆（小篆）与秦隶，虽然那是他熟悉的文字，也是历史给予的机遇，为文字选择了一条适用因而也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至于最高统治者称皇帝，皇帝之称朕称制，不过是称谓上之变化，其实质与夏商周三代之君并无本质区别，虽为历代最高统治者袭用，算不上制度之兴革。

秦始皇之不足

皇帝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独裁者，集大权于一身，系天下安危，社稷存亡，百姓祸福，乃至皇族绝续。君明则国治，君昏则国乱。秦始皇算不上明君，更不是好皇帝。

兼并六国前，如果说秦始皇还知道该做什么，那就是翦灭六国，一统天下。其实，这个目标也不是他制定的，而是其数代先人之谋略，秦自孝公起，已经在打天下的主意，秦始皇不过承其余绪，用贾谊的话说，“奋六世之余烈”。

春秋之世结束，进入战国时期，人们就认识到，阳奉宗周，创建霸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吴越之争，便是由春秋争霸到战国兼并的一例。夫差攻越，虏其王而不灭其国，人多归之夫差妇人之仁，上了勾践之当，还演出了一曲西施当主角的美人计。实则那是春秋时期的霸主章法，越灭吴则已开战国兼并之先河。列国相继走上用武力掠人之地，并人之国，即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而在其兼并的国土内，郡县制实际已经实行。武力兼并他国，既是当时之历史潮流，也是列国自存之道。不是秦始皇有什么高于列国首脑的政治眼光。当然，历史给予秦始皇一个统一中国的机会，他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何者当务，何者不当务，何者当急务，何者当缓务，秦始皇是一头雾水，许多事当做而未做，许多事不当做却大做特做。荦荦大者略举如下：

选定治国之理念：夏商周三代之治国理念，可以认为夏尚乐，夏后启作九辩九歌是其征，商尚鬼神，大量卜辞遗存便是明证。周尚礼乐，周公制礼作乐，载之史籍。孔子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是国家体制大转型期，秦始皇又希图一世而至万世，如此重大历史课题，如此重要历史期许，秦始皇似乎并未认真思考治国理念是什么。中国历经春秋及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众多学说问世，儒墨并称显学，都可以作为确立治国理念之参考，或者兼取诸家，折中融合，建立适应于新时期的治国理念。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施行法术。在武力兼并列国的军国时期，厉行法术，或有必要，六国平定，天下一统，秦始皇仍采用法家学说作为治国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抉择。

关于法家，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误看法，或者有意无意地作错误引导，把法家说成是法律学家，按法家学说治国就是以法治国。《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絶矣。”《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读读韩非著作，李斯文章，就会发现，法家根本立足点不是“一断于法”，不是“信赏必罚”，直如李斯所说，法家的根本立足点是在上者可以肆志广欲，为所欲为，对在下者则用法、术、势厉行督责。用敝乡话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挽圈圈，下套套让人去钻。就是玩天下臣民与股掌之间。一句话，法家不是法律学家，法家说不是法律学，法家治国理念不是实行法治，恰恰是实行人治。

法家能否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能否做到信赏必罚？如果说不是绝对做不到，也是很难做得到。赵高，李斯，都是法家，史有明征。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是一断于法？赵高杀李斯，是一断于法？上世纪70年代，吾国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报刊上、广播上、小会发言、大会批判，乃至大、小字报，莫不篇篇颂扬大法家，人人山呼秦始皇，四人帮之徒莫不以当代法家自居，他们能做到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他们根本就无法无天。他们在一段时间倒真正做到了以法术势玩天下于股掌之间。

事实上，法家们有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就是皇帝，他是最高立法者，所谓一言而为天下法；他是最高仲裁者，他却置身于法律之外，肆志广欲，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律条约束。依附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核心，也不受法律约束，如此层层相因，各级土皇帝都可以为所欲为。
历史证明，在一切学说中，法家学说最不符合科学精神，它提倡绝对专制主义，是登龙术、帝王术，与广大人民利益格格不入。法家治国理念是最坏的治国理念，凡专以法家理念治国，结果都是政令繁苛，民不聊生，所谓冤狱遍于国中，豪强弹冠相庆，其国运都不久长，秦朝不过十五年而终。

兼并六国后，历史给予秦始皇一次机会，可以为他的国家选择一种合适的治国理念，同时也就为其后继者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财富。然而，他却选择了法家的治国理念，酷行法术，失掉了一次造福千秋的机会，也让秦朝过早夭折。这不能用历史局限来为其开脱，只能说明秦始皇没有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处，缺乏透视历史的眼光，知史不明。

