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二

[巴九公]

清華簡《耆夜》晚出疏證二

二、“武王八年征伐耆”示《耆夜》晚出

㈠“清華簡”《耆夜》注釋（一）：“古書作‘黎’或‘耆’等”。“戡黎的‘西伯’，《尙書大傳》、《史記•周本紀》等，都以為周文王。但這個諸侯國的地理位置距離商都太近，文王征伐到那裏於情勢不合，所以從宋代之胡宏、薛季宣，到清代的梁玉繩，許多學者主張應該是武王。簡文明說是武王八年，證實了他們的質疑。”
卽此说明胡、薛、梁等，連《尙書》也沒有認真讀過，須知《戡黎》入《商書》，姬昌是受紂之命伐耆，而非爲周擴充地盤伐耆！何距商都之遠近而有忌？清華僞簡炮製者，連戡黎入商書也未看清，就拾前人餘唾，造起簡來。不是清華簡證明了胡、薛等之質疑，而是清華僞簡炮製者從胡、薛那裏找到了“依據”。
㈡通行文獻證明，戡黎之西伯為文王。
1、《尙書•西伯戡黎》今文古文皆有。孔穎逹《尙書正義》引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引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正義》云：“兩說不同，孔無明解。”孔指孔安國。孔雖無明觧，但有一點是明確的：戡黎之西伯為文王。鄭玄為東漢末人，王肅為曹魏人，此時《古文尙書》猶在，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所傳《今文尙書》也應該存在，今文《書》傳自伏生一系，鄭玄及王肅至少能看到三家所傳《尙書》，故自漢至魏，無論今、古文經學家，皆以戡黎為西伯昌。其後之孔穎逹至北宋諸治《尙書》者，無一對戡黎為西伯昌持異議。
孔傳姑無論，今文三家注出自伏生一系，迄無人指證其為偽作，其說可信。至南宋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小序始有“或曰西伯，武王也”。
蔡沈《書經集傳•西伯戡黎》小序謂：“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此言可有二釋，一戡黎之西伯為武王，一姬發繼姬昌為西伯。
然蔡沈所指膠鬲所觀之兵，為武王伐紂之兵，非戡黎之兵，故蔡沈所言，與戡黎為武王無直接關係，只證明姬發亦曾為西伯耳。
膠鬲事《史記》不載，實蔡沈誤記。先秦典籍，錄膠鬲之事者有《孟子》、《國語》、《韓非子》，唯《呂氏春秋》涉觀兵；《吕氏春秋•慎大•貴因》：“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由《呂氏》知，直至姬發伐商，商人仍稱其西伯。
戰國已降，異端蜂起，百家爭鳴，諸家多因為文、説理而設事、設人，稗官説部，寓言故事與史實雜糅，所謂“揠苗助長”、“北溟有魚”之類是也。
若“或曰”為或曰戡黎者為武王，蔡未申說，“或曰”者為誰，根據何在？皆未明指，不能作爲史證，故可置不論。
2、《左傳》證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左傳•昭四年》：“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
《左傳•襄四年》：“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
卽此二條，足以證明戡黎為西伯昌！
⑴《史記•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許之。”《史記•殷本紀》：“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說類此。故此後西伯有奉辭伐罪之權，弓矢斧鉞，卽後世“尙方寶劍”。史家以為：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史記•周本紀》稱：“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
此段補敍上段，說明崇侯之言，非空穴來風，紂昏而不庸，非只耽于醇酒美人，對諸侯之言行，當亦有所聞，非獨信崇侯一偏之言，而重治方伯之罪。紂赦西伯，惑於閎夭之徒甘言諛辭之欺，美人重寶之誘，洛西獻土之惑，謂西伯忠心不二，授以專征之權，將告密者亦和盤托出，種下西伯伐崇之因。
⑵西伯姬昌因禍得福，有了紂所授專征之權，利用紂之新寵，放手大幹。《史記》稱：“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此處之第一個明年，當指受紂專征之權後初試鋒芒。伐崇侯則報其譖於紂之怨。
