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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三

2015-08-25 05:22:25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三

三、《耆夜》行文用辭證其爲晚出
㈠飮至：
簡文：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太室。
①殷無“飮至”之禮
所謂“飲至”，乃古王、侯盟會，征伐等功成後祭告宗廟及宴飲之典禮。飮至一詞，最早見於《左傳•隠五年》：“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又《左傳•桓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此則為“飮至”禮之簡釋。
悉知商重巫，周重礼，商用巫治，巫咸爲殷中宗賢臣卽一例；周用礼治，史稱周公製禮作樂，製禮作樂，當在周公主政之後。今之三禮，皆周禮遺存。周代禮制，當然不可能與夏、商二代完全割裂，但正如孔子所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孔子又稱：“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足見夏、商典章制度，相對粗疏，周禮最為完備。飮至之禮不見於三《禮》，亦不見於《詩》、《書》等先秦典籍，唯《周禮》注疏中，凡涉飮至，皆引《左傳》，如《周禮•卷二十八•夏官司馬第四》：“司勛，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賈公彥疏：“故僖二十八年秋，七月，晉文公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為首，故司勛列位在前。”此或《耆夜》中武王曾行飮至之禮之所據。然則賈氏之疏，重在釋司勛，只言晉文公行飮至，並未延及周武王。晉文公已在周公製禮作樂三百餘年後，賈公彦疏更在周公千餘年後。由此知飮至一詞，先秦典籍，最早見於《左傳》，且僅見於《左傳》。若飮至之禮行於殷末，周續行之，三《禮》當有載，小戴、先鄭、後鄭當有注或補。但三《禮》均無此禮，三家均無補或注。故殷末周初無“飮至”之禮。
按誰主張誰舉證之原則，清華簡主能在西周或西周前之文獻中，例如甲骨、吉金文中找出一條證據？或人曰清華簡是出土文物，其說卽是證據。答曰：非也！卽使承認清華簡爲楚簡，那也是戰國中晚期楚人冩成埋入地下，焉知作簡者不是剿襲《左傳》文意而成？清華簡主數稱其簡抄自祖本，請問“祖本何在”？
②飮至之地點不對
《書•西伯戡黎》入《商書》，武王稱西伯，仍爲殷方伯，此點常爲論者所忘或所忽。其戡黎乃爲商，非爲周攻城掠地，其行飮至之禮，當於商都或商之太廟舉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武王及其臣属無資格行飮至之禮，卽令其慶功行償，也不能稱飮至。
③飮至之節目不對
據《左傳•隠五年》：“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簡文所敍根本不見有數軍實，數車徒，及獻馘、獻俘、獻獲等舉措，而是大擺筵席，賭酒賽詩。真開成了“飮至”之會，飮爲至高無上之會。吕尙司正之設，其職“監飮酒”，卽清華簡自證此飮至之會實爲飮酒之會。這就令人懷疑，清華簡炮製者是否懂得什麽叫飮至，是否認真讀過《左傳》關於飮至之述。
何以清華簡炮製者棄“飮至”之必書項目而不置一辭，偏以賡歌和韻，唱曲吟詩貫於全篇？一則向壁虚構，實在無據可依，如何“數”軍實、車徒、所獲等，無可措辭；再則炮製此篇之文，意在未了之斷代工程，關於此黠，容後再述。
㈡文太室
“文太室”三字謬。
①《書•洛誥》：“王入太室祼。”孔傳：“太室，清廟。”孔穎達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杜預註：“大廟之室。”故大室卽太室，卽太廟。爲帝王祭祀祖宗之廟，有昭穆之序。周室至武王時，太廟至少當有三人神主牌，卽太王、王季、文王，稱文太室卽文王一人之廟，置太王、王季於何地？更不可能一王立一廟。《書•洛誥》：“王入太室祼。”而不書“王入武太室祼”，說明太廟不止立武王一人神主。清華簡炮製者何以常犯此等低级錯誤，何不仿《洛誥》而書“乃飮至於太室”，照葫蘆畫瓢？那是要突出文王已经歸天，神主牌已入太廟，戡黎只能是武王。又一次弄巧成拙！
②其時姬昌未有謚號
《史记•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稱先祖有德臣而不稱文考，故至觀兵之時尙未為姬昌上謚號。
《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西伯即位五十年卽西伯在位五十年，依此説法，姬昌及其終，只稱西伯。“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則史遷以為，受命之年，卽斷虞、芮之訟之年，卽自稱王，謚為文王，皆詩人之言，非史家所錄。言見前引《詩•大雅•綿》，《大雅•綿》為周後人作。與《竹書》相證，昌至薨，《竹書》仍稱其西伯，而不稱王。卽令昌自稱王，至其身后纪年之十一（或十三）年，仍大勛未集，未昭告天下，天下共主仍為商紂，自然未上謚號。大勛未集，周未定天下，如何上謚？上何謚？據前引《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故最早當在武王於牧野伐紂成功之時，始謚昌爲文王，戡黎“飮至”之時，更無上謚之可能。
《逸周書•謚法觧第五十四》：“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此句歷多歧義，竊以為，此處嗣王，當指嗣文王功業之武王，周公旦，太公望輔武王剪滅商紂，建功於牧之野者、終將葬者，亦指嗣王，此時未上謚，不稱武王，故以嗣王稱之。故制謚法者乃周公與太公二人，非旦、望终後始制谥，二人豈能同時而終。故文王亦周初追謚。故“文太室”三字證此篇為後人妄作。
㈢“監飮酒”
簡文“吕尚父命为司正，監飮酒”“監飲酒”三字證清華簡為晚出。
“司正”一詞，乃古代“鄉飲”、“鄉射”、“大射”禮及燕樂等活動臨時設置之以正賓主之禮者。《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荀子•樂論篇》亦引《鄉飲》此節。《國語•晉語一》：“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韋昭註：“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
十三經中僅《儀禮》、《禮記》正文有司正一詞，另如前引《國語》正文，《荀子》正文亦有“司正”一詞。
《毛詩正義》兩見於箋註（《卷耳》、《南有嘉魚》），《左傳》見於註疏，《韓非子》見於註。《書》、《易》、《論語》、《孟子》、《孝經》、《周禮》、《爾雅》、《公羊傳》、《谷梁傳》、《戰國策》、《呂氏春秋》等皆無。