秦一六国，所以成功，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就是人民受够了列国纷争之苦，亟需免除刀兵，过太平日子。省徭薄赋，廉洁吏治，厘定制度，选拔人才，崇尚教化，开放言路，安定社会，富裕民生，乃所当务，使民得以休养生息。可惜他几乎一样未做，不当务，不当急务之事，如修驰道，修长城，修陵寝，修阿房宫，旷日费时，虚耗大量民力民财，乃至竭泽而渔之事，却做了许多。使黎民比六国未灭时生活更苦，短短十余年，竟让黎庶有苦秦久矣之感，可谓知世不明。

“异时广招游学”，秦一六国后，更有大量各国各学派之士人入秦。天下底定，偃武修文乃是常例，特别在如此重大历史转型期，更应该广设翰林院、编修局之类机构，优容各家各派，利用其整理各国史乘，整理各家典籍，光大文化事业。也为这些人安顿一只饭碗，安排一条出路。秦始皇却大肆焚书，拑制人口，复重用方士，不惜费巨亿资财，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上当受骗，被数落一顿，直接导致其坑杀诸生，放逐扶苏，造成弥天大错，可谓知时不明。

秦始皇与李斯共事多年，结成儿女亲家，对李斯却没有透彻认识。李斯确有吏治之才，也善谋略，却是一个逢君之恶的筲小，唯利是图的贪夫，缺乏国家栋梁的中正之气，骨骾之节，一到利害攸关，便会不顾信义，不讲原则，待善价而贾。这种人只可作干员，秦始皇却依为心膂，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沙丘之变，如果李斯有一点忠臣之节，良相之操，完全可以坚持先帝遣命，阻止胡亥与赵高阴谋篡夺。则李斯不仅德高秦室，也保住了自己之官、之命，更使无量数黔首免去一场刀兵之苦。

李斯是政坛老手，在政治旋涡中打过滚，却缺乏政治眼光，看不准胡亥，看不透赵高，更由于利益驱使，以为支持胡亥篡夺，有拥戴新君之功，立于新朝仍可以大权在握，位极人臣。结果是夷三族，欲牵黄犬出上蔡之东门而不可得！毁了自己也毁了秦朝。

赵高、胡亥一为近臣，一为亲子，限随左右有年，秦始皇只见其奴颜媚骨，苟合取容，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却不知其包藏祸心，更不知其为亡国灭族之祸水。

韓众、侯生等十足骗子，所谓仙人不死药不过弥天大谎，秦始皇不仅被彼等骗得团团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招来一顿臭骂，成为千秋笑柄，以此为诱因，演出了一曲焚坑活剧，用杀戮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在中国历上史开了一个恶例，对先秦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给中国学术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成为秦朝败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今人们还记得秦始皇，不断重复地说到秦始皇，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大约就因为他搞过“焚坑”，习惯上叫做“焚书坑儒”，下愚在拙文《焚书坑儒辩》中说明“焚书坑儒”一词不确切，应当改作“焚书坑士”。此文在网上贴过，现收入拙著《白垩居文萃》中。照贾谊说法，秦皇此举意在愚惑黔首，搞愚民政治，让老百姓都变成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变成会听话的工具，在上者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样就可以长治久安，一世而至万世。

搞愚民政治史不乏人，凭借武力，凭借高压，在一个短时间内行得通，不仅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可以搞，瓦岗寨里的翟让，水泊梁山里的王伦，青羊宫里的张宪忠都可以搞。但人心高不可及，人世变动不居，历史证明，没有一种愚民政治可以行之久远。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势力掌控一切，干预一切，用宗教裁判所，火刑柱拑制言论，屠杀一切“离经叛道”者。然而，人类智慧的光芒却在最黑暗的角落迸发出来，哥白尼就是修士，他的日心说与罗马教庭采用的托勒密天文体系的地心说截然不同。文艺复兴不可遏止，人文主义思潮像溃坝的巨流，以高屋建瓴之势冲决一切阻碍，磅礴于欧洲，泛滥于世界。

秦始皇最不该做的另一件事是遣扶苏于上郡监蒙恬军。

“祖龙虽死秦犹在”，但种因得果，献关虽子婴，亡秦实赢政，亡于焚坑，更直接亡于放逐扶苏。扶苏被放逐到上郡，远离权力中心，使胡亥、赵高、李斯等筲小得以蝇萤苟且，成其篡夺阴谋，将秦朝迅速引向崩溃。若令扶苏继承大统，以其宽仁，任用贤良，纠始皇之苛政猛法，秦朝何至十余年崩解？当时百家精英尚在，若能扬长抑短，任其贤能，国家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文化将是另一番景象。有人对看好扶苏提出质疑，并以燕王朱棣行事作反证，实在不伦不类，有必要多说两句。