西伯昌這一系列軍事活動，其謀略有三：
①為商征伐不臣者，以博紂之信任。
其一：《尙書•西伯戡黎》入商書，其小序曰：“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故西伯昌戡黎，是為商紂效命。此點必須强調再三，不少論者似乎忘記了西伯戡黎為《商書》之一篇，當為商人所寫。
所謂黎為不道，卽前所引《左傳•昭四年》，以其叛商也，故西伯所伐，皆叛商之國，因紂蒐於黎而引致東夷叛亂諸國，亦必在其中，故西伯戡黎，乃爲擒其首惡，帥叛商之國以事紂之舉，在紂看來，西伯是在盡臣子之忠，效犬馬之勞，怎麽會懷疑昌有他圖？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事必躬親，事事皆須親歷親為，西伯受紂命征伐，卽代天子征伐，以討不庭，其結果是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得償紂之願。
《尙書•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黎雖在王圻之内，但西伯為紂臣，受命專征，以伐不庭，不疑其忠，何計遠近？周幽王聚烽火召诸侯，雖兵臨城下，亦何所忌？心懷不臣，燕都雖遠，能阻朱棣問鼎之路？何况黎雖在王圻之内，離朝歌亦數百里之遥，且有太行之阻。
故西伯戡黎，於情，昌新受紂“專征伐之命”，立卽率軍以伐不庭，是向紂獻忠心，表決心之舉，於勢，西伯戡定黎等叛殷之國，率之事紂，使紂不費一兵一卒，而收天下安定，海内晏然之效；於情於勢，大合紂心，胡、薛、梁諸人不合情勢之論，想當然耳！“清華簡”隨聲附合，亦想當然！且西伯發若戡黎，黎並未移至他處，仍在王圻内，如何又合情勢了？莫非殷紂喜見姬發坐大，所謂不合情勢，妄論耳！
其二：《春秋左氏傳》敍事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前468）年，實多二十六年，故其成書不晚於前430年，卽使承認“清華簡”為前330年之作，《左傳》成書也早其一百餘年，且從無人懷疑此二條之真實性。故此二條可采信。
其三：文王戡黎，有因有果，目的明確。其因為商紂蒐黎，導至東夷叛之；故文王興兵戡黎及伐衆叛殷之國；其果為文王終勝叛殷諸國，並帥之以事紂。故《西伯戡黎》入《商書》。武王戡黎，不僅史傳無載，且原因不明，結果不明。其時西伯發正在與太公望等積極推行伐紂之謀，與紂之關係日益惡化之時，如其戡黎，為商？為周？為紂？為己？《耆夜》所敍姬發等行飮至之禮於“文太室”，則為周，為己，當入周書，與《商書•西伯戡黎》何干？“清華簡”之造作者怎麽連這一點也忘了？
②牛刀小試，檢驗周家軍事實力逹到何種程度。
③試探帝紂對自己的信任程度，或者說猜忌程度。
商非無政治眼光銳敏之人，祖伊在姬昌三得其手後，深感昌别有圖謀，卽奔告紂，紂一則自恃其强，擁有重兵，再則所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迷信天命攸归，對祖伊之言置若罔聞。更為重要的是紂仍惑於閎夭獻物之媚，西伯納土之诚，“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且西伯昌所征皆叛殷之國，其間當有向紂獻俘獻馘朝参上貢之禮，書略而未記，故紂對姬昌深信不疑。
“清華簡”連自身出於何時、何地、何人之手，至今都證明不了，焉能證明前人想當然之說？
清華簡數稱其爲“祖本”。昔人稱孔子據魯史作《春秋》，左丘明亦魯史官，魯爲周公封國，周公受武王托孤之重，主周國政數十載，魯爲公國，楚爲子爵，魯爲至親，楚爲異姓，何以魯國無“祖本”，楚國偏有“祖本”？卽使魯國史乘爲“祖本”之抄本，何以偏抄“祖本”所無之“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而不抄“祖本”所有之“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卽使清華簡主所自稱，清華簡不過是前300±30年之作，此前700餘年周之開國史之“祖本”能寫成於700餘年後之楚國？或人云：清華簡抄自祖本。則除清華簡這個“祖本”，還有一個清華簡藉以成形之“祖祖本”。清華簡主能再被校友拍送一籮筐“祖祖本”簡來嗎？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清華簡不過杜默之作耳！
3、《屈賦•天問》證《西伯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下錄《天問》中有關一節。

師望在肆，昌何識①？鼓刀揚聲，后何喜②？
武發殺殷，何所悒③？載屍集戰，何所急④？