司正所司何職，先秦經、史、子諸籍皆不作說明，唯見於有關註疏。此點極易理解。“司正”為古代行射、飲等禮及燕樂間所設尋常職司，眾皆習以為常，不必介紹其所司何職。如往日晚會之報幕員，衆皆知其所當之職，不必稱“報幕，報節目”。今之報幕者，久已稱主持。將來用“報幕”二字入文章，必當解釋：“報幕”者，今之晚會主持也。這是常識。《耆夜》作者，竟在此常識問題上發生錯誤。
司正所司何職？如前引韋昭註《晉語》，又鄭玄《毛詩箋》《卷耳》註：“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鄭玄註當為最早說明司正為正賓主之禮者，或可稱為監禮。
《禮記•投壺第四十》“庭長，司正也。”孔穎達《正義》“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故非飮酒始卽有司正之設，而是將旅之時方設司正。《耆夜》一開始卽設呂尙爲司正，有違禮制。
此條為最早提到司正之職為“察飲酒不如儀者”。
何謂旅酬：孔穎達疏曰：“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眾相酬也”
《儀禮註疏•大射十八》：“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眾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興，對曰：‘諾，取不醉！’”唐賈公彥《疏》：“案司正監酒。”
此條為最早明確說到司正監酒者，為造作《耆夜》者之所據。
所謂“飲至”，乃古諸侯、王盟會，征伐功成後祭告宗廟及宴飲之典禮，《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飲至既是一種禮，故司正之設乃為監禮。查遍先秦典籍，未有“監飲酒”、“監酒”等說。
司正之職為“察飲酒不如儀者”及“案司正監酒。”為唐人說，與武王，周公相去已一千六七百年。
故“監飲酒”非當時語，判斷一篇古文獻之真偽，一條重要線索，卽看其是否用後世語寫成。若其用後人語寫成，例如題名為清人紀曉嵐寫的一篇文章中卻有“大明王朝”四字，那一定是今人偽作。雖然王朝二字，最早見於《漢書•韋賢傳》：“王朝肅清，唯俊之庭。”但前人稱一個朝代，只稱某朝，如唐朝、大宋朝，絕無加王其間，而稱唐王朝、大宋王朝者，稱某王朝，那是近代受翻譯影響而造出之詞頭。
“呂尚父命為司正，監飲酒”，既違反行文常例，又用後世詞語，偽作之跡昭然。揣其用意，此飲至之禮，在於飲酒，以便與後“武王”“周公”所賦之飲酒詩相呼應。所謂欲益反損，弄巧成拙。造作者本欲突出《耆夜》之主旨在飲酒，不經意間露出馬腳。此真乃作偽者之滑鐵盧！
一種文體或一個時期，有其獨特語言，“王劉”、“伴哥”，元曲語也；“水軍”、“尼瑪”，網絡語也；“阿瑪”、“忽悠”，影視小品語也；“再次證明”，清華簡語也。
㈣“耆夜”與“夜爵”
⑴飲至之時間不對。
古人凡鄉飲、鄉射、燕樂等重大聚會，皆在日間，唯昏禮在傍晚舉行。飲至之禮既酬畢公戡黎凱旋歸來，告祭於文王廟寢，必有獻俘、獻馘、獻獲之舉，此乃堂而皇之之事，必在日間舉行，昭告四方，以行慶賞。然此飲至，盡在夜間進行，文題《耆夜》，文“王夜爵酬畢公”，釋文之一，詩有“”等，皆說明此節，有違行飲至禮之時間。且夜間在太廟歡嘩，勸酒罰爵，不怕驚擾其“文考”？且流傳人口，不怕好酒淫樂，觀北里之舞，作長夜飲之譏？《史記》不正是如此數落紂王？偽作者表示其兄弟親密，置飲至於夜間，以近代夜宴相況，所謂心勞反拙者也。
⑵夜字《耆夜》中訓作舉（何按，此為前釋，今姑議之）。古人文字少，或一時想不起，多用假借字。假借一般出於二種原因，①本無其字，借用聲同或相近者代，許慎在《說文序》裏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如北之本義為二人相背，北方之北與背音同，故借北為北方之北，而為背之北反而添月作背以別。②本有其字，或因書寫時忘記，而用同音或音近之字代替，如常借為棠等。夜字在《詩經》中出現31次，皆作名詞，在古代典籍中亦多作名詞，間作名詞性形容詞，如夜月，夜宮等。無一作動詞者。音相近者，《詩•唐風•葛生》：“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夜古音在鐸部，舌根塞音（入聲），居在魚部，二字主要元音相同。故通押。《鄭風•大叔於田》：“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於公所。”舉在魚部。故舉與夜韻可通押。韻通押不等於聲相近，夜之古音聲紐為喻四，喻四今人定其為喉塞音，舉之聲紐古為見母，見母為舌根清塞音，兩聲相去甚遠，若要同聲假借，古音與舉相近者如莒、矩、據、倨等皆可。
“舉爵酬”三字連文不見於六經，舉觶酬則見於註疏，可見皆非當時用語。故假夜為舉，典籍所無，實為妄度。
⑶今“清華簡”釋讀又以夜為舍之假借，查舍古聲紐為書母，韻在魚部；《詩•節南山•何人斯》：“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為其例；夜古音聲為喻四，韻在鐸部，《詩•節南山•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為其例。雖韻部主元音同，但鐸部為以k收聲之入聲韻，書母為舌面前清察音，夜古聲紐為喻四，為喉濁音，二字聲紐與舉、夜二字聲紐讀音相去更遠。釋讀以舍訓奠，舍爵卽奠爵。
“舍爵”一詞，六經中唯《左傳》用到，義亦有歧。《春秋•經•隠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孔疏：“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无爵，不可越字而書名。”此句釋《春秋》書法，言大夫若有爵位，則不可不書爵位而書其字。舍有棄義。
《左傳•桓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孔穎逹疏：“書勞策勛，其事一也。舍爵乃策勛，策勛常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故舍爵即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故此舍爵卽等價於書勛勞。
《左傳•文十八年》：“（齊人）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注：“舍音赦，置也。”此處舍爵卽置爵，方言所謂“做酒”、“整酒”、“辦席”，卽置宴飮酒。
觀此三例，舍爵無一有舉爵、奠爵義。無一與“耆夜”中夜爵義相關，釋夜爵為舍爵非。竊以為作簡者以夜訓厭，厭此處有充滿、斟滿義，此不詳議。
人們似乎忘記《耆夜》雖擬商末事，寫簡者卻是“戰國”中晚期人，漢文字經陶文、甲骨、吉金文，春秋以降，踵事增華，異端蜂起，百家爭鳴，文字更為繁富、完備，人們使用文字之技巧更為嫻悉、準確。戰國間，列國雖各自為政，但商貿發逹，聘問频繁，外交、戰事、婚嫁常在列國間進行，文字容或有些許差異，何礙列國交流？《詩》，諸《禮》、諸子屢用奠字，卽“奠爵”二字，亦《禮》習用，何雖三轉其聲，而後得義？故弄玄虚，愚弄世人？