扶苏是大勇者。一个像样的朝廷，必有拾遗之臣，补阙之官，以匡皇帝之不逮，然而，秦一六国，于始皇当政的十余年中，几乎没有一个言官对秦始皇之举措提出过异议，这是始皇帝积威所致，而史称扶苏数谏上。尤其在秦始皇受方士之骗，受方士之谤之盛怒中，李斯之辈火上浇油，煽其怒焰之时，整个朝堂噤若寒蝉之际，面对不吝杀人，疏于亲情，极端情绪化的始皇帝，只有扶苏站出来，不顾自身荣辱安危，敢于批逆鳞，履虎尾，据理陈词，为诸生请命。遍数历史，试问几人能及！请看扶苏谏词：“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从此还可以看出：

扶苏是大智者：对当时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天下初定”，百废待举，矛盾尚多，六国旧族尚在，多有恢复旧国之想；天下黔首矫首观望，希望皇帝能与民更始，造福苍生，让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这是当时最大的现实，秦始皇却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大兴土木，修长城，修驰道，修陵寝，修阿房宫，务不当务，用严刑峻法施行督责，加重徭役，滥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不仅六国之民苦秦苛政，连秦民也无法忍受。

“远方黔首未集”，扶苏所谓远方，既指地域上之远近，也指异国之民。所谓未集，既指匈奴、西域等地之民，并未怀秦之德，前来归顺，也指六国之民，仍多心怀首心鼠，观望朝廷举措。扶苏此言，既为诸生说情，也乘机提醒秦始皇，国家虽然统一，民心犹未稳定，朝廷所为种种，并未给广大黔首带来福惠，并未将秦地建成黔首赖以生存之乐土，既为民请命，也是对周青臣等面谀之词的驳正。唯扶苏有爱民之心，来远之念，实现天下一家的抱负。

“诸生皆诵法孔子”说明秦始皇也尊敬孔子，至少不反对孔子。焚书令谓：“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郡、尉杂烧之。”《诗》、《书》与百家语对举，故《诗》《书》为专指，即儒家经典《诗》《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未闻语百家语者弃市。《诗》《书》为焚之首，语《诗》《书》为惩之极，当始皇坑杀诸生之时，扶苏敢直陈“诸生皆诵法孔子”，至少说明，第一、扶苏具有极高的判别力，早刘彻几两百年，认识到孔学是安天下的大学问，也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来，王室中认识到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中将起巨大作用的第一人。第二、在秦始皇盛怒之时，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认定的真理、学说，有舍身护法之勇气。第三、提醒秦始皇，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些人是社稷之栋梁，治国之能臣，而非韩众、侯生等骗子可比，要秦始皇刀下留人，为国惜才，为国储才，为泰朝之可持续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上皆重法绳之”：所谓皆即不分良莠，不加区别；所谓重法，即轻罪重判，无罪妄判。罚不当罪，即是枉法，无异当面指斥秦始皇滥用权力，滥杀无辜，刑赏乃国大宪，朝廷重器，如此滥施刑戮，岂不等于说秦始皇是昏君！面对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后世几人能至此境界？
“臣恐天下不安”：诸生因学获罪，因言获罪，天下士人何能安？诸生皆诵法孔子，即诸生皆是儒者，儒者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仁者爱人，提倡民贵君轻，提倡保民而王，平心而论，先秦百家中，儒家学说对百姓较为有利。对儒者重法绳之，天下百姓何能安？“臣恐天下不安”，扶苏已经见到天下不安，天下苦秦，委婉向始皇进言。“唯上察之”，希望他能看到实况，从盲目自信中清醒过来，改弦易辙，救百姓之急，脱百姓之困，也是救秦之急，存秦之道。

扶苏是智者仁者勇者，史称长子（扶苏）：“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唯扶苏清醒地看到当时国家之大势，民心之向背，认定了该以孔学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可谓文武兼备，为继秦统之上上人选。陈涉、吴广起义，打着扶苏之旗号，更可见扶苏深得民心。

秦始皇任李斯，亲赵高，爱胡亥，信韓众，逐扶苏，可谓知人不明。

有人以为，扶苏远不及燕王朱棣，如果不袭以成败论英雄的老谱，对两人作一对比，将会看到朱棣远远比不上扶苏。人们看好朱棣，贬低扶苏，其理由是扶苏看到胡亥等以秦始皇之名义，矫诏赐其死，扶苏不弄清是非，贸然自杀。朱棣则敢于起兵造反，夺了朱允炆的天下。
关于此，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比较：