今略作註，俾便引用。
①師望：齊太公呂望。《詩•大雅•文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鄭玄箋：“尚父，呂望也，尊稱焉。”肆：商肆，《古今註》：“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王逸註（以下稱王註）：“言太公在市肆而屠。”
昌：西伯姬昌； 何識：怎麽知道呂望其人其能？
②后：《王註》：“后，謂文王也。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
何喜？因可屠國而喜。見西伯謀殷紂之國處心積慮久也。
呂望歸周，有數種説法，王註為最具戲劇性者之一。
③武發：周武王姬發。 殺：《爾雅•釋詁》：“殺，克也。”《郭註》：“《公羊傳•隱元年》曰：‘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亦有弒義，《左傳•僖九年》：“里克殺奚齊於次。”此處二義兼取。
悒：《説文》：“悒，不安也。”何所悒：何以不安？不伐殷則數年營謀付之東流，且有殺身覆國之憂，何能安？伐殷則以下犯上，以臣弒君，何能安？屈子為深知發之心思者，並為下一句張本。
④載屍：屍：屍體，此指文王木主。此卽《史記》所說：“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將伐殷之舉説成繼父之志，不得不為。
王註：“屍，主也。集，會也。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故王逸亦以為武王急於伐紂。
何所急：為什麽如此著急？
文王新死，尙未入土，姬發即觀兵孟津，後二年興兵伐紂。不也太急乎？姬昌多年營謀，伐商條件已經成熟，且夜長夢多，不僅事關成敗，且關係家國存亡絶續，個人生死榮辱，能不急乎？
屈原（前340—前278）生時正當“清華簡”出世之後（？），作為楚國宗室、高官，且嫻習文學，應當有機會看到这批楚簡，若“武王八年征伐耆”，十三年始伐紂，不亦太遲太緩乎？何得謂急？屈原能問何所急乎？由此推知，屈原根本就沒有看到這批楚簡，卽這批“楚簡”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當然不存在武王八年戡黎事。
4、《史記》證戡黎之西伯為姬昌：
《史記•周本纪》曰：“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
《史記•正義》：“（耆）即黎國也。鄒誕生云本或作‘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括地志云：‘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尚書》云‘西伯既戡黎’，是也。’”按《史記》此說，西伯於平虞、芮訟後四年，遂有戡黎之舉。故《史記》所敍，戡黎者文王。
《史記•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予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茲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候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候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於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婦人之言，自絶於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史記》所言九年，居二年（即十一年），為文王系年，武王系年？
關於此，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矣。《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崩，武王即位適滿十年。言十三年伐紂者，續文王受命年，欲明其卒父業故也。金縢篇云：‘惟克商二年，王有疾，不豫。’按：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武王服闋，觀兵孟津，十三年克紂，十五年有疾，周公請命，王有瘳，後四年而崩，則武王年九十三矣。而太史公云九年王觀兵，十一年伐紂，則以為武王即位年數，與《尚書》違，甚疏矣。”