篇名《耆夜》，四稱夜爵，實乃夜宴。造簡者實從《詩•小雅•湛露》得“靈感”：《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傳》：“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正義》引《尚書傳》：“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前釋所謂周公詩：“於飲（今釋已無飮字，而以……代，關乎此，容後議）月有盈缺，歲（歲星，即木星）有歇行”。於飮者於此飮也。詠《蟋蟀》詩（《豳風》：“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皆夜間事，更直接點題，不是夜宴是什麽。故《耆夜》者，奠然後燕私之謂也。硬將夜釋為舉，釋為舍，強解事耳！
又周公、召公、畢公、皆伐商後之爵位，昌、發尙為西伯，其子、弟何公為？
㈤贔贔
下愚看了幾個釋讀版本之“清華簡”，無論簡體繁體，詩中皆作“贔贔戎服”。
贔字《十三經》所無，《說文》不載，《詩經•大雅•蕩》有[ ][bì]字: 《說文》：“壯大也。”“一曰迫也。”或簡作奰，同讀。段玉裁註謂：“張衡、左思賦皆用奰㞒，而譌作贔屓。俗書之不正如此。”可見直至左思作賦，仍用奰字，即古之[ ]字。則“贔”字為晉後方出現之俗字，用段玉裁話說，“俗書之不正如此”。且贔贔連文，更為晚出，如《全唐詩》卷七八六《紀遊東觀山》詩有“贔贔左顧龜，狺狺欲吠尨“之句。
正式出版之釋文，上一貝今作目，卽[目下賏]，查遍現有辭書，不知其為何字，讀何音，釋讀認為當讀賏音，卽讀英。並引詩《六月》“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為例。其實《詩•小雅•出車》：“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毛傳：“央央，鮮明也。” 陸德明釋文：“央，本亦作英，同。”《采芑》“旂旐央央，方叔率止。”《載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且釋文造出之字，上目下賏，不合《六書》之規。按《毛傳》：“央央，鮮明貌。”貝雖可寶，其時尙無“見錢眼開”之說，見两个寶貝何能二目生光？且央字周初已有，如所引《周頌•載見》卽有“和鈴央央。”《詩經》用央字不下六七處。清華簡是在戰國中晚期製作之簡，央字已成習用字，怎麽會用古今皆不見之[目上賏下]去代常用之央字？所引《詩經》三例，央央皆在語尾作修飾，今簡“央央戎服”卽“光光戎服”，小兒語也。
其實當是“贔贔戎服”，甲冑大而厚重威武之貌，《全唐詩》卷七八六載《紀遊東觀山》詩：“贔贔左顧龜，狺狺欲吠尨。”正足以形容戎服之堅牢厚重。或書簡者眼花，錯將上貝之兩點看掉，讓釋讀諸先生費許多周折，通過賏找到央；其實，借賏代央，不更省筆墨？
地下出土古文物，其所用字，與時或有廢棄，後世人難以認讀，但不會湮滅許久後復見於於世。贔字出現於西晉後，不用作什麽考證，唐後人偽作無疑。
從字、詞上看，《耆夜》中屢用後世方出見之字、詞，絶非殷末之作。
㈥紝[尸下二]
纴[尸下二]一詞，在《耆夜》諸稿中，三改其釋讀，改變最多。初釋讀為“任仁”，再釋為“綞夷”，於此二釋，下愚在評《耆夜》詩中，還要說到，此不贅。正式發行版釋讀仍為“紝[尸下二]”紝可以通假為任（今釋作恁，訓作信）。[尸下二]訓為仁。三改其釋，釋讀諸先生，亦不勝其勞也。
仁：《說文》：“親也。從人從二。”段註謂：“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
[尸下二]：段玉裁《説文觧字註》仁字條釋義中有：“古文仁或從尸。”仁從人，此人乃立人；尸為臥人。[尸下二]字不見於《爾雅》、《說文》，《集韻》錄之，《集韻》：“[尸下二]，古文仁字。”
《集韻》在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由丁度等編成。[尸下二]字雖前此不見於經典釋義，其造字法則合於六書。仁字從立人，尸之篆體象臥人之形，故[尸下二]從臥人，立人臥人皆人，故為仁字別體。
《康熙字典》引《玉篇》：“[尸下二]，古文夷字。”故“[尸下二]”作夷之古文，最早見於《玉篇》，《玉篇》由南朝梁顧野王於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年）編成。梁簡文帝（550—551在位）嫌其詳略未當，旋令蕭愷等“刪改”。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南國處士富春孫強又予以修訂增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陳彭年等又奉敕重修，這就是今天所看到的《大廣益會玉篇》，學界以為這次重修，變動最大。
陳彭年等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修《廣韻》，《廣韻》遍錄各字異體，如東韻[亻涷]，下錄倲，註曰同上，即倲為[亻涷]之異體。又同下錄仝，註曰：古文，出道書等，皆是。宋版《廣韻》六脂韻“夷”字條下，並未錄入[尸下二]為夷字異體，又於十七真韻“仁”字條下，並未錄入[尸下二]為仁字異體，可見[尸下二]字，無論《說文》或隋陸法言修切韻，唐玄宗時孫愐修《唐韻》（較《切韻》增收3500字），陳彭年承其余緒修《廣韻》，亦未收入[尸下二]字，可見由漢至唐，[尸下二]字已久置不用，成爲化石。
據唐代封演《聞見記》載，《玉篇》共16917字，現存本則為22561字，大約為孫等陸續增添者。與《說文》對照，《玉篇》原本多出7564字，今本多13208字。
《說文》為許慎作，許慎活動於東漢明帝與順帝間（約58年—約147年），於和帝永元12年始作《說文觧字》，收字9353個，許慎博極群書，時人評為“《五經》無雙許叔重”。應當認為，當時經籍用字，民間常用字，已為其搜羅殆盡。[尸下二]字不見於《十三經》，亦不見於《說文》，當然就沒有其為夷古文之說。《集韻》成書於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從集韻錄[尸下二]字看，當在《玉篇》經陳彭年等修訂後。夷：《說文》：“平也。從大從弓。東方之人也。”照《說文》所說，大固像人形，但非卧人，“二”則絕不同弓，[尸下二]同夷於六書造字法不合。或按段玉裁《說文解字註》：“周禮註夷之言尸也者，謂夷卽尸之叚借。尸，陳也。”夷有平義，尸（卧人）亦有平義，故可借夷為尸，而非借[尸下二]為夷。故[尸下二]為夷之別體，其文字依據，不會早於陳彭年等於1013修訂《玉篇》。
[尸下二]字，曾出現在1987年出土之湖北荊門市包山二號戰國墓之包山楚簡上，其中“黃㾊人[尸下二]”等二處出現[尸下二]字。包山簡所錄之日期為前322—前316年。其義亦為仁之或體，而非為夷之或體。
包山簡有竹簡448枚，竹牘1枚，有字者278枚，即有170枚無字簡。
仁字出現在《詩•盧令》與《詩•叔於田》等西周典籍中，春秋時期，由於孔子提倡仁學，仁字已廣泛使用。故仁字別體[尸下二]，或訓夷，字皆晚出，義皆後起。《康熙字典》稱其為古字，所謂古非只指其年代久遠，更在文獻皆不見其蹤，今已不用，足見其只在短時間內，在局部地域使用。重要的是由包山簡出土日期，寫成時間，爲後來製簡者提供了文字参照及物質基歴。清華簡雖不明出處，不明來歷，但可推定，其炮製時間，大致在1987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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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诗词四首