第一、扶苏看到的是以秦始皇名义下达的要他死的诏书，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始皇与扶苏，君臣兼父子，当时秦始皇不过五十岁，正是春秋鼎盛之时，扶苏想不到秦始皇已死，连生病也想不到。扶苏深知，其至上郡监蒙恬军，因谏阻焚坑而起，纯系责罚，“诏书”又数其怨望，赐其死，极可能是前罚之延续及加深，以扶苏服膺孔学，忠诚纯孝，不可能怀疑诏书为伪，更不可能逡巡观望，以抗父命王命。

朱棣面对之情况则完全不同。朱棣面对的是他的侄儿，朱允炆是一个仁慈帝王，甚至是一个仁弱帝王，他继承的是一个良臣宿将几被其祖残杀殆尽，人才空乏的朝堂，面对的却是一个积年经营的强藩，久有觊觎皇权之心的叔父。如果朱棣所对是其父朱元璋，同样一角文书，两骑使者，要他自裁，他能抗拒，他敢起兵？

第二、扶苏于始皇盛怒之时，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陈胸臆，疏救与自己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之诸生。朱棣以藩王之重，于其父大肆屠杀功臣良将之时，可有半句不然之词，疏救之语？

第三、扶苏为社稷，为苍生失欢于其父，复不忍拂父之意，不愿加兵于国于民而甘愿就死。朱棣因朝廷削藩，这本是加强中央权力，预防地方势力坐大，达至长治久安之举，朱棣阴畜谋士，扩充兵力，乘势发动“靖难之役”，完全不顾瓦拉在北，有进窥中原之心，不顾天下粗安，黎民有重罹兵革之苦，不顾同室操戈，骨肉相残，夺取其父亲定之帝位继承者、其侄朱允炆之位，于朝廷则为叛臣，于其父则为逆子，不顾民族存亡，黎庶死活，则为不义之徒。方孝儒为其父钦定之托孤重臣。骨骾正直，不阿叛逆，朱棣笼络不成，恼羞成怒，滥施杀戮；磔杀方孝儒也就罢了，复夷其十族，行刑七日方止；夷十族也罢了，复将其不及戮之女眷，亲笔批发教坊司“永远做个淫贱才儿”。历代稍有人心之帝王，都有褒忠扬善之举措，纵杀其人亦不忘褒其忠，善待其后。朱棣此举，不要说做了个明成祖，即使做了全世界的大总统，也不是东西。

扶苏忠孝仁义俱全，兼智兼勇，朱棣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岂可同日而语？如果不是有叛臣向其密报南京空虚可图，朱棣不过吴王濞，赵王伦之流亚，何劳后世为其刷皮靴？

第四、下愚曾议及，如果扶苏于始皇宾天后继统，则秦朝将是另一番景象，天下将是另一番景象。历史的前进，有时直如处于岔道口的火车，稍一用力，就会驶向不同方向，迎来不同前景。这已经不是假设，而是有例可援的史实。始皇死后，如果扶苏继位，其时天下并未崩解，农民起义之星火并未点燃。朝廷不乏人才，也不乏钱财，以扶苏之宽仁，更其父政之苛猛，不消数月，即可改弦易辙，人民之气消，天下之难除，秦政仍大有可为。秦固不足惜，天下苍生至少可以免除另一场刀兵之苦。

话又说回来，时光不能倒流，历史不能假设，扶苏毕竟自杀，朱棣终究夺得江山，成者英雄败狗熊，为成功者刷皮靴向有成例，吾辈草民也乐观其刷。

秦始皇于统一天下，社稷初定，国家粗安，本该夙夜匪懈，勤于政事，却于灭齐之次年，27年，开始巡游，复出游于28年、29年、31年、37年，短短十余年间，即有五次远游，大量时间在外，如何勤政？其游历不是体察民情，了解国情，纯粹是游山玩水，复令人刻石，自我吹嘘。昔人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秦始皇却不顾帝王之重，远离国都，命驾出入不测之地，近临不安之民，触风雨，犯寒暑，涉江河之险，越山岳之危，复有染时疫杂症之可能。事实上，29年之游，即遇刺客于博浪沙中，31年于微行咸阳，遇盗，已经向其示警。却自以为万乘之尊，春秋正盛，天与人皆莫奈他何，结果病死于第五次巡游中，可谓知己不明。

如此知时不明，知世不明，知史不明，知人不明，知己不明之君，能是明君？至于嬴政不是好皇帝，就不用饶舌了罢！

_________________
爱好中华传统文化，愿与爱好传统文化的海内外朋友结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