張守節以《史記》所述觀兵與伐紂之年與《尚書•泰誓》篇伐紂之年不同，張據《大戴禮》載文王十五生武王，又據《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故以武王系年，不可能有十一年；更不可能有十三年之說。《古文尚書•泰誓》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故張稱史遷之說與《尚書》相左，推定史遷所用系年為武王系年，而《尚書•泰誓》以文王系年。
其實史遷之說不必與張說相左。歷史上關於西伯受命之年，有兩種說法：
其一：《史記•周本紀》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綿》第九章：“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據此文王受命十年而崩，十指成數，然其紀年則為十一。如文王三月稱王，十年後之二月或四五月而崩，其在位年數則為十年，其紀年則為十一年矣。
其二：前引史家以為：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史家以文王受紂“專征伐之命”為受命之年，史遷稱九年本此。
文王受命九年之說，合於下愚推測：文王斷虞芮之訟在前，崇侯譖西伯昌在後。
此處還須注意：
⑴周人將西伯斷虞、芮訟之年視為周受天命之年。因斷列國間爭訟當是天子之事。周人以文王此年為王。
⑵、“詩人道西伯”：意為此為詩人之說。《大雅•綿》為周後人作，非實錄，所謂文王蹶厥生，不意味文王當卽稱王。《毛傳》亦只稱天下歸之者四十餘國，而未提姬昌稱王事。不管昌是否於此時稱王，有兩點可以肯定：其伐商之意已決，取商而代之志已立，並已向其同謀之近親近臣公示，故以此年為姬昌受天命之年。此所謂文王蹶厥生者；稱王與否，没有確切證據。卽令其稱王，至少在其初，未便公開。按《史記》說，直至昌死前二年，仍在興兵伐人之國，以“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不可能以王號興事紂之兵。
⑶後十年而崩。《史記》稱武王發於九年載文王木主會諸侯於盟津，前已說明，此九年當是指姬昌受紂“得專征”之命，其受命之月為建丑之月，卽殷之歲末，於周則為來年新正，故史遷紀年，與《尙書》有兩年之差。
⑷關於姬昌是追認為王或自稱王，《史記•正義》有一段駁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殷紂尚存而周稱王哉？若文王自稱王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復得云大勛未集，欲卒父業也？”復引《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其實，議者引文未全，理解亦有誤。《禮記》此段文字為：“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意雖昌早已稱王，但並未昭告天下，於殷猶為諸侯，故須追認，以正名號，或許於是年正式上三王謚號。
《史記》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意為伐紂時方號昌為文王，卽此時方謚為文王。前引《史記》九年文，“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亦未稱文考有德臣，似觀兵時猶未上文王謚號。但《泰誓》有文考之言，《泰誓》爲武王伐紂臨陣誓詞，已在觀兵兩年之後。泰誓之命運多舛，此存不議。）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此之謂急也。前引《史記》十一年武王伐紂，若為姬發之十一（十三）年，豈有父死十一（十三）年不葬之理？且“西伯卒”當是新卒，若十一年，十數年後，數十年後，猶述“西伯卒”， 有何意義？此亦說明史遷所用仍為文王系年。
關乎此，宋人朱熹弟子蔡沈《書經集傳》所持之說，與張守節說大相徑庭。
《尚書•泰誓》：“惟十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蔡註謂：“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記其在位之久近。”
蔡言未必。前引《史記》（文王）九年：“武王自稱太子發。”既稱太子發，自然未卽王位，雖然實際為王，但大勛未集，以繼承先王未竟之業相號召，仍以先王系年。撿近一點說，唐哀帝李柷904年即位，至907年為朱溫所滅，4年間一直用僖宗天祐年號。旣未改元，當然不可能以卽位之年為元年。金熙宗1135年即位，仍用金太宗天會年號，至1138年始改元天眷。元明宗和世㻋於1330年正月取代文宗圖帖睦爾，以文宗為太子，五月改元至順。八月暴斃，文宗復位，續用至順年號至1333年寧宗嗣位。可見對於蔡沈而言，無論古人或後世，均有卽位而不稱元年者。