2015-08-24 15:54:51

抗日无名战士碑
钢刀斑竹笠，火铳草芒鞋。慷慨出夔剑，英威搏虎豺，生留百战创。死暴九残骸。血沃中华土，功高文史侪。
注：此碑原立于成都东门大桥头，名抗日忠勇将士纪念碑，文革中被毁，改革开放后重铸，得今名。文史：文天祥、史可法，

中国远征军烈士忠骸归葬云南
六十七年归汉节，沛然天地战旗红。国仇追讨倭奴孽，盟谊驰援米帜穷。我武维扬高世外，我仁至广惠南中。沁芳从此馨乡土，世代子孙仰烈风。
注：米帜，英国米字旗。

满庭芳•祭王铭章将军暨滕城忠烈
执戟滕城，屏藩徐埠，将、兵神勇天威。敌酋矶谷，狂想入非非：“三月支那速决，更西合卐字旗徽。”驱亡命，头功欲占，急叩我门扉。英雄身许国，分争堑土，寸守城围。誓全军玉碎，阻敌骖騑。可笑樱花一梦，铁拳下豕散鸦飞。唯忠烈，台庄大捷，功德祀巍巍。

声声慢•祭李家玉将军　　
明臣忠烈，楚将才名，威仪又见将军。誓扫倭奴，剑门北度征尘。青锋频洗虏血，耀旌麾、三晋三秦。尤砺秣，待东行驱逐，复我关津。　　熟料天教多事，坠长星、含恨赍志成仁。举国咸哀，泪雨都湿峨岷。狼烟五旬散后，起新茔、蓉锦江滨。凭祭扫。祀前贤、长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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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二

2015-08-24 15:28:12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二

二、“武王八年征伐耆”示《耆夜》晚出

㈠“清華簡”《耆夜》注釋（一）：“古書作‘黎’或‘耆’等”。“戡黎的‘西伯’，《尙書大傳》、《史記•周本紀》等，都以為周文王。但這個諸侯國的地理位置距離商都太近，文王征伐到那裏於情勢不合，所以從宋代之胡宏、薛季宣，到清代的梁玉繩，許多學者主張應該是武王。簡文明說是武王八年，證實了他們的質疑。”
卽此说明胡、薛、梁等，連《尙書》也沒有認真讀過，須知《戡黎》入《商書》，姬昌是受紂之命伐耆，而非爲周擴充地盤伐耆！何距商都之遠近而有忌？清華僞簡炮製者，連戡黎入商書也未看清，就拾前人餘唾，造起簡來。不是清華簡證明了胡、薛等之質疑，而是清華僞簡炮製者從胡、薛那裏找到了“依據”。
㈡通行文獻證明，戡黎之西伯為文王。
1、《尙書•西伯戡黎》今文古文皆有。孔穎逹《尙書正義》引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引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正義》云：“兩說不同，孔無明解。”孔指孔安國。孔雖無明觧，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戡黎之西伯為文王。鄭玄為東漢末人，王肅為曹魏人，此時《古文尙書》猶在，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所傳《今文尙書》也應該存在，今文《書》傳自伏生一系，鄭玄及王肅至少能看到三家所傳《尙書》，故自漢至魏，無論今、古文經學家，皆以戡黎為西伯昌。其後之孔穎逹至北宋諸治《尙書》者，無一對戡黎為西伯昌持異議。
孔傳姑無論，今文三家注出自伏生一系，迄無人指證其為偽作，其說可信。至南宋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小序始有“或曰西伯，武王也”。
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小序謂：“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此言可有二釋，一戡黎之西伯為武王，一姬發繼姬昌為西伯。
然蔡沈所指膠鬲所觀之兵，為武王伐紂之兵，非戡黎之兵，故蔡沈所言，與戡黎為武王無直接關係，只證明姬發亦曾為西伯耳。
膠鬲事《史記》不載，實蔡沈誤記。先秦典籍，錄膠鬲之事者有《孟子》、《國語》、《韓非子》，唯《呂氏春秋》涉觀兵；《吕氏春秋•慎大•貴因》：“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由《呂氏》知，直至姬發伐商，商人仍稱其西伯。
戰國已降，異端蜂起，百家爭鳴，諸家多因為文、説理而設事、設人，稗官説部，寓言故事與史實雜糅，所謂“揠苗助長”、“北溟有魚”之類是也。
若“或曰”為或曰戡黎者為武王，蔡未申說，“或曰”者為誰，根據何在？皆未明指，不能作爲史證，故可置不論。
2、《左傳》證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左傳•昭四年》：“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左傳•襄四年》：“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卽此二條，足以證明戡黎為西伯昌！
⑴《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許之。”《史記•殷本紀》：“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說類此。故此後西伯有奉辭伐罪之權，弓矢斧鉞，卽後世“尙方寶劍”。史家以為：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史記•周本紀》稱：“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此段補敍上段，說明崇侯之言，非空穴來風，紂昏而不庸，非只耽于醇酒美人，對諸侯之言行，當亦有所聞，非獨信崇侯一偏之言，而重治方伯之罪。紂赦西伯，惑於閎夭之徒甘言諛辭之欺，美人重寶之誘，洛西獻土之惑，謂西伯忠心不二，授以專征之權，將告密者亦和盤托出，種下西伯伐崇之因。
⑵西伯姬昌因禍得福，有了紂所授專征之權，利用紂之新寵，放手大幹。《史記》稱：“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此處之第一個明年，當指受紂專征之權後初試鋒芒。伐崇侯則報其譖於紂之怨。
西伯昌這一系列軍事活動，其謀略有三：
①為商征伐不臣者，以博紂之信任。
其一：《尙書•西伯戡黎》入商書，其小序曰：“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故西伯昌戡黎，是為商紂效命。此點必須强調再三，不少論者似乎忘記了西伯戡黎為《商書》之一篇，當為商人所寫。
所謂黎為不道，卽前所引《左傳•昭四年》，以其叛商也，故西伯所伐，皆叛商之國，因紂蒐於黎而引致東夷叛亂諸國，亦必在其中，故西伯戡黎，乃爲擒其首惡，帥叛商之國以事紂之舉，在紂看來，西伯是在盡臣子之忠，效犬馬之勞，怎麽會懷疑昌有他圖？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事必躬親，事事皆須親歷親為，西伯受紂命征伐，卽代天子征伐，以討不庭，其結果是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得償紂之願。
《尙書•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黎雖在王圻之内，但西伯為紂臣，受命專征，以伐不庭，不疑其忠，何計遠近？周幽王聚烽火召诸侯，雖兵臨城下，亦何所忌？心懷不臣，燕都雖遠，能阻朱棣問鼎之路？何况黎雖在王圻之内，離朝歌亦數百里之遥，且有太行之阻。
故西伯戡黎，於情，昌新受紂“專征伐之命”，立卽率軍以伐不庭，是向紂獻忠心，表決心之舉，於勢，西伯戡定黎等叛殷之國，率之事紂，使紂不費一兵一卒，而收天下安定，海内晏然之效；於情於勢，大合紂心，胡、薛、梁諸人不合情勢之論，想當然耳！“清華簡”隨聲附合，亦想當然！且西伯發若戡黎，黎並未移至他處，仍在王圻内，如何又合情勢了？莫非殷紂喜見姬發坐大，所謂不合情勢，妄論耳！
其二：《春秋左氏傳》敍事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前468）年，實多二十六年，故其成書不晚於前430年，卽使承認“清華簡”為前330年之作，《左傳》成書也早其一百餘年，且從無人懷疑此二條之真實性。故此二條可采信。
其三：文王戡黎，有因有果，目的明確。其因為商紂蒐黎，導至東夷叛之；故文王興兵戡黎及伐衆叛殷之國；其果為文王終勝叛殷諸國，並帥之以事紂。故《西伯戡黎》入《商書》。武王戡黎，不僅史傳無載，且原因不明，結果不明。其時西伯發正在與太公望等積極推行伐紂之謀，與紂之關係日益惡化之時，如其戡黎，為商？為周？為紂？為己？《耆夜》所敍姬發等行飮至之禮於“文太室”，則為周，為己，當入周書，與《商書•西伯戡黎》何干？“清華簡”之造作者怎麽連這一點也忘了？
②牛刀小試，檢驗周家軍事實力逹到何種程度。
③試探帝紂對自己的信任程度，或者說猜忌程度。
商非無政治眼光銳敏之人，祖伊在姬昌三得其手後，深感昌别有圖謀，卽奔告紂，紂一則自恃其强，擁有重兵，再則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迷信天命攸归，對祖伊之言置若罔聞。更為重要的是紂仍惑於閎夭獻物之媚，西伯納土之诚，“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且西伯昌所征皆叛殷之國，其間當有向紂獻俘獻馘朝参上貢之禮，書略而未記，故紂對姬昌深信不疑。
“清華簡”連自身出於何時、何地、何人之手，至今都證明不了，焉能證明前人想當然之說？
清華簡數稱其爲“祖本”。昔人稱孔子據魯史作《春秋》，左丘明亦魯史官，魯爲周公封國，周公受武王托孤之重，主周國政數十載，魯爲公國，楚爲子爵，魯爲至親，楚爲異姓，何以魯國無“祖本”，楚國偏有“祖本”？卽使魯國史乘爲“祖本”之抄本，何以偏抄“祖本”所無之“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而不抄“祖本”所有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卽使清華簡主所自稱，清華簡不過是前300±30年之作，此前700餘年周之開國史之“祖本”能寫成於700餘年後之楚國？或人云：清華簡抄自祖本。則除清華簡這個“祖本”，還有一個清華簡藉以成形之“祖祖本”。清華簡主能再被校友拍送一籮筐“祖祖本”簡來嗎？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清華簡不過杜默之作耳！
3、《屈賦•天問》證《西伯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下錄《天問》中有關一節。

師望在肆，昌何識①？鼓刀揚聲，后何喜②？
武發殺殷，何所悒③？載屍集戰，何所急④？

今略作註，俾便引用。
①師望：齊太公呂望。《詩•大雅•文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肆：商肆，《古今註》：“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王逸註（以下稱王註）：“言太公在市肆而屠。”
昌：西伯姬昌；何識：怎麽知道呂望其人其能？
②后：《王註》：“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何喜？因可屠國而喜。見西伯謀殷紂之國處心積慮久也。
呂望歸周，有數種説法，王註為最具戲劇性者之一。
③武發：周武王姬發。殺：《爾雅•釋詁》：“殺，克也。”《郭註》：“《公羊傳•隱元年》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亦有弒義，《左傳•僖九年》：“里克殺奚齊於次。”此處二義兼取。
悒：《説文》：“悒，不安也。”何所悒：何以不安？不伐殷則數年營謀付之東流，且有殺身覆國之憂，何能安？伐殷則以下犯上，以臣弒君，何能安？屈子為深知發之心思者，並為下一句張本。
④載屍：屍：屍體，此指文王木主。此卽《史記》所說：“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將伐殷之舉説成繼父之志，不得不為。
王註：“屍，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故王逸亦以為武王急於伐紂。
何所急：為什麽如此著急？
文王新死，尙未入土，姬發即觀兵孟津，後二年興兵伐紂。不也太急乎？姬昌多年營謀，伐商條件已經成熟，且夜長夢多，不僅事關成敗，且關係家國存亡絶續，個人生死榮辱，能不急乎？
屈原（前340—前278）生時正當“清華簡”出世之後（？），作為楚國宗室、高官，且嫻習文學，應當有機會看到这批楚簡，若“武王八年征伐耆”，十三年始伐紂，不亦太遲太緩乎？何得謂急？屈原能問何所急乎？由此推知，屈原根本就沒有看到這批楚簡，卽這批“楚簡”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當然不存在武王八年戡黎事。
4、《史記》證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史記•周本纪》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史記•正義》：“（耆）即黎國也。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按《史記》此說，西伯於平虞、芮訟後四年，遂有戡黎之舉。故《史記》所敍，戡黎者文王。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予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茲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候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候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絶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史記》所言九年，居二年（即十一年），為文王系年，武王系年？
關於此，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
張守節以《史記》所述觀兵與伐紂之年與《尚書•泰誓》篇伐紂之年不同，張據《大戴禮》載文王十五生武王，又據《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故以武王系年，不可能有十一年；更不可能有十三年之說。《古文尚書•泰誓》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故張稱史遷之說與《尚書》相左，推定史遷所用系年為武王系年，而《尚書•泰誓》以文王系年。
其實史遷之說不必與張說相左。歷史上關於西伯受命之年，有兩種說法：
其一：《史記•周本紀》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綿》第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據此文王受命十年而崩，十指成數，然其紀年則為十一。如文王三月稱王，十年後之二月或四五月而崩，其在位年數則為十年，其紀年則為十一年矣。
其二：前引史家以為：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史家以文王受紂“專征伐之命”為受命之年，史遷稱九年本此。
文王受命九年之說，合於下愚推測：文王斷虞芮之訟在前，崇侯譖西伯昌在後。
此處還須注意：
⑴周人將西伯斷虞、芮訟之年視為周受天命之年。因斷列國間爭訟當是天子之事。周人以文王此年為王。
⑵、“詩人道西伯”：意為此為詩人之說。《大雅•綿》為周後人作，非實錄，所謂文王蹶厥生，不意味文王當卽稱王。《毛傳》亦只稱天下歸之者四十餘國，而未提姬昌稱王事。不管昌是否於此時稱王，有兩點可以肯定：其伐商之意已決，取商而代之志已立，並已向其同謀之近親近臣公示，故以此年為姬昌受天命之年。此所謂文王蹶厥生者；稱王與否，没有確切證據。卽令其稱王，至少在其初，未便公開。按《史記》說，直至昌死前二年，仍在興兵伐人之國，以“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不可能以王號興事紂之兵。
⑶後十年而崩。《史記》稱武王發於九年載文王木主會諸侯於盟津，前已說明，此九年當是指姬昌受紂“得專征”之命，其受命之月為建丑之月，卽殷之歲末，於周則為來年新正，故史遷紀年，與《尙書》有兩年之差。
⑷關於姬昌是追認為王或自稱王，《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勛未集，欲卒父業也？”復引《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其實，議者引文未全，理解亦有誤。《禮記》此段文字為：“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意雖昌早已稱王，但並未昭告天下，於殷猶為諸侯，故須追認，以正名號，或許於是年正式上三王謚號。