今本《竹書記年》以紂三十三年，令西伯得專征伐為西伯受命之年。《竹書》仍稱昌西伯而不稱王。《史記》稱西伯陰行善，而以平虞、芮之訟為受（天）命之年，前已說此比受紂命為早。《竹書》稱紂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而於五十一年冬十一月，（西伯發）始渡孟津而還，距昌之薨已十一年；五十二年冬十二月始伐殷，距昌之薨十二年餘，若依周曆計，則為十三年正月，何得謂急？以《天問》證之，則《史記》關於武王克殷之記述，較之《竹書記年》，更為可信。當然，亦較“清華簡”之說更可信。
《史記三家註》兩記西伯戡黎事，一為《殷本紀》，作“西伯伐飢國，滅之。”裴駰集觧：“又作耆”。一為《周本紀》，作“明年，敗耆國”。張守節《正義》：“（耆）即黎國也。”戡黎者皆西伯姬昌。
裴駰爲劉宋人，《竹書紀年》已經出世，司馬貞、張守節為唐人，此時《竹書紀年》尙存。《史記三家註》數引《竹書》，正如《索引》《燕召公世家》引《竹書》後評曰：“然紀年之書多偽謬，聊記異耳。”雖多偽謬，聊以記異，《三家註》仍無戡黎之西伯為武王姬發之說，足見劉宋及李唐時《竹書》，根本無戡黎為武王一條。《竹書》為秦火前之遺，且紀年至前229年，較“清華簡”成書更晚，所記當更多，但無戡黎為武王之錄。卽春秋戰國間文獻，包括未遭秦火焚掠之文獻，皆證戡黎非武王。今本《竹書紀年》乃宋人所輯，抄錄諸書，擅加己意，拼綴而成，言多不實。
前引《左傳》，東夷之叛，乃因紂蒐於黎而起，黎為叛殷之國，豈有西伯昌受紂之命幾二十数年後，西伯發始為紂興兵伐黎？為紂戡黎，只能向紂獻捷獻俘，豈能在文太室内行飮至之禮？若為己戡黎，黎為叛殷之國，合為伐商與國。武王伐紂，須廣結與國，茅羌彭濮之属皆籠絡之，豈有近紂之畿而叛殷之國不籠絡之理？姬發伐商前觀兵孟津，如史家所言，實為觀紂之政，亦觀周之政，測試諸侯動向，人心所在。於此緊要關頭，如果為紂出兵戡黎，將示人周之心不在伐紂而在奪取諸侯之地，甚或至於以為周之行實助紂為虐，將使天下狐疑，人心動搖。姬發能出此下策？
何按：今本《史記》述觀兵及伐紂之時間有誤，已如前敍，此不贅。
5、《逸周書》證姬昌戡黎，姬發未戡黎。
《逸周書•程典觧》：“維三月旣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於商”。
“商王用宗（崈卽崇）讒，震怒無疆”。
“文王弗忍（殆），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臣）”
此說可與《左傳》、《史記》說法相印證，戡黎者文王。
《逸周書•文傳觧》：“文王受命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
《逸周書•柔武觧》：“維（武）王元祀，一月旣生魄，王召周公”。
《逸周書•小開武觧》：“維王二祀，一月旣生魄，王召周公”。
《逸周書•寶典觧》：“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
《逸周書•文政觧》：“維王十三祀，王在管”。
《逸周書•大聚觧》：“維武王勝殷。”
《逸周書•世俘觧》：“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自此用周正建子之月，於商丑正則為上一年之十二月。此自《文政觧》之十三祀。此十三祀顯用文王系年。若以武王系年，則武王三祀後，直至十三祀，十年間不記武王一事，此絶不可能。武王繼位時為文王九年，文王九年加武王之三年，正好十二年，文王十三年，則武王圖商矣，其間不可能有武王戡黎之事。
結論：戡黎者西伯姬昌，非姬發。清華簡稱武王八年戡伐耆，為唐後妄人之作。
何按：有網友以為，“姬發伐黎”而後伐紂，是要清除紂之與國。此説未必。須知《戡黎》列於商書，前引《左傳》説明紂因蒐黎引致東夷諸國叛殷，則黎侯非紂忠藎之臣，黎國非紂同心之國。則黎可以成為伐紂八百諸侯之一，何须翦除？上古之戰，非中央集權制下戰爭，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宗國與諸侯國間，並非緊密不可分。故鳴條一戰，成商；牧野一戰，成周；犬戎入鎬京而西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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