《史記》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意為伐紂時方號昌為文王，卽此時方謚為文王。前引《史記》九年文，“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亦未稱文考有德臣，似觀兵時猶未上文王謚號。但《泰誓》有文考之言，《泰誓》爲武王伐紂臨陣誓詞，已在觀兵兩年之後。泰誓之命運多舛，此存不議。）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此之謂急也。前引《史記》十一年武王伐紂，若為姬發之十一（十三）年，豈有父死十一（十三）年不葬之理？且“西伯卒”當是新卒，若十一年，十數年後，數十年後，猶述“西伯卒”，有何意義？此亦說明史遷所用仍為文王系年。
關乎此，宋人朱熹弟子蔡沈《書經集傳》所持之說，與張守節說大相徑庭。
《尚書•泰誓》：“惟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蔡註謂：“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記其在位之久近。”
蔡言未必。前引《史記》（文王）九年：“武王自稱太子發。”既稱太子發，自然未卽王位，雖然實際為王，但大勛未集，以繼承先王未竟之業相號召，仍以先王系年。撿近一點說，唐哀帝李柷904年即位，至907年為朱溫所滅，4年間一直用僖宗天祐年號。旣未改元，當然不可能以卽位之年為元年。金熙宗1135年即位，仍用金太宗天會年號，至1138年始改元天眷。元明宗和世㻋於1330年正月取代文宗圖帖睦爾，以文宗為太子，五月改元至順。八月暴斃，文宗復位，續用至順年號至1333年寧宗嗣位。可見對於蔡沈而言，無論古人或後世，均有卽位而不稱元年者。
今本《竹書記年》以紂三十三年，令西伯得專征伐為西伯受命之年。《竹書》仍稱昌西伯而不稱王。《史記》稱西伯陰行善，而以平虞、芮之訟為受（天）命之年，前已說此比受紂命為早。《竹書》稱紂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而於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西伯發）始渡孟津而還，距昌之薨已十一年；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始伐殷，距昌之薨十二年餘，若依周曆計，則為十三年正月，何得謂急？以《天問》證之，則《史記》關於武王克殷之記述，較之《竹書記年》，更為可信。當然，亦較“清華簡”之說更可信。
《史記三家註》兩記西伯戡黎事，一為《殷本紀》，作“西伯伐飢國，滅之。”裴駰集觧：“又作耆”。一為《周本紀》，作“明年，敗耆國”。張守節《正義》：“（耆）即黎國也。”戡黎者皆西伯姬昌。
裴駰爲劉宋人，《竹書紀年》已經出世，司馬貞、張守節為唐人，此時《竹書紀年》尙存。《史記三家註》數引《竹書》，正如《索引》《燕召公世家》引《竹書》後評曰：“然紀年之書多偽謬，聊記異耳。”雖多偽謬，聊以記異，《三家註》仍無戡黎之西伯為武王姬發之說，足見劉宋及李唐時《竹書》，根本無戡黎為武王一條。《竹書》為秦火前之遺，且紀年至前229年，較“清華簡”成書更晚，所記當更多，但無戡黎為武王之錄。卽春秋戰國間文獻，包括未遭秦火焚掠之文獻，皆證戡黎非武王。今本《竹書紀年》乃宋人所輯，抄錄諸書，擅加己意，拼綴而成，言多不實。
前引《左傳》，東夷之叛，乃因紂蒐於黎而起，黎為叛殷之國，豈有西伯昌受紂之命幾二十数年後，西伯發始為紂興兵伐黎？為紂戡黎，只能向紂獻捷獻俘，豈能在文太室内行飮至之禮？若為己戡黎，黎為叛殷之國，合為伐商與國。武王伐紂，須廣結與國，茅羌彭濮之属皆籠絡之，豈有近紂之畿而叛殷之國不籠絡之理？姬發伐商前觀兵孟津，如史家所言，實為觀紂之政，亦觀周之政，測試諸侯動向，人心所在。於此緊要關頭，如果為紂出兵戡黎，將示人周之心不在伐紂而在奪取諸侯之地，甚或至於以為周之行實助紂為虐，將使天下狐疑，人心動搖。姬發能出此下策？
何按：今本《史記》述觀兵及伐紂之時間有誤，已如前敍，此不贅。
5、《逸周書》證姬昌戡黎，姬發未戡黎。
《逸周書•程典觧》：“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
“商王用宗（崈卽崇）讒，震怒無疆”。
“文王弗忍（殆），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臣）”
此說可與《左傳》、《史記》說法相印證，戡黎者文王。
《逸周書•文傳觧》：“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
《逸周書•柔武觧》：“維（武）王元祀，一月旣生魄，王召周公”。
《逸周書•小開武觧》：“維王二祀，一月旣生魄，王召周公”。
《逸周書•寶典觧》：“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
《逸周書•文政觧》：“維王十三祀，王在管”。
《逸周書•大聚觧》：“維武王勝殷。”
《逸周書•世俘觧》：“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自此用周正建子之月，於商丑正則為上一年之十二月。此自《文政觧》之十三祀。此十三祀顯用文王系年。若以武王系年，則武王三祀後，直至十三祀，十年間不記武王一事，此絶不可能。武王繼位時為文王九年，文王九年加武王之三年，正好十二年，文王十三年，則武王圖商矣，其間不可能有武王戡黎之事。
結論：戡黎者西伯姬昌，非姬發。清華簡稱武王八年戡伐耆，為唐後妄人之作。
何按：有網友以為，“姬發伐黎”而後伐紂，是要清除紂之與國。此説未必。須知《戡黎》列於商書，前引《左傳》説明紂因蒐黎引致東夷諸國叛殷，則黎侯非紂忠藎之臣，黎國非紂同心之國。則黎可以成為伐紂八百諸侯之一，何须翦除？上古之戰，非中央集權制下戰爭，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宗國與諸侯國間，並非緊密不可分。故鳴條一戰，成商；牧野一戰，成周；犬戎入鎬京而西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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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

2015-08-24 04:28:23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一

何按：要证僞清華簡，《耆夜》爲最便捷之切入點，其要證明者不過一句：“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西正是此句，自證其爲晚出之作。其他皆是毫無意義之拼凑。雖於證其主題無關，卻處處暴露其作僞之蹟。
此文較長，因分段貼於網上。

《耆夜》為“清華簡”釋讀出關於《武王戡黎》之文字，下愚曾參考過幾種版本，大體相同，今用其正式刊本，而將其原最接近正式刊本之釋讀列于後，以作参考。
正式公布之清华简《耆夜》释文：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飮飮至于文太室，畢公高爲客，召公保奭爲夾。周公叔旦爲主。辛公（????）甲爲位，作策逸爲東堂之客，呂尙父命爲司正，監飮酒。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仁兄弟，庶民和同。方臧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飮，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旣飾，人服余不冑。????（原文[虘下又]）士奮甲，繄民之秀；方臧方武，克 [炏下又]（釋作燮）仇讎。嘉爵速飮，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 [目下賏]》：“ 戎服，臧武赳赳。毖精謀猷，裕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 [風乎]。旣醉又侑，明日勿稻。”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兹祝誦，萬壽亡疆。”周公秉爵未飮，蟋蟀????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荒。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矞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舒，歲矞云◻，◻◻◻◻，◻◻◻◻，◻◻◻◻◻◻，◻◻◻◻。毋已大康，則終以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十之懼懼。”

下为网上搜到最接近“释文”者，以便参酌。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㱃（飲）至于文大（太）室。縪（畢）公高爲客，邵（召）公保睪（奭）爲夾，周公弔（叔）旦爲宔（主），辛公（原作????[言泉]）甲爲立（位），????（作）策逸爲東尚（堂）之客，郘（吕）尚甫（父）命爲司政（正），監㱃（飲）酉（酒）。王夜爵酬縪（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夷（何按：夷今引原文為????，訓為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後爵乃從。”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輶乘既飭，人服余不胄。徂士奮刃，殹民之秀。方壯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飲，後爵乃復。”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贔贔戎服，壯武赳赳。謐精謀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憂以[风孚]。既醉有侑，明日勿慆。”周公（或）又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臨下之光。丕顯來格，歆厥禋盟。於飲月有盈缺，歲有歇行。作茲祝誦，萬壽無疆。”周公秉爵未飲，蟋蟀躍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夫日□□，□□□忘。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蟋蟀在席，歲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蟋蟀在舍（舒），歲聿云□。□□□□，□□□□，□□□□，【從冬】及夏。毋已大康，則終以懼懼。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懼懼。”

一、“武王八年”示《耆夜》晚出
（一）“武王”二字示《耆夜》晚出

昔人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記言者以《尙書》為例，記事者以《春秋》為例。此分過泥。《尙書》中有事，《春秋》中亦有言。但《尙書》言多，《春秋》事多，則是不爭之事實。《尙書》記先王、先聖、先賢之言，意在資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而不刻意於其是今日說或明日說，故《尙書》非编年史，《尙書》为史官目擊，直錄其言其事，有類後世之實錄，以之存檔，故不以王繫年，王雖薨，亦不以王謚紀年，一則或謚未上，一則事王如生，不忍以謚稱王。整本《尙書》，無論今文古文，虞、夏、商《書》，因歷時邈遠，不系時；《周書》或有時之記錄，但絶無以王繫年者，更無以王謚繫年者。此爲周室檔案常例，亦爲《書》敍事常例。《耆夜》中，作策逸在塲，目擊其事，必書之以記，蟋蟀躍降於堂些須小事，亦記錄在册，足見為當事者卽錄，姬發尙與姬旦等正行飮至之禮，賦詩唱酬，王尙在世，何從得謚？作册者豈能用姬發死後之謚號繫年？以王謚繫年，乃春秋後事。此文不僅不按《尙書》、《逸周書》書法書寫，亦不按“清華簡”本身書法書寫。清華簡《保訓》開篇卽稱：“惟王五十年”，此文不按“清華簡”習慣書“惟王八年”，自有其特殊原因，那是唯恐人誤會王為文王，故爾開篇卽称“武王八年”，以收先聲奞人之效，引讀者入其彀中，正所謂欲密反疏，欲蓋彌彰！
清華簡主常稱其簡爲祖本，卽以“武王八年”四字，卽知其非當事者之實錄，非周室之檔案，且不按周室檔案之書法書寫，乃後世無知妄人之追述，其可稱祖本耶？卽使承认清華簡爲前230年之作，距西伯戡黎至少已有700年之遥，700年後所成之物，能稱祖本耶？直入滑稽列傳可也！

（二）武王在位及崩年考

关于武王在位之期及崩年，文獻多歧，有必要作一些考證，以正其說。
《逸周書•作洛解四十八》：“武王克殷……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黃懷信等《彙校集注》：“孔晁云：‘乃，謂乃後之歲’。”《黃校》乃訓仍，義為二。
乃為接續詞，不必旁訓，《爾雅•序疏》：“若乃者，因上起下語。”乃歲卽下歲，次年；卽克殷之第二年。但此與《逸周書•明堂解五十五》：“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帝王世紀》“六年庚寅崩”相左。故丁宗洛稱“乃歲（孔）注言乃後之歲，承上句‘旣歸’而下，似次年便崩，故《史記》言克殷二年武王崩。然《明堂解》克紂六年崩,兩悖也。”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緊接下來，《史記》又稱：“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
《史記》未另起年，的是克殷後二年武王崩。《史記》所錄時間與《書•金縢》合。武王喪乃周大事，《金縢》未另起年，故是旣克商之二年。
《集解》引徐廣曰：“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作洛解》學界歷認其為西周之作，而《明堂解》為後人追述。故《作洛解》所言，可信度更高。但《明堂解》所說六年，亦自有由，誤在此六年不是武克殷後六年，而是武王在位之六年。卽是武王在位六年而崩。此說似與一些陳說相冲突，實則絶可采信。
《史記》：“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此九年為文王九年？武王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故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史記》稱“（受命）後十年而崩”乃指其所歷年份，所謂舉其成數，當是文王九年。武王旣稱太子發，奉文王以伐，自然未卽王位，未改正朔，仍用文王紀年。《書•武成》亦有：“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畢”說有二：①《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②《索隱》按：“‘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九年文王崩，當書葬於畢而非祭於畢。然其時並未葬文王。《史記•伯夷叔齊列傳》：“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可見至武王伐紂，未葬文王。葬文王，乃國大事，其時正在圖商緊要關頭，暫厝文王靈柩，一可集中精力圖商，再則，正好以文王名號伐商。
上祭於畢，則畢為天星。此處祭畢，非卽於當年興兵，而是祈神庇佑。九年文王新喪，武王當守制。
東觀兵之年，《史記》作九年；伐紂之年，《史記》作十一年，皆誤。《史記》之誤，容有别因，此不贅。《集解》引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則譙周所見《史記》與今通行《史記》有兩年之差。九年武王守制，至十一年，守制兩年（守制本當二十七個月，此舉成數，或處于非常時期，略作變通）東觀兵，十三年伐紂，時間正合，且與《書•泰誓》“惟十有三年”，《逸周書》之《大匡解第三十七》“惟是（十）有三祀”，《文政解第三十八》“惟十有三祀”，《大聚解第三十九》“維武王勝殷”，《世俘解第四十》“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皆敍述武王伐商事為十三祀，與《泰誓》合，與譙周說亦合。
《逸周書》之《柔武解第二十六》起，稱其年為“維（武）王元祀”，《大開武解第二十七》“維王一祀二月”，《小開武解第二十八》“維王二祀一月”，《寶典解第二十九》“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酆謀解第三十》：“維王三祀，王在酆”，《寤儆解第三十一》“維四月朔，王告儆”。此四月當是三祀之四月。《武順解第三十二》、《武穆解第三十三》皆不記年月。至《和寤解第三十四》“王乃出圖周，至于鮮原”，若此十三祀為武王紀年，豈有從三祀至十三祀，十年之間，不記一年一事之理？
晉黃甫謐《帝王世紀》：“四年，起師於鰖水，甲子，至於牧野，乃作牧誓。”此四年，乃以武王系年，加文王九年，恰為十三年，與《書》、《逸周書》合。與《史記》之說差二年。但與譙周所見《史記》合。
《逸周書•度邑解四十四》：“維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征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卽武王克商之年事。同篇有“惟二神授朕靈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子、朕室，汝維幼子，大有知。”，卽克商之年，武王身體已有不適之感，所謂靈期，卽夀期，死期，卽武王已感來日無多；並與叔旦謀傳位之事。《逸周書•武儆解第四十五》“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夢。”是年為武王崩年，克商已為十三祀，不可能武王崩年為十二祀，南宋高似孫《史略》二作一，卽十一祀，顯用武王系年。武王十一祀，距克商之年已八九年，卽《度邑解》與《武儆解》所述之事，已相距七八年，此不可能。極可能是仍用文王紀年，誤將二、四對調，卽“惟十有四祀二月”，卽克商後之年二月，王告夢。則與《書》、《史記》、《帝王世紀》合。
又文王崩於九年之暮春，武王九年繼位，及十四年春，在位已五六年。
又《竹書》以武王十二年克商，與《書》、《逸周書》、《史記》並違。武王崩年則作十七。《史略》為南宋人作，《竹書》，則為南宋後人所輯，皆不如前引諸作可信度高，故伐紂之年當為文王系年之十三祀。
武王崩年，《帝王世紀》作“十年冬，王崩於鎬，殯於岐，時年九十三歲矣。太子誦立，為成王。”《帝王世紀》接下來又有：“武王定位元年，崴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兩說不同，若定位爲伐商成功，則此說與《書》、《史記》之說不侔。且與前說《度邑解》、《武儆解》所說之事，時間相差亦有六年，於情理亦不合。徵之《紀年》，十二年伐紂，十七年崩，亦不合。故定位當是武王嗣位。如此則與《書》、《史記》、《逸周書》之說合。
武王崩時已九十三，照《竹書》之說，成王時方十二歲，豈有八十一歲始生子者？成王尙有諸弟，則武王八十二三猶在生子？此不大可能。周之制系父子相承，昔人壽短，若四十五十尙無子嗣，則被視作無後，以其繼統似不可能。周之傳承，如太王傳季歷而不傳太伯，因季歷有子昌，故周之傳位不必傳嫡長子有例在先。故發繼統時當有子嗣，卽使武王嗣位之年生成王，武王十三年克商後六年崩，成王已十九歲，或按《竹書》武王嗣位十七年崩，成王亦十七歲，何須周公攝政？《竹書》以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至成王七年，周公公復政於王，卽成王十八或十九歲卽親政，足以說明此點。
下愚曾引《楚辭•天問》句“載屍集戰，何所急！”“載屍集戰”與伯夷、叔齊諫詞“父死不葬”義同，豈有父死十三年不葬之理？“何所急”一問正說明父死不久卽興兵伐紂。
若武王在位十九年或十七年方崩，對於政令，應早有修齊，對於人事，當早有料理，對於管、蔡之徒，亦有所訓誨，其在克商之年，身体已有不適之感，對於頋命托孤，亦早已安排停當，姬旦亦當早預政事，大權已經在握，廣植人手。管、蔡流言，豈能左右朝堂？
另：從《詩經》《大雅》、《周頌》等詩看，提及文王者38處，提武王者僅9處。涉武王事者，一為遷鎬，二為伐商兼平南，尤以伐商為重，伐商後則不記一事。若武王在位近二十年，克商後六年崩，則必有更多建樹，詩人應當敘及。這從一側面說明武王在位時不長，伐商成功後不久即逝。
武王克商後二年崩，最有力的證據是《書•金縢》之說。《金縢》書：“（周）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緊接著書“武王既喪。”武王喪乃大事，《書》不另起年，仍系於旣克商二年下，不書“武王喪”而書“武王旣喪”，旣亦有不久義，《韓非子•內儲說下》：“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旣欲置公子職。”即用其義。
由此觀之，《書》及《逸周書》所載武王伐商之年，皆用文王紀年，武王從嗣位為西伯至其伐商成辟二年而崩，在位僅六年，何來武王八年之說？
於此足見《耆夜》之作，乃《春秋》後好事者所妄為，與《尙書》毫不相干！與《逸周書》等亦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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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聯三則

2015-08-24 02:14:29

祭抗日将领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文功武略真人杰；
非威权能屈，非艰困能移，德范风标铸国魂。

祭抗日战士
枪林弹雨，宿露餐风，踏遍神州驱日虏；
碧血丹心，成仁取义，长流浩气薄云天。

祭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砥柱擎东亚，与敌周旋八载，三千万众血成碧；
勋劳钦友邦，举吾升晋五常，世纪丰标德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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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九公
2012-02-27 04:32:51

“清华简”之造作者大约有两个目的，一、用“出土文物”证明《古文尚书》为伪作，取信于学界。二、在此基础上，构建其中国历史断代工程。

蘭臺出版社
2012-01-12 12:58:14

袅袅婷婷豈淡妆，容华本該自然香，丽质用來矜权贵，风雅多半事孔方。。。。。。。。

　　　哈哈哈哈哈，到此一遊。。。

胡礼忠
2010-11-15 05:18:52

拜访老师、颂冬